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東方型的全球化道路

      摘要：東方文化的核心概念是和諧；西方文化的核心概念是自由。自由型、知識型的西方體製，適合發展——技術的進步、財富的增長、知識的積累——能解決大量簡單可複製的問題；和諧型、智慧型的中國體製，適合成長——心靈的豐富、人格的健全、智慧的圓融——能解決複雜問題，達成社會的和諧。中國有13億人口，一旦價值觀發展轉化，就會成為世界的強者，走出東方型的全球化道路——東方的價值體係加上西方技術的合理性——從而引領世界向善、環境友好。

 

        一、中國社會在朝“散了就散了”方向發展？

 

        今天中國社會的主要問題，是一種“散了就算了”的自由主義思想已經形成一種強大的潮流，不僅小家如此，甚至要把國家也如此辦理。在對此詳述之前，先談談我理解的“和諧”和“自由”。這是兩個對立的詞：“和諧”就不“自由”，“自由”就不“和諧”，至少從形式上講就是這樣。延伸一步，自由社會就是我想幹什麽就幹什麽；和諧社會就是要考慮到第二方、第三方的存在，考慮到相互的關係，因為單個的人談不上和諧不和諧。

 

        我們今天的社會是不是缺少自由？中國有句老話——“寧拆一座廟，不毀一家親”——說的就是一家人無論是打是罵也都要在一起。因此，“和諧”這個概念對每個個體來說就是不自由，要自由的話，散就散了唄。現實中，我們好像就是在向“散了就散了”的方向發展，離婚率越來越高就是一明證。過去有一種說法，婚姻是一個人學習成長的場所，婚前你不知道自己怎麽跟別人相處，為什麽打、為什麽罵、為什麽鬧，婚後你經曆了這一切，相處中雙方有了矛盾了，各方麵就來介入，這邊是父母、那邊是叔伯。正是在這種矛盾的過程、介入的過程中，你從一個根本不知道怎麽跟人相處的小年輕，慢慢地就老成起來了。但現在，已經沒有了這個過程，因為我想離就離了。什麽婚姻中的衝突和挫折轉化成成長的助力，根本不用費這些勁兒，因為散就散了，下回不合適再離唄。其實，自由社會就是這樣的邏輯，因此在一定意義上我們這個社會不是在朝著和諧社會的方向發展，而是朝越來越自由的社會方向發展。

 

        這種“散了就散了”的自由主義思想，不僅成了社會潮流，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政治潮流，要把國家“散了就散了”：小國寡民有啥不好呢？幹嘛要幾億人捆在一起呢？這不是壓抑人性麽？我們要自由，幹脆散了算了。

 

        這樣的潮流當然並非突然間出現的。改革開放以來，價值觀上要追求自由、追求解放，所有的崇高感、道德感、神聖感，都被當作一種束縛人的東西，都要解體。有人說我們沒有看到和諧，隻感到束縛。就像現在結婚的年輕人一樣，都說要白頭偕老，實際上第二天就開始打，因為他們已經學會自由的價值觀念了，你讓他和諧，就已經變成是壓抑人性的東西了。

 

        但客觀上，人又確實處在一個相互關係當中，要是真散了，又能往哪去呢？說到底，不得不相處。你老想相忘於江湖，13億人要真散了，都去相忘於江湖，有這麽大的江湖可以讓我們相忘麽？於是我們認識到，客觀上要在一起，不得不相濡以沫，因此當“和諧社會”一提出之後，一下子大街小巷全冒出這個詞：“和諧學校”、“和諧社區”、“和諧家庭”、“和諧街道”。

 

        二、在西方，自由後頭有著基督教、法製的約束

 

        和諧和自由是東西方兩種文化的核心概念。東方文化的核心概念就是和諧，西方文化的核心概念就是自由。需要指出的是，這裏我說的西方概念是指我們日常所理解和學習的西方，這是一個不含基督教價值觀的西方。其實，西方社會對這套獨立、自由、平等的價值觀概念的約束恰恰就是基督教，是基督教把西方人捆在了一起。你說要獨立，基督教就說你哪獨立，你們都是上帝所牧的羊；你說你要平等，基督教說你們都是上帝的奴仆，你玩兒什麽平等。正由於西方有了基督教這樣一個價值體係，才對我們所熟悉的那套自由主義理念起到了一個平衡和約束作用。

 

