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陳丹青:在國外我們都是奴才 望不到邊的奴才(圖) 搜狐新聞
【人物誌】陳丹青，中國當代最具影響力的畫家。1953年出生於上海，17歲到農村插隊，期間開始自習油畫。1978年被中央美術學院油畫係研究生班錄取。1980年畢業留校，任教於油畫係；同年以油畫《西藏組畫》一舉成名。1982年移居美國紐約，為職業畫家。2000年回國任教於清華大學，後因不滿招生製度而辭職。近年來在繪畫之外，陸續推出多部著作，均一紙風行。
先做一道選擇題。陳丹青是：A.海歸，B.教授，C.畫家，D.作家，E.公眾知識分子。
隻要你知道這個人，或者根本不知道，但你做了這道題。任意選項，或者全選，都會有人告訴你：恭喜你，答對了！但陳丹青顯然不願意接“公共知識分子”這頂帽子，他說：“中國連真正的公共空間還沒出現，哪裏來的‘公共知識分子’？”
2001年，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是“公眾人物”的陳丹青，在一個公開場合，激揚地說：“我們小時候在弄堂口，要是看見如今長得像謝霆鋒這樣的小白臉，二話不說過去就是幾個嘴巴，不為別的，誰叫他看上去那麽小資產階級呢。”
2008年，這個身份複雜機智而敏銳的人，在接受《懷堯訪談錄》獨家專訪時，依然口無遮攔：“在國外，我們都是奴才，望不到邊的奴才。”
多少年過去了，陳丹青還是那個陳丹青嗎？他的多重身份，仍在決定著公眾麵對的選擇題：他是多麵的。
海歸
1982年初，即將迎來而立之年的陳丹青移居紐約，在異國他鄉度過了18年的“洋插隊”生活。他曾表示，自己在國外的生活並非如人們想象的那樣。“我第一天到美國，就麵臨一個生計問題，我必須賣畫討生活。”
吳懷堯：1978年你考上中央美院油畫係研究生，兩年後畢業留校，工作一年。這是一部分知青的典型經曆。這些人日後分成兩撥，一撥留在本土，另一撥出國。你們這一代海歸相比民國時期的留學生以及五十年代留蘇學生，有哪些根本差異？對於現在大學生出國熱怎麽看？跨過門檻，意味著創造與超越。你的出國，是不是一次跨過門檻的過程？在國外，讓你感觸最深的是什麽？
陳丹青：我對出國熱沒有看法。一個現代國家的國民本該出入自由，改革開放隻是將事物恢複應有的狀況。在國外，最深的感觸：我們都是奴才，望不到邊的奴才。
吳懷堯：這種說法讓人詫異，能否闡述一下？
陳丹青：中國有老百姓，但沒有公民，有人口，但沒有現代人的概念，此外，各階層全是無比嚴密無比細膩的奴主關係：主子原先就是奴才，奴才則巴望有一天當主子，你仔細想想，不是這樣麽？
吳懷堯：我很好奇，為什麽從紐約回來之後，你的膽子變得如此之大？是什麽讓你口無遮攔？你如何平衡藝術家與公共知識分子的雙重身份？
陳丹青：我少年時就口無遮欄。可那時沒人找我說話，文革時哪有媒體啊，即便有，憑什麽找我？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膽子。和紐約市隨便哪個說說寫寫的家夥比，全中國的人差不多都給摘除了膽囊。我從不自稱藝術家，更不是知識分子，用不著“平衡”。中國連真的公共空間還沒出現，哪裏來“公共知識分子”？
吳懷堯：那你對自己的定位是什麽？
陳丹青：我從沒想過給自己定位。“定位”這倆字也是近年回國後才知道。為什麽要定位？定了位，人生就安穩、就有價值了麽？我聽不少人動不動就說“我是作學問的”，“我研究這一行一輩子”，我就心裏想：！
吳懷堯：如果說你的憤怒是一種高興，那麽幸福是什麽？
陳丹青：到我這年齡，活著，沒病，就什麽都好。我不會去想：啊！我的生活與精神最近怎樣怎樣……不會的。我隻是活著。
