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4億人的遷徙：中國城市化中的人物與城市鏡像

 世界上，未曾有哪一個國家的城市人口能夠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裏淨增4億人；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裏完成了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的遷徙。這個規模遠遠超過了全歐洲1820年-1920年整整100年間的移民規模。而這樣的遷徙還遠遠沒有結束，因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還遠沒有結束。  

 馬克思說，一切人口現象都由經濟發展決定。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同樣由經濟發展所決定。 

　　從世界發展史上看，每一國經濟的起飛都伴隨著大量人口的遷移。譬如，一戰期間的美國，大量的外國移民進入美國，與此同時，美國本土也有大規模的人口西進，成為美國戰後經濟增長主動力之一。而在一戰前，北美、澳洲持續百年、規模宏大的移民潮，更是伴隨著整個工業化進程。  

　　中國改革開發放以來，與工業化飛速前進相伴的同樣是前所未有的城市化速度。“中國從1.73億城市人口起步，到現在為止，城市人口已經增加到5.7億人，也就是說，不到30年，確切地說，隻有28年，城市人口就增加了4億人，而且絕大多數是農村人口進入到城市中來。人類曆史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城市人口能夠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裏淨增4億人。”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說。 

　　近30年來，中國確實是世界上城鎮人口增長率最快的國家之一。根據聯合國的數據，1975年到2003年，發展中國家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3.6%，世界平均增長率為2.5%，中國則為4.1%。胡鞍鋼估計，2010年前後，中國城市化率將超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到2030年將達到60.5%，高出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3.4個百分點。 

　　近30年來，人們從農村遷徙到城市，從落後的城市遷徙到發達的城市，從中國遷徙到外國，然後再回歸……個體為了擺脫貧窮和落後，為了追尋理想和幸福的生活，為了尋求利益的最大化，像候鳥一樣四處遷徙。由此而形成的大規模的群體遷徙，又成為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強大推動力。致使這片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土地在30 年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沒有遷徙自由的年代 
 

　　然而，在不太遙遠的30年前，在計劃經濟的體製下，我們並沒有遷徙的自由。 

1949年建國後，中國政府采取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農業成為重工業所需資本的積累來源，而資金從農業到重工業的轉移是以壓低農產品的價格實現的，從而造成了上世紀50年代後期的糧食短缺。 
 

在此情形下，政府采取對農產品統一收購和定量供應的辦法來保證工業和城市對農產品的需求。不用說，這是以嚴格控製每個城市的人口數量，限製人口遷移率為前提的。 
 

1956年12月，國務院發布了“限製農民盲目流動”的指示。 
 

1958年1月9日，全國人大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戶籍管理條例》，《條例》否定了公民的自由遷徙和居住權。 
 

至此，遷徙需要學校錄取證明，或單位錄用證明，或遷入地的準許遷入證明。而在很長時間內，這“三證”基本是不可能獲得的。  

在嚴格的戶籍管理製度下，上個世紀整個60、70年代自動流動的人口幾乎沒有。那個時候，城市生活柴米油鹽都是憑戶口憑票證供應的，沒有票證，意味著無法生存。 

改革開放後，實行

農村聯產承包責任製，從根本上解決了我國農產品短缺問題，同時私營企業、鄉鎮企業的大量湧現及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需要勞動力的流動，政府才開始放鬆了對人口遷移的控製。 
 

1984年有一個文件，文件本身沒有很高規格，但在遷徙曆史上意義重大。那是國務院的一個通知——“關於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條件是“自帶口糧”。仍然不希望農民進入城市，但是城市在對農民封閉20年後，終於又打開了一條縫。 
 

義無反顧地奔向城市，奔向文明 
 

在這大規模的流動人口中，大部分是從農村遷徙到城市的農民。 
 

他們大多遷往較發達的南方東部城市，長三角經濟圈、珠三角經濟圈，以及環渤海經濟圈的都市，主要分布在深圳、上海和北京；他們主要聚集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大多從並不體麵的體力勞動開始——但也絕對是這個城市不可或缺的崗位。 
 

　　他們也有理想和激情，最小的理想可能是賺點錢回家鄉去蓋個房子，取個老婆；有的則夢想著有一天如同是窮鄉僻壤走出來的黃俊欽、黃光裕兄弟那樣成為中國的首富。當然，這個城市也給予他們實現理想的機會。同是草根出身的中國第一商幫——浙商提供了最激動人心的案例。 
 

　　上世紀80年代初的內地小鎮，隨便走過一條小巷，總能聽到“錚—錚—錚”的彈棉花的聲音；也常能看見修鞋的小鋪子裏，鞋匠們正叮叮當當地敲打著手中的鞋；各式發廊裏，青年男女熱情地招呼你進去理發。無論是彈棉花的、修皮鞋的，還是開發廊的，大多操著浙江口音的普通話。“哪裏有市場，哪裏就有浙商”。在浙江人集中生活和做生意的地方，還形成了既有一定生活情感的溝通交流又有生產經營的分工協作以及廣泛社會聯係的“浙江村”，如北京“浙江村”、西安“浙江村”、重慶“浙江村”…… 

20年後，他們創造出讓中國甚至世界刮目的巨大財富。  

當然，更多的進城務工者依然寂寂無聞，他們掙著比在家鄉務農多一點的工資，忍受著背井離鄉的孤苦，享受不到戶籍背後所隱藏的各種社會公共福利的權利…… 

但顯然這一切都無法阻擋他們義無反顧地奔向城市，並希望他們的後代也一並留在城市，享受現代化的文明。正是他們這種樸素的執著，推動著社會變革的決心以及城市化的進程。“第一步，農村人口在城市實現就業。第二步，農民工的工資不要太低，不要拖欠，勞動權益能夠有所保障。第三步，農民工要能夠同樣享受社會公共服務，與城裏人一樣，有同樣的社會養老保險，小孩子能同樣上學。第四步，農民工進入城市後，也能參加社會活動，他們的想法也要能在政策上體現。不能是城市人定政策，損害農民工利益。最後，要讓他們能夠在城市定居下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崔傳義認為，中國現在的城市化進程才隻是實現了第一步。 
 

　　或者為理想，或者為自由，或者為更多的發展機會  

1985年，當伍繼延以學者的身份第一次從北京到改革開放最前沿的窗口——深圳考察的時候，內地與特區的巨大差距讓他震驚。“這個地方的人，這樣的一種生活狀態，跟傳統完全不同。我們一個月的工資隻有他們的十分之一，什麽單位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有選擇的自由，而我也有這個能力。”之前以及之後無數的知識青年與伍繼延一樣都渴望到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線去，他們或者奔赴深圳，或者奔赴海南；或者為理想，或者為自由。 
 

在一本叫《海南十年反思》的書中，作者如此回憶當年“十萬人才下海南”的盛況：海南建省辦大特區的消息一出，大量的人才便向海南湧來，“十萬人才下海南” 這句話是對當時各路人馬奔海南的一個形象的比喻。號稱十萬，其實，遠遠超過十萬，僅海南省負責人才引進的機構——海南省人才交流中心庫存的人才檔案就有十八萬之多。  

這些人有知識有能力有激情，年輕進取又富有開拓精神；他們代表改革，代表未來。 

那些更發達的城市給他們提供了更多的發展機會，以及更自由的空間。而他們也在推動著那些城市的發展，快一些再快一些。在此過程中，他們成為了社會的主體甚至是精英，至少也是類似城市之間相互競爭的人才。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在深圳和海南之後，可供伍繼延們選擇的城市越來越多。這些人在不同城市間頻繁遷徙，成就了那些城市的包容與多元，同時也加劇了城市間的競爭。 
 

城市間的競爭到底是人才的競爭。 
 

　　出國：世界的遷徙 
 

　　跨國界遷徙，會使國家某些最優秀的人才流失，同樣也會使國家某些最優秀的人才回歸。後一種情況正在中國發生，並遠沒有結束。 
 

　　　1978年底，當首批中國留學生赴美的消息見之報端的時候，並沒有多少人真正意識到這一事件所具有的曆史意義。 

　　而國門就這樣打開了，一場以留學之名進行的遷徙拉開了帷幕。中國年輕人有機會在醒來之後張望一個全新的世界，他們的命運因為留學得以改變。“在不同的文化衝擊中和不同社會環境的衝擊下，他們每個人的思想都會有一種生活在中國社會裏所無法產生的變化。這一代中國留學生，如同他們的前輩一樣，從各自交織著歡樂和辛酸的留學經曆中，學到的日後帶回中國的，將不僅僅是科學知識、先進技術和異國文化，其中一定也會包括許多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觀念和不同的生活方式。” 十二年前，錢寧在寫《留學美國》的時候這樣預測。可惜那時候，選擇回國的留學生並不多。 

　　當世界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中國這個正在變得強大的經濟體的時候，“海歸潮”才真正興起，2002年，成為“海歸潮”的第一個高峰年。從2002年春天到 2003年秋天這18個月裏，有16510個留學生來到中關村訪問，其中有3800人留了下來，比過去20年的“海歸”加在一起還要多。他們每天注冊兩家公司，把留學生企業總數增加到1785家。 

　“對一代中國留學生來說，這種變化究竟是什麽？而這種變化，對中國的未來，又意味著什麽？”錢寧在寫那本書的時候一直在問。 

　　答案在進入21世紀之後逐漸揭曉。李彥宏、鄧中翰、周雲帆、張朝陽……已經遷徙歸來的那些正在書寫著數字化時代的財富神話。著名作家淩誌軍說，在21世紀開始的幾年，是海歸拯救了處於互聯網寒冬的中關村。這是我們國家的幸運。他還斷言：未來三五十年，中國一定是海歸的天下，各行各業的傑出人物都將是海歸。 

　“海歸潮”遠沒有結束。“人類是從候鳥進化而來的，所以渴望遷徙；人類也是從植物演變而來的，最終要葉落歸根。” 

　　盡管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變得越來越扁平，這些人還會像地球村的公民一樣不停地在世界遷徙，但他們都知道，這裏有需要他們改變的國家 

