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妖魔化中國是錯誤的

    1949年春天，作為一名年輕的海軍軍官，我正在中國海港執行我的第一次潛艇巡航任務。將近30年之後，在我和鄧小平的努力下，兩國外交關係實現正常化。當時我們就意識到，這僅僅是個開始，兩國國情迥異，要想真正實現牢固、穩定的雙邊關係，還需要數十年的相互諒解與共同堅持。

 

        我認為我那一屆政府取得了兩項成就：一是美中關係正常化；另一個是重視人權，始終把保護人權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石。這兩個目標並非不可協調，但若要同時達到，需要美中雙方互相理解。

 

        隨著1970年代美、中、日三國關係的日益緊密，亞太地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穩定和繁榮局麵，美國從中受益良多。但最大的受益者還是中國的國民，他們的生活質量和人權狀況在過去20年中獲得了極大的改善。

 

        美中兩國至今仍有許多共同利益：維持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控製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防止朝鮮半島衝突、擴大經貿往來等。遺憾的是，現在有許多美國人和中國人都已經淡忘了當初推動兩國走到一起的未來願景，雙方因缺乏對另一方的了解而互相詆毀，有些人甚至預言兩國的衝突將不可避免。美中關係在四分之一個世紀裏取得的成果現在岌岌可危。

 

        從擔任美國總統至今，我都會定期訪問中國，與他們的領導人討論世界和國內問題，我還到過中國的農村地區。我最近一次去中國是在上個月，我同江澤民主席、李鵬總理、喬石委員長以及其他領導人進行了會談。對於美國領導人鼓勵日本再軍備以及擴大日本防衛圈將台灣包括進去的舉動，中國領導人表示關切。他們也不滿意美國向台灣出售F－16戰機及其他武器，認為這些武器交易違背了尼克鬆總統、裏根總統和我曾經對他們的承諾。

 

        我們也討論了美國關心的問題，包括不斷攀升的貿易赤字、人權問題，還有西藏問題。

 

        相互批評當然是必要的，但不應該出於傲慢和自以為是的心態。美中雙方都應該承認對方在解決問題方麵做出的努力。

 

        中國正在發生深刻的變革。政府政策不再是勿庸置疑的、鐵板一塊的，相反，在人代會的作用、擴大選舉以及私有化等問題上，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之間存在各種不同意見。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中國經濟製度日益自由，這改變了中國人民的生活。農民收入增加，許多人還擁有了自己的產業。中國人的收入和受教育機會急劇增加。

 

        盡管成立教會仍然必須在政府部門注冊，基督教堂信眾的數量卻在快速增長。我們在參觀山東省的一個教堂時，那裏的牧師告訴我們，文革之後他們縣裏隻有200名信眾，沒有教堂，也沒有聖經；現在信眾人數發展到3000名，有11個教堂，15個教會，聖經都是自由發放的。

 

        1987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實施以來，村級選舉在將近100萬個村莊展開。人們可以在多個候選人中做出選擇，有些候選人並非共產黨員，選舉設有秘密投票箱，許多非中共黨員當選村幹部。卡特中心曾經觀摩過一些這樣的選舉。一把手專權的現象仍然存在，但法治確實在進步。有些人甚至因為權利被侵害，將政府部門告上法庭。

 

        人們的遷徙自由在擴大，國家越來越開放。在1985年之前，外國人不被允許到農村地區去，但現在村幹部們已經在爭相與外國人合作開辦企業了。

 

        江澤民主席將於今年10月訪問美國，這是一次遲來的訪問，是過去10年以來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訪問美國。屆時，兩國將有機會就人權問題以及其他問題深入交流。

 

        美國人批評中國的人權問題自有他們的道理，但中國的情況的確有些特殊。西方人強調個人自由，但穩定與統一對中國人而言壓倒一切。在這樣的前提下，中國政策的首要目標是避免由於意見紛爭而導致混亂、防止由於台灣或西藏獨立而引起分裂。這種政策的結果就是對異見者壓製過多、對西藏控製過緊。

 

        但坦率的討論有時確實有利於問題解決。在1979年我與鄧小平的一次私下談話中，鄧小平讚同更加重視宗教自由問題，此後宗教自由獲得巨大發展。1987年我曾訪問西藏，那之後我同流亡在外的達賴進行了會談，協商的結果是雙方同意各派代表開展會晤。遺憾的是這一計劃沒有實現。

 

        盡管存在分歧，美中雙方必須繼續致力於探求各種渠道，開展和平、富有成果的合作。除了高層峰會之外，兩國的民間交流也大有裨益。例如，自1979年以來，已經有超過10萬的中國學生赴美留學，大大推動了兩國的文化和智力交流。

 

        隻有通過開展多層次的對話，美中雙方才能增進了解、消除歧見。

 

        吉米·卡特，第39任美國總統，非贏利組織卡特中心主席。

 

來源：紐約時報      來源日期：1997-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