吳懷堯：我注意到，五月汶川地震後，你為賑災所繪的油畫《中國的山川》在一場慈善競拍中以165萬元拍出。有媒體報道，這筆善款將全部捐助給汶川地震災區，用於建立多所希望小學。這些小學，你會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嗎？
陳丹青：為什麽要用我的名字？我從未想過。我也不知道這些錢會不會拿去蓋小學，甚至不曾指望錢會用在災民那裏。隻是我得做些什麽，不是為了災民，隻為心安。
吳懷堯：一個人用什麽名字，或者接受什麽樣的名字，自有其特殊含義。從字麵意思來看，“丹青”是紅色和青色的顏料，借指繪畫。我很好奇，你的名字的來曆——是父母取的嗎？如果是，那他們太有先見之明了。
陳丹青：我的名字是父親取的，弟弟名叫“丹心”。父親是抗戰那代過來人，相信“精忠報國”，信奉“留取丹心照汗青”，所以父親給我們兄弟倆起這對名字，當時哪料到我喜歡畫畫。
吳懷堯：據我所知，你的父母經曆過戰爭，逃難，你的祖父是黃埔軍校的軍官，打了半輩子仗，你的嶽父也是軍人，也打了半輩子仗。你雖然生在和平年代，但所受的教育都和戰爭有關。小時候看的電影都是戰爭，然後經曆“文革”，這樣的家庭背景和成長經曆，對你性格的形成和人生道路，起到什麽樣的作用？
陳丹青：我對苦難會敏感。但“苦難”這個詞現在被說濫了，惹人討厭。當我說對苦難敏感，意思是說：苦難是美的，假如進入藝術的話。我喜歡畫悲劇主題。孟德斯鳩說過，人在苦難中才活得像個人。
吳懷堯：你是上海人，上海曾經經過很多年的殖民文化的熏陶，經過風月流水的滌汰，你覺得這樣一座曆經過苦難的城市會產生什麽樣的藝術？或者說，什麽樣的藝術會適合上海？
陳丹青：除了殖民時期的建築，“殖民文化”對上海曾經有過的“熏陶”早已被淘洗幹淨了——不論這種熏陶是負麵還是正麵的。民國的上海藝術家作出了全中國最“洋氣”的作品，七十年代上海給出全國最左的無產階級文藝——八個樣板戲有四個是上海創作的——現在上海的藝術，整體上既不洋，也不左——我甚至不清楚上海提呈給全國哪些作品。譬如現在上海沒有一部驚動全國的電影。這種情況已延續十年以上了。可是在三四十年代，包括七八十年代，全國都在等待上海出品的電影。
吳懷堯：前幾天我倒是看了一部電影，叫《海角七號》，台灣的片子，看完後寶島是個美麗溫情有夢想的地方。最近你也寫了篇《日常的台灣》，說台灣人情好，早期時定居紐約，不以為珍貴，而今居住北京近八年，忽然置身台北，就處處看得稀罕。在地理麵積上，台灣算是彈丸之地，但是卻接連出了不少厲害角色，諸如李敖、柏楊、侯孝賢、鄧麗君、白先勇、周傑倫等。如果我說，台灣是目前中國最有文化或文化氛圍最好的省份，你會同意嗎？
陳丹青：一個省份不能和整個中國的“文化”或“文化氛圍”比較，但台灣出人，不是因為文化氛圍，而是相對大陸，比較自由，比較地沒有遭遇文化上的毀壞與劫難。你去問問台灣有頭腦的文化人，都對台灣不滿意。
吳懷堯：在評述王家衛的時候，你說他“一看就是一個流氓”，很多人奇怪你為什麽這麽說。你平時喜歡看什麽類型的電影？能否為大家推薦三部你覺得必看的電影？
陳丹青：媒體喜歡聳動，在我全部講演中隻摘取這句話，並予誇張。那是形容詞，表示一種潑辣大膽的影像風格。事後家衛請我吃飯，我說媒體隻用這句話，他說對啊，不是流氓你怎能拍電影！即便從電影故事看，事實上歐美多少電影以黑幫流氓作主題。