　　中國大遷徙鏡像之一——張誌強：代言農民工 

　　他是一個民工。為打工賺錢，幾乎走遍了中國。 

　　因為長期兩地分居，他結婚，離婚，再婚，卻還是兩地分居。 

　　他追討被拖欠的工資，為120元的打工錢花了1000元的訴訟費。 

　　他加入了NGO組織，在幫助進城的農民兄弟。 

　　北京的天空灰蒙蒙的。豐台區東大街附近一套普通的民居住宅卻是非常的幹淨整潔，電腦開著，桌麵是茂密的樹林和蔚藍的湖水，朝陽的窗台上還擺著幾盆依然鮮綠的盆景。民工張誌強現在就在這裏工作和生活。 

　　瘦弱的張誌強，因生活和勞作的艱辛，眼角過早的有了細細密密的魚尾紋，而清澈的目光，又讓人覺得他是個讀書人。30歲後，人就該對自己的長相負責了。16歲離家外出打工，24年的“流民”生涯，歲月在他的臉上刻了生活的辛酸和抗爭的尊嚴。 

　　生在一個小山村 
 

　　1967年，張誌強出生於四川省南充市儀隴縣鳳儀鄉五台村。儀隴縣是朱德的故鄉，也是國家級貧困縣。 

 

　　張誌強是家裏的老二。姐姐18歲嫁人，因和公婆吵架，服農藥自殺。 

 

1970年，家中添了一個妹妹。1973年，再添一個弟弟。 

16歲，張誌強初中畢業。父親給他和弟弟算命，他測得的是木材的“材”，而弟弟測得的是人才的“才”。父親希望張誌強不要讀書了，讓弟弟繼續讀書。  

1984年張誌強拿著4元錢，走出了家門——“出門打工是成年勞動力賺錢的惟一途徑”。 

在四川攀枝花撿垃圾，在雲南昆明蹬三輪，到貴州貴陽、廣西南寧修鐵路，到陝西漢中當磚瓦工學徒……  

外出5年，年滿20歲的張誌強回村。儀隴農村18歲的小夥就基本都結婚了。他給自己找了一個女朋友，兩人結婚。 

 

1991年新疆建設兵團在儀隴縣裏大規模招收農民工——到新疆拾棉花。“去新疆的車票不要錢，還算是支邊建設”，張誌強興衝衝地決定到新疆打工。 

去之前，他偷偷地問老婆有沒有懷孕，老婆說沒有。他們計劃5年後再要孩子。“可惜農村人，沒有文化，根本不懂如何避孕”，到了新疆，張誌強發現老婆已經懷上了孩子。 
 

在新疆拾棉花，150元/月，年底才能結帳。整個家庭的重擔都落在了張誌強一個人身上。零下30攝氏度的時候，他甚至還要到雪地裏去割蘆葦來養活老婆和孩子。 
 

1992年7月，張誌強把不足一歲的小女兒送回老家。這年他和老婆加起來一共賺了3000多元。給家裏2000多元。 
 

　　工廠的“機器”和“動物” 

 

“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1993年，用拾棉花的一點點積蓄，張誌強和老婆買了火車票來到廣東。 

 

張誌強進了廣東的皮鞋工廠。“每天從早晨8點工作到晚上12點，沒有休息日。晚上回家，累得連澡都洗不動了，脫了衣服就睡。直到第二天打鈴，又是一路小跑去上工。上廁所要到車間門口的保安那裏拿牌，時間不能超過5分鍾”。 

 

“工廠不自由，不尊重人的情感，把人當成了動物，或者機器”，談到在工廠的感受時，張誌強對記者反反複複用到兩個詞是“動物”和“機器”。 

 

幾乎每兩個月，就換一個工廠，走遍了廣東的順德、佛山、番禺……最終，張誌強選擇了到建築工地，跟著一個小包工頭幹。“那個小包工頭也是農民工出身。他給工人的工資是每天10元，工作8個小時，加班會給加班費，2元/小時，工人們每天和老板一起吃飯”。 

 

兩年間， 張誌強的工資從10元/天，漲到2000元/月，做到了管理者的位置。 

 

可是張誌強的建築工地在肇慶，老婆的工廠在深圳市區，他和老婆一個月隻能見一兩次 “因為疏於溝通和聯係，我雖然賺了些錢，到1996年年底的時候，老婆卻跟人走了。”1997年5月和老婆回四川辦了協議離婚。 

 

　　學習《勞動法》 

 

1997年7月，張誌強再回廣州。因為有一點點在鞋廠工作過的經驗，他又去麵試了一家鞋廠。幸運地考上大名鼎鼎的美國的ADDIES。剛進公司，那個在美國長大的台灣老總就給新進的員工們講解《勞動法》——1萬人，在運動場上講了半個小時。 

 

張誌強覺得很奇怪，企業會給員工講勞動法？講的肯定都是假的。他自己買了本《勞動法》的書，看那個老總講的是不是真的。一看，講的還都是真的：每天工作8小時，加班給1.5倍的工資，周六周日不加班，加班，給2倍的工資。 

 

1998年，張誌強由普通工人升任為車間主任助理。工資漲到2400～2600元/月。但2001年，由於總公司實行輪崗製，換了老總。“新來的領導說一不二，甚至動手打人。看到同事被打，覺得人格受到侮辱，盡管被打的人並不是自己”。張誌強辭職。 

 

討要被拖欠的工資 

 

2001年，張誌強再次回到老家。堂嫂給他介紹了自己的妹妹——她丈夫到北京打工後失蹤，生活在儀隴縣鎮上，沒有地，也沒有讀過書，育有兩女。其中一個是丈夫失蹤前懷上的，因為是超生被罰款6000元，貸款才生下，長到上學的年齡，丈夫仍不見蹤影。 

 

張誌強幫助堂嫂的妹妹與失蹤的老公辦了離婚手續，還幫她還了欠下的貸款後，兩人結婚。 

 

2002年6月張誌強又來到北京，打工近一年，沒拿到多少錢，倒是被19家裝修公司拖欠了4000元工資。每家欠得都不算多，一二百，但也正因為如此，要起來很難。討要無果。到法院，不予立案。 

 

正趕上非典，因為一位工友疑似，整個工地被封閉起來。閑來無事，張誌強寫了一份《農民工生存報告》，給了北京幾家媒體。2003年7月《中國青年報》“冰點”欄目報道了張誌強的在北京打工的境遇和人生狀態，11月30日《焦點訪談》也報道了張誌強如何在北京追討工資的過程。12月8日，張誌強終於拿到自己被拖欠的120元，為此他花去1000元訴訟成本。 

 

生活還在繼續 

 

在北京的張誌強，依然與他出生的那個小山村有著無從割斷的聯係。 

 

“奶奶已經90歲，媽媽也已經66歲了。老家的那8畝地沒人種。白送人種也沒有人要。因為種地除了勞動力，還需要化肥、農藥等投入，如遇天災，這些投入就全打了水漂。” 

 

“五台村，總共900多人，青壯年勞動力全部外出打工了。父親死的時候，甚至找8個人抬棺材都找不到。” 

 

“我和第一個老婆有一個孩子，第二個老婆有兩個孩子，共三個孩子；第二個老婆的父母隻有兩個女兒，老婆是老大，按農村的習俗，應由大女兒撫養；從小被溺愛的弟弟，不懂事，因犯搶劫罪被判了10年刑。提前兩年出獄，拐騙了衛校一個19歲的女生，生了兩個孩子，弟弟把兩個孩子交給母親後就再也不管了；父親死還花了1萬多元”…… 

 

張誌強絮絮地和《小康》記者講一些家事。算下來，他一個人要撫養5個孩子、4個老人。到現在，他依然保持著每用一分錢都要記帳的習慣。 

 

“老婆和堂哥堂嫂一起到了廣東打工，每個月1000多元錢。因為太累她不想幹了，我要她堅持，孩子、父母都需要撫養，靠我一個人怎麽能行呢？”依然是兩地分居，“早已經習慣了，也就變得有些無所謂”。 

 

“社會體製有問題。農民工得不到應有的待遇和尊重，和城市人一樣幹活，卻不能同工同酬。7億農民，可國家財政每年用於‘三農’方麵的隻有10%。2/3的人，隻用了國家10%的錢”，除了關注自己和家庭，對於整個社會，張誌強並不是漠視和無知的。 

 

成為一個專職誌願者 

 

2003年一個朋友送了張誌強一部手機。他把手機24小時開通，一邊在北京的建築工地上打工，一邊為民工兄弟做一些勞務糾紛的法律谘詢工作，不收取任何費用。 

 

2004年，“打工妹之家”——中國第一家為農村進城工作的打工妹服務的公益性組織，邀請張誌強去那裏工作。剛開始，張誌強每個月的工資是1200元，後來拿1500元，2006年12月離開時已經拿到1932元。張誌強並沒有滿足於相對工地而言更好的工作環境。“起先單位不給我交保險。我是幫別人維權的，我自己的勞動權益都維護不了，這怎麽可以？” 

 

單位終於給張誌強交了社會保險，可他仍是不滿。有北京戶口的工作人員有五險一金，而且工資也要高很多。 

 

再次離職，他成為一個專職誌願者。 

 

2007年10月，《小康》第一次采訪張誌強的時候，他正在內蒙古烏海做環保教育。他還在網易開了一個博客，上麵記錄的都是一些農民工維權的案例。 

 

11月，《小康》再次采訪張誌強的時候，他剛從長沙代理一起勞動糾紛訴訟回到北京。“現在一年代理的勞動訴訟大概在50起左右，涉及農民工有五六百人”，手機鈴聲不時響起，張誌強說，“2008年1月1日即將實行新《勞動法》，很多農民工找我……” 

 

張誌強與100多名勞動法學專家一起參加過新《勞動法》在上海和南京的兩次審稿。會上張誌強直言，“《勞動法》是保護誰的？可是企業有代表來了嗎？我作為全國近1.5億農民工的唯一代表，來參與討論。僅僅我一個人就能夠代表1.5億人嗎？……” 

 

時任全國總工會法律工作部副部長的郭軍，當即感慨“你看中國的農民工是多麽的懂法”。 

 

最終，張誌強和其它專家的相關意見，在國家新的《勞動法》中有所體現，而他甚至還和一些企業主“不打不相識”。 

 

張誌強成為農民工的代言人。 

 

中國大遷徙鏡像之二——伍繼延：流放者歸來 

 

他喜歡薩特，但他更喜歡毛澤東。 

 

在追求自由的同時，他更渴望追求高尚、神聖甚至偉大。 

 

