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我做夢從來都沒有夢到過大娘,可偏偏元旦節那天夜裏,大娘闖進了我的夢。
我站在馬路邊的一個車站上,一輛紅黃相間的公共汽車開進站停了下來,隻見大娘坐在車門口的台階上,穿得整整齊齊,幹幹淨淨,微笑著,看著我。惠玲姐,大娘的小女兒也站在車站上,好像是我在和她一起送大娘去什麽地方,沒說是哪裏,反正是個挺好的地方。那汽車停了片刻又開走了,車門沒關。大娘就那麽坐著,坐得很穩,笑眯眯的,很安靜,沒說話。
醒來後,夢中的情景還是非常清晰。已經很久沒跟大娘一家聯係了,詫異怎麽會突然做這樣一個夢,於是我便把這夢說給母親聽。母親說,正好是新年,咱也該給大娘一家打個電話去問個好了。於是把電話打給了我惠英姐,大娘的大女兒。惠英姐說,大娘就在幾天前仙逝了,無疾而終。大娘走得很安詳,沒有任何痛苦,走後雙唇還是紅色的,像睡著了一樣。大娘高壽,活過了九十六歲。
大娘是我小時候的保姆,大概在我三歲左右時來我家的。剛來的時候是保姆,但很快大娘就成了我家的成員,以後,又成了我家永遠的朋友,我們兩家也成了永遠的親戚。
大娘是北京郊區人,剛解放時跟著她的丈夫進了北京城。大爺姓池,在天橋附近的鴻興餃子館裏當跑堂,大娘便給人當保姆看小孩。我不知道我是她照看的第幾個小孩,但後來聽大娘說,她看過的孩子有十多個,我是最乖最聽話的那一個。
大娘是小腳,不識字,穿大襟,梳髻兒,滿口沒有一顆牙,還有一隻眼睛是半瞎。大娘三十歲時害了牙病,沒錢治,滿口牙掉得一顆不剩。先是沒錢鑲假牙,等想鑲牙的時候牙床已經變形,不能鑲了。沒了牙人就顯得老,所以年輕輕的就被人們喊成“大娘”,大人這麽喊,小孩也這麽喊,“大娘”就成了她的名字,以至於沒人關心她到底姓什麽叫什麽。後來大娘告訴我,她娘家姓孫,十六歲嫁到池家後有了個大名:池孫氏。土改的時候,大娘嫌池孫氏不好聽,就自己給自己起了個順耳的名字,叫孫秀英。名字雖是自己起的,但大娘卻不知道怎麽寫。 “可我能認得,” 大娘曾驕傲地對我說:“別人把我名字寫錯了我能看出來。” 大娘也不識數,但會算算術,買東西錢找少了她會去討回來,找多了她一準兒給人送回去。大娘大襟褂子兜裏有兩個手絹,一個包著自己的錢,一個包著主人給的買菜錢,從來不會搞錯。
大娘的眼睛是哭壞的。那年大娘生了孩子,可沒幾天孩子就死了,月子裏哭,把眼睛給哭壞了。剛巧村子裏有個地主家添了個兒子,可孩子的娘沒有奶,餓得哇哇直哭,於是人家把那沒奶吃的孩子給她抱過來,求她給孩子喂口奶,大娘便成了那孩子的奶媽。沒多久,那孩子的親娘又死了,大娘可憐那孩子,又哭,硬是把眼睛給哭成了半瞎。
大娘剛到我家的時候,我媽發現她眼睛總是紅紅腫腫的,還不停地流淚,見她老是不停地揉眼睛,便帶她去了同仁醫院。大夫一檢查,說不但有嚴重的結膜炎,還有嚴重的倒睫,必須手術治療。媽二話沒說,掏錢為大娘做了手術,保住了眼睛。以後的幾十年裏,大娘不知對多少人說了多少次:“要不是小沙沙她媽帶我去瞧大夫開刀,我這眼早就瞎了。”
我小名叫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出生的孩子叫莎呀、娜呀、寧呀、維呀的特別多,都是受蘇聯老大哥的影響。可大娘對我的名字有她自己的說法:“叫個什麽不好?給個女孩子起名兒叫‘沙’,爹媽還知識分子呢。不過 “沙” 好,沙呀土呀的不起眼兒,好養活。”
