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與共產黨結緣

02 與共產黨結緣

1911～1920 年 17～26 歲

一九一一年春天，毛澤東到長沙，正是結束中國兩千多年帝製的辛亥革命前夜。表麵看去，照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描述，長沙“簡直就是個中世紀的城市，隻能走轎子和人力車”。但這裏不僅充滿新思想，新風氣，而且醞釀著共和革命的風潮。

盡管清廷宣布立憲，革命黨人卻一心要推翻帝製，說滿族是外國人，應該驅逐報刊雜誌此時已數不勝數，他們利用這個條件鼓吹革命，還組織社團，發動了好幾起武裝起義。

十七歲的毛此時第一次看到報紙。他從報紙上了解到反清派別的觀點，立即表示讚同。按當時的時尚，他寫了篇文章貼在學校牆上，這是他首次發表政見。像許多學生一樣，他剪了辮子，並跟朋友一道揮舞剪刀強行剪掉別人的辮子。

這年夏天，長沙格外悶熱，學生們比天氣更熱烈的辯論怎樣推翻皇上。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說後，有人把身上的長衫脫了一丟，大叫“快習兵操，準備打仗！”十月，鄰近的湖北省武昌市爆發了辛亥革命。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垮台了，中華民國在一九一二年的第一天成立。二月，末代皇帝溥儀退位。握有兵權的袁世凱替下作臨時總統不到兩個月的孫中山，次年就任大總統。一九一六年袁死後，位於北京的中央政府控製鬆懈，中國出現軍閥各自為政的局麵。

新生民國帶給年輕的毛的，是無數嶄新機會。工業、商業、法律、管理、教育、新聞、文化，還有軍事，可做的事層出不窮。毛麵臨著令人眼花繚亂的選擇。他先 參了軍，但出操聽口令不是他喜歡做的事，更不用說到城外挑水做飯給長官泡茶。

他於是雇了個挑夫幫他挑水。幾個月後，他幹脆退了伍，決定再回去上學。那時報 上滿是新鮮動人的廣告，好些使他動心，一個是警官學校，一個是法律學校，還有個專教人怎樣製造肥皂，使毛發了作肥皂製造家的奇想。毛最後挑了省立第一中學， 但隻在那裏待了半年。他覺得不如自修，於是天天去省立圖書館，一待就是一整天。

他第一次讀到外國名著的譯本，這些書把他的腦子從傳統觀念的束縛中解脫出來。 但他父親要他上學，否則拒絕供給他錢，十九歲的毛隻好進了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師範學校都不收學費，是那時中國致力於教育的結果。

第一師範充滿開放的空氣，連數學樓也是歐洲式的，長沙人管它叫“洋樓”。教室很洋氣，漂亮的地板，窗上裝有玻璃。校方讓學生有機會接觸各種新見解，鼓 勵他們自由思想，組織不同的學會。學生的出版物有鼓吹無政府主義的、國家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Karl Marx）的像還一度掛在大禮堂裏。對讀報上了癮 的毛已在報章上見過“社會主義”這個詞，在這裏他又第一次聽說了“共產主義”。

那時，中國是真正的“百花齊放”。後來毛統治時也用這個詞，但他允許的還不及 他年輕時萬芳叢中的一小片花瓣。像全世界的學生一樣，毛喜歡無窮無盡地和朋友討論問題，有時沿湘江漫步，有時爬上校園後麵的小山，坐在草叢裏辯論到深夜。蟋蟀在身旁一聲一聲地唱，螢火蟲繞著他們一閃一閃地飛，熄燈的鍾聲響了，他們置之不顧。出門旅行是他們的 家常便飯，一轉悠就是一個月。農家友善地歡迎他們，供他們吃住，他們以寫門聯報答。

一次高談闊論中，據毛的朋友記載：“毛君主張將唐宋以後之文集詩集，焚諸一爐。”這是有記載的第一次毛提到燒書。當時，這話並不離奇，在前無古人的思 想解放氣氛中，一切天經地義的道理都受到挑戰，曆來的大逆不道都成了理所當然。國家有必要存在嗎？家庭呢？婚姻呢？私有財產呢？什麽樣的議論也不奇怪，什麽 樣的話也都能說。