為追逐自由和夢想，他像親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巨變的許多人一樣，不停遷徙和自我流放。 

 

他立誌為理想逐日天涯。 

 

他由衷地感謝這個偉大的時代。 

 

伍繼延遞上名片介紹自己。名片上的頭銜足有六個之多：湖南湘文化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清華大學重慶校友會副會長、重慶湖南商會創始會長……同時附有湖南、北京、重慶三地的辦公地點及聯係方式--他將名片的功能發揮到了極致。 

 

然而，名片上卻無法顯現伍繼延自我流放海南的那段曆史，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那一段，正是他人生最重要的階段。海南，是被他稱之為經曆男孩向男人蛻變的地方，也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自我流放地和自動遷徙地。在海南的曆練，為他後來的故事奠定了基礎。 

 

　　伍繼延的理想 

 

從履曆上看，在1988年之前，伍繼延非常主流。 

 

伍繼延，1964年出生於湖南省湘陰縣。1979年考入湖南大學少年班；1983年畢業於湖南大學計算機科學係並留校工作，1984年入黨，先後擔任湖南大學團委宣傳部長、教職工團委書記等職；1988年研究生畢業於清華大學社會科學係後赴新建立的海南省委工作，1992年下海。 

 

生長於偉人的故鄉，伍繼延深受毛澤東的理想主義的影響。他曾為自己成為一名人民教師而感到無尚光榮和自豪，“作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我隨時準備燃燒自己照亮別人”，伍繼延很認真地告訴記者。 

 

雖然主流，伍繼延卻並不安分。偉人身上的革命與反叛的基因同樣對他影響頗深，確切地說，這樣的基因在他們那一代熱血青年身上普遍存在著。伍繼延是他們其中的一員。青年時代，他們熱愛自由，大多還是薩特的崇拜者，卻處於一個有著頑固束縛傳統的國度。他們有著強烈的擺脫束縛的欲望，與彼時全國上下躁動的改革情緒暗合與呼應。  

 

於是，哪裏率先列開了改革的口子，哪裏流淌著自由呼吸的空氣，哪裏就有蜂擁而至的熱血青年。上世紀80年代初的深圳如是，上世紀80年代末的海南亦如是。 

 

他們伴隨著一個民族，一起走上遷徙之路。 

 

　　海南建省 浪跡天涯 

 

1988年，伍繼延從清華大學社會科學係畢業後，直接奔赴一片讓人沸騰的熱土海南。 

 

那一年，鄧小平一句“我們正在搞一個更大的經濟特區，這就是海南經濟特區”的號令，讓那些自認“真理在手，豪情滿懷”的有誌青年，倍感歡欣鼓舞。海南建省辦大特區的消息一出，大量的人才便向海南湧來，“十萬人才下海南”這句話是對當時各路人馬奔海南的一個形象的比喻。號稱十萬，其實，當時到海南去的人遠遠超過十萬。 

 

伍繼延和他的豪情滿懷的同伴們從北京出發，乘火車到廣州，再換乘船來到了海南。“當我們早晨醒來，到甲板上，陽光燦爛，沙灘、椰樹，還有新鮮的空氣，感覺到自由真好。”這是一次自由選擇和選擇自由的活動。那時候，初到海南的人都感覺到了自由的空氣。 

 

伍繼延和他的同伴們主要被分配在國家機關和國企、大學。“許多人是本單位有史以來第一個清華畢業生，自然是大有希望了。”伍繼延在海南省政府裏任職，成為了一名推動體製改革的官員。時年24歲的他躊躇滿誌，希望推動製度的變革，來造福更多的民眾。那時候，海南政府裏麵有很多像伍繼延那樣的人，他們年輕，精力過人，受過良好的教育，富有進取心和開拓精神，思想方麵沒有或很少條條框框的束縛，後來他們推出了很多大膽的改革措施。 

 

“待我們剛剛適應海南的種種特色，渴望大幹一番宏圖偉業的時候，國家為防止經濟過熱采取‘緊箍咒’”。“特區不特，我要回家”的口號在曾經的熱血人才中悄悄流傳。海南向何處去？我們向何處去？伍繼延們陷入困惑和迷茫。 

 

時間很快來到了1992年。那一年春天，鄧小平異乎尋常的南巡旋風席卷整個中國，不但在政治上造成了空前的震動，同樣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敏銳的人們嗅到了其中巨大的商機，全國彌漫的都是發財的欲望和衝動。 

 

這一輪的經商潮對中國官員的衝擊最大。按照國家人事部事後的估計，這一年辭官下海者有12萬人，不辭官卻又投身商業的人超過了1000萬！ 

 

“那是一種巨大的誘惑，大批的知識分子，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選擇了‘下海’”。伍繼延也“下海”了。為從實踐中去對自己追求的東西做一個證明也好，為金錢上的追求也好，反正無論如何，伍繼延們覺得“下海”就是去做成所有你想做的事情。“每個人都有一大套想法，每個人又都編了一大套說詞。而所有的這些理論思想，可以通過做一個企業，麵向市場，在市場競爭中贏得發展。” 伍繼延回憶說。 

 

離開體製，伍繼延成為一個房地產商，“做房地產，說偉大點就是搞城市建設，說難聽點就是炒地皮。”伍繼延喜歡時不時地自嘲一下。他將這一次的選擇，稱之為一個男人的轉變。“最基本的轉變，就是所謂三十而立。我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的一些基本東西。” 

 

這個基本東西裏邊，當然也包括了最最基本的經濟基礎。他掙了錢。與他一撥在海南搞房地產的那些人，有的成了日後中國赫赫有名的房地產大鱷。 

 

有了錢之後，伍繼延開始反省自己，“一下就到了三十歲，到底該做什麽，於是我又開始覺得自己有使命，不應該為賺這點錢做生意。”他究竟成不了一個徹底的商人，或者說他從來就不甘心隻做一個商人。如果說上世紀90年代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對整個中國的影響是徹底的，那麽，深受80年代理想主義和啟蒙主義思潮影響的那一代人轉變得始終不那麽徹底。成為商人，擁有財富是他們的理想之一，但不是唯一理想。 

 

在這樣一個轉變上，伍繼延是最不徹底的一個。“從商以來，我透過錢眼看到了扭曲的人，而別人透過錢眼看到的也不是我，而是錢。當商人成為社會主流的時候，我不清楚這究竟意味著進步還是墮落。”作為商人，他這樣懷疑和評價商人，“我覺得經商和做‘小姐’有點相似：首先都是為了錢，其次都是在出賣自己，隻不過她們出賣的是自己的色相，而我出賣了自己的智慧。但最終我們都還是要從良。現在的我不過是淪落風塵。” 

 

“從良”是他希望的歸屬，但“從良”之後要幹什麽，他並不太清楚。但大多數有點理想主義者色彩的人都渴望充滿高尚、神聖甚至偉大的追求，至少在他看來要比“商人”高一點的追求。 

 

1994年，中國經濟全麵過熱，全國掀起了宏觀調控風暴，海南熱潮漸退。就在這一年，伍繼延離開海南，開始第二次自我流放。這一次的目的地是美國。“我去美國留學的目的，是想了解世界。我自己覺得對中國的了解已經到了一定程度，但我還不知道世界什麽樣子。” 

 

在美國的日子並不太長，1996年又回到了國內。當然，後來他還經常在美國或別的國家之間進行短暫的自我流放，說是體驗全球化的生活。 

 

那一段時間，他寫了一本書，叫《逐日天涯》。他給這本書留了一個尾巴，是關於“回歸”的。但那時候，他還找不到“回歸”的路。 

 

　　重慶直轄 流放西部 

 

重慶即將直轄。經驗豐富且嗅覺敏銳的伍繼延嗅到了其中的機會。人們將伍繼延們稱為中國社會變革中最敏感的小老鼠，因為在地震之前，老鼠是反應最快的，老鼠在前麵跑，人反而反應遲鈍。 

 

1997年，伍繼延邀了幾位朋友，自己開車從北京向重慶進發，此舉僅僅是要親身體驗“蜀道之難”的意境。第一次重慶之行，並沒有留下太好的印象，伍繼延對重慶的投資軟環境產生懷疑，感歎“蜀道難”其實難在思想觀念的落後、管理水平的低下。 

 

第二次到重慶是1997年的10月。100多名商人組成的全國工商聯“光彩事業考察團”抵達重慶進行投資考察，伍繼延也在此列。“但大多數投資者來了又走了，他們對重慶的形象比喻是‘天空中到處都是飛機，但就是找不到著陸的跑道’”，而伍繼延站在到處堵車的重慶街頭，得出一個結論：重慶的基礎設施太差，與直轄市的身份極不相稱，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應該大有可為。於是，他留了下來。那是他的第三次自我放逐。 

 

重慶正在發生的正是十年前伍繼延在海南所經曆的，這一切使他都顯得駕輕就熟，胸有成竹。其中，他在重慶的投資最為人樂道的是所謂的“五黃路現象”。 

 

1998年，伍繼延的公司在重慶投資建設北部新城第一條五黃路，54米的寬度使它成為重慶市區最寬的馬路，並發展成為今天的中央居住區。“這在重慶樓市中也許存在著某些範本意義”。盡管如今的五黃路車水馬龍，但在伍繼延看來，五黃路上現在隻有兩輛車：一是為名、一是為利，而這條路上，這兩輛車幾乎都達到了目的。 

 

湘商建會 流放歸來 

 

然而，商業上的成功並如料想的那樣給伍繼延帶來巨大的滿足。他對自己的社會角色始終懷疑，並且越來越強烈。 

 

確切地說，這種懷疑從離開體製的那一天起就已經存在，這種感覺對於一個負有社會理想並渴望崇高的人來說可能來得更強烈些。人縱然向往自由，但終歸是群居動物，渴望組織的認可，尤其是在功成名就之後。 

 

困惑了很久，他似乎找到了感覺。2002年底，伍繼延牽頭，在重慶開始籌建注冊重慶湖南商會。“隨著市場經濟的興起，一大批民營企業興旺發達起來，很多人都感覺有種脫節，沒人管，沒人理，很多事情都不方便。也就是說，政府的管製和市場發展存在脫節，當我們開始意識到這些問題的時候很困惑，中央也意識到這個問題，商會既不是政府這樣的政治組織，也不是企業這樣的市場組織，它是處於政府和市場之間的社會組織。”從事新社會組織的創建，伍繼延已經樂在其中。 