大娘是把我當成她的心肝寶貝來帶的,“大寶貝兒”、“小寶貝 ”、“寶貝蛋兒” 都是她對我的稱呼。跟著大娘沒多久,我就被養的白白胖胖的,身體也不那麽嬌弱了。那時我家住在二裏溝朝陽庵,馬路對麵就是中國進出口大樓,是外國人常常出入的地方,街邊有花園和綠草地,灑水車天天都要過一遍。在六十年代初期,那片地方算得上是北京市裏的高尚住宅區了。大娘喜歡那環境,喜歡花,就天天帶我到花園去玩,我玩土、玩沙 子、玩泥巴,還有那些樹葉子、小木棍兒、石頭子兒、土坷垃,大娘都讓我玩。 大娘的育兒經就是:小孩兒就得接地氣,就得曬太陽,病都是捂出來的。大娘老說:“我們鄉下孩子整天在野地裏跑,沒見誰家孩子沒事兒就鬧病的。” 在帶孩子的問題上,我媽完全把權力下放,大娘說一就是一,說二就是二。
大娘疼我、愛我、護著我,但也揍過我。一天雨後,馬路邊積滿了水,我好路不走偏要趟水,弄得鞋襪和衣服全濕了,大娘越阻止我我越來勁,哪兒水多就故意往哪兒走。大娘說:“你再趟水我就揍你了啊!” 我狗仗人勢,說:“你又不是我媽,你敢打我我就告訴我媽去!” 這下可是我自找挨打,大娘拉過我照著我屁股就是“啪啪”兩下子,並厲聲道:“今天我就打你了,去告訴你媽吧!就說大娘打我了,看你媽怎麽說!” 我大哭,等著援兵的到來。可我萬沒想到,我媽回家後不但不同情我,反倒逼著我向大娘賠禮道歉。從那以後,我再也不敢跟大娘頂牛了。
大娘喜歡打扮我,可我不喜歡大娘給我梳小辮,她老是把小辮紮得特別緊,揪得我頭發直疼。有一回我媽跟單位下鄉參加支農勞動,回來的時候大娘帶我去火車站接她。出門前大娘想把我打扮漂亮讓我媽看著高興,就一遍又一遍地給我梳小辮,又是紅頭繩又是綠頭繩,把兩個小辮紮得翹翹的,衝天開花。最後還用小手指頭沾上紅藥水,在我的腦門心上點了一個紅點點,和那鬧海的哪吒一個模樣。大娘捧著我的小臉兒看不夠地看:“瞅瞅這小乖模樣兒,畫兒似的,多俊喲!” 大娘一路上不讓我摸頭發,生怕我把小辮兒弄散了。我媽一下火車看到我,用現在的形容詞說就是:狂暈!後來我聽我媽說:“那天看到你我嚇了我一跳,土得沒法兒看。”
大娘會做針線活,尤其是做鞋,她全家五口人的鞋都是她做的。有時候我自己安安靜靜地玩,玩洋娃娃,搭積木,看小人書,大娘就坐在我身邊納鞋底。她好像永遠有納不完的鞋底,以至於我後來一想到她,眼前就會出現她正在納鞋底的樣子:左手握著鞋底,右手拿著針,先用錐子紮,再把針從錐眼兒穿過去,然後把線繩在手指頭上繞一下,使勁拉,拉得緊緊的,接著用針尖撓撓頭,又拿起錐子紮鞋底。大娘還喜歡做虎頭鞋,花花綠綠的,也不知道做完了都送給誰。大娘做完針線習慣順手把針往腦後的髻兒上一紮,那髻子就像個刺蝟似的,而且每根針眼裏都留著一截線頭兒,紅的藍的白的什麽顏色都有,就像那小刺蝟剛從亂線頭裏爬出來。我媽對大娘什麽都放心,就是不放心她那一腦袋的針,生怕針掉在床上或枕頭上。可大娘總是說:“不礙事,掉不了,紮不著我的小寶貝蛋兒。” 大娘還會剪窗花,一把剪刀一張紙,三彎兩扭地就能剪出兩隻頭對頭的小飛鴿,還有金魚和鴛鴦。大娘講一口京郊話,說起童謠來特別有韻味,記憶中大娘隻會說兩首童謠,一首是:“小小子兒,坐門墩兒,哭著喊著要媳婦兒。要媳婦兒幹嗎呀?點燈,說話兒,吹燈,做伴兒,清早起來梳小辮兒。” 另一首是:“拉大鋸,扯大鋸,姥姥家,唱大戲。接閨女,請女婿,小外孫,也要去。不聽話,不讓去,哭著鬧著跟了去。” 後來才知道,這兩首童謠可謂是北京地區最古老的童謠了,清朝的小孩都會唱。
