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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衛方，高考數學隻得了4分的北大教授
“西南政法大學1978年剛複辦，恢複招生，我填誌願的時候根本不知道有這個學校”，通知書來了以後，他被錄取到了根本沒有填的重點院校西南政法大學，“就像小姐拋繡球，一下就砸到我的腦袋上了。
“我1966年上小學，1977年高中畢業參加高考，算是‘文革少年’吧。”如今已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的賀衛方回憶自己的少年歲月時，給自己 下了一個“文革少年”的定義。1977年第一次高考，(薑格莊)“九年一貫製”學校畢業生賀衛方數學隻得了4分，沒有考上大學。1978年他參加了第二次 高考，這次考上了西南政法學院(現在的西南政法大學)。“如果那時候沒有考上大學，可能還是在薑格莊慢慢學習寫作，偶爾能在報紙上發點文章，也會挺高興 的。”而現在的工作，對於賀衛方來說，就是“一直想找個能一輩子讀書還有錢拿的工作，而且找到了”。
“先進村莊”裏嚴重偏科的少年
10歲時，賀衛方的家庭遭遇了重大變故，他的母親帶著三個孩子回到了山東煙台的牟平老家。“我們村叫薑格莊，很大，有八九百戶人家。這個村的頭 頭很有些文藝思想，是要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那種，我們村有燈光體育場，每戶人家都有喇叭，還有管弦樂隊，能演全套的樣板戲，在當時也算是典 型。”模範村的教育體製也與眾不同，“我上的是九年一貫製，從小學一直上到高中，1977年的時候17歲，剛好趕上高考，說起來是沒怎麽被耽誤的。”然而 學校的師資卻並不盡如人意，“好多高中老師都是教小學的”。而且“文革”期間也不可能學到什麽，“如果有老師批評學生，學生會指著老師的鼻子說‘沒大沒小 的’，完全不像話。而且那時候講究開門辦學，煙台產蘋果，修剪枝葉、摘蘋果之類的學了不少，高考要考的東西是什麽也沒學到。”回憶起那些荒唐的歲月，賀衛 方有點哭笑不得。
從上世紀70年代初開始，薑格莊成了新典型，“全國還沒對外開放，我們村已經對外開放了，時常有些外國人來參觀，法中友好協會的會長馬紀喬夫人 也在我們那兒住了一個多月。”賀衛方是學校宣傳隊的成員，小合唱、對口詞，他都參加過。不過那時候他最喜歡的還是讀報，“那時候我有個小任務，每天中午去 郵局取學校的報紙，其實就是些《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文匯報》，還有本地的《山東日報》、《煙台日報》，內容都是大批判啊之類，但還是有副刊 的，能看到一些文藝的東西。”
而圖書則是更為奢侈的念想，村裏雖然有圖書館，但卻隻能找到浩然、高玉寶等作家的書，“我很久以後才意識到我看過《紅日》，因為前麵幾十頁都沒 了”。即便如此，賀衛方還是頑強地熱愛上了文學，經常寫文章投稿，“公社的廣播站還播過我寫的稿子，聽到的時候很激動。”慢慢地他的語文成績越來越好，與 此同時，他的數理化成績卻越來越差，“到了學化學，剛開始還可以，後來開始配平什麽的，就完全不行了”。加上老師的教學質量也比較低下，賀衛方日益變成了 一個嚴重偏科、總體來說成績並不好的學生。他一心愛好文學，17歲的時候還改編過一個劇本，“是根據一個大概叫《霧都報童》的小說改編的，講抗戰時候周恩 來的事情。因為那時候《大眾電影》、《人民文學》之類的雜誌上也會登一些電影文學劇本，會寫鏡頭怎麽運動啊之類的”。他想象著如果有一天，村裏能放映他的 電影，“你想想，出字幕的時候，編劇：賀衛方，那該多好！”不過，電影劇本編了2萬多字，他就再也沒有進行下去了，“還是能力不足”。
拿到通知書就像被繡球砸中腦袋
1977年末，恢複高考的消息傳到了薑格莊，那時候賀衛方已經高中畢業了，“大家都覺得自己還一直上著學呢，應該比那些已經戰天鬥地四五年甚至 八九年的人好吧？”他填的第一誌願是北京廣播學院，北京大學中文係隻是第二誌願。結果考試結果出來，“數學隻考了4分”，賀衛方笑笑說，“才知道人家那些 老三屆的都憋著一股勁呢。”
到了第二年，高考又要報名，賀衛方的小姑父在“水平高很多”的牟平縣八中教英語，他來找到當時充滿了叛逆情緒的賀衛方，“他跟我說，還是報名 吧，不考是沒有出路的”。牟平縣八中辦了一個類似高考複讀的班，“也不怎麽收錢，請的老師都還不錯”，賀衛方就去上課了。小姑父為了幫助他迅速提高數學成 績，親手抄了厚厚一本習題，“那麽厚的一個本子抄下來，我到現在寫字筆跡都多多少少受他的影響。”賀衛方回想起來感慨不已，“到現在我每次見到他都非常感 激”。
不過，當時仍然沉浸在寫作夢中的賀衛方，複習起來完全“有一搭沒一搭的”。“後來離高考隻有2個月的時候，家裏人發現我完全是在敷衍塞責，急 了。”“文革”期間曾經興起的“家庭學習班”，在這個時候派上了用場，“有一天說家裏要開會，我姑姑、姑父，我姨，都來了”。親人們對這個叛逆少年曉之以 理，動之以情，當天的氣氛賀衛方一直沒有忘懷，痛說革命家史到最後，“家裏所有的女的都哭了，我也被他們說哭了”。之後的2個月，賀衛方全力投入了備考當 中。
這次考試分數出來，賀衛方的數學進步了很多，總分考了347分，“當年山東省文科的重點線是340分”。這次賀衛方的誌願填得很保守，沒有填報 重點院校，第一誌願報了山東師範學院中文係。“西南政法大學1978年剛複辦，恢複招生，我填誌願的時候根本不知道有這個學校”，通知書來了以後，他被錄 取到了根本沒有填的重點院校西南政法大學，“就像小姐拋繡球，一下就砸到我的腦袋上了。”拿到通知書，賀衛方無比激動，“杜甫的詩‘漫卷詩書喜欲狂’是怎 樣的心情，就是我從郵遞員手裏拿到通知書時的心情”。
雖然沒有上自己夢想的中文專業，但法律專業也讓賀衛方感到空前的好奇，“而且覺得自己考過重點線沒有白費”。在遠離文化中心的重慶，賀衛方安安 靜靜地讀書。回首多年前的高考，他感觸良多，“我的人生真的在高考之後就一直比較順了，職業不用操心，知識分子的地位也慢慢提高，剩下的就是思考自己怎麽 能推動法製的發展、學術的發展。沒有高考，這些真的都無法想象”。
人物檔案
賀衛方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學，1982年考入北京政法學院(現中國政法大學)攻讀研究生，師從潘華仿教授學習外國法製史， 畢業後留校任教，編輯《比較法研究》季刊，曾赴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1995年調入北京大學法學院任教授至今。賀衛方是當今最為活躍的知識分子之一，致力 於完善司法製度，2005年起因不滿現行法學研究生招生製度罷招研究生至今。
（作者：周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