 

眼下，他把全部精力轉移到商會組織事業上麵，並因此成立了一個湖南湘商文化投資有限公司。他希望通過自己文人的知性和商人的敏銳，在大湖之南，凝聚起天下湘商，並使湘商崛起影響天下。 

 

不久前，首屆湘商大會在長沙舉行，為湘商概念奔走呼號、在各地湖南商會之間牽線搭橋的重慶湖南創會會長伍繼延，自然同時進入政府和民間組織的視野。他說他終於找到了組織，找準了未來事業的定位。 

 

現在，他管自己叫和諧社會的建設者，他已經不隻是市場經濟的建設者了。盡管他曾經留長發、穿長袍，在外表上盡可能地表現出對社會主流的叛逆和不同，但骨子裏卻並沒有什麽不同。他很聽黨的話，熟背十七大報告精神；他也很聽當地政府的話，他做的事情盡可能地順迎當地政府的發展思路，並最大限度地服務於當地政府。他由衷地感謝改革開放這個偉大的時代，給予了一代人自我遷徙和自我流放的自由，並為一代人創造了追逐夢想和追逐幸福生活的機會。 

 

可以作出判斷的是，最後的這個一定是真心的。因為伍繼延們是偉大時代的最大受益者。一個將個人的夢想與社會的夢想聯係在一起的時代，使一代人在思想的遷徙中找到依歸。 

 

伍繼延把這個叫做回歸。流放者歸來，是他建議的題目。 

 

伍繼延還記得當年海南流浪歌手流行的一首歌，歌詞的大意是：誰願意離開自己的家，誰願意浪跡天涯，隻因為要尋找自己的夢，隻因為種子要發芽。 

 

逐日天涯之後，他找到了回家的路，並已經有了一個不願離開的家。 

 

 

 

中國大遷徙鏡像之三——亞丁:遊走在中西之間 

 

他們的身份，早已脫離了某一種單獨的文化背景，而更像是地球村公民的一員。 

 

下午四點，亞丁和我們約在了陽光上東的一家小西餐店。 

 

正好是北京的陰天，一切都顯得汙濁濁的，我們的話題也很自然地從天氣開始聊起，對此他有些抱怨，不過馬上又補充說，這幾年北京的空氣質量還是好多了。 

 

他點了木瓜牛奶，有點甜，又要了杯竹葉青茶。這樣一個穿著簡潔、說話平緩溫和的中年男子，無論怎麽看，都是個普普通通的中國人。 

 

然而你很快可以從一些細微之處發現些不同。比如，他接電話時突然冒出的滿口純正法語；比如，他謙和態度背後隱隱約約的某種優越感；又比如，買單時他完全西式的禮節。 

 

1985年底亞丁去了法國，隨後獲得了一係列華人在法國所能享受到的最高榮譽：“法國青年翻譯家”獎、法國卡茨文學大獎、法國青年龔古爾文學獎、法國騎士勳章…… 

 

曾經輝煌的翻譯家、法語小說作家，現在的法國國際藝術學院院長、伊迪文化傳播公司總裁、環保鬥士，這位跨國遷徙者一點點褪卻了傳統基因，成就為一個多元文化的傳承者。 

 

　　從鄉土到“浪漫” 

 

電話那頭，是亞丁的兒子亞曆山大。其實，亞曆山大的母親是中國人。這樣一個血統純正的中國家庭，卻有著完全不同於中國的文化。 

 

這個家庭飲食中西結合，早餐是從法國帶回來的鮮橙汁、奶酪、麵包等，中飯和晚飯卻是中餐；這家人有時講漢語，更多時候用法語對話，兩個孩子也都被送到法語學校上學。 

 

所以，麵對國別認同的話題，亞丁對“你應該還是一個中國人”這樣的判斷顯得有些猶豫。顯然，在心理上，他並不認為已經取得法國國籍、又在法國生活了20年就是法國人。 

 

亞丁在中國的家不止陽光上東一處，他甚至把房子蓋到了懷柔的大山裏。而在巴黎，他也有很多處房子。 

 

中國和法國兩種文化都種在了他的身體裏，隻不過時不時出來打打架。這些年來，他在中國與法國間飛來飛去，變成了一個雙棲鳥，又或者，成為了一個中法文化交流的使者。 

 

亞丁的家鄉在河北文安縣，家鄉人叫他毛毛。毛毛是如何變成了亞丁？一切要歸功於法語。正如那句諺語：掌握一門外語，就如同打開了一扇新的窗。亞丁的人生因法語而改變。 

 

1976年，他隻是個被下放到河北農村的普通少年。一天，一位北大的女老師找到了他所在的生產隊，想招收幾名學外語的學員。麵對各種文化、曆史問題，亞丁對答如流，他的表現令老師非常滿意。第二年初，作為最後一屆工農兵學員，亞丁被北京大學西語係法語專業錄取。 

 

入學後不久，他和幾名同學共同創立了當時大學生的第一本學生刊物《未名湖》。在辦刊過程中，認識了德高望重的朱光潛老師。二人成為忘年之交。那時的燕園，經常能看到一老一少的身影，邊聊天邊散步。從三年級開始，亞丁已經能自己翻譯一點東西了。他一下子喜歡上了在別人看來很難學的法語，甚至超過了過去喜歡英語的程度。 

 

最初，亞丁隻能翻譯一點零碎的小文章。他也想自己翻譯一本書，但卻不知從何處下手。這時，朱光潛告訴他，小說來源於法國，法語的“浪漫”實際上就是小說的意思。為此，他翻譯了第一本小說《保爾和薇吉尼》，筆名亞丁。朱光潛主動提出為這本書題寫書名。 

 

1980年4月15日，法國思想家、哲學家讓?保羅?薩特逝世。這位法國才俊的逝世，在當時中國的文化界引發了各種討論。這自然也引起了亞丁的注意，於是，他翻譯了薩特的《理智之年》等一些比較熱門的法國現代文學作品。 

 

這本《理智之年》，為他打開了通向法國的大門。 

 

　　融入法國上流社會 

 

為了鼓勵世界各國的年輕人翻譯法國的文學作品，法國政府專門設立了“法國文學翻譯家”獎，每年在世界範圍內獎勵5名青年翻譯家。1985年10月，28歲的亞丁獲此殊榮。他是至今中國的唯一。 

 

這個獎項非常特別。根據當時法國政府的規定，獲獎者可以得到5萬法郎的獎金，但獲獎者必須親自到法國領獎，而且必須在法國國內將這筆錢花掉。法方還將這筆獎金平均分為6份，要求獲獎者每個月前來領取。如此，亞丁就有了一個前往法國的機會。 

 

1985年底，他飛赴法國，憑借翻譯的獎金，在法國生活了一年多。這期間，他開始考慮如何繼續留在法國，如何賺錢。他曾經嚐試過去東方語言學院教中文。可是當他作為候選人填表時，聽說錄取名額隻有一名，而候選人卻有20多個，他當即把表撤了回來。 

 

這段小插曲是亞丁對中西文化碰撞的一次細微體驗，“我競爭上人家要下，我沒競爭上自己又會難過，這是我在中國習慣了被安排後出來經曆的第一次競爭，就覺得這件事不好。” 

 

教中文未果，亞丁想到了寫小說。此前他從未出過小說，更不要說法語小說。然而，用他自己的話說：“這個書就在我心裏，它就要出生，就要通過你來到這個世界上，鬼使神差，完全著了魔，就必須寫出來你才完整。” 

 

就這樣，一本用法語創作的小說《高梁紅了》誕生了。 

 

寫投稿信時，亞丁以中國人特有的謙虛寫下了“不揣淺陋、請多指教”之類的話，結果稿子投出去石沉大海。當時他的獎金也已經花完了，銀行賬單紛至遝來，無奈之下，朋友恰好認識一個大出版社的總編輯，建議他去那裏試一試。 

 

亞丁硬著頭皮給這位老太太打電話，碰巧她直接接了。一聽說是位從中國來的年輕翻譯家，老太太當即表態，你下午直接過來談吧。這次亞丁直話直說了。 

 

“我當時就說我已經沒錢了，誰跟我第一個簽出版合同，誰第一個給我錢，我就給誰出版，好像自己是個大作家，出版社都在搶我稿子這種感覺。”亞丁清晰地記得那天是星期五。兩天後的清晨，朦朧睡意中的他被電話吵醒，好消息傳來了，“她說這本書太偉大了，你趕緊過來簽協議。” 

 

這本書的轟動是亞丁自己未曾想到的。隨之而來的作家稱號一度讓他感到害羞。然而，成功就這樣飛快地來了：《高梁紅了》一舉成為當年法國最暢銷的小說，並且在法國連續暢銷10年。 

 

“當時電視台采訪我，問我這本書稿還給過哪些出版社，我說給過誰給過誰，後來那幫人全被免職了。其實人家解釋說當時投稿信‘不揣淺陋、請多指教’那麽一寫，就沒人看了，認為你自己都不自信。我覺得這完全是兩個文化之間的差異。” 

 

這本書給亞丁帶來了一連串的榮譽，先後獲1987年法國卡茨文學大獎、1987年亞洲小說獎、1987年法國匹裏茨獎和1987年比利時皇家文學院小說獎，並進入龔古爾文學大獎的決賽圈。法國總統希拉克讀完《高梁紅了》，在給亞丁的信中寫道：我懷著極大的樂趣，沉浸在這本體現了現代史實、中肯而又有份量的令人著迷的著作中。 

 

其後，亞丁又連續寫了6本書，銷量也都不錯。亞丁一時成為法國知名作家，除了寫作，他每個周末還被邀請去參加一些貴婦人的沙龍，在沙龍上講文學、講自己的書，也講中國。 

 

　　文化使者的大事業 

 

在法國人的眼裏，亞丁是以一個純粹中國人的麵貌出現的。也正因此，他的寫作讓法國人體會到了新鮮的東方文化。 

 

“我在書裏描寫塞納河的時候，巴黎的人看了都覺得非常驚喜，因為我是東方來的人，我用陰陽來描述它。法國人感歎說‘你可以把塞納河寫成這個樣子，我們永遠不會對塞納河有這種描述，永遠不會有這種感受。’” 

 

