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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4-10 10:58:01 · 來源： 新京報
31歲參加科教座談會，提出“自願報考，領導批準，嚴格考試，擇優錄取”新“十六字”方針
溫元凱，1946年出生於江蘇無錫，成長於上海，1963年考入南京大學化學係，1973年進入中國科技大學任教。溫元凱是參加1977年國務院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最年輕的代表。因為這次會議，溫元凱從一個科學研究者變成了中國改革進程的推動者。
大學期間就已經“成名”
1963年，我考上了當時全國最好的化學係———南京大學化學係。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寫出了兩篇論文。經當時南京大學化學係主任、中國無機化學權威戴安邦教授的認定，認為這兩篇論文超過了吉林大學兩個講師發表的水平。同時，我的第二外語的水平德語經過南京大學德語教研室的測評，認為我當時的德語水平超過了研究生第二外語的水平。
這時的大學都在貫徹毛澤東1964年的春節講話。毛澤東春節講話的大意是學生要看破分數，要生動活潑，主動地學習，要提高能力，不要做書呆子。我作為一個大學二年級的學生，在科學研究上已經有成績，很快被南京大學校長、教育家匡亞明發現了。他把我的材料送交了教育部。
1966年，高教部全國通報，發了一個《一個生動活潑，主動學習的好學生———記南京大學化學係化三4班的學生溫元凱》的簡訊。因此，我成了一個典型，團中央也表揚了我。
我還受邀到幾個大學介紹自己的學習經驗。很快，“文革”開始了，南京大學貼了幾千張關於我的大字報，有的大字報貼到我住的宿舍牆上和天花板上。一下子，我變成了“白專道路的典型”，“反革命修正主義的苗子”（因為老校長匡亞明在6月2日被打倒）。
1970年，我大學畢業，被下放到安徽一個軍墾農場。勞動鍛煉完了以後，我被分配到浙江紹興的一個縣辦工廠———長征塑料廠。開始讓我當工人，但這個廠隻有我一個大學生是學化學的，廠長和支部書記很重視我，讓我搞技術革新。
當時，縣裏一個工業局辦公室的女學生是我在軍墾農場勞動時的戰友，我看她在台上跳舞認識了她。她的未婚夫是中國科技大學的助教。當時的中國科技大學在劉達校長的主持下，在中國的高校裏麵最早回爐了老三屆的大學生。
經過介紹之後，劉達問我想不想去科大，我當然想回去做科研工作了，我從小就想做居裏夫人這樣的科學家，想做科學研究的欲望很強烈。1973年，劉達派了一個人事處長，很快把我調入中國科技大學做助教。1974年左右，“批林批孔”的時候，科大一些人貼大字報批判劉達，說劉達把一個有名的“修正主義苗子” 招到了科大雲雲，給我壓力很大。好在大部分工農兵學員比較同情我，有人教我不要理會這些。
“小小助教”參加了科教工作座談會
這時，科學研究慢慢得到國家的支持，一些學報開始恢複。到1976年的時候，我在中國著名的學術刊物上發表了近20篇論文。由於中國的科技刊物剛剛恢複，國外專家很重視。我的論文發表後，很快接到了一些外國專家同行的來信，有的向我索要論文，有的想和我探討。這時，我在科大再次受到壓製，被基層黨支部批評，說我堅持走資產階級的白專道路，要把我下放到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時我就憤憤不平。我想，“四人幫”已經被打倒，中國不可能不要科學。之前我已經參加過一些全國性的科學交流活動，我知道，40歲以下研究化學理論的，全國就我一個人發表論文。這是當時理論化學界的我的老師，吉林大學校長唐敖慶教授，北京大學化學係著名教授徐光憲告訴我的。1977年6月，我憋著一股氣，給當時已經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方毅寫信。沒想到，方毅看了我關於“加強基礎化學研究”的信以後，立刻給我回信，而且同時通知中國科技大學的黨委，要黨委支持我的基礎化學研究。我後來才知道，方毅推薦了我參加鄧小平召集，8月4 日到8日舉行的“科教工作座談會”。
