正文
北航教授：現代中國需要新的海權觀
2007年12月09日 11:33:51 來源：環球時報
5月14日，應新加坡海軍的邀請，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襄樊”號導彈護衛艦駛抵新加坡樟宜海軍基地，準備參加本月15日至20日由新加坡主辦的“2007亞洲國際海事防務展”以及在新加坡附近海域舉行的“第二屆西太平洋海軍論壇多邊海上演習”。 新華社記者張永興攝
海權觀念淡漠是近代中國吃虧的重要原因
海權，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從鴉片戰爭開始認識而到今天仍未被充分消化、在實踐上又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海權觀念淡漠是近代中國在與世界交往中吃虧的重要原因。中國地形的特點是西邊是喜馬拉雅山、昆侖山，東部整個被大海包圍著。在以蒸汽動力為基礎的遠程航海出現之前，征服大海遠比征服中國困難，因此大海也成了古代中國天然的保護屏障。
凡是受刺激的物體必然會生長出一種反製功能。古代中國一個比較發達的兵種就是騎兵，這和北方遊牧民族長期南犯有關。由於有了大海的保護,我們的海上作戰力量沒有發展起來。見了西洋蒸汽船我們不知道怎麽打，還用跟北方遊牧民族打的方法——修長城。可是修城牆的速度能快過船速嗎？深挖洞，廣積糧的那種打法是不適合於海上的，當時我們沒有這方麵的觀念，這是最終導致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１８４０年鴉片戰爭我們打了敗仗，這不僅對我們中華民族，而且對整個亞洲，特別是日本的刺激都較大。但當時我們還沒有真
正意識到海權對中國的意義，而日本卻迅速意識到這場新軍事革命對日本未來的意義，結果１８９５年甲午海戰中國又被日本打敗。後來我們雖然在抗日戰爭中取得了勝利，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日本戰敗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日本人在海上侵犯了美國。自從日本喪失了太平洋的製海權，日本也注定走向失敗。
其實不僅是日本，縱觀世界曆史，我們不難發現在資本全球化進程中，擁有工業資本優勢的國家，也往往是擁有強大海權的國家。自從英國資本主義工業革命主導世界經濟潮流之後，海權就成了工業國家對外開放的重要助推器和國家發展戰略極重要的部分。海洋為這些國家提供了最廉價的運輸載體。比如，從歐洲陸上運貨到中國要穿經多個國界，而海上航行則沒有國界障礙，在公海上它是暢通無阻的。從軍事角度看，與陸上運輸比，從海上集中調動裝備、軍力等所需時間應是最快的；與陸地防務相比，由於海洋的天然屏障，在廣闊的海上擁有基地可大大減少戰時所用守備兵力：隻要掌握了海上運輸線，就可以最機動的方式集中最優勢兵力在海外某一區域實施作戰。在陸上取得每個軍事勝利都要部署大量守備兵力以鞏固成果，海上同等數量的部隊，比陸地使用起來會更加高效。海軍可以在一國沿海自由運動並擁有廣闊的打擊麵，而陸軍則不能，陸軍隻有靠增加數量來擴大防衛麵。這正如鴉片戰爭中，中方防備英國的陸軍遠比英國進攻中國的海軍多得多，英方能夠及時調動，並在必要處隨時隨地集中使用，而中國陸軍則要處處修炮台、修兵營、增加駐防。
製海權仍是國家興衰的決定性杠杆
從軍事史來說，製海權曾是造就古今大國興衰的重要扛杆之一。在２１世紀的今天，建立在衛星信息監控技術和導彈遠距離精確打擊與準確攔截技術上的製海權，仍是國家興衰的決定性杠杆。製空權、製太空權（外層空間）的軍事技術革命雖然重要，但其性質還是服務於製陸權和製海權的。美國在２０世紀末發動的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及２１世紀初的阿富汗戰爭中取得的軍事勝利，就是很好的說明。南斯拉夫軍人曾這樣設想：等敵人進來，他們一撥一撥地退，然後再打巷戰，再打人民戰爭，一直讓敵人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可事實證明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當今世界的全球化也包含著自衛手段的全球化。進入全球化進程的國家的安全是“邊界安全”與“安全邊界”的統一：前者是主權安全或領土安全，後者是利益安全。過去在自然經濟下，邊界安全和安全邊界是合一的，那時候危險的概念是敵人入侵，把敵人入侵定為安全與否的標尺。在全球化時代，利益安全並非僅僅隻是國土安全。這種安全觀在美國身上得到了很明顯的體現，在美國眼中，海外越安全本土就越安全。這種全新的安全哲學也給中國提出了挑戰，中國的安全哲學不應隻是生存的而應是發展的哲學，中
國的國際政治學也不應是自守家門而應是麵向世界、麵向未來和麵向現代化的學說。在一些國家忙於擴大“安全邊界”的背景下，中國如果一味專注於狹義的、陸地上的“邊界安全”，注定要在世界競爭中吃虧。
現代中國必須走向海洋
