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級興趣
77、78級是中國現代化征途中一種精神的代名,中國史上的特殊群體
正文
[內容摘要] 2008年春，中國遇到一係經濟社會和國際問題，人民大眾心理上承受著較大的壓力與考驗。為此，本文從哲學和社會學角度，試圖探尋其根本原因與症結，明確社會變革首先是理論創新。
2008年的春天，中國為2007年經濟高增長、南方雪災、國際經濟環境惡化與奧運會被政治化等，一係列錯綜複雜的問題所困擾，13億中國人心理上，承受著較大的壓力與考驗，全世界華人表現出的空前團結與愛國熱情，以及中央政府的鎮定，給每一位國人以安慰。
但是，發展、複興中的中國，決不能不理性、盲目地看待和處理這些事情。發展中的失衡，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如果不能及時排除、緩解、引導，則很有可能成為難以自拔的社會陷阱，直接衝擊著黨的執政地位和社會安定。
●中國經濟2007年高增長，包含的問題不少，中央政府與各級地方政府各自的責任是什麽？社會各類人群利益訴求是什麽？
●南方冰凍雪災，是一次自然災害，它暴露出了那些問題？各部門是否針對本部門的工作，進行了全麵、細致的反思、檢討？找出問題與症結，加以改進？
●中國與世界經濟和國內不同產業間的經濟狀況，呈現“冰火兩重天”的態勢，國家宏觀經濟管理部門，有科學的分析報告？應采取怎樣的宏觀調控措施？
●人民幣幣值“內貶外升”的總根源與現實必然性，國家金融當局有科學的經濟分析？這種幣值變化對各經濟部門的影響是什麽？有多大？如何應對？
●股市“大小非”進入市場流通和新批上市公司，與股市表現之間的關係？是否應該認真研究出一個相對最小風險方案？股指4月中旬探底，需要政策救市嗎？
●“3.14西藏打砸掄燒”事件，對中國社會穩定大局的評估，對新聞界的教訓？國安部門有那些教訓可總結？需要設立專門的反恐機構嗎？奧運安全，是暫時的、應急的，國家、國土、居民永久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能源安全、糧食安全、環境安全、人口安全、公共安全，國家有全麵的規劃與應對方案嗎？認識是否深刻、措施是否可行、科學、合理？需要老百姓做什麽？要改什麽？
●國家經濟發展與社會教、科、文、衛事業發展的配套改革，國家經濟發展的源動力科學分析？生產力可持續發展的源泉？
●貧困人口的社會救濟模式？社會保障模式與國家統籌方案？城市房地產供給模式？新農村建設的係統建設計劃與方案？城鄉人口遷徙中長期規劃？
●服務型政府改革的係統方案，非稅政府收入和預算收入的透明化等等，等等。
這裏開出的清單，是13億中國人個個關心的問題。其核心症結在於，我們的社會還沒有建立健全的公共安全、公共保險、公共衛生、公共教育、公共服務，這一係列涉及民生的社會保障機製。老百姓沒能力去管這些事，但關心這些事，政府應該想這些事，做好這些事。老百姓如知道我們的當家人，早就安排好了這些事，老百姓就放心做自己的事，才不擔心受怕，對各自的未來，就有一個好的預期。
為此，作者從哲學和社會學角度，試分析、探尋中國2008年初，表現出的社會問題、國際問題的深層根源與症結。提出一個外行的一孔之見，供讀者參考、批判。
一、“憲理論”是分層的，主流意識≠社會意識
“憲理論”是作者新造的一個詞，它是指指導社會運作與人們行為規範的最高理論。這種“最高理論”分兩大塊，一是關於人類社會與自然規律認識的最高科學；二是無需證明、說明、沒有道理、必須遵崇的地球自然和生物群體進化本源與本能。
這個“最高理論”，一方麵，它是分層次的，其社會主流的“最高理論”，決定一個社會的性質，決定其政府的行為；另一方麵，非社會主流的“最高理論”，它又決定不同人群的行為與期望，社會主流意識無法取代，並在代際間傳承，舊有意識且有頑固性。當社會主流的“最高理論”與非社會主流的“最高理論”相契合、相融時，社會就和諧、發展、進步。否則，社會就不會和諧，社會發展就不可能長期、持續，就不可能引領人類社會的進步。
“最高理論”大致分為三個層次，一是社會主流層的“最高理論”。即《憲法》層次，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黨的第四代領導集體新添了“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等內容。二是社會存在非主流意識的“最高理論”。即中國社會各類人群，真正直接影響其行為的思想意識觀念。如中國主要有：儒家思想、佛教觀念、其他宗教、西方民主政治、市場經濟、改革開放等等。三是人性本能的“最高理論”。它分動物本能和社會人的本能。人的動物本能如：食、住、性、情緒等；社會人的本能如：奉獻與自私、公正與嫉妒、善良與貪欲等。
