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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1/2月一期刊登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福格爾的一篇文章，預測了2040年中國經濟。
福格爾的文章認為，到2040年，中國經濟規模將達123萬億美元，是2000年全球經濟產出的將近三倍。中國的人均收入估計將達8.5萬美元，比歐盟高出一倍多，遠遠高於日本和印度的水平———中國從2000年的窮國變為2040年的超級富國。
到底是什麽獨特條件能使中國取得如此優異的成就，福格爾在文章中做了視角獨到的闡述。
第一、中國正在大規模進行教育投資。
文章說，隨著工人教育水平的提高，勞動生產率也會顯著提高。在中國，由於國家的大量投資，中學和高校入學人數激增。1998年，中國領導人提出大量擴大高校招生。這一號召迅速引起反應：在此後四年中，高校入學人數增加了165%，海外留學生增加了大約152%。在2000至2004年之間，大學招生繼續猛增，增長率幾達50%。福格爾預測，未來20年左右，中國中學入學率將提高近一倍，大學入學率增加大約50%，僅此一點就能使中國的經濟年增長率提高六個百分點以上。在20世紀的最後20年裏，許多西歐國家的高校入學率從大約25%增至50%。
根據經濟學家埃德溫·曼斯菲爾德的研究，教育水平提高的結果不僅僅是勞動者的生產率顯著提高，公司的效益也是如此。在1971年的一項值得注意的研究中，曼斯菲爾德發現，那些及早采用複雜新技術的公司總裁一般而言比緩於創新的公司主管更年輕，所受教育也更好。
第二、農業部門持續發揮的作用。
文章說，我們在想象未來時，往往隻描繪上海的高樓大廈和廣東的工廠，但是，中國農村巨變這一經濟引擎沒有受到足夠重視。在分析經濟增長的原因時，最好將經濟分為三個部門：農業部門、服務業部門和工業部門。在1978至2003年這1/4個世紀中，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在所有這三個部門都一直很高，平均每年增長大約6%。工業和服務行業工人的產出水平高得多，因此這兩個部門受到的分析和注意也最多。然而，即使仍留在鄉村的人們，其生產率也在提高。在2009年，大約55%的中國人口，也就是七億人，仍生活在農村。今天中國的經濟增長1/3歸功於這一巨大的農業部門，而且在未來30年，這個部門也不會消失。
第三、統計者可能低估了經濟的進步。
文章認為在服務行業尤其如此，因為小公司經常不向政府報告其數字，而且政府官員常常不能如實地報告產出質量的提高。在美國也與在中國一樣，如果不將教育和衛生等服務部門的改善考慮在內，官方對國內生產總值的估計也會嚴重低估全國的增長。其它國家也有類似的國家統計問題，但中國服務部門的迅速增長使這種低估更為嚴重。
第四、中國的政治製度可能並非如你們想象的那樣。雖然外部的觀察家常常認為北京總是掌控一切，但大部分經濟改革，包括最成功的改革，受到了地方的驅動和管理。而且，與過去相比，中國的經濟決策過程更負責，也更樂於接受新思想。
最後、人們沒有充分認識中國長期受到抑製的消費趨勢的作用。
文章作者認為，在中國的大城市，生活標準處於與世界銀行所認為的“中高收入”國家的同等水平。在這些城市裏，已經有了高水準的生活，而且，盡管中國人性喜存錢，但同時也正在形成一種明顯的而且越來越強烈的購置衣物、電子產品、快餐和汽車的風尚———中國的未來由此可見一斑。其實，中國政府已經斷定，越來越旺盛的國內消費將對中國的經濟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因此，現在一係列的國內政策都是為了提高中國消費者的購買欲。
文章分析，比較而言，歐洲正麵臨著人口和文化的雙重挑戰，其經濟前景受到了生育習俗和消費克製的拖累。
當然，到2040年歐洲人不會落到吃草的地步。他們未來30年的經濟下降是相對而言，不是絕對的，因為技術的進步及其他一些因素將使歐洲總的勞動生產率每年繼續提高大約1.8%左右。然而，在一代人的時間裏，他們對全球G D P的貢獻份額將大幅下降，從21%降至5%。
人口是第一個主要問題。西歐國家的人口開始迅速老齡化，而且，這一趨勢在未來幾十年中可能繼續。根本的原因：歐洲夫婦生育的子女不夠多。根據蘭德公司2005年的一項調查，近34年來，歐洲出生的總人數不能滿足人口更替的需求。
結果，在歐盟最早的15個國家中，育齡婦女的比例將下降，根據聯合國的預測，從2 0 0 0年的50%降到2040年的35%左右。因此，我們將麵臨雙重困難：不僅是育齡婦女大幅降低了生育率，而且，育齡婦女的比例本身也將劇減。到2040 年，西歐人口將近1/3可能都已超過65歲。