中國海權隨中國主權同生，而中國意識到並力求捍衛、強化中國海權的努力卻起步不久。中國目前的海權實踐遠沒有達到追求“海洋權力”的階段，而隻是處在捍衛其合法的“海洋權利”的階段。比如中國統一屬於中國主權範圍的台灣島，這是中國海權實踐的重要內容，是維護中國的主權及其相關海洋權利的實踐。而美國在台灣海峽的海軍活動及對中國台灣的軍事插手活動，則是一種霸權意義上的海權，即“海上權力”的實踐。從這些意義上看，中國的海上力量屬於國家主權中的自衛權的範疇，而美國在中國台灣地區的海上軍事介入，則是一種為實現其海上“權力”的海洋霸權行為。
當今中國麵臨的海洋形勢不容樂觀。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在對外開放中已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產值增長最快的黃金地帶。與此同時，中國與西方霸權國家的矛盾，尤其是海上矛盾也在上升：為了堵截中國力量，特別是中國的海上軍事力量向太平洋擴展，美國啟動日本、台灣地區、菲律賓、澳大利亞一線的同盟關係，提升日本的軍事作用。另一方麵，進入市場經濟的中國已成為與世界發生廣泛聯係的國家，其海洋權益泛布於世界並隨中國經濟總量的擴大而持續擴大。在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對外經濟貿易發展迅速的同時，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也越來越高，有人估計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已經達到５０％到７０％之間。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中國對世界能源的需求也大幅上升。據估計，到２０２０年，中國將有６０％的石油需要從國外進口。內部需求動力和外部壓力的同時增大都要求中國進一步關注自己的海洋權利，並重新審視自己的海洋權。
隨著近年來中國航天航空事業的大步前進，目前的中國已是飛龍在天，但對於未來的中國而言，這還遠遠不夠；中國還需要在西太平洋區域潛龍在淵，非此中國則不能實現整個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作者張文木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
2007年12月09日 11:33:51 來源：環球時報
5月14日，應新加坡海軍的邀請，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襄樊”號導彈護衛艦駛抵新加坡樟宜海軍基地，準備參加本月15日至20日由新加坡主辦的“2007亞洲國際海事防務展”以及在新加坡附近海域舉行的“第二屆西太平洋海軍論壇多邊海上演習”。 新華社記者張永興攝
海權觀念淡漠是近代中國吃虧的重要原因
海權，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從鴉片戰爭開始認識而到今天仍未被充分消化、在實踐上又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海權觀念淡漠是近代中國在與世界交往中吃虧的重要原因。中國地形的特點是西邊是喜馬拉雅山、昆侖山，東部整個被大海包圍著。在以蒸汽動力為基礎的遠程航海出現之前，征服大海遠比征服中國困難，因此大海也成了古代中國天然的保護屏障。
凡是受刺激的物體必然會生長出一種反製功能。古代中國一個比較發達的兵種就是騎兵，這和北方遊牧民族長期南犯有關。由於有了大海的保護,我們的海上作戰力量沒有發展起來。見了西洋蒸汽船我們不知道怎麽打，還用跟北方遊牧民族打的方法——修長城。可是修城牆的速度能快過船速嗎？深挖洞，廣積糧的那種打法是不適合於海上的，當時我們沒有這方麵的觀念，這是最終導致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１８４０年鴉片戰爭我們打了敗仗，這不僅對我們中華民族，而且對整個亞洲，特別是日本的刺激都較大。但當時我們還沒有真
正意識到海權對中國的意義，而日本卻迅速意識到這場新軍事革命對日本未來的意義，結果１８９５年甲午海戰中國又被日本打敗。後來我們雖然在抗日戰爭中取得了勝利，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日本戰敗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日本人在海上侵犯了美國。自從日本喪失了太平洋的製海權，日本也注定走向失敗。