中國5000年的曆史證明，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給後代留下了深刻的啟示。但秦始皇為了提高皇權，維護秦皇朝的政治體製及其統治秩序，在文化意識領域，采取過加強思想控製的“焚書坑儒”。公元前134年，即漢武帝元光元年，董仲舒在著名的《舉賢良對策》中，提出他的哲學體係的基本要點，並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漢武帝所采納。從公元前134年到公元1949年，中國有2083年，儒家思想一統中國社會，並深入中國人的骨髓之中。
本來，孔子思想是原先的諸子百家中的一家，經過曆代皇權的極力推崇，發展到後來成為皇權專製社會的正統思想，而其它與孔子思想不相符的思想觀點被打壓，造成社會思想單一與僵化，最終對後來中國社會發展產生了巨大的障礙，形成了思想僵化乃至腐朽與落後中國社會，招致中國社會落後於人類先進（工業）國家100年，中華民族屈辱了近100年（1840-1949）。因此，任何時候，對於每種思想，我們都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不應持“好的一切都好，永遠是好的；壞是一切都壞，永遠是壞的”這種非馬克思主義的絕對觀。
中國共產黨的主流意識在中國社會傳播，從“五、四運動”算起不足90年，從1949年算起，不足60年，與“儒教”對中國社會2083年的影響，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因此，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社會，本來就不是一個純粹的單一意識的國家，也不是單一民族（民族意識有的區別極大）國家。這是中國社會意識的國情。
普世價值，指一些有限的、所有人類都認同的價值觀念。根據討論普世價值的立場不同，普世價值可以分為“客觀主義與相對主義”兩種不同的類別。客觀主義認為，普世價值是客觀存在的人類共同價值觀，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們必須認識、接受和實踐這種價值觀，而不能隨心所欲的挑挑揀揀，對客觀普世價值的拒斥和反對，是一種落後和不開化的表現。相對主義則認為，人類沒有絕對的普世價值，所謂普世價值也是相對的，每個民族和文明都有自己的普遍價值觀念。堅持價值觀念的相對性和多樣化，本身就是普世價值的體現。相對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基本上是一致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切從實際出發”。中國社會多意識並存的國情，決定國家意識政策必須是和諧共存，政治上的強權與不同意識共存，本來可以實現，其途徑是形式上弱化思想意識的統治，強化國家觀念，憲法意識，化人群意識為個人意識。國際上通行的政教分離，就是走的這條路。中國如不能實現這一社會政策，社會不穩定隱患，將長期存在，來自國內外的意識形態鬥爭，將不時幹擾我們。
二、中國社會的“潛意識”、“潛台詞”，對執政黨不利
“潛意識”、“潛台詞”，是指我國社會不見諸於文獻、政策、法規，但始終左右著社會實踐的有形或無形的思想意識。這樣的“潛意識”、“潛台詞”，大量存在於中國社會，之所以是無形的，主要是非主流意識對主流意識的幹擾，與主流社會意識明顯相左。
表現一，人是無私的。衍生出中國的官員，是世界上道德品質最好的官員，而且是官階越高，道德品質越高尚。不然，那麽多腐敗案例，中國社會始終沒有實質性的監督與製衡機製的現狀，無從解釋。“自律”取代不了“他律”。
表現二，黨組織，是絕對正確的領導。任何人、任何時候，當時，都不得對黨在“民主集中製”條件下作出的決策，產生任何懷疑。黨的錯誤，唯一途徑，隻能靠黨的最高精英們自己覺悟。執政黨的“他律製衡”不可或缺；世界上沒有絕對正確，隻有相對正確。