從中我們可以解讀到華人作家在海外成功的原因。其實，包括後來的程抱一、山颯，也都因這份文化的差異感、或者說異國情調的細膩體驗而聞名。不管怎樣，作為文革後出國的第一代海外華人，亞丁確實通過寫作，成功地把一個傳統的東方文化帶到了法國，又把一個現代的法國帶回了中國。 

 

他是中國華人中少數幾個在法國家喻戶曉、被法國人廣為接受的作家之一，也因此結識了眾多法國上層社會的達官貴人，這些人都以能邀請到作家亞當為榮，並不喜歡“文學花瓶”角色的他從中發現了新的機會。 

 

一日清晨，亞丁接到法國參議院院長打來的電話，邀請他共進早餐。由於之前二人就已相識，亞丁欣然前往。在聊天的過程中，他了解到，原來院長是希望亞丁能夠幫助他，通過非政府的渠道到中國去訪問。 

 

1989年之後，中法之間的關係曾一度冷卻。鑒於當時的特殊情況，院長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去促進法中關係的改變。其後，亞丁通過一些朋友向中國的有關上層人士傳達了這個信息。為此，1991年他回到了闊別多年的祖國。 

 

1992年，在那位參議院院長的帶領下，一批法國企業家成功訪問了中國。當時，他們考察了廣州，因此後來一批法國企業進入中國之初，就都落戶在了廣州。從此，亞丁開始做一些文化交流方麵的工作，隨著此後中法關係的越來越好，他專門建立了一家文化傳播公司，致力於中法之間的交流。 

 

在這期間，亞丁曾做過法國工業部部長的顧問，協助其在中國開展一係列的工業項目交流活動。同時，一些法國企業巨擎在進入中國市場之初，也紛紛找到他做顧問，包括法國電力、阿爾斯通、歐萊雅等。他被聘任為法國大型品牌進入中國和中國市場的著名策略人。 

 

近些年，亞丁的角色越來越豐富，策劃人、影視製作人、導演、環保倡導者、文化大使……多種角色集於一身，但都與“文化交流”有關係。2005年中法文化交流年，由他策劃的中國年開幕式——雅爾音樂會等主要活動曾轟動一時。 

 

多年的法國生活讓他對法國文化感同身受，“法國文化是一種平和的文化，他把精神變為物質的，所以有了這麽多建築文化、文學作品，他又把物質的變成了精神的，把物質的感受精神化了，比如阿爾卑斯山。這種平衡是其他文化裏不存在的。中國文化把精神的物質化得很少。” 

 

於是，在中國、法國間穿梭的亞丁就經常感覺到兩種文化的激烈摩擦，“我是法國人的時候，就是一個法國人，當我是中國人的時候，又有人說我是最中國的一個中國人。這兩種文化在我腦袋裏變成了兩個堡壘，兩個陣地，互不相容。” 

 

無論如何，他最終變成了這樣一個多元文化的承載者，他辦法國國際影視藝術學院，校訓體現了典型的西方教育理念：“不是灌滿一瓶水，而是點燃一團火”；他介紹法國最先進的環保技術、最時尚的建築藝術進中國，可是他又對中國道家文化癡迷不已；他以文致富，卻也經常在文化中迷失……

 

 

 

 

中國大遷徙鏡像之五——深圳：遷徙之城 

 

深圳的人口數已超過1400萬。 區區不過2020平方公裏，雲集著如此龐大的流動人口，中國最大的移民城市，非深圳莫屬。 

 

2007年9月的深圳市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暨“兩無”活動經驗交流會上，深圳市副市長李銘根據各區人口和計劃生育局報上來的外來人口數字，現場用計算器敲出來粗略的數字——外來人口已經超過1200萬，加上現有的200餘萬戶籍人口，深圳的人口數已超過1400萬。 

 

區區不過2020平方公裏，雲集著如此龐大的流動人口，中國最大的移民城市，非深圳莫屬。 

 

　　千萬外來人締造現代化都市 

 

1980年8月26日，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深圳經濟特區誕生，懷揣著夢想的各路人馬開始朝這個此前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匯集。 

 

1985年，廣東吳川的農村人陳華，拿著姐姐給的85元來到深圳，在工地上做小工，每個月隻掙50元，飯都吃不起。十年後，陳華創立了京基公司， 2002年花25萬美金請前美國總統克林頓來為樓盤做宣傳，2005年，陳華的名字赫然出現在當年中國胡潤百富名人榜上，上榜資產為21億元人民幣。略一算計，這個四十來歲的吳川人所擁有的資產幾乎是以一年一個億的速度在增長，締造了一個常人難以想象的財富神話。 

 

2007年5月，陳華又迎來新的擴張，他擁有的位於深圳最漂亮的海灘大梅沙的五星級海景酒店開張營業。類似陳華這樣成功的名字還可以列出很多。他們都是這一撥遷徙者中的幸運兒和領頭雁，但對於這一輪如百川歸海般的遷徙中，更多人則如祝日升一樣默默無聞。 

 

2006年，深圳市外來勞務工最為密集的寶安區發起籌建“寶安勞務工曆史博物館”，捐獻數十件打工物品的安徽籍務工人員祝日升的故事被媒體發掘出來，他的18年務工生涯是眾多外來工的縮影。 

 

1988年的冬天，剛剛初中畢業的祝日升提著簡單的行囊，來到了當時在內地名頭最響亮的特區——深圳。祝日升參加了一個福建在深圳的工程隊，抬石頭、挖水溝、挑沙漿，三年下來，居然積攢一萬多塊錢，他用這筆錢在安徽老家建了新房。 

 

1997年，祝日升結了婚，後來又有了兩個兒子，他在深圳的年薪都維持在三萬元上下，除去開銷，每年都“至少攢下兩萬元”，因為能掙到錢，他沒有按照原先的預計回到老家，一直停留在這個城市，一呆就是18年。 

 

越來越多的人向這個小漁村匯集，由最初的30萬人口基數，到2007年並不準確的1400萬，20多年，人口增長了近40倍，每平方公裏達5000人，這一速度同樣堪稱全國之最。這些人在實現自己夢想的同時，也在為這個城市的GDP添磚加瓦。 

 

兩萬來自五湖四海的工程兵就地轉業，城市建設日新月異，城市的臉麵——深南大道建起來了，上海賓館蓋起來了，第一高樓69層的地王大廈矗立起來…… 

 

深圳市政府材料顯示，從1980年到1994年，深圳創造了“三天一層樓”的速度，生產總值以35%的遞增速度曆時9年突破100億，再經過5年突破了500億。1994年後，全國各地的改革開放不斷推進，國家給予深圳的“特殊政策”變成普惠政策，但這並未能阻擋“深圳速度”神話的締造，GDP的增速仍在20%以上，先後突破1000億，2000億，3000億，2006年更是達到5813.56億，最終由一窮二白一躍為全國第四。 

 

深圳大學易鬆國教授分析認為，從深圳總體來看，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倒掛的倒金字塔結構越來越明顯，現在深圳1400多萬人口中更大比例的是外來務工人員、流動人口。倒金字塔結構的第二個表現是社會階層比例的失衡，在1200多萬深圳人口中，精英人群、高收入人群以及包括公務員在內的中產階層，比例都很小，而每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民眾，以外來務工的流動人口為主體，五年來所占的比例越來越高。 

 

　　一座移民城市的開放與包容 

 

人多起來是一種什麽景象？深圳年複一年不亞於“敦克爾克大撤退”的“候鳥”北歸是這個中國最大移民城市最直觀的體現。年前返鄉之時，深圳火車站幾乎沒有下腳的地方，真正進入春節，數百萬人一夜北撤，深圳幾成空城。 

 

2004年，深圳航空推出“親情航運”，即由家鄉接父母親人年前飛往深圳，機票低於兩折，記者以低於火車票的350元機票，接來父親來深圳過年。 

 

那是一個無比寂廖的春節，與家鄉的熱鬧和鞭炮齊鳴相比，深圳十分安靜，隻有在夜空中偶爾燃起的幾束煙花讓夜空有了一點動靜，在街上找不到開業的餐館，甚至連車輛和行人都很少，昔日擁擠不堪的菜市場也隻有幾家還在留守，也沒有多少人買菜。同一層樓也沒有鄰居在家可以聊天，走了，都走了。剛到初五，父親便坐不住了，“這裏人少了，一點年味都沒有，還是回家去吧”。 

 

這裏不是自己的家，35歲的祝日升就是這種感覺。雖然已經是十來歲孩子的父親，這個穿著一身藍色工裝的安徽漢子麵對記者一笑起來露出滿口幹淨的白牙。18年的城市打工生活改變了他很多，有了良好的衛生習慣和樂觀積極的生活態度，但一直沒有改變的是他的身份，他仍然還屬於外來工的一員，沒有獲得這個城市的一紙戶口。 

 

也正是這個有著候鳥特性的城市，卻形成一種獨特的城市文化：開放和包容。開放自不必言，深圳從一個一無所有的小漁村變身國際都市，本身就是開放的結果。包容則是令人才感到最舒服的創業外部環境，英雄不問出處，在深圳沒有形成核心的主流文化，自然無須舍棄自我，可保有個性的自由與空間，這也使深圳充滿了勇於開拓的朝氣，不斷創新的精神和活力， 讓深圳成為實現夢想的舞台和品牌企業的孵化器。 

 

　　本地土著與外來人的對立和衝突 

 

有沒有一紙戶口在深圳有著天壤之別。擁有這一紙戶口，意味著可享受深圳醫保，看病吃藥基本不用掏錢；意味著有機會去爭取福利房，早期深圳梅林一村的福利房，均價1500元一平方米，如今已經翻了10倍；意味著孩子可以免費接受深圳的義務教育，而外來人口一學期的借讀費高達近900元；甚至香港自遊行的通行證，也隻是針對本地戶籍開放，外來工還需要回到各自家鄉辦理，並加入旅行團方可赴港。 

 

這種不同的人享受不同待遇也造成一定程度的本土土著和外來人員的對立。擁有深圳本地戶籍的話，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在以收租為主要經濟來源的眾多深圳村落，一出生就往往意味著數十萬的年底分紅，以致於還引發一些“外嫁女”討要分紅的風波。 

 

與這些含著“金鑰匙”出生的本地土著相比，外來務工人員不僅要在工廠裏一天工作十來個小時，從事著環衛、清潔等低廉工作，還要背負著岐視的目光。 

 