        然而，西方理念來到中國之後，除了獨立、平等、自由、人權這套自由主義的理念外，其他的價值觀念都一一被顛覆掉了。這種失去了任何其他力量平衡和約束的“自由”，必然跟“和諧”發生衝突。當然有人會說，西方社會就一定沒有和諧麽？和諧，就是人人有飯吃、人人能說話。在我看來，這恰恰就是對“和諧”的自由主義解讀。“和諧”是指相互要承擔責任，如果相互爭權力，那一定是衝突。人人都要說話，都要說自己的話，衝突有了，和諧有麽？馬英九說馬英九的話，陳水扁說陳水扁的話，那的確是人人都能說話，也是人人都有飯吃，但台灣社會和諧麽？不和諧！

 

        其實，即使在西方，自由主義對基督教價值觀的衝擊和破壞也是非常強烈的。西方社會沒有人人認同的價值觀，有人信基督教，有人認同自由主義。宗教這個價值體係，是中世紀以來的價值體係，它認為人是有原罪的；而自由主義認為人是可以解放欲望的。雖然這兩種價值觀互相衝突，但也相互約束。當然，西方自由主義對基督教價值觀的衝擊和破壞也是非常強烈的，因為自由主義一開始就是挑戰基督教而興起的。現在的西方，也不是和諧價值，基本態勢也是自由主義進、基督教退。期間，自然也會有小波折。近期的小波折就是，基督教在進、自由主義在退，這是美國保守主義起作用的結果。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實際上是對自由主義不滿意的一種思潮，布熱津斯基在20世紀90年代初寫過一本書，叫《大失控與大混亂》,列出了美國20大危機，第一大危機就是“道德淪喪”。這源自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的思潮是跟道德相對立的，因為道德就意味著約束，道德就意味著超我，道德就意味著壓抑人性，道德就意味著社會責任。一句話：道德是對自由的約束，所以要衝破道德。

 

        我們還應看到，西方社會除了基督教之外，對自由還有第二重約束，也就是法律約束。隻要法律允許的你就可以做，法律不允許的你就不能做。道德是約束不了的，因為沒有道德法庭，沒有人認道德。道德說“你是流氓”，你說“我是流氓我怕誰”，那就完啦。道德就怕遇到這種人，流氓是自由的，他不受道德約束，但他還得受法律約束。與西方相比，由於我們的法律不太健全，所以我們既沒有道德約束也沒有法律約束，就更亂套了。

 

        但有法製就夠了麽？法也是人來操作的，執法者要是沒有道德約束，法就等於沒法。西方社會講的是，法與法之間有一個製衡。可你得搞清楚啊，相互製衡的前提是，相互製衡者中至少有一個是有道德的，否則相互製衡很可能變成相互勾結。所以，在西方社會，即使普通民眾可以說“我是流氓我怕誰”，隻受法律約束，不受別的約束，但若你去問問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敢說“我是沒有道德的”麽？他一定得說，“向上帝保證，我是公正執法”。所以說，我們的執法者至少應該向憲法宣誓，說“我是忠於憲法的、是忠於國家的”，但在現在的中國社會，這種忠誠感也在逐步被瓦解。最近的《色·戒》不就是這麽回事兒麽？一個說是民族大義，另一個說我這是人性需要。其實這還是延續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要求解放欲望的一個話題：什麽忠誠、什麽大義、什麽愛國主義、什麽道德，統統見鬼去吧!

 

        三、西方自由型、知識型模式與東方和諧型、智慧型體製的比較

 

        怎麽給和諧社會一個解釋？我注意到東西方其實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組織模式，西方是自由型的組織模式，東方是和諧型的組織模式。

 

        以中醫和西醫為例。西醫是自由型的組織模式，中醫是和諧型的組織模式。西醫可以比作一條醫療流水線，其中的部位分的特別細致，比如，鼻子、嘴巴、眼睛、牙齒、腸、胃、心腦血管，懂神經的不懂骨骼、懂骨骼的不懂血液、懂血液的不懂免疫係統、懂免疫係統的不懂鼻子、懂鼻子的不懂嘴巴。你到了一個西醫的大醫院裏頭，可能遇到很多專科大夫，但沒有一個是懂人體內部的複雜聯係的。在西方的醫學體製下，每一個醫生可能不懂人體，他們合起來就可以解決人體各部位的問題，但解決不了人體各器官之間複雜關聯的問題。如果你得的是疑難雜症、病程比較長的那種病，西醫就沒有辦法。

 