小時候的事兒能記住的不多,有些是大人們反複講才知道的,比如有一件事兒,大娘見我一次說一次,都不知道她一共說了多少次了。我家有個小鄰居,比我小一點兒,有段時間大娘帶我的時候也同時帶著她。我們兩個都特別喜歡大娘,都把大娘當成自己最親的人。有時玩著玩著我倆就吵起來了,我說大娘是我的,她說大娘是她的,吵到最後兩個人都哭著大喊:“嗚嗚,大娘是我的!” “嗚嗚,大娘是我的!” “那是我的大娘!哇-----!” “那是我的大娘!哇-----!” 大娘哄好這個那個不幹了,哄好那個這個又不幹了,最後大娘說:“要不,把大娘切成兩半,你倆一人一半吧。” 說著用手比劃了一下。 那小鄰居破涕為笑,連聲說好。我一聽趕緊把大娘往她那邊推:“大娘我不要了,給你吧,都給你吧。” 大娘問我:“你怎麽又不要我了?” 我抽泣著說:“把大娘切兩半大娘就死了,別切了,我不要了。” 這件事我不記得了,可大娘記了一輩子。直到我最後一次見到大娘大娘還在說呢。“我們小沙沙從小就心眼好,從小就仁義。” 大娘特別愛用“仁義”這個詞誇人,其實,大娘才是最最仁義、最最善良的人。
文革前不久,我進了幼兒園,大娘經我媽介紹去了另一家人家。
1969年,我剛上二年級的時候,轟轟烈烈的幹部下放運動開始了,我的父母都被下放到了河南“五七幹校”,我成了全北京幾萬名留守兒童中的一名。當時北京的一些部委成立了下放幹部留守兒童部,不少留京的孩子們過起了集體生活,住宿舍、吃食堂,跟孤兒院差不多。我被寄養到了大娘家,因為隻有把我交給大娘我媽最放心。記得我媽學院是先下去的,過了沒幾天我爸也跟著部裏下去了,當年幹部下放的情景至今曆曆在目。
大娘住在西直門外的榆樹館胡同,是個典型的大雜院。家隻有小小的一間屋,租的,每月三塊錢。屋裏沒什麽家具,一張大木床占了半間屋,床邊有一個做飯兼取暖的煤球爐子,爐子上的水壺是我媽臨走前給大娘留下的,裏麵厚厚的一層水堿。別的事兒我都記不清了,但有一件事我記得特別清楚。一天,我煤氣中毒了,頭疼,惡心,腿軟得不能走路。大娘嚇壞了,把我抱到大爺的背上,讓大爺背我出去透氣。記得那天特別冷,天黑黑的,我穿著棉猴兒,帶著帽子,有氣無力地趴在大爺的背上。大爺背著我走啊走,一直走到動物園對麵的百貨商場。商場還沒打烊,大爺走進水果店,跟賣水果的售貨員說:“同誌,這孩子煤氣中毒了,惡心想吐,吃點兒什麽水果好?” 售貨員說:“吃個酸蘋果吧。” 大爺轉頭問我:“想吃甜蘋果還是酸蘋果?” 我想了想,說:“甜的。” 大爺對售貨員說:“那就來一個甜的,來一個酸的。” 那售貨員告訴大爺,有一種蘋果特別甜,但價錢很貴。我聽見大爺說:“多貴我也給孩子買,甜就行,給挑兩個大個兒的。” 大爺把蘋果裝進衣兜,又買了串糖葫蘆遞給我,說:“先吃糖葫蘆,又酸又甜。等回家讓你大娘把蘋果洗洗削給你吃。” 大爺又背著我往家走,一路走一路跟我說話,叫我千萬別睡著,說睡著了會感冒。這一趟來回,大爺沒讓我走半步路。記憶中,那甜蘋果特別甜,一點兒酸味兒都沒有,可皮卻是碧綠碧綠的。幾年後我去了大連,才又吃到過那種蘋果,叫 “印度蘋果”,可現在不知道為什麽這種蘋果很少見了,在美國沒見到過,聽說大連也很難買到了。現在想來,那三個蘋果一定花掉了大娘家好幾天的飯錢。
