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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法大學1978年剛複辦,恢複招生,我填誌願的時候根本不知道有這個學校”,通知書來了以後,他被錄取到了根本沒有填的重點院校西南政法大學,“就像小姐拋繡球,一下就砸到我的腦袋上了。
“我1966年上小學,1977年高中畢業參加高考,算是‘文革少年’吧。”如今已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的賀衛方回憶自己的少年歲月時,給自己 下了一個“文革少年”的定義。1977年第一次高考,(薑格莊)“九年一貫製”學校畢業生賀衛方數學隻得了4分,沒有考上大學。1978年他參加了第二次 高考,這次考上了西南政法學院(現在的西南政法大學)。“如果那時候沒有考上大學,可能還是在薑格莊慢慢學習寫作,偶爾能在報紙上發點文章,也會挺高興 的。”而現在的工作,對於賀衛方來說,就是“一直想找個能一輩子讀書還有錢拿的工作,而且找到了”。
“先進村莊”裏嚴重偏科的少年
10歲時,賀衛方的家庭遭遇了重大變故,他的母親帶著三個孩子回到了山東煙台的牟平老家。“我們村叫薑格莊,很大,有八九百戶人家。這個村的頭 頭很有些文藝思想,是要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那種,我們村有燈光體育場,每戶人家都有喇叭,還有管弦樂隊,能演全套的樣板戲,在當時也算是典 型。”模範村的教育體製也與眾不同,“我上的是九年一貫製,從小學一直上到高中,1977年的時候17歲,剛好趕上高考,說起來是沒怎麽被耽誤的。”然而 學校的師資卻並不盡如人意,“好多高中老師都是教小學的”。而且“文革”期間也不可能學到什麽,“如果有老師批評學生,學生會指著老師的鼻子說‘沒大沒小 的’,完全不像話。而且那時候講究開門辦學,煙台產蘋果,修剪枝葉、摘蘋果之類的學了不少,高考要考的東西是什麽也沒學到。”回憶起那些荒唐的歲月,賀衛 方有點哭笑不得。
從上世紀70年代初開始,薑格莊成了新典型,“全國還沒對外開放,我們村已經對外開放了,時常有些外國人來參觀,法中友好協會的會長馬紀喬夫人 也在我們那兒住了一個多月。”賀衛方是學校宣傳隊的成員,小合唱、對口詞,他都參加過。不過那時候他最喜歡的還是讀報,“那時候我有個小任務,每天中午去 郵局取學校的報紙,其實就是些《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文匯報》,還有本地的《山東日報》、《煙台日報》,內容都是大批判啊之類,但還是有副刊 的,能看到一些文藝的東西。”
而圖書則是更為奢侈的念想,村裏雖然有圖書館,但卻隻能找到浩然、高玉寶等作家的書,“我很久以後才意識到我看過《紅日》,因為前麵幾十頁都沒 了”。即便如此,賀衛方還是頑強地熱愛上了文學,經常寫文章投稿,“公社的廣播站還播過我寫的稿子,聽到的時候很激動。”慢慢地他的語文成績越來越好,與 此同時,他的數理化成績卻越來越差,“到了學化學,剛開始還可以,後來開始配平什麽的,就完全不行了”。加上老師的教學質量也比較低下,賀衛方日益變成了 一個嚴重偏科、總體來說成績並不好的學生。他一心愛好文學,17歲的時候還改編過一個劇本,“是根據一個大概叫《霧都報童》的小說改編的,講抗戰時候周恩 來的事情。因為那時候《大眾電影》、《人民文學》之類的雜誌上也會登一些電影文學劇本,會寫鏡頭怎麽運動啊之類的”。他想象著如果有一天,村裏能放映他的 電影,“你想想,出字幕的時候,編劇:賀衛方,那該多好!”不過,電影劇本編了2萬多字,他就再也沒有進行下去了,“還是能力不足”。
拿到通知書就像被繡球砸中腦袋
1977年末,恢複高考的消息傳到了薑格莊,那時候賀衛方已經高中畢業了,“大家都覺得自己還一直上著學呢,應該比那些已經戰天鬥地四五年甚至 八九年的人好吧?”他填的第一誌願是北京廣播學院,北京大學中文係隻是第二誌願。結果考試結果出來,“數學隻考了4分”,賀衛方笑笑說,“才知道人家那些 老三屆的都憋著一股勁呢。”
到了第二年,高考又要報名,賀衛方的小姑父在“水平高很多”的牟平縣八中教英語,他來找到當時充滿了叛逆情緒的賀衛方,“他跟我說,還是報名 吧,不考是沒有出路的”。牟平縣八中辦了一個類似高考複讀的班,“也不怎麽收錢,請的老師都還不錯”,賀衛方就去上課了。小姑父為了幫助他迅速提高數學成 績,親手抄了厚厚一本習題,“那麽厚的一個本子抄下來,我到現在寫字筆跡都多多少少受他的影響。”賀衛方回想起來感慨不已,“到現在我每次見到他都非常感 激”。
不過,當時仍然沉浸在寫作夢中的賀衛方,複習起來完全“有一搭沒一搭的”。“後來離高考隻有2個月的時候,家裏人發現我完全是在敷衍塞責,急 了。”“文革”期間曾經興起的“家庭學習班”,在這個時候派上了用場,“有一天說家裏要開會,我姑姑、姑父,我姨,都來了”。親人們對這個叛逆少年曉之以 理,動之以情,當天的氣氛賀衛方一直沒有忘懷,痛說革命家史到最後,“家裏所有的女的都哭了,我也被他們說哭了”。之後的2個月,賀衛方全力投入了備考當 中。
這次考試分數出來,賀衛方的數學進步了很多,總分考了347分,“當年山東省文科的重點線是340分”。這次賀衛方的誌願填得很保守,沒有填報 重點院校,第一誌願報了山東師範學院中文係。“西南政法大學1978年剛複辦,恢複招生,我填誌願的時候根本不知道有這個學校”,通知書來了以後,他被錄 取到了根本沒有填的重點院校西南政法大學,“就像小姐拋繡球,一下就砸到我的腦袋上了。”拿到通知書,賀衛方無比激動,“杜甫的詩‘漫卷詩書喜欲狂’是怎 樣的心情,就是我從郵遞員手裏拿到通知書時的心情”。
雖然沒有上自己夢想的中文專業,但法律專業也讓賀衛方感到空前的好奇,“而且覺得自己考過重點線沒有白費”。在遠離文化中心的重慶,賀衛方安安 靜靜地讀書。回首多年前的高考,他感觸良多,“我的人生真的在高考之後就一直比較順了,職業不用操心,知識分子的地位也慢慢提高,剩下的就是思考自己怎麽 能推動法製的發展、學術的發展。沒有高考,這些真的都無法想象”。
人物檔案
賀衛方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學,1982年考入北京政法學院(現中國政法大學)攻讀研究生,師從潘華仿教授學習外國法製史, 畢業後留校任教,編輯《比較法研究》季刊,曾赴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1995年調入北京大學法學院任教授至今。賀衛方是當今最為活躍的知識分子之一,致力 於完善司法製度,2005年起因不滿現行法學研究生招生製度罷招研究生至今。
(作者:周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