其實不僅是日本，縱觀世界曆史，我們不難發現在資本全球化進程中，擁有工業資本優勢的國家，也往往是擁有強大海權的國家。自從英國資本主義工業革命主導世界經濟潮流之後，海權就成了工業國家對外開放的重要助推器和國家發展戰略極重要的部分。海洋為這些國家提供了最廉價的運輸載體。比如，從歐洲陸上運貨到中國要穿經多個國界，而海上航行則沒有國界障礙，在公海上它是暢通無阻的。從軍事角度看，與陸上運輸比，從海上集中調動裝備、軍力等所需時間應是最快的；與陸地防務相比，由於海洋的天然屏障，在廣闊的海上擁有基地可大大減少戰時所用守備兵力：隻要掌握了海上運輸線，就可以最機動的方式集中最優勢兵力在海外某一區域實施作戰。在陸上取得每個軍事勝利都要部署大量守備兵力以鞏固成果，海上同等數量的部隊，比陸地使用起來會更加高效。海軍可以在一國沿海自由運動並擁有廣闊的打擊麵，而陸軍則不能，陸軍隻有靠增加數量來擴大防衛麵。這正如鴉片戰爭中，中方防備英國的陸軍遠比英國進攻中國的海軍多得多，英方能夠及時調動，並在必要處隨時隨地集中使用，而中國陸軍則要處處修炮台、修兵營、增加駐防。
製海權仍是國家興衰的決定性杠杆
從軍事史來說，製海權曾是造就古今大國興衰的重要扛杆之一。在２１世紀的今天，建立在衛星信息監控技術和導彈遠距離精確打擊與準確攔截技術上的製海權，仍是國家興衰的決定性杠杆。製空權、製太空權（外層空間）的軍事技術革命雖然重要，但其性質還是服務於製陸權和製海權的。美國在２０世紀末發動的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及２１世紀初的阿富汗戰爭中取得的軍事勝利，就是很好的說明。南斯拉夫軍人曾這樣設想：等敵人進來，他們一撥一撥地退，然後再打巷戰，再打人民戰爭，一直讓敵人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可事實證明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當今世界的全球化也包含著自衛手段的全球化。進入全球化進程的國家的安全是“邊界安全”與“安全邊界”的統一：前者是主權安全或領土安全，後者是利益安全。過去在自然經濟下，邊界安全和安全邊界是合一的，那時候危險的概念是敵人入侵，把敵人入侵定為安全與否的標尺。在全球化時代，利益安全並非僅僅隻是國土安全。這種安全觀在美國身上得到了很明顯的體現，在美國眼中，海外越安全本土就越安全。這種全新的安全哲學也給中國提出了挑戰，中國的安全哲學不應隻是生存的而應是發展的哲學，中
國的國際政治學也不應是自守家門而應是麵向世界、麵向未來和麵向現代化的學說。在一些國家忙於擴大“安全邊界”的背景下，中國如果一味專注於狹義的、陸地上的“邊界安全”，注定要在世界競爭中吃虧。
現代中國必須走向海洋
中國海權隨中國主權同生，而中國意識到並力求捍衛、強化中國海權的努力卻起步不久。中國目前的海權實踐遠沒有達到追求“海洋權力”的階段，而隻是處在捍衛其合法的“海洋權利”的階段。比如中國統一屬於中國主權範圍的台灣島，這是中國海權實踐的重要內容，是維護中國的主權及其相關海洋權利的實踐。而美國在台灣海峽的海軍活動及對中國台灣的軍事插手活動，則是一種霸權意義上的海權，即“海上權力”的實踐。從這些意義上看，中國的海上力量屬於國家主權中的自衛權的範疇，而美國在中國台灣地區的海上軍事介入，則是一種為實現其海上“權力”的海洋霸權行為。
當今中國麵臨的海洋形勢不容樂觀。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在對外開放中已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產值增長最快的黃金地帶。與此同時，中國與西方霸權國家的矛盾，尤其是海上矛盾也在上升：為了堵截中國力量，特別是中國的海上軍事力量向太平洋擴展，美國啟動日本、台灣地區、菲律賓、澳大利亞一線的同盟關係，提升日本的軍事作用。另一方麵，進入市場經濟的中國已成為與世界發生廣泛聯係的國家，其海洋權益泛布於世界並隨中國經濟總量的擴大而持續擴大。在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對外經濟貿易發展迅速的同時，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也越來越高，有人估計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已經達到５０％到７０％之間。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中國對世界能源的需求也大幅上升。據估計，到２０２０年，中國將有６０％的石油需要從國外進口。內部需求動力和外部壓力的同時增大都要求中國進一步關注自己的海洋權利，並重新審視自己的海洋權。
隨著近年來中國航天航空事業的大步前進，目前的中國已是飛龍在天，但對於未來的中國而言，這還遠遠不夠；中國還需要在西太平洋區域潛龍在淵，非此中國則不能實現整個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作者張文木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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