還有一件關於大娘的 “事跡” 也非常有趣。文革時有人請大娘去做憶苦思甜報告,說大娘出身貧農,苦大仇深,從前給地主家當過奶媽。如果她把受剝削、受壓迫的事兒講出來一定會起到教育作用。大娘欣然接受,可大娘講的卻是那個孩子沒奶吃如何如何可憐,那孩子的媽死得有多麽多麽的慘。說了半天,既沒有憤怒的聲討也沒有血淚的控訴,淨去同情那地主家的狗崽子和地主婆兒了。然後大娘又講起了自己進城當保姆的事兒,說有個姓龐的東家,對她非常不好,大娘給他們家燉土豆,可他家女主人竟不讓她吃土豆,讓她吃削下來的土豆皮。大娘說的竟然是解放以後的事兒,那姓龐的是一個革命老幹部。本來可以從政治覺悟和階級立場上給大娘扣上個大帽子的,無奈大娘出身太好了,人緣也太好了,大家隻能哈哈一笑,拿大娘沒辦法。 不久,我離開了大娘,跟著第二批家屬團也去了河南幹校。
再次見到大娘是1973年暑假,在北京火車站站台上,來接我的大娘一看見我就把我摟進了懷裏,隻喊了聲:“我的寶貝兒喲!” 就開始抹起了眼淚。“我看了那麽多孩子,就數小沙沙最懂事兒。我一擇菜,你就給我端板凳,我一做活兒,你就幫我穿針,走了那麽多年,還想著回來看大娘。”
1978年,我回北京備考,輾轉了幾個住處,最後住到了大娘家。有一天大娘的幹兒子來了,就是那個吃大娘的奶水長大的孩子,好像是和媳婦鬧了別扭。我聽見大娘跟他說了一番話,這番話,我記了一輩子。大娘說:我給那麽多人家幹過,見得多了。見過兩口子好的,也見過兩口子鬧的。啥叫感情?感情是倆人謙讓讓出來的。啥叫愛?愛就是別老挑人家的毛病。人幹嘛要結婚?那就是搭伴兒過日子,就是你累了我給你倒碗水,我病了你給我熬碗粥。別老覺著自己委屈,人家還委屈呢。誰沒有點兒毛病?就你什麽都好?讓著點兒,擔待著點兒,過日子不容易,這路,倆人走總比一個人走強。
誰說我大娘沒文化? 我大娘說出來的話句句是真理。 我上大學那些年當中,常常於周末去看望大娘,大娘還住在那個大雜院裏,還在給人看孩子。 那時大娘六十多歲了,不再住在別人家裏當保姆了,“老啦!不能夜裏帶孩子了。” 大娘說,“我早上去人家上班,晚上下班,逢年過節和禮拜天都休息,跟國家幹部一樣。” 大娘早已經是朝陽庵社區的大紅人了,誰都知道大娘帶孩子帶得好,什麽樣的病秧子到了她手裏都能變成小牛犢子,以至於有的人家剛娶了媳婦就跟大娘打招 呼:等我家孩子出生了,您可得到我家來啊! 從大娘家到朝陽庵社區少說有五裏路,可大娘從不坐車,每天跩著一雙小腳,一扭一扭的走路上下班。 有一次,我去看大娘,大娘正坐在床上解綁腳布準備洗腳,見我來了,大娘忙著往回纏。大娘從不當著別人的麵洗腳,所以我從來沒見過大娘的小腳長得是什麽模樣。我說:“大娘,您受那麽大罪裹了個小腳,可又不讓人看,那不是白裹了嘛。” 大娘笑了:“你這是什麽理兒啊?不過說得也是,那就給你瞧瞧,看這骨頭,都斷了,那罪受的。” 我要給大娘洗腳,大娘不幹,我逗大娘說:“怎麽?還怕人摸呀?不就是個三寸金蓮嗎?您這腳可不止三寸,沒那麽金貴。” 大娘還是不讓我動手,我說:“不讓洗拉倒,早知道小時候我也不讓大娘給我洗腳。” 我給大娘洗了腳,還給大娘剪了腳指甲,把大娘的一雙小腳整理的幹幹淨淨、滑滑溜溜的。