        中醫看一個病人，不分科而是整體地看：把人看成一個陰陽和諧的整體，陰陽不和諧他就生病。而西醫沒有陰陽概念，它把人理解成一部機器。進一步的思路就是，西醫的醫生可互換，你是眼科大夫，所有的眼科大夫都可互換，可互換的程度相當高。而中醫的可互換程度就很差，中醫有的是神醫，有的是良醫，有的是庸醫，你換一個人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差異就太大了。西醫這個體製是高度標準化的，中醫這個體製是很難標準化的。中醫隻有一套統一的理論，而沒有一套統一的操作流程、工藝規範。

 

        西醫的這一套體製，滲透到西方的所有體製當中，比如說西方的政府，也是這種細分得很厲害的政府。細分之後，每個機構都可以變得很龐大，所以西方的政府是一種三權分立的大政府。同樣，西方的學校教育，數學、物理、化學，分科分得很細。相比之下，中國原來的學校教學，文史哲經不分家，中國要培養的是一個整體型人才，西方要培養的是專科型人才。再比如軍隊，中國原來的軍隊是中下級軍官都有相當大獨立性的軍隊，西方的軍隊實際上是有一個參謀本部，然後下麵都按照參謀本部製定的作戰方案去作戰。西方的軍隊實際上是一條流水線，中國軍隊不太像流水線，他處理得好，就像毛澤東那支軍隊，靈活性非常強；處理得不好，就是一個個小土皇帝。西方的軍事體製下，軍師旅團各級幹部他做不了土皇帝，軍長、師長其實都是體製裏的操作工。

 

        類似不同情形也可以在一家麥當勞和一家中餐館找到。你到麥當勞的廚房裏一看，會發現，這裏沒有廚師，隻有操作工：有的人專門炸薯條、有的人專門炸雞腿、有的人專門做漢堡，炸薯條的那個人其實既規定不了薯條的大小，也規定不了油溫火候，他都是按照工作流程規範在操作。你要是不給他薯條，而是一堆粉絲，他就不知道該怎麽辦了。但是，他們合起來能給非常多的人同時供應大量標準化的餐飲，這個中餐館做不到。中餐館裏有廚師，你給他千變萬化的材料，他能做出千變萬化的菜品，所有的工藝流程、操作規範都在他腦子裏麵。

 

        西方經濟有著一個發達的大腦，雖然每一家麥當勞的廚房都是流水線，但是麥當勞總部專門有機構天天在琢磨無數細節怎樣分門別類的推進。這就是西方體製的好處：適合發展，適合技術的進步、財富的增長、知識的積累，能解決大量簡單可複製的問題。中國體製則適合成長——心靈的豐富、人格的健全、智慧的圓融、社會的和諧。

 

        而適合發展的另一麵，就是人性的簡單化、人格的單調化，沒有智慧、隻有知識，靠知識他就可以吃一輩子，其他的可以不管。在西方的流水線體製下，你要是20年、30年過來之後，一旦離開這個生產線，你也就被廢掉了，因為你別的什麽都不懂。但在中國的體製下，你不依賴於生產線，你有豐富的智慧，實際上是一通百通。一通百通要是從西方的角度來講，不就是浪費麽：一個人幹嘛要懂那麽多？你懂杯子幹嘛要懂盒子呢？但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既懂杯子又懂盒子就是一種智慧。所謂智慧，就是以一禦萬、觸類旁通、天不變道亦不變。

 

        智慧具有恒久性，但知識經常要過時的。我昨天關於胃的知識是這樣，今天關於胃的知識是那樣，那昨天的知識就統統作廢了。知識是經常需要更新的，智慧實際上不存在更新問題，隻存在圓融問題、觸類旁通問題。相比西方社會強調的知識就是力量，東方智慧強調的是人生的圓融、社會的和諧。正是在這個層麵，我覺得今天我們的社會正在日益西方化：沒有智慧，隻有知識。

 

        同時，今天的中國正在走向專家型社會。什麽叫專家型社會？我想麥當勞總部一定有薯條專家、漢堡專家、雞腿專家，他們說什麽，下麵一定照辦。自上而下具有專製性權力的叫專家——專門知識，專製權力。傳統的中國社會不是這樣的，講究的是上下互動，你要不好我就不聽你的了，可以經常性地討價還價，西方恰恰是不可以討價還價，西方社會有誰跟法律討價還價？中國老百姓覺得法律不好，我就不理你了，我們總是說“於情、於理、於法”，到法是最後一個，你那個法要是不合情理，我就不執行。這是中國社會的特點，它實際上麵向的是和諧。西方社會情和理算什麽，法才是一切！所以幾個或者幾百個法律專家製定了法律，全體人民都要執行，這種專製實際上中國社會是沒有的。