2006年2月，在龍崗街道辦事處轄區的怡豐路黃龍塘市場附近的大街上，警方掛出“堅決打擊河南籍敲詐勒索團夥”和“凡舉報河南籍團夥敲詐勒索犯罪、破獲案件的，獎勵500元”的大橫幅，兩條幅落款均為“龍新派出所宣”的字樣，此舉引發廣泛爭議，對外來人員和地域歧視的聲討也因此拉開，最後以警方道歉，相關社區民警被開除告終。 

 

深圳警方公開發表的一份《深圳藍皮書》是首次公布深圳市公安部門就外來人口問題所寫出調研報告，報告中認為，絕大部分外來人口是對城市有貢獻的城市勞動者，真正破壞治安的違法犯罪嫌疑人隻占外來人員約0.7%，“但這一小撮壞分子，是一個巨大的絕對數，是城市市民安全的隱形炸彈”。 

 

深圳的外來人口中，從總體上看，“打工一族”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且多來自農村。絕大多數打工仔、打工妹來深圳後主要任務就是在工廠打工掙錢，最大的心願就是將積蓄郵回貧困的家鄉讓家人生活得好一點。當然他們當中也有很多人節衣縮食，爭取進成人高校和各種不同層次的業餘專業技術學校學知識和技術，希望幾年後可以“引水返鄉”。對待這個城市，他們更像是一個旁觀者，而心底最眷戀的卻永遠是自己的故鄉。 

 

 誰在拋棄深圳VS深圳在拋棄誰 

 

2002年11月，網名“我為伊狂”咼中校的一篇《深圳，你被誰拋棄》引爆深圳，轟動全國。2004年底，咼中校主動離開深圳，赴香港工作。身在香港，他卻依舊關注深圳。5年不到的時間，咼中校又拋出一文，這次由深圳已經從“你被誰拋棄”，變成了“你在拋棄誰”。 

 

如何讓主動遷徙到深圳的人留下來，也成為深圳正在思量的問題。前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提議不再提“農民工”，而采用“外來務工人員”這一更為尊重的稱謂；在社會保障層麵，深圳今年5月還在全國率先建立了“低繳費、廣覆蓋、保基本”的勞務工合作醫療製度，每月企業交8元、勞務工交4元，就可保證勞務工的門診和住院。2005年，深圳特區內勞務工的最低工資達到690元，居全國首位。《深圳經濟特區企業欠薪保障條例》自1997年1月1日實施以來，不僅使用欠薪保障基金墊付企業欠薪4595萬元，使33899名勞務工受益，前不久還開展維權活動，半年就為勞務工追回欠薪2.37億元。深圳製定了17項法規和規章，嚴格限製和製止部分企業對勞務工的非法盤剝，在法規上對工作時間、加班限製、工資計算與發放、休息與休假、勞動保護、社會保險等作出規定。為滿足外來務工人員子女上學需求，深圳市每年投入55億元用於教育，外來務工人員入學子女已達到50萬人。 

 

也有網民提議，深圳作為具有獨特性移民城市，應設立“暫住人口節”或稱“移民節”，一方麵增強歸屬感；另一方麵以這種方式表示對這個群體的一種特別的尊重。 

 

這一倡議引起網民熱烈討論，大多數網上回帖都表示支持。有關專家認為這反映出作為移民城市的深圳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但認為設置暫住人口節不妥，可能會人為造成暫住人口與常住人口的對立。 

 

曾任深圳市長的於幼軍表示，如果一個城市裏長期生活的絕大多數人口是流動的，這些人對這個城市沒有認同感，沒有“根”的感覺，那麽這個城市的心態一定是浮躁的。在二次創業之際，如何留得住人？讓更多的人分享改革開放成果，正成為這個城市主政者挽留人心的響亮口號。 

 

祝日升下一步考慮在深圳的寶安區買房子，“我把家裏麵的房產賣掉，足可以支付在寶安買房子的開銷了。”祝日升憧憬著，“到時候，就把老婆和孩子們都接過來，戶籍製度以後也肯定要改革的，像我這樣的興許都會有機會……”他說。 

 

1987年12月1日下午，在深圳會堂，中國第一場土地拍賣正式開始，敲響了新中國拍賣土地第一槌，一塊麵積為8588平方米，有50年使用權的土地以525萬成交，這也成為深圳改革開放的標誌性事件； 20年後的6月28日，一塊土地麵積5000平方米，天健公司競得總價1.66億元，樓麵地價高達1.533萬元/平方米，謂創深圳樓麵地價的新高。 

 

高昂的地價自然帶來高昂的房價，祝日升離夢想也越來越遠，高昂生活成本也令更多懷揣著夢想而來的人感到居深圳不易，不少選擇了放棄和遷移，這也讓這個本來無根的城市，以及諸如北京、上海這些物價高企的城市主政者倍感撓頭

。 

 

 

 

中國大遷徙鏡像之六——"外地人"催生"新北京" 

 

二十年來，北京吸引了大量的外地人來這裏淘金，加上中國人的老鄉情結，於是就形成來自同一個地區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城中村”。比如北京的“浙江村”、 “河南村”、“安徽村”、“新疆村”等等。 

 

哢、哢、哢、哢……張景富手起刀落，案板上的一塊麵就被他剁成了七八條，兩條上下疊在一起，雙手麻利地一抻，下鍋，一根油條很快就炸好了。 

 

每天早上5點，張景富都重複著這樣的動作。6點，吃早餐的人就會多了，如果不提前炸好，根本就供不上客人吃的。 

 

張景富的小餐館在木樨園天雅服裝大廈後麵的一條小巷子裏，巷子雖小，人卻出奇地多，到處是肩背手提黑色塑料貨袋或蹬著三輪車裝卸貨物的人。張景富說，他們都是來這進服裝的，一年四季每天都這麽多人。 

 

北京木樨園、大紅門服裝商業街，從天安門廣場向南隻有5公裏，平均日吞吐貨物量達2000噸，年交易額300億元人民幣以上，占據了北京服裝業交易額的54.5%。張景富的小餐館占了地利之便，生意非常好。 

 

十幾年前，這裏還是一片破落，一個個臨時搭起的磚棚隨處可見，街道又窄又髒，是一群浙江人把這裏搗鼓成了長江以北最大的服裝集散地，因此這裏也被稱為“浙江村”。 

 

  浙江村：最有活力的“城中村” 

 

所謂的“浙江村”，它既非自然村落，也非行政區劃，是指在北京經商的浙江人自發形成的聚居區。其範圍主要在豐台區南苑鄉的時村、果園村一帶。南北從木樨園到大紅門，東西從馬家堡到成壽寺。 

 

上個世紀80年代初，這裏的房租非常便宜，距離趙公口長途汽車站、北京南站也比較近。以浙江溫州人為主的來京務工人員看中了這裏的地理位置，陸續在這擺地攤做起了服裝生意。 

 

林立昌是最早一批來北京的浙江人，他告訴記者，1985年他這裏來時，整天背著一個大包，東躲西藏地擺地攤，城管來了，包起來就跑。二年下來也沒掙到什麽錢，這其間他還蹬過三輪車、擦過皮鞋、賣過眼鏡，“成天蹲在大街上風吹日曬，那叫苦啊”。 

 

林立昌的命運轉折在於抓住了一次機會，而他的經曆也是“浙江村”形成的原因。1988年，他靠倒賣了皮茄克掙了一筆錢，於是他幹脆在附近租了一間麵積隻有 30平方米的房子，自己辦了一個加工廠，白天擺滿縫紉機等工具，晚上就睡在地板上。“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是很多浙江人的發家經曆。 

 

那幾年皮茄克非常火，來自全國各地的客商甚至許多外國人都直接來這裏采購，林立昌經常幾天不睡覺連續趕活。後來自己實在做不過來，就找來了家裏的親戚，親戚又帶來了老鄉，老鄉又帶來了自己的親戚。於是，在這裏的浙江人就越聚越多，“浙江村”就是這樣形成了。 

 

“浙江村”逐步擺脫了那種低級的經營方式，林立昌也苦盡甘來，不僅有一個小型服裝加工場，在天雅、京溫、龍秋等批發市場還擁有七個攤位，資產過百萬。“這不算什麽，和我一起來的老鄉，資產過億的有很多。”林立昌說。 

 

從“浙江村”走出來的一大批富翁，在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後，開始涉足更多的行業。房地產開發、文化傳播、礦山開采以及互聯網等高科技行業幾乎都有浙江人的身影。 

 

　　福建村：以建材生意為主業 

 

在北京，像“浙江村”這樣有明顯地域特征並做著同樣生意的村落的還有“福建村”。 

 

八閩大地，山清水秀，但是過去交通條件很差，幾乎無田可種，隻好經商。福建人從小耳聞目睹的情景就是祖輩父輩外出經商，其吃苦精神和適應能力不比浙江人差。 

 

在京郊立水橋以北1公裏的範圍內，沿公路分布著以福建人為主，經營木材、鋁合金建材等大大小小的建材貿易公司，這裏就是“福建村”，但並不像“浙江村”那樣有名，隻是外界常把這裏稱為“福建建材村”，其實他們自己很少這麽叫。 

 

“福建村”的興起得益於1980年代以來北京北郊大規模的房地產投資。立水橋方圓十幾公裏的範圍內新建的花園、別墅、公寓以及奧運村的建設，為建材貿易提供了很大的市場。福建建材商看好了這個機會，便紛紛在立水橋附近開起了公司。 

 

福建人也是中國有名的一大商幫，福建泉州、晉江、石獅的服裝鞋帽遍及全國，沙縣人開小吃部，安溪人賣鐵觀音，莆田人除了做服裝生意，還很善於經營醫院，據說，全國80%的私立醫院的幕後老板都是福建莆田人。 

 

新疆村：曾經紮堆開餐館 

 

像許多事物那樣，北京的村落也有產生和消亡的過程，曾經紅火了一時的“新疆村”則早己消融在北京的各個角落。 

 

新疆村早在1970年代末就開始形成，分為兩片，一片在甘家口，一片在魏公村，多以開飯館為主業。最初，在魏公村地區的幾條街邊上，由於有很多新疆人開的餐廳，附近居民的出租房大都出租給了這些新疆人，形成了“新疆村”。 