正是在這樣的氛圍裏毛澤東形成了他的道德觀。二十四歲時，毛在德國哲學家 泡爾生（Friedrich Paulsen）所著《倫理學原理》（System der Ethik）中譯本上，作了大量批注。在這些批注裏，毛直言不諱地表述了他的道德觀念。這些觀念伴隨了 他的一生。

毛整個道德觀的核心是：“我”高於一切。他寫道：“道德之價值，必以他人 之利害為其行為之動機，吾不以為然。”“吾人欲自盡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寶貴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毛的道德等於完全的隨心所欲。

義務與責任毛概不承認，說：“吾人唯有對於自己之義務，無對於他人之義務也。”“吾隻對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負責，非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吾概不負責焉。 既往吾不知，未來吾不知，以與吾個人之現實無關也。”“吾自欲遂行也，向誰負責任？”

對毛來說，任何成就隻有在現實生活中能享受到才有意義。身後名“非吾之所喜悅，以其屬之後來，非吾躬與之現實也。”“吾人並非建功業以遺後世。”毛澤 東完全不屑於追求“流芳千古”。良心本是對人的衝動的一種心理約束。毛卻認為：“良心與衝動理應一致，乃 調和的而非衝突的。”“二者原為一物，吾人各種之動作，固處處須衝動，處處係衝動之所驅，良心之明，亦處處承認之。”照這種觀點，“良心”隻是為毛的“衝 動”服務的工具。

泡爾生說：“毋殺人，毋盜竊，毋欺誣，皆良心中無上之命令。”毛不以為然， 說：“此等處吾不認為良心，認為人欲自衛其生而出於利害之觀念者。”照毛的意思，人不幹這些壞事，隻是出於個人利害考慮，要是幹了不受懲罰，那就要幹。 毛性格的另一個中心是“‘破’字當頭”，他說對中國“吾意必須再造之，使其如物質之由毀而成”，而且“國家如此，民族亦然，人類亦然。”“宇宙之毀也 亦然……吾人甚盼望其毀，蓋毀舊宇宙而得新宇宙，豈不愈於舊宇宙耶？”毛在晚年也說過意思一模一樣的話。也就是說，年僅二十四歲的毛就已經用清 晰的語言闡述了他漫長一生信守的人生觀。當然，在一九一八年，這些話隻是說說而已。盡管他不是一個等閑之輩，楊昌濟教授稱他“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 但毛沒有顯示出領袖天分。老師徐特立說在學校裏看不出他有號召力。當毛發出征友啟事，張貼在長沙部分學餃時，應召的隻有幾個。他跟朋友成立“新民學會”時， 他雖然活躍，選出的總幹事卻不是他。

那時的毛要找份像樣的工作都很困難。一九一八年六月，他從師範學校畢業。 許多年輕人向往出國學習。像毛這樣家裏不富裕的往往到法國去半工半讀，勤工儉學。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損失了很多年輕男人，需要勞工。 當勞工不是毛想幹的事。去法國的人還得學法文，而毛不擅長語言，一輩子都隻說湖南話。有一陣掀起俄羅斯熱，毛也曾想去，對女朋友陶斯詠說：“我為這件 事，腦子裏裝滿了愉快和希望。”他在一個叫伯樂佛（Sergei Polevoy）的俄國移民（是個間諜）那裏上了幾堂課。據這人說，毛怎麽也發不好生字表的音，別的學生 都笑他，他就生氣地離開了。結果，毛既沒有去法國，也沒有去俄國。

毛想到首都去碰碰運氣，就借了路費去北京。北京當時是世界上最美的都市之 一。在剛對公眾開放的皇宮前，甚至還有駱駝莊重地緩步。但古都的生活是苦的。民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機會，卻沒有明顯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大多數人還活 在一個“窮”字中。毛一行八人，住在三間小屋裏，幾個人合睡一張炕，同蓋一床棉被，擠得緊緊的，要翻身得先跟左右的人打招呼。八人隻有兩件大衣，出門輪流 穿。因為圖書館裏有暖氣，毛有時去那裏，又看書又睡覺。