我喜歡各種類型的電影。沒有一種類型是好的或不好的，要看拍得好不好。我很難推薦“三部電影”，那樣會對不起其他好電影：好電影太多了。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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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誌】陳丹青，中國當代最具影響力的畫家。1953年出生於上海，17歲到農村插隊，期間開始自習油畫。1978年被中央美術學院油畫係研究生班錄取。1980年畢業留校，任教於油畫係；同年以油畫《西藏組畫》一舉成名。1982年移居美國紐約，為職業畫家。2000年回國任教於清華大學，後因不滿招生製度而辭職。近年來在繪畫之外，陸續推出多部著作，均一紙風行。
先做一道選擇題。陳丹青是：A.海歸，B.教授，C.畫家，D.作家，E.公眾知識分子。
隻要你知道這個人，或者根本不知道，但你做了這道題。任意選項，或者全選，都會有人告訴你：恭喜你，答對了！但陳丹青顯然不願意接“公共知識分子”這頂帽子，他說：“中國連真正的公共空間還沒出現，哪裏來的‘公共知識分子’？”
2001年，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是“公眾人物”的陳丹青，在一個公開場合，激揚地說：“我們小時候在弄堂口，要是看見如今長得像謝霆鋒這樣的小白臉，二話不說過去就是幾個嘴巴，不為別的，誰叫他看上去那麽小資產階級呢。”
2008年，這個身份複雜機智而敏銳的人，在接受《懷堯訪談錄》獨家專訪時，依然口無遮攔：“在國外，我們都是奴才，望不到邊的奴才。”
多少年過去了，陳丹青還是那個陳丹青嗎？他的多重身份，仍在決定著公眾麵對的選擇題：他是多麵的。
海歸
1982年初，即將迎來而立之年的陳丹青移居紐約，在異國他鄉度過了18年的“洋插隊”生活。他曾表示，自己在國外的生活並非如人們想象的那樣。“我第一天到美國，就麵臨一個生計問題，我必須賣畫討生活。”
吳懷堯：1978年你考上中央美院油畫係研究生，兩年後畢業留校，工作一年。這是一部分知青的典型經曆。這些人日後分成兩撥，一撥留在本土，另一撥出國。你們這一代海歸相比民國時期的留學生以及五十年代留蘇學生，有哪些根本差異？對於現在大學生出國熱怎麽看？跨過門檻，意味著創造與超越。你的出國，是不是一次跨過門檻的過程？在國外，讓你感觸最深的是什麽？
陳丹青：我對出國熱沒有看法。一個現代國家的國民本該出入自由，改革開放隻是將事物恢複應有的狀況。在國外，最深的感觸：我們都是奴才，望不到邊的奴才。
吳懷堯：這種說法讓人詫異，能否闡述一下？
陳丹青：中國有老百姓，但沒有公民，有人口，但沒有現代人的概念，此外，各階層全是無比嚴密無比細膩的奴主關係：主子原先就是奴才，奴才則巴望有一天當主子，你仔細想想，不是這樣麽？
吳懷堯：我很好奇，為什麽從紐約回來之後，你的膽子變得如此之大？是什麽讓你口無遮攔？你如何平衡藝術家與公共知識分子的雙重身份？
陳丹青：我少年時就口無遮欄。可那時沒人找我說話，文革時哪有媒體啊，即便有，憑什麽找我？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膽子。和紐約市隨便哪個說說寫寫的家夥比，全中國的人差不多都給摘除了膽囊。我從不自稱藝術家，更不是知識分子，用不著“平衡”。中國連真的公共空間還沒出現，哪裏來“公共知識分子”？
吳懷堯：那你對自己的定位是什麽？
陳丹青：我從沒想過給自己定位。“定位”這倆字也是近年回國後才知道。為什麽要定位？定了位，人生就安穩、就有價值了麽？我聽不少人動不動就說“我是作學問的”，“我研究這一行一輩子”，我就心裏想：！
吳懷堯：如果說你的憤怒是一種高興，那麽幸福是什麽？
陳丹青：到我這年齡，活著，沒病，就什麽都好。我不會去想：啊！我的生活與精神最近怎樣怎樣……不會的。我隻是活著。