不斷下降的生育率使總人口的年齡上升，而就業者的比例下降，結果阻礙了經濟增長。人口的變化也會影響雇用狀況和公司的晉升機製，而且未必是向好的影響；如果年長者過了退休年齡之後仍長期占據最好的崗位，較年輕的工人則不得多等十年———或許更久———才能輪到他們。因為較年輕的工人是新思想的主要源泉，降慢下一代人的升遷可能延緩技術進步的速度。
文章說，歐洲文化還從另一個方麵製約經濟。歐洲富國的公民不會為了獲得更高的薪水和積累更多的物質財富而工作更長的時間。相反，歐洲文化看重的仍然是休長假、早退休、短工作周，而不是更多的物質享受，至少與美國等許多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是如此。根據福格爾的觀察，大多數西歐國家的人似乎比美國人更滿足於他們已經擁有的東西，比如說，每個家庭並不想有更多的電視機。是好是壞，姑且不論。去盧森堡公園———而不是去沃爾瑪買一台純平電視———無助於歐盟G D P的增長。
文章說，當然，中國也有其自身嚴重的人口問題，懷疑派還指出了可能使中國的高速火車在未來30年脫軌的許多障礙：收入差距拉大、燃料短缺、水源匱乏、環境汙染以及仍然不穩的銀行係統。近年來，北京已證明非常善於處理準備解決的問題。在國內，政府加強了對公眾輿論的關注，加之生活水平的改善，使公眾對政府產生了相當程度的信任。
文章指出，歐洲能否以遠遠超過預測的速度發展？這似乎不太現實，但也有可能發生，這需要歐洲人縮短假期和午睡時間，更加醉心於工作。意想不到的技術突破也可能打破現狀，但經濟學家的預測不能建立在這種設想的基礎之上。
文章最後寫道，對西方人來說，關於以亞洲為經濟中心的世界的說法似乎難以想象。正如以長遠曆史眼光看問題的中國學者常常指出的那樣，在過去兩千年的大部分時期，中國的經濟規模居世界第一。當歐洲尚在黑暗時代摸索並進行災難性的宗教戰爭時，中國就已形成了當時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今天，關於中國崛起的說法，在中國人看來，不過是恢複原態。
福格爾的文章認為，到2040年，中國經濟規模將達123萬億美元，是2000年全球經濟產出的將近三倍。中國的人均收入估計將達8.5萬美元，比歐盟高出一倍多，遠遠高於日本和印度的水平———中國從2000年的窮國變為2040年的超級富國。
到底是什麽獨特條件能使中國取得如此優異的成就，福格爾在文章中做了視角獨到的闡述。
第一、中國正在大規模進行教育投資。
文章說，隨著工人教育水平的提高，勞動生產率也會顯著提高。在中國，由於國家的大量投資，中學和高校入學人數激增。1998年，中國領導人提出大量擴大高校招生。這一號召迅速引起反應：在此後四年中，高校入學人數增加了165%，海外留學生增加了大約152%。在2000至2004年之間，大學招生繼續猛增，增長率幾達50%。福格爾預測，未來20年左右，中國中學入學率將提高近一倍，大學入學率增加大約50%，僅此一點就能使中國的經濟年增長率提高六個百分點以上。在20世紀的最後20年裏，許多西歐國家的高校入學率從大約25%增至50%。
根據經濟學家埃德溫·曼斯菲爾德的研究，教育水平提高的結果不僅僅是勞動者的生產率顯著提高，公司的效益也是如此。在1971年的一項值得注意的研究中，曼斯菲爾德發現，那些及早采用複雜新技術的公司總裁一般而言比緩於創新的公司主管更年輕，所受教育也更好。
第二、農業部門持續發揮的作用。
文章說，我們在想象未來時，往往隻描繪上海的高樓大廈和廣東的工廠，但是，中國農村巨變這一經濟引擎沒有受到足夠重視。在分析經濟增長的原因時，最好將經濟分為三個部門：農業部門、服務業部門和工業部門。在1978至2003年這1/4個世紀中，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在所有這三個部門都一直很高，平均每年增長大約6%。工業和服務行業工人的產出水平高得多，因此這兩個部門受到的分析和注意也最多。然而，即使仍留在鄉村的人們，其生產率也在提高。在2009年，大約55%的中國人口，也就是七億人，仍生活在農村。今天中國的經濟增長1/3歸功於這一巨大的農業部門，而且在未來30年，這個部門也不會消失。
第三、統計者可能低估了經濟的進步。
文章認為在服務行業尤其如此，因為小公司經常不向政府報告其數字，而且政府官員常常不能如實地報告產出質量的提高。在美國也與在中國一樣，如果不將教育和衛生等服務部門的改善考慮在內，官方對國內生產總值的估計也會嚴重低估全國的增長。其它國家也有類似的國家統計問題，但中國服務部門的迅速增長使這種低估更為嚴重。