7月份的時候是暑假，我當時回到了上海。後來突然接到通知，讓我趕到北京去開會。我一聽特別奇怪，我是一個小小的助教，和中央辦公廳、國務院有什麽關係？由於買飛機票要單位的介紹信，而單位在合肥，我也沒辦法坐飛機到北京。後來，上海市人民政府給我安排了機票，我就坐飛機到了北京。8月3日，當時的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劉道玉在機場接了我。他告訴我，這次座談會是鄧小平副主席邀請我們的，明天在人民大會堂台灣廳開會，到8日結束。鄧小平要聽大家的意見，你做好準備，要踴躍發言。
第一次住進北京飯店，第一次進入人民大會堂
我是第一次住進北京飯店這樣的高級賓館，第一次進人民大會堂。到會場拿到會議資料，打開名冊一看，我大吃一驚。這個名單上都是中國最著名的科學家和權威教授。其中有北京大學的周培源，清華大學的何東昌，複旦大學的蘇步青教授，南開大學化學家楊石先教授，他當時已經82歲了。此外還有吉林大學唐敖慶教授，還有中國醫科院的黃家駟教授，中國農科院的院長金善寶教授，以及中國科學院的童第周，王大珩，張文裕等等。
50歲以下就三個人，40歲以下就我一個人。鄧小平穿了一身軍裝，神采奕奕，他說向中央建議，科技、教育已經荒蕪一片，他要先管科技和教育，給大家當後勤部長，“你們有什麽建議和要求，盡管提出來”。當時 “文化大革命”剛結束，左的思潮在社會上還很猖獗。所以33個代表麵麵相覷，沒有人發言。經過再三動員以後，大家推年紀最大的人發言。我記得第一個發言的是楊石先教授，他一開口就檢討自己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改造好，一定要好好改造，下工廠，下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我比較年輕，也比較活躍，就觀察鄧小平的反應，發現他老皺眉頭。聽完他的檢討以後，鄧小平要大家暢所欲言。我記得接著發言的是蘇步青教授，他總算發了一點牢騷，說自己手下原來有 “十八條羅漢”（助手和博士），現在被下放得一個都不剩。鄧小平馬上就講，要給蘇老配備助手。中途休息的時候，擔任這次會議組織工作的幾個人就鼓勵我們這些比較年輕的人應該大膽發言，暴露問題，反映問題。
“溫元凱，至少采納你四分之三”
因為我是“小人物”，在座的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輩和師長，所以還是沒有敢舉手發言———當然，我肚子裏有很多話要講。記得是一個下午的時候，我就利用插話的機會，說我還有話要補充。鄧小平說可以。
我就說高考製度要改革，並提出了十六個字的高考恢複的方案。這十六個字叫做“自願報考，領導批準，嚴格考試，擇優錄取”。沒想到鄧小平聽完我發言後當場講，溫元凱，至少采納你四分之三。我們大家都一愣，什麽叫四分之三。鄧小平說，第二句“領導批準”可以拿掉，考大學是每個人的權利，不需要領導批準。我當時膽很小，不敢講不要領導批準，聽他這麽一說，我們大家更高興了。我記得鄧小平說今年就改，當時的教育部長劉西堯說，工農兵招生方案已經發下去了。鄧小平當場就說，發下去了收回來，推遲幾個月。鄧小平做了決定以後，我們所有的代表，包括人民大會堂端水的女孩子都情不自禁地站起來鼓掌了整整五分鍾。8月8 日，鄧小平做了總結性發言。
我的發言得到鄧小平肯定以後我非常高興，我利用書麵發言提出，中國應該恢複留學生製度，而且應該主要向西方派遣留學生。我知道，我們以前主要是向蘇聯和東歐派留學生，而當時美國、歐洲和日本的科技早已經超過了蘇聯。我還提出，要建立中國的學派，發展中國的理論科學研究，培養青少年熱愛科技，進行素質教育，不要全部培養成書呆子。這次科教工作座談會以後，因為我最年輕，又很活躍，提的建議又被鄧小平采納，就成了媒體追蹤的對象。
《人民日報》很快發表了對我的訪談《不怕扣白專帽子的溫元凱》。1978年左右，當時影響巨大的《中國青年報》發表了一篇長篇報道《高於一切的追求》，報道了我十多年來在科學技術方麵研究和提出倡議的情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也成了改革的受益人。
高考恢複20周年的時候，在美國的1977屆的中國大學生舉辦了一個活動。他們滿世界找我，希望我去參加。可以說，參加科教工作座談會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的命運，使我從一個做專業科學研究的大學教師，變成了一個改革的推動者。
口述：溫元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