 

但是由於拆遷和舊城改造的原因，新疆村消失了，但要在北京找一家新疆餐館還是很容易。 

 

在朝陽區金台路路口向南500米，就有一家新疆餐館，這裏的服務員是清一色的小夥子，穿著一模一樣的紅色休閑服，而且都統一剃著錚明瓦亮的光頭。服務員與客人之間說普通話，他們之間都是講新疆話，開始你會不適應這樣的服務方式，還會有些膽怯，但是很快就會習慣了，他們都很熱情，有叫必應，關鍵是菜很好吃，上下兩層樓，幾乎天天爆滿。 

 

這家新疆餐館的老板告訴記者，“新疆村”起源於甘家口附近的西苑飯店。西苑飯店興建於1950年，當時叫西苑旅社，是作為團結穆斯林民族的窗口建設的。從 1950年代開始，國家陸續從新疆招了一批廚師進京。新疆廚師們又慢慢地帶來了他們的家屬和老鄉，由於語言和生活習慣方麵的原因，他們大多居住在同一區域，並多以開餐館為業。 

 

安徽村：不乏精英人物 

 

安徽自古就是苦地方，地處江淮之間，自然災害不斷，每次戰亂都繞不開安徽。由於生活所迫，每年都有大批的安徽人進京打工，他們大多居住在海澱區知春路的西五道口和藍旗營附近。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安徽村”。 

 

安徽人在北京沒有固定的行業方向，但在各行各業中都不乏精英人物。黃遠征剛來北京的時候，是給一搞裝修的江蘇老板打工，很被人瞧不起，有時候擠上公交車，會招來很多白眼。他也無法融入大城市的高樓大廈和北京文化，每到春節他就迫不及待地買票“回家”---安徽。 

 

五年前，他開了一家裝修公司，有了自己的車和房子，孩子也接到北京讀書，也有了自己的一個社交圈子和一些朋友，偶爾回安徽老家一次，也呆不了幾天就又急著“回家”——現在他說的家是指北京。像他這樣當年來北京打工的外地人，許多都變成了實際意義上的北京人。 

 

外地人影響了北京的生活方式，北京也接納並改變了外地人的思想。 

 

毫無疑問，外地人在推動北京發展的同時，也對北京的城市功能和生態環境帶來了一定的壓力。公安部最近公布的資料顯示，北京市總人口數量已經突破1700萬人，其中，流動人口數量突破510萬，約占總人口數的三分之一。 

 

專家認為，既然市場化是一個不可阻擋的趨勢，那麽以經濟要素驅動的人口大遷徙也是不可避免的。雖然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來京務工，同樣每天也有成萬上千的人黯然離去，北京的人口不會無限製地膨脹下去。正是因為這些外地人的大批遷徙和融入，北京才變得更加多元，更加包容。

 

 

專家談中國城市化進程:快了？還是慢了？ 

 

中國城市化的速度是快了還是慢了？中國城市化下一步的方向是什麽？中國的城市化將為整個現代化進程帶來怎樣的機遇與福音？ 

 

有共識，也有爭論。 

 

崔傳義：城市化率應該高於非農就業比率 

 

改革開放後，中國城市化有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目前中國43.9%的城市化率已經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比改革初，高了20個百分點。但總體而言，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還是滯後的。 

 

按國際一般情況，城市化率應該高於非農就業比率。目前中國非農人口就業比率為56%，遠大於中國的城市化率。同時即使統計數據上的那些人口，也沒有真正城市化。國家統計局把在城市就業居住達到半年以上的人口即統計入城鎮人口，但事實上，1.6億或者更多的人,並不享有城市的相關權利、福利。沒有參與到城市社會的管理活動中，沒有定居，沒有市民待遇，他們仍是不夠格的城市化人口。 

 

　　王春光：徹底城市化刻不容緩 

 

從一國現代化進程來看，農村人口向非農和城市轉移是一個必然趨勢。國家應該創造機會和條件，讓已經在城市務工多年的農民工徹底地實現城市化，而不能讓他們長期停留在“半城市化”狀態。如果長此以往，大量年輕農民工或者說新一代農民工會失去了“根”的約束，成為漂泊一族。農民工沒有了社會認同，也就會對社會缺乏強烈的責任心，對社會秩序帶來嚴重的衝擊。 

 

就目前來說，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的狀況並不是那麽樂觀。我曾用“半城市化”來描述他們在城市的生存狀況，即一隻腳跨進了城市門口，而另一隻腳還在城門外。由於不能融入城市社會，農民工不能過著穩定、健康和體麵的家庭生活，由此帶來的是子女教育問題、父母贍養問題、家庭婚姻問題等，農民工把青春、健康貢獻給城市，卻把傷病、年邁帶回農村，由自己承擔。對城市社會來說，農民工的不斷流動，不利於社會管理和秩序維護，更不利於就業隊伍的穩定和技能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於城市產業結構調整，甚至阻礙著國家綜合競爭能力的提升。 

 

加快農民工的城市化進程，不僅是農民工本人的需要，而且是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已恰到其時，不能再耽誤下去了。 

 

黨國英：中國城市化的速度絕不是快了，而是慢了 

 

中國城市化的速度絕不是快了，而是慢了。如果沒有土地、戶籍等體製性的障礙，中國的城市化率會更高。中國城市就業空間被大大擠壓了，GDP增長和勞動力就業增長間有一個比率，但中國常年都是GDP增長遠遠大於勞動力增長。這說明工人勞動強度在增加，勞動時間在增長。加油站工人每周工作80小時，比法定工作時間翻一倍。我做過一個估算，隻考慮勞動時間，不考慮其它因素，落實8小時工作製，每周隻工作40小時，中國的就業就可以增長4000萬。 

 

王春光：建立農民工融入城市的支撐體係 

 

與進城務工的老板不同，農民工缺乏自主融入城市社會的強大經濟實力，他們賺的工資不足以維持他們在城市的最基本的體麵生活，因此必須要借助於城市社會給予相應的支撐體係。 

 

這種體係應該由三部分組成：一部分是製度和政策體係，另一部分是民間社會體係，還有一部分就是市場體係。實際上，我國城市還沒有建立這樣的體係。 

 

跟以前比，我國在製度和政策上有了顯著的改善。執政者已經把農民進城務工經商視為我國城市化和現代化建設的必然趨勢和要求，試圖給予農民工更多的平等權利，比如取消了各種不合理的收費，賦予農民工子女同等的受教育權利等。但是，目前的製度設置和政策製定的目標還不是為了將農民工吸納為城市居民，而僅僅在於改善農民工的權利狀況。如果要把農民工吸納為城市居民，必須設置賦予農民工以平等的國民待遇的製度和政策，包括沒有歧視的戶口製度、城市福利製度、社會保障製度、政治參與製度等等。 

 

溫鐵軍：在資源短缺的條件下加快城市化步伐，會遭遇資源、環境的瓶頸 

 

中國城市化的比值仍然低於全球城市化的平均比值，但如果按照絕對值來看，中國已經有了全世界最大規模的城市人口，它所連帶發生的問題，不僅僅隻是一般的社會問題，更為嚴重的是資源、環境、生態等等方方麵麵的問題。 

 

剛搞改革開放時，中國城鎮人口隻有兩億，現在接近六億，已經翻了一番半。這20多年，中國經濟翻了兩番，城鎮人口翻了一番半，這應該說絕對不是城市人口發展慢，而是城市化發展速度非常快，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有點兒過快。 

 

中國在人口膨脹、資源短缺的條件下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其結果可能會遭遇資源、環境的瓶頸，這個瓶頸是人的能力所不能突破的，包括中國現在對外貿易所受到的一片批評，在海外，我們以為，在市場上隻要我們花錢就可以買到原材料，但我們卻被許多發展中國家以及發達國家中各種各樣的聲音所批評；我們以為，在市場上隻要我們有優勢我們就可以出口，但我們卻遭到一片反傾銷，針對我們的貿易壁壘也在增加。所以實際上，如果中國以有限的資源和不斷增長的人口這樣一種國情，卻試圖按照以往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道路走下去，那麽，無論你是多麽平和，你也走不下去。 

 

　　城鄉之辯 

 

黨國英：讓流入城市的農村人口最終慢慢住下來 

 

目前中國村莊占地近18萬平方公裏。如按城市標準，一平方公裏住一萬人。那這些地方可以住18億人，而中國的農村實際隻住著7億。可見中國農村空心化的程度和土地浪費的程度。 

 

農民工賺的錢，每年都從全國各地匯到農村，到了農村又都是用來蓋房。我做過農村宅基地調查，農村最大的開支就是蓋房。除了私人在農村投入，政府建設新農村也有投入，比如道路等基礎設施的投入。第一代農民工過年的時候還願意回去。可是他們的後代絕大多數不願意回去，想完全生活在城市。因此那些在農村的投入就是很大的資源浪費。 

 

能城市化盡可能城市化，讓農村人口慢慢流到城市來。村莊自然消失，發展規模農業。城市化需要一個過程。三五十年後，流入城市的農村人口，最終會慢慢住下來。 

 

 賀雪峰：應該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高到戰略的高度 

 

當世界經濟高速發展的時候，城市能夠提供比較多的就業機會，能夠容納較高質量的總體生活水平。但若出現世界性經濟簫條的話，其後果就會非常嚴重，因此，中國不能選擇貧民窟式的城市化道路，而應該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高到戰略的高度。 

 

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當中，城市吸納越來越多的人口，農村人財物不斷地流入城市。農村處於自然衰敗之中。9億農民的城市化過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大部分的農民還要依托於村莊生活。農村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農村是可以回去的“家鄉”，是廉價再生產勞動力的場所，又是調節勞動力供求的蓄水池。 

 

均衡之憂 

 

段成榮：需要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 

 

一個常常被人忽略的問題是，中國地區以及城市間發展的不平衡。各種資源都集中在了一些大城市。公安部很多年前就在搞中華人民共和國戶籍法，沒有推出，估計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於擔心政策一放開，大城市可能被擠爆。 

 

中國需要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歐洲值得學習。他們也有巴黎、法蘭克福一兩個大城市，更多的卻是一大批均衡的幾十萬人的中等城市。如果中國的中部、西部以及東北也能形成類似長三角經濟圈、珠三角經濟圈，以及環渤海經濟圈的都市經濟圈的話，那麽中國城市化過程中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人口，才能更均衡的分布，而城市化過程中產生的各種問題也才能得以更好的解決。 