第四、中國的政治製度可能並非如你們想象的那樣。雖然外部的觀察家常常認為北京總是掌控一切，但大部分經濟改革，包括最成功的改革，受到了地方的驅動和管理。而且，與過去相比，中國的經濟決策過程更負責，也更樂於接受新思想。
最後、人們沒有充分認識中國長期受到抑製的消費趨勢的作用。
文章作者認為，在中國的大城市，生活標準處於與世界銀行所認為的“中高收入”國家的同等水平。在這些城市裏，已經有了高水準的生活，而且，盡管中國人性喜存錢，但同時也正在形成一種明顯的而且越來越強烈的購置衣物、電子產品、快餐和汽車的風尚———中國的未來由此可見一斑。其實，中國政府已經斷定，越來越旺盛的國內消費將對中國的經濟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因此，現在一係列的國內政策都是為了提高中國消費者的購買欲。
文章分析，比較而言，歐洲正麵臨著人口和文化的雙重挑戰，其經濟前景受到了生育習俗和消費克製的拖累。
當然，到2040年歐洲人不會落到吃草的地步。他們未來30年的經濟下降是相對而言，不是絕對的，因為技術的進步及其他一些因素將使歐洲總的勞動生產率每年繼續提高大約1.8%左右。然而，在一代人的時間裏，他們對全球G D P的貢獻份額將大幅下降，從21%降至5%。
人口是第一個主要問題。西歐國家的人口開始迅速老齡化，而且，這一趨勢在未來幾十年中可能繼續。根本的原因：歐洲夫婦生育的子女不夠多。根據蘭德公司2005年的一項調查，近34年來，歐洲出生的總人數不能滿足人口更替的需求。
結果，在歐盟最早的15個國家中，育齡婦女的比例將下降，根據聯合國的預測，從2 0 0 0年的50%降到2040年的35%左右。因此，我們將麵臨雙重困難：不僅是育齡婦女大幅降低了生育率，而且，育齡婦女的比例本身也將劇減。到2040 年，西歐人口將近1/3可能都已超過65歲。
不斷下降的生育率使總人口的年齡上升，而就業者的比例下降，結果阻礙了經濟增長。人口的變化也會影響雇用狀況和公司的晉升機製，而且未必是向好的影響；如果年長者過了退休年齡之後仍長期占據最好的崗位，較年輕的工人則不得多等十年———或許更久———才能輪到他們。因為較年輕的工人是新思想的主要源泉，降慢下一代人的升遷可能延緩技術進步的速度。
文章說，歐洲文化還從另一個方麵製約經濟。歐洲富國的公民不會為了獲得更高的薪水和積累更多的物質財富而工作更長的時間。相反，歐洲文化看重的仍然是休長假、早退休、短工作周，而不是更多的物質享受，至少與美國等許多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是如此。根據福格爾的觀察，大多數西歐國家的人似乎比美國人更滿足於他們已經擁有的東西，比如說，每個家庭並不想有更多的電視機。是好是壞，姑且不論。去盧森堡公園———而不是去沃爾瑪買一台純平電視———無助於歐盟G D P的增長。
文章說，當然，中國也有其自身嚴重的人口問題，懷疑派還指出了可能使中國的高速火車在未來30年脫軌的許多障礙：收入差距拉大、燃料短缺、水源匱乏、環境汙染以及仍然不穩的銀行係統。近年來，北京已證明非常善於處理準備解決的問題。在國內，政府加強了對公眾輿論的關注，加之生活水平的改善，使公眾對政府產生了相當程度的信任。
文章指出，歐洲能否以遠遠超過預測的速度發展？這似乎不太現實，但也有可能發生，這需要歐洲人縮短假期和午睡時間，更加醉心於工作。意想不到的技術突破也可能打破現狀，但經濟學家的預測不能建立在這種設想的基礎之上。
文章最後寫道，對西方人來說，關於以亞洲為經濟中心的世界的說法似乎難以想象。正如以長遠曆史眼光看問題的中國學者常常指出的那樣，在過去兩千年的大部分時期，中國的經濟規模居世界第一。當歐洲尚在黑暗時代摸索並進行災難性的宗教戰爭時，中國就已形成了當時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今天，關於中國崛起的說法，在中國人看來，不過是恢複原態。
“204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將達到123萬億美元，是2000年全球經濟總量的將近三倍。中國人均國民收入將達到85,000美元，是歐盟屆時預期人均收入的兩倍，比印度和日本也要高出許多。換言之，在中國從2000年的窮國一躍而為2040年的超級富國之後，中國大都市普通居民的生活水準將是普通法國人的兩倍。”
“即便30年之後中國的人均財富不一定能超過美國，根據我的預計，中國在全球GDP中的占比（40%）──也會遠超美國（14%）和歐盟（5%）。這就是2040年的世界經濟霸權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