有一段時間，毛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做助理員，一個月八塊大洋，剛夠生活。他 的職責之一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名。不少是當時著名的文化人，毛想跟他們攀談，但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毛後來說，“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 土話。”毛感到受了冷落，一直耿耿於懷，說：“他們大多數都不把我當人看待。”不到六個月，他就打道回府，路費還是借的。他繞道上海，為去法國的朋友送 行，一九一九年四月回到長沙。毛此行見識了大都市的文化生活，但最後還得回來做外省的小學教書匠。

為人師表的毛當穿得邋裏邋遢，好像永遠不換衣服。學生們記得他不加梳理的頭發和襪子上的窟窿。他似乎隻有一雙家製的布鞋，鞋底好像總處於即將磨穿的狀 況。一次，人們抱怨他夏天赤裸上身，毛反唇相譏說：“這就算不錯啦，全赤我也無所謂！”

這時，一樁發生在大洋彼岸的事件在中國引起巨大反響。有中國代表團參與的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善後的巴黎和會，讓日本繼續占領它在戰爭中從德國手頭奪取的 山東一部。愛國的中國人被激怒了。五月四日，北京爆發了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街頭遊行示威，譴責北京政府賣國，抗議日本占領中國領土。“五四”運動波及全 國，燒日本貨，砸賣日貨的商店。人們對民國政府深感失望，覺得它跟滿清一樣無能。許多人開始尋求更激進的治國方式。

一個激進的學生會在長沙成立，毛負責編輯會刊《湘江評論》。辦雜誌很辛苦。在難忍的悶熱中，毛晚上用一堆線裝書當枕頭，臭蟲在裏麵爬來爬去，白天不僅要 寫大部分稿子，還得到街頭販售，由於經濟窘迫，這個學生周刊隻出了五期，就停刊了。

此後毛繼續為別的刊物寫文章。其中有十篇是關於婦女與家庭的，觀點是那時大多數前衛青年的共識，即提倡婦女獨立，自由戀愛，與男人平等。毛的文章感情 充沛，原因可能跟他母親剛於一九一九年十月五日去世有關。他母親得了淋巴結核，毛曾給她寄藥方，把她接來長沙治病。在毛跟母親的關係中，母愛是無私的，毛的 感情卻是既強烈又自私。多少年以後，他告訴身邊護士吳旭君：“我母親死前我對她說，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樣子，我想讓她給我留下一個美好的印象。我要離開一 下。母親是個通情達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到現在，我腦子裏的母親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

在母親臨終之際，毛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母親的希望。他能毫無顧忌地對她直說，性格由此可見一斑。對父親，毛沒有什麽感情，對他的死的反應 簡直就是冷酷。父親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死於傷寒，死前想見兒子一麵。但毛沒有回去，也沒有對他的死表示任何悲傷。

毛的硬心腸也反映在他關於女人的文章裏。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女子自立問題》說女子可以跟男子做一樣重的體力勞動：“女子用其體力工作，本不 下於男子”，隻是“不能在生育期內工作”。對此毛說：“女子需自己預備產後的生活費。”

毛的激進活動很快把他帶向另一個旅途，這次旅程將決定他的一生，也將決定中國的命運。一九一九年底，湖南的學生和教師要趕走當時的省長張敬堯，毛隨代 表團前往北京，遊說中央政府撤張。雖然此行沒達到目的，但毛作為湖南的活躍分子結識了好些知名人物，包括自由派的領袖胡適，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 就在回程途中，一九二○年六月路經上海時，毛遇上了改變他終生的人：陳獨秀。在當時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中，陳是佼佼者，毛曾在一篇文章中稱道他為“思 想界的明星”。陳這時四十歲，是個極富魅力，但性情暴躁的人。毛去拜訪陳，正好，陳在籌組中國共產黨。

組建中共並不是陳教授的主意——也不是任何一個中國人的主意。這主意來自莫斯科。一九一九年，新生的蘇俄政府成立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以在全 世界鼓吹革命，推行莫斯科的旨意。在中國，一項龐大的秘密計劃在八月付諸實行，旨在扶持起一個親俄的中國政府。此後三十年裏，莫斯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軍火，最終使毛領導下的中共得以奪取政權。