我給大娘剪指甲的時候,大爺端進屋來一盆熱水,還拿來一塊香皂。“剪完快洗洗手,孩子。你大娘命真好,碰上你這麽個好孩子,真沒白疼你啊!” 大爺說這話的時候,一定忘了他背著我去買蘋果的事了。坐在院子裏的小板凳上,大娘又重複叨嘮著老街坊們聽了不知多少遍的話:“我看了那麽多孩子,就數我們小沙沙最懂事兒,我一擇菜,她就給我端板凳,我一做活兒,她就給我穿針。你瞧瞧,這都當上大學生了,還沒忘了她大娘。”
我當然不會忘了大娘,出國後,我給大娘寫過信,但大娘家那片地方拆遷了,那封信過了大半年才轉到大娘手裏。
91年底,我第一次回國,帶著兩個女兒去看望大娘和大爺,老兩口那個高興啊,忙著包餃子給我吃。臨走的時候大娘說:“你可得再回來啊,大娘好好活著,大娘等著你。” 那時大娘不穿大襟褂子了,可還梳著髻兒。 2000年,我帶著四個孩子去看大娘,那時大爺已經不在了,大娘搬到了通縣的女兒家。見麵時,還是一聲:“我的寶貝兒喲!” 便把我攬在了懷裏。那次我在惠英姐家住了兩天,聽大娘講那些她已經講了無數遍的往事。臨走時,大娘對我說:“大娘一定好好活著,等著你下次回來。”
2007年我回國時,大娘已經九十三歲了,在老家跟兒子住一起。我去看大娘之前惠英姐沒告訴大娘,怕大娘太興奮睡不好覺。但大娘一看見我就說:“哎喲我的寶貝兒,你這是打哪兒來啊?你不是去美國了麽。” 接著又說:“我看了那麽多孩子,就數我們小沙沙最懂事兒,我一擇菜,就給我端小板凳,我一做活兒,就過來給我穿針。你瞧瞧,這都去了美國了,還沒忘了她大娘。” “我這眼啊,多虧了你媽,要不是你媽帶我瞧大夫開刀,早就瞎了。” 此時大娘的一隻眼睛已經完全失明了。
大娘從來不說自己對別人的好,可永遠記著別人對她的好,哪怕那是多麽的微不足道。
2009年夏天,我們全家六口人一起回國,卻偏偏趕上全國大防”甲流”,回北京後的第一個星期被要求自覺隔離,我沒能去看望大娘。後來去了西安、杭州、大連等地,等從大連回到北京,我又不小心摔傷骨折。那次,我沒能去看望我的大娘。
大娘等不到我下次回去看她了,她走了。那個夢,一定是大娘托給我的,大娘是來告訴我,她去了一個好地方。(完) 1991年底,我帶著兩個小女兒去看望大爺和大娘:
2000年夏天,我帶著四個孩子去看望大娘:
2007年夏天,大娘回到了老家,享受著幸福安逸的晚年。此時,大娘已經93歲了。
我還有一段錄像,是大娘推著小竹車(拿小車當拐杖),把我們送到農家小院的門口,搖著手跟我說:“再來啊,再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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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娘,下次我回去,一定去給您上墳。
(後記:大娘仙逝後的第一個清明節,我買來紙錢,在我家的後院,向著中國的方向,為大娘燒了紙錢,相信大娘她收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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