 

        總之，今天的中國在很大程度上西方化了，但我們的西方化恰恰隻是形式，不是實質。講自由隻是形式自由，不是實質自由。形式自由是我想幹什麽就幹什麽，實質自由是我想幹成什麽就幹成什麽。總統擁有的是實質自由，他想幹成什麽就幹成什麽，乞丐擁有的是形式自由，他想幹什麽就幹什麽。這實質自由一定是要掌握規律，不僅要掌握自然規律，更重要的是掌握人和人之間關係的規律。有沒有一種想幹什麽就幹什麽的人類社會？其實是沒有的。既然沒有，你這個自由觀念就是一個小孩子，你這個西方文明觀念在我這麽看來整個兒就是一個幼兒班的文明。

         

        四、價值觀轉化與東方型全球化的可能

 

        我們今天的生活方式西化了，價值觀西化了，但是我們也越來越多地體會到這些西化帶給我們的影響，而這些影響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不好的。比如說人變得頭腦簡單、愚笨了，比如我們的生活被各種各樣的衝突所困擾，有了物質、沒有幸福。所以，實際上最可能發生調整的恰恰是價值觀念。而且今天中國畢竟還有一個概念沒有被衝破，就是國家概念，在這種情況下，等於自由主義還有一條底線沒有衝破，所以中國價值觀還有重新引領世界的可能性。

 

        我一直批判全球化。全球化本身就是弱肉強食的過程。全球化有很多層麵，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生活方式的全球化，這所有的全球化，都是西方型的全球化，全球化就是西方化。西方是強勢的，這個強和弱就跟價值觀的選擇有著很大的關係。中國有13億人口，一旦我們的價值觀發生轉化，我們立刻就成為世界的強者，就有可能出現一種東方型的全球化。

 

        那麽，怎樣才能重構我們今天的社會價值體係？有人說民族主義是不二之法。但民族主義本質上是一個西方概念。中國傳統思想中沒有民族主義的概念，講的是夷夏之辨：有道德有文明的，就是夏；沒有的，就是夷。曆史上，中國也沒有公民這個概念，公民概念是跟民族概念聯係在一起的。所謂公民，就是我們內部是一個共同體，接受同一套製度約束，享有同樣的權利，承擔同樣的義務。至於公民共同體以外，就是野蠻社會，是可以殺的。由公民概念產生的愛國主義，對內愛的是我們的公民共同體，對外是殺戮、是戰爭。這就是公民概念內涵的兩麵性，但我們隻知道公民概念對內部法律的遵守、承諾的履行、義務的承受，至於公民以外是什麽、民族以外是什麽，我們弄不清，也不太在乎，那是荒蠻之地啊，是隨時可以殺戮的地方。正因為中國原來就沒有這種現代意義上的公民概念、民族概念，隻講夷夏之辨、天下大同，隻講道德，不論膚色、地域，所以中國傳統的思想是非常大氣的。對此，我相信民族主義者會說：你說的這些都過時了，現代社會到處是民族國家，你要是不變成民族國家你就會被別人吃掉，所以你也得武裝到牙齒，把邊境搞的結實了然後對外征戰。這種民族主義對精神重構來講，到底是有利還是有弊？在我來講，至少是有些猶豫，覺得不現實：因為今天已經有很多的強勢國家，你接受民族國家的概念，實際上就是接受了民族國家間相互征戰廝殺的概念。人家是強勢的國家，你是一個弱勢，你一旦接受了這個相互廝殺的概念，則你就死定了。

 

        那麽，不接受民族國家這個概念，你不是要受人欺負麽？這倒不一定。夷夏之辨的觀念，現在為什麽不可以呢？我們外形上是一個民族國家，內部可以有夷夏之辨，一旦這種思路成為共識，於我們無論外交還是內政都會非常主動。對外，我們不是侵略別人，而是教導別人、感化別人，引領這個世界向善；對內，我們如果能形成有道德有責任的共識，會有很強大的凝聚力，至少可以讓世界上的強國不敢小瞧，這就很有可能去引領世界向善的潮流。

 

        五、壟斷型人際關係，新價值觀的要害

 