表現三，中國官員不是特殊人群，在隱私問題上，必須與老百姓同等待遇。反腐倡廉如火如荼，但對官員個人隱私保護卻沒有絲毫進展，財產公開製度世界通行，中國官方似乎認可官員可以與百姓比。
表現四，中共黨的工作仍然是中國社會地下的“秘密”的工作，所有的中共黨組織都沒有建立自己的專門網站，甚至有的工作班子仍然使用代碼。一個執政黨無需隱瞞，應大大方方地公開自己政見、工作、意圖和方案。
表現五，黨組織，除私企和外企，是社會所有組織最高決策機構，那怕是專業性極強的衛生、高等教育和科研機構。在中國社會繼續延續實行解放初“外行領導內行”的習慣。社會是複雜多樣的，黨的領導實現形式也應該多種多樣。
表現六，中國被中共認可的政治組織的工作人員，都比照國家公務員享受同等待遇，國家財政全額支付其全部費用。如所有民主黨派、共青團、婦聯、工會等。
表現七，認為中國官員的公務消費，都是工作需要，是為人民服務支出。因為，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所以，不得作任何限製。公務消費隱匿的非正當支出，其惡劣的社會效應是助長了社會浪費和貪汙，抵消了部分經濟增長成果。
表現八，中國的官員，除公開的權利外，還有許多自授的和不正當手段獲得的特權，行政級別越高特權越大。為了升官，賄賂等手段無不用其極；為了特權，甚至顧凶殺人；大學生為了特權，1000多人爭考一個公務員職位。少數人擁有特權，是所有社會最嫉恨的一件事，在中國對社會產生毒化效果。
表現九，中國的官員和媒體，始終保持一個口徑，一個腔調。其直接後果是：台上講話的人，明明知道自己講的不是真心話，但不得不講；聽的人也清楚他在講假話，聽的人不得不認真記假話，回去還得認真傳達假話。中國人已經習慣了全民說假話的現象，處理的態度是“當麵不抵，背後不理”。似乎沒有不同的聲音，就是與黨保持高度一致，就是社會穩定。其實，它大大削弱了黨的執政能力。
表現十，社會主義反對剝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不允許剝削存在。但改革現實是：私人所有製就是剝削，股份製就不是剝削。所以，國有企業資本可以股份化，農村土地就不能私有化，一旦私有化，農民就處於剝削境地，社會就會變質；資本可以商品化、勞動力可以商品化、農村土地決不能商品化。等等，不一而足。
這裏列舉的“潛意識”與“潛台詞”，隻是個人的認識，隻當是“皇帝的新裝”裏的小孩子的話，肯定有不正確的地方，但是真誠的，隻是憂患意識太濃。這些現象的總根源，是中國社會封建意識遺存，說明“中國反對資本主義意識過頭了，反封建的任務遠遠沒有完成”。這對我們黨的執政地位是極其不利的。
三、政治體製改革，是體製、意識、理論創新
中國經濟體製改革，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就，應歸功於小平同誌的南巡談話，因為它改變了中國經濟的“憲理論”，由不願意放棄計劃經濟理論，又想搞商品經濟的徘徊中，一下子轉變到“建立市場經濟體製”上來。理論上的突破，必然帶來實踐上的進步。
而政治體製改革，在中國大多是隻講不做。目前，中國是上層建築改革滯後，製約了經濟的發展，這是不爭的事實。需要證明的話，可以列舉，限於篇幅，不再贅述。
2008年春，中國社會和國際發生的事件，聯係實際深入分析，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已經是刻不容緩了。但是，對政治體製改革，中國社會普遍存在多種疑慮與阻力。
一是，中國有史以來，封建社會改革家，最終都沒有好下場。從“商鞅變法”到“百日維新”，曆屆的改革者不是被車裂、滅九族，至少也是殺頭。他們往往都因為觸犯既得利益群體，而與改革本身一道落得死無葬身之地的境遇。
二是，改革本身就有不確定性風險，“勤政”沒有“懶政”舒服，能拖則拖，寧肯推著走，也不主動行。尤其是在全社會對政治體製改革的方向不明朗、無共識的情況下，不改革的理由更充分，改革的理由反而不充分。
三是，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是“自己改自己”，而不是在外力推動下的改革，沒有原始動力推進，知難而退，是最佳選擇。
四是，中國的改革是“從上至下”的改革，而非“以下促上”的改革，有權推動改革層，對改革的緊迫感不強烈，對改革的緊迫感體會深刻層，無權倡導改革，更沒有推動的能力。