 

賀雪峰：過度城市化，可能出現貧民窟 

 

城市化速度快，更多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競爭激烈，無法就業，或者勞動力價格太低，而這些在城市的農民如果回不到農村的話，就可能形成貧民窟。  

 

發展中國家，不僅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較低，而且在國際經濟格局中處於高競爭的產業末端。高競爭導致低利潤。發展中國家的資源通過國際產品交換，源源不斷地輸入到發達國家，發達國家不斷從發展中國家得到表麵上平等的交換以外的更多的資源的好處，這樣一來的話，發展中國家就不能提供高收入的就業機會，就會出現血汗工廠，就會出現大規模的貧民窟。中國如果要加快城市化進程，在中國的經濟結構及其國際處境不改變的情況下，就要做好出現大規模城市貧民窟的準備。 

 

　　郭存海：拉美的城市化中出現 “逆城市化”進程 

 

拉美城市化的一個典型特征是超大城市化，即人口過度集中於一兩個城市，特別是首都。拉美的城市化中還出現了一種特殊的“逆城市化”進程，即人口由向大城市核心區集中轉變為向郊外和衛星城分散。拉美的“逆城市化”與發達國家的“逆城市化”的不同在於，後者是追求生活質量的一種自由和主動選擇，而前者則是低收入階層被動地邊緣化。在拉美，城市的空間擴張比人口膨脹更快，其主要成因是，移民數量的不斷增加和城市生活成本的攀升導致越來越多的低收入階層從原來相對靠近市中心的簡陋居所向城市周邊轉移，不斷地擴大城市規模，形成一種“貧民窟包圍城市”的尷尬圖景。貧民窟往往是毒品交易和暴力犯罪的重災區，也是城市管理的軟肋。 

 

 

享受並恐懼著——全球化背景下的遷徙圖景 

 

沒有不斷的、經年累月的，不懈的遷徙，就沒有後來的人類文明的時間意義上的延伸和文明水平的升華，現代社會形態的分化與融合，現代民族的形成與延續，無不與遷徙相關。 

 

遷徙造就了人類文明社會 

 

人類社會的發展，緣於連續不斷的遷徙。 

 

可以說，沒有不斷的、經年累月的、不懈的遷徙，就沒有後來的人類文明的時間意義上的延伸和文明水平的升華。現代社會形態的分化與融合，現代民族的形成與延續，無不與遷徙掛鉤，如美國大片《亞瑟王》，演繹的是一個民族自身形成獨立國家的曆史淵源，羅馬人遷徙到大不列顛群島並成為統治者，中世紀時羅馬統治的衰落導致領主與騎士間的混戰，還導致了薩克森人的入侵(武力遷徙)，亞瑟及其騎士隊伍，還有曆史上被稱為“野蠻人”的底層族群的聯手，與薩克森人在殊死決戰後，建立了大不列顛王國。而這個大不列顛王國在率先完成工業革命，進入現代文明發展期之後，其所作所為也離不開大規模的遷徙，即所謂“順向遷徙”，大批大英帝國的子民在資源分配武力爭奪戰的時代，遷徙到北美、亞洲、澳洲各地，形成了被稱之為“殖民地”的領地形態。現代澳洲的國家成形，乃至於當代最強大的經濟、軍事巨無霸——美國的誕生，其催生婆就是遷徙，大不列顛帝國在其全盛時代掀起的遷徙潮，竟是現代發達世界和欠發達世界共同的成因。 

 

是人類社會、世界文明的發展需要遷徙的助推，還是人類社會、世界文明的發展催生了遷徙，其因果關係是複雜、含混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它們是伴生的。遠古時代通過遷徙造就了多個人類文明發源地，產生了不同形態的人類文明，近現代的遷徙則造就了現代國家形態的確立，隨著通過政治手段強行分配資源的時代的逝去和以經濟、科技、工業發展和市場配置資源時代的興盛，一個叫做“全球化”的概念開始成為行動準則。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作為生產力中最重要的資源和消費市場的終端，其遷徙是必然的，而世界經濟的領跑者，西方發達國家所麵臨的遷徙問題，就更為壯觀、更為猛烈、更為複雜，用一句話形容就是“享用並恐懼著”。 

 

享用遷徙 

 

歐美發達國家的物質生活、社會福利、社會文明、工業生產、科技發展的水平，無疑是傲視全球的，但是再現代化的生產和市場體係，也離不開人力勞動，人力成本還是現代生產體係中最關鍵、最具分量的開支，歐美發達國家本土住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追逐高收入的白領、金領職業崗位，因為生活優裕、工作壓力等產生的少生育、不生育的生育觀導致的出生率下降，形成了一種人力需求落差，需要願意從事低端勞動的群體來補充日益枯竭的勞動力資源，需要能夠接受較低收入水平的群體來降低人力成本。 

 

從另外一方麵看，當今的世界經濟格局，是一個發展極不平衡的態勢，國家意義上的貧富差距在全球化背景下，非但沒有縮小，反而繼續拉大，資料表明，1913 年，最富國與最窮國財富相差10倍，2000年，差距為71倍。發達國家利用全球化規則，在資源配置中處於更為有利的地位，這種格局，為發達國家帶來了滾滾財富，也有力地支撐著發達國家內部的物質生活、社會福利的高水平。生活條件的優越，導致發展中國家人群向往發達國家物質環境的心態，催生了遷徙的動因。在發達國家居民看來屬於低水平的收入，在發展中國家居民心目中，已經處於在本國高不可攀的水平，“高福利、高收入”形成了一種流動落差。而這種流動被稱為 “移民”，也就是人口的遷徙，值得玩味的是，有人把當今的遷徙(移民)，稱為“逆向移民”，就是說相對於殖民主義時代的“順向移民”，即發達國家居民向殖民地國家遷徙，在曆史的回轉中逆轉為“逆向移民”了，原殖民地國家的居民，反過來向原宗主國遷徙，更值得玩味的是，兩種遷徙的驅動力均是一個關鍵詞——利益，當年是為掠奪殖民地的財富遷徙，當今是為追求更好的生存環境、獲得更多的財富遷徙。 

 

客觀地說，這是一種“雙贏”的運動，不能單純地說哪一方麵沾了哪一方麵的“光”。曾經有報道稱，來自一些貧窮國家的非法移民，在歐洲幹兩年的收入，差不多相當於其在國內幹一輩子的收入。 

 

然而，移民遷徙到歐洲打工，並非單方麵享用歐洲社會的“恩賜”，歐洲實際上在享用著移民潮帶來的“遷徙福利”，從人口、勞動力層麵分析，有資料表明， 2010到2030年，歐洲25個成員國當中16-24歲年齡層的人數減少700萬人，25-54歲年齡層減少2500萬人，而55-64歲年齡層的人口將增加近900萬。這個勞動人口的缺口，隻有依靠外來人口的遷徙解決。從勞動領域分析，英國廣播公司曾報道：如果英國消費者在超級市場買一包芹菜，這包芹菜很可能是由尼日利亞的勞工種植、波蘭工人收割再經過中國人清洗的。可見，底層的低技術勞動，已經完全依賴於外來遷徙人口。從勞動力成本分析，英國4/5 的新移民每小時掙4.5鎊到6鎊，而1/5的全國勞動力掙的小時工資低於6鎊。有英國官員說，新移民使建築工人的工資降低了一半。誰在享用這些廉價勞動力的利潤，當然是當事國的雇主、企業們。 

 

恐懼遷徙 

 

任何事情都有兩麵性，歐美發達國家不可能一方麵享用全球化背景下大遷徙帶來的紅利，另一方麵又不付出代價，這個代價就是如何讓遷徙的移民共同享用歐美發達國家的經濟成果、社會福利，如何讓遷徙人口完成外來者到公民的國家認同，如何讓不同種族、文化和諧相處，從目前看來，歐美發達國家麵對人口的遷徙，表現出一種恐懼心態。 

 

首先是種族認同的恐懼感，外來遷徙人口的劇增，令傳統的歐洲血統國民感到了種族層麵的壓力，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曾經發表過一個國防部官員的言論，此公出言驚人，說摧毀英國甚至歐洲的是蜂擁而至的外來移民，這批數量巨大的移民很難被同化，因為“全球化已令同化變得多餘和不合時宜”，他們(外來遷徙人口) 並不效忠新的居住國。在移民潮的衝擊下，歐洲人口迅速膨脹，西方的文明環境遭到破壞，“好像當年羅馬帝國麵對哥特人這些野蠻人入侵的情況”。顯然，這位官員在“文明”的外套下，骨子裏還是“白人至上”、“盎格魯?撒克遜血統優越”的現代版。而現實的確是在表達這麽一個事實：外來遷徙人口的湧入，正在實實在在地改變歐美發達國家的人口結構。根據荷蘭官方公布的數字，荷蘭1630萬人口中，擁有非本土背景的人口達310萬，其中170萬來自歐洲之外。英國總人口約為5700萬，其中移民為430萬，占人口總數的7.53%；而德國和法國的移民數量已經占到人口總數的10%左右；布魯塞爾每年新出生的嬰兒中有一半以上名叫穆罕默德。總的來看，北美外來遷徙人口達13%，歐洲達7.7%。 

 

其次是對外來遷徙人口衝擊社會安定的恐懼，社會的多個基本元素，文化、宗教信仰、就業壓力、收入水平、社會福利等，都在大量湧入的外來遷徙人口麵前凸現出矛盾，矛盾得不到化解，就必然引發衝突，往往一件雞毛蒜皮的小事，在已經深入到內心的移民問題情結的牽動下，會引發社會公眾的太多、太過分的聯想，乃至於催生更大規模的社會衝突。 

 

借用美國前國防部長曼斯菲爾德的概念，有一種潛在的“老歐洲”意識在主導著歐洲發達國家對待外來遷徙人口的思維，從政府層麵，歐洲發達國家越來越奉行更加強硬的、苛刻的移民政策，從民間層麵，近年來不斷冒頭的種族主義、新納粹分子、極端分子就是這種恐懼心理的發酵物。 

 

事實證明，歐美發達國家不斷地、深入地挖掘到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豐厚紅利的同時，在接受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口遷徙浪潮問題上，卻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和應對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