        走東方型的全球化道路，引領世界向善，如果隻是停留在願望上，隻是空洞的好。具體要構築在新價值觀的基礎上，而新價值觀與壟斷型人際關係大有關聯。

 

        我認為社會生活當中有兩種人際關係，一種是可替代的，陌生人之間就是這種關係，我們去飯店吃飯，這家不好可以換一家，飯館是可替換的。另外一種人際關係，比如說家庭的人際關係，發現兒子不好，你也不好換一個，這是壟斷型的人際關係，相互壟斷，誰也離不開誰。

 

        在自由型的、相互可替代的人際關係之中，實行個人主義的原則沒有太大的問題；在壟斷型的關係之下，如果個人都是利己的，那問題非常嚴重。13億中國人，走出來誰也不認識誰，隻有幾十個人、幾個人是我們相互壟斷的，所以我們大多數的人際關係看上去是競爭型的人際關係。但是不然，如果中國瓦解了，你會發現，一旦失去了強大的國家作後盾，單個的個體人，可能會在世界上像老鼠一樣地到處流竄，被人看不起。你就會感覺到，這13億人雖然相互不認識，實際上是相互壟斷的，還是離不開。所以所謂的愛國主義，就是我們都被壟斷了，不得不愛。在這過程中，我們就慢慢學會了愛，總是去思考我們的共同特征，思考我們的共同存在，逐漸變得相互之間有責任感，逐漸地就和諧了。

 

        壟斷這個詞，可能不好聽，但我就是要用這個詞。壟斷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詞匯，自由主義者是反壟斷的，有什麽壟斷他都要反，包括離婚，也是一種反壟斷型人際關係。但是你把一切壟斷型人際關係都反掉了就會出現一個問題，生活就沒有一個平靜的港灣存在了，到處是戰鬥。相反，一個壟斷型人際關係存在之處，很可能是一個人一生意義所在、幸福所在、價值所在。當我們今天很多人要結婚的時候，他不知道是要進入一種壟斷型的人際關係，他以為還可以用自由的方式去處理雙方之間的問題，結果就是離婚率不斷上升。如果懂得這是一種壟斷型人際關係，懂得對對方的責任、關心、愛護，關係可能處得越來越好。愛恨情仇，都發生在壟斷型人際關係之中，生活中離開了愛恨情仇，都平平淡淡，都相互可替代，那其實是一種忒沒意思的生活，一種自由主義的生活。

 

        所以，認識到我們一個國家13億人口客觀上有一層看上去不太強烈但是客觀存在的相互壟斷，甚至地球上的60億人在一定意義上也是相互壟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全球溫度升高，難道哪個人跑得出去麽？地球環境不好了我們換個地球，行麽？你換不了。2008年春節湖南一場大雪，長沙人覺得，唉喲，我們有共同的生活處境啊：貧的富的都在一起，誰也跑不出這場大雪啊。

        

        我的體會是，人生之中有兩大要素：一個是物質性要素，我們要車要房、彩電冰箱，這種物質追求特別容易讓人去認同自由主義；另一個是親情、愛情、友誼、信任，你要追求物質很可能把這些都拋棄掉了。一旦拋掉，你再去比較這兩個哪個重要。你會發現，如果在親情、友情、愛情都存在的情況下，物質生活相對簡單你可以忍受；相反，有了豐富的物質生活，失去了親情、友情、愛情，你看周圍所有人都是敵人的時候，你會生活得很恐懼。也就是說，親情、友情、愛情、信任這些東西，其實就是生活的陽光、空氣、水，是最根本的要素，你現在為了得到冰箱彩電，把陽光空氣都給破壞掉了，整個兒是得不償失嘛！

 

        所以，我對自由主義的反省，是在對東西方文化比較的層麵上進行的。西方體製的最大特點，就是物質財富的最大增長，這一定意味著與資源環境發生衝突。所以西方模式越優越，資源就越耗竭，環境就越惡化。有人說西方環境保護得好，其實恰恰是我們保護得不好，他們才能保護得好。他們把汙染工廠遷到中國來，垃圾運到中國來，我們的環境當然就保護不好了。實際上今天中國環境這麽糟糕，是西方實行環境沙文主義的必然後果，是西方體製不可克服的內在問題。相像中國未來的圖景：東方價值體係加上西方處理技術、處理工業產品方麵的合理性，這將是一個引人向善的可能的新世界。



作者：韓德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