五是，改革需要付出代價，謀求政績更實惠；發展地方經濟，為人民做幾件實事，落個好口碑，與改革比起來，兩利相較取其大。
六是，幹部任職是有期限的，在較短的任職時間內，不可能完成惠及子孫萬代、需要長期艱苦卓絕努力的改革大計，沒有良好預期的事，絕不貿然行事。
七是，“社會穩定，壓倒一切”，所以，政治體製改革能延則延。其實，穩定是與秩序相聯係的，一個“非合理的秩序”下的穩定，隻會帶來更多的不穩定因素繁衍，其不穩定力量積蓄到一定程度，就是“火山暴發”，必將危及基本的生存。合理秩序條件下，不穩定要素得到適度失放與排泄，反而有利於社會穩定。
八是，對於任何一個執政黨來說，政治體製改革始終排在日程表的末端，戈爾巴喬夫的前車之鑒，足以警示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者。
九是，大批退下來的老革命家、老同誌，習慣了革命時期的你死我活的鬥爭，始終用革命的、階級鬥爭的觀念看待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時期的人和事，在他們中間，對社會變革持有不同觀點的人，大有人在。
十是，非公平與不規範的社會既得利益者，一般都反對以公平、公正為主旨的政治體製改革，擁護政治體製改革的群體，往往都是社會中下層處於弱勢地位的公民，其社會話語權與能量，不相匹配。推動社會政治體製改革的社會基礎不牢，留下的空間，有可能讓敵對勢卻乘虛而入。
這些分析，固然有一定的猜度成份，很難通過社會調查取得真實的數據資料，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一定人群中，確實是目前中國社會的客觀存在。
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有四條規則可循。一是不能采用“休克療法”，也隻能像經濟體製改革一樣，循序漸進，以減小社會振蕩帶來的改革成本，尤其是存在“台獨”、“藏獨”與“疆獨”等分裂勢力的情況下。二是不能照搬、照抄西方政治體製模式，要根據中國國情有針對性地，一步一步地改，走一步看一步，穩紮穩打。三是政治體製改革，不是僅僅是行政部門職責調整，機構改革。它首先是思想意識的變革，是指導思想的改變；是意識、機製、體製創新；是建立有限、高效、節約、透明的服務型政府。四是政治體製改革，比經濟體製改革風險要大，而且損失不可彌補。要在有“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的決心基礎上，科學、理性地改，廣泛聽取利益相關者和人民群眾的意見。
政治體製改革的最好的方法，是變政治為學術，變改革為科學。首先不談改革，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和鄧小平理論等核心學說，以及“科學發展、以人這本、和諧社會”的觀觀念指導下，對“中國社會管理學”，開展全方位的科學論證與分析，分解社會不同層次不同類別，深入開展“中國社會管理學”研究，讓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在中國大地上複活，促進“中國的讓·雅克·盧棱、孟德斯鳩、亞當·斯密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們的誕生，讓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社會科學化、理論化、現代化。相信現代中國社會也能湧現出當代的“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莊子、列子、韓非子、商鞅、申不害、許行、告子、楊子、公孫龍子、惠子、孫武、孫臏、張儀、蘇秦、田駢、慎子、尹文、鄒衍、晏子、呂不韋、管子、鬼穀子”等人物和社會主義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流派。那麽，社會主義學說必將更加輝煌燦爛，到那時，沒有改不改的問題，是按何“家”的理論實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黨和人民必然作出最佳選擇，中國的複興也就在其中了。作者：柴福洪 2008年4月18日
挺難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