一九二○年二月，布爾什維克奪取了中西伯利亞，打通了跟中國的陸地交通。 四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Grigori Voitinsky）來到中國。五月，共產國際在上海建立了據點，目的是“組建一個中國黨”。維經斯基向陳獨秀提出這個建議，得 到了陳的同意。六月，維經斯基向莫斯科匯報說，陳將做這個新黨的書記，陳正在聯係“各城市的革命者”。

就在這個月，毛來見陳獨秀，碰上了中國共產黨的籌備創立。中共創始人都是資深的馬克思主義者。據當事人回憶，他們是：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 俞秀鬆、李達、施存統和邵力子。毛沒有被邀請為發起人之一，他這時還沒表示信仰馬克思主義。毛離開上海後，八月，中共成立。

中國官方把中共成立算在第二年七月，因為那時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而毛出席了“一大”，可以名正言順地被算成創始人。事實上，共產國際的刊物和它 派來指導“一大”的馬林（G. Maring）都權威性地指出，中共是一九二○年，而不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

毛雖然不是創建者，但他開始為中共工作：陳獨秀讓他在長沙開一間書店賣共產黨宣傳品。陳教授剛把他的影響重大的雜誌《新青年》改變為中共的喉舌，七月 號就刊登了介紹列寧（V. I. Lenin）和蘇俄政府的文章。從那時起，共產國際便出錢讚助《新青年》。毛的任務是推銷《新青年》和其他宣傳品，同時也賣一般的書、 雜誌。

毛樂於從命。雖然他還沒有信仰共產主義，但他畢竟是激進分子，又熱愛書報， 還需要一份像樣的收入，開書店是求之不得。回長沙後不久，“文化書社”就在《大公報》上登報開張了。毛寫了個誇耀蘇俄的啟事：“不但湖南，全國一樣尚沒有新 文化。全世界一樣尚沒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發現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書店馬上訂了一百六十五份《新青年》的七月號，是書店的最大訂單。其次是一百

三十份《勞動界》，新生的中共對工人的宣傳品。其他大部分書報也是親俄激進的。幹這種事毛並非提著腦袋，那時候搞共產主義活動非但不犯法，相反地，蘇俄 正時髦。在長沙，一個俄羅斯研究會正在籌備，為首的是長沙知事。人們對蘇俄感興趣，大半出於相信蘇俄政府的宣言，說要放棄沙皇政府在中國攫取的領土和特權。

這番信誓旦旦，實際上隻是空話，蘇俄繼續控製著在華最大的外國領地。毛找了個朋友做經理，他善於用人幫他做討厭的雜務。他本人的頭銜是“特別 交涉員”，向富人名流籌款，與全國各地的出版社、圖書館、大學、文化人聯係。陳獨秀和好幾位知名人士為書店擔保，大大提高了毛的聲望。他從前讀書的師範學 校這時請他去做附小主事。

沒有材料表明毛是怎樣入黨的，履行了什麽手續。但由於文化書社，他成了“自 己人”。十一月，按維經斯基指示，中共成立一個外圍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從中發展黨員。在長沙找的聯絡人之一是毛。也就是說，他已經算是共產黨的成員 了。十二月，毛給在法國的朋友寫信，說他“深切的讚同”“用俄國式的方法去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這是毛第一次表達他信仰共產主義。

毛邁出這一步並不是熱烈追求信仰的結果，而是機遇：他正好在某一時間出現在某一地點，接受了某一份恰到好處的工作，由此進入了一個由強大外國主持的新 興組織。

他那時最好的朋友蕭瑜不讚成共產主義，從法國寫信給毛說：“我們不認可以 一部分的犧牲，換多數人的福利。主張溫和的革命，以教育為工具的革命，為人民謀全體福利的革命……頗不認俄式——馬克思式——革命為正當”。毛回信時不是 狂熱地為共產主義辯護，而是稱他朋友的看法“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他這樣勸說朋友：“理想固要緊，現實尤其要緊。” 毛信中的這類話表明，他參加共產黨，不是出於充滿激情的信仰，而是冷靜實際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