吳懷堯：我注意到，五月汶川地震後，你為賑災所繪的油畫《中國的山川》在一場慈善競拍中以165萬元拍出。有媒體報道，這筆善款將全部捐助給汶川地震災區，用於建立多所希望小學。這些小學，你會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嗎？
陳丹青：為什麽要用我的名字？我從未想過。我也不知道這些錢會不會拿去蓋小學，甚至不曾指望錢會用在災民那裏。隻是我得做些什麽，不是為了災民，隻為心安。
吳懷堯：一個人用什麽名字，或者接受什麽樣的名字，自有其特殊含義。從字麵意思來看，“丹青”是紅色和青色的顏料，借指繪畫。我很好奇，你的名字的來曆——是父母取的嗎？如果是，那他們太有先見之明了。
陳丹青：我的名字是父親取的，弟弟名叫“丹心”。父親是抗戰那代過來人，相信“精忠報國”，信奉“留取丹心照汗青”，所以父親給我們兄弟倆起這對名字，當時哪料到我喜歡畫畫。
吳懷堯：據我所知，你的父母經曆過戰爭，逃難，你的祖父是黃埔軍校的軍官，打了半輩子仗，你的嶽父也是軍人，也打了半輩子仗。你雖然生在和平年代，但所受的教育都和戰爭有關。小時候看的電影都是戰爭，然後經曆“文革”，這樣的家庭背景和成長經曆，對你性格的形成和人生道路，起到什麽樣的作用？
陳丹青：我對苦難會敏感。但“苦難”這個詞現在被說濫了，惹人討厭。當我說對苦難敏感，意思是說：苦難是美的，假如進入藝術的話。我喜歡畫悲劇主題。孟德斯鳩說過，人在苦難中才活得像個人。
吳懷堯：你是上海人，上海曾經經過很多年的殖民文化的熏陶，經過風月流水的滌汰，你覺得這樣一座曆經過苦難的城市會產生什麽樣的藝術？或者說，什麽樣的藝術會適合上海？
陳丹青：除了殖民時期的建築，“殖民文化”對上海曾經有過的“熏陶”早已被淘洗幹淨了——不論這種熏陶是負麵還是正麵的。民國的上海藝術家作出了全中國最“洋氣”的作品，七十年代上海給出全國最左的無產階級文藝——八個樣板戲有四個是上海創作的——現在上海的藝術，整體上既不洋，也不左——我甚至不清楚上海提呈給全國哪些作品。譬如現在上海沒有一部驚動全國的電影。這種情況已延續十年以上了。可是在三四十年代，包括七八十年代，全國都在等待上海出品的電影。
吳懷堯：前幾天我倒是看了一部電影，叫《海角七號》，台灣的片子，看完後寶島是個美麗溫情有夢想的地方。最近你也寫了篇《日常的台灣》，說台灣人情好，早期時定居紐約，不以為珍貴，而今居住北京近八年，忽然置身台北，就處處看得稀罕。在地理麵積上，台灣算是彈丸之地，但是卻接連出了不少厲害角色，諸如李敖、柏楊、侯孝賢、鄧麗君、白先勇、周傑倫等。如果我說，台灣是目前中國最有文化或文化氛圍最好的省份，你會同意嗎？
陳丹青：一個省份不能和整個中國的“文化”或“文化氛圍”比較，但台灣出人，不是因為文化氛圍，而是相對大陸，比較自由，比較地沒有遭遇文化上的毀壞與劫難。你去問問台灣有頭腦的文化人，都對台灣不滿意。
吳懷堯：在評述王家衛的時候，你說他“一看就是一個流氓”，很多人奇怪你為什麽這麽說。你平時喜歡看什麽類型的電影？能否為大家推薦三部你覺得必看的電影？
陳丹青：媒體喜歡聳動，在我全部講演中隻摘取這句話，並予誇張。那是形容詞，表示一種潑辣大膽的影像風格。事後家衛請我吃飯，我說媒體隻用這句話，他說對啊，不是流氓你怎能拍電影！即便從電影故事看，事實上歐美多少電影以黑幫流氓作主題。
我喜歡各種類型的電影。沒有一種類型是好的或不好的，要看拍得好不好。我很難推薦“三部電影”，那樣會對不起其他好電影：好電影太多了。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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