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貴州牌坊村282條光棍留在家裏沒老婆可娶(圖)
http://www.jiaodong.net 2007-08-16 16:05:25 南方周末
董學魁、董學彪，兩個兄弟，一對光棍。 記者 王軼庶／圖
一夜夜悶睡。 記者 王軼庶／圖
老婆跑了。記者 王軼庶／圖
盼窗外，仍是男的。 記者 王軼庶／圖
核心提示：貴州省貴陽市牌坊村，村裏幾乎沒有適齡未婚女孩，在冊的60名其實早已“逃離”這裏在外打工。相反，這個2249人、665戶的山村有282條光棍，約占男性總數的1 / 5。30歲以上的光棍俯拾皆是。最大的光棍65歲。
貴州省貴陽市牌坊村，這個2249人、665戶的山村，有282條光棍。他們男大當婚之時，正是打工潮滾滾而來之時。光棍們未曾想到他們踏在一個曆史的夾縫中。留下來，還是出門去，這是個問題。更大的問題是，無論留下來，還是出門去，他們都將麵臨一個婚姻窘境。
“我需要一個女人”
“你帶個女娃過來，1000塊錢。”可能是覺得錢太少，他又伸出3個指頭：“3000，怎麽樣？”
貴州省貴陽市牌坊村原名牌方村，處在崇山峻嶺之中。2000年三村合並時，因為“土地多”，就在“方”字加了土旁，意為這裏的村民世代以土地為生。
一條8.3公裏的國家扶貧公路環山蜿蜒，串起數個漢、苗族寨子。8月2日，在回家的山路邊，張成梁喃喃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你帶個女娃過來，1000塊錢。”可能是覺得錢太少，他又伸出3個指頭：“3000，怎麽樣？”
36歲的張成梁有些禿頂，不時翻著白眼。“他腦筋失靈了，連123都數不清。”父親說。張成梁的邏輯思維天生有缺陷，但日常行為與常人無異，他這些直愣愣的話正說出了光棍們沉默的心事。
村裏幾乎沒有適齡未婚女孩，在冊的60名其實早已“逃離”這裏在外打工。相反，這個2249人、665戶的山村有282條光棍，約占男性總數的1 ／ 5。30歲以上的光棍俯拾皆是。最大的光棍65歲。這裏的男女比例(以女性為100，男性對女性的比例)是134.7，遠高於全國2005年人口抽樣調查的106.3。
張成梁無法從事需要思考的農活，比如種田。白天他抽著煙杆在村民家裏閑聊，有人開玩笑說他是“處男”，他便憤怒地瞪眼；晚上回到木頭房的閣樓上悶睡，房裏除了撐著塑料膜“蚊帳”、鋪著稻草的床，以及堆放在竹竿上的衣服之外，一無所有。
村裏其他大部分光棍身體健康，而生活與張成梁如出一轍。不同的地方是他們或外出打工，或種地，種植玉米、水稻、烤煙。
這不僅僅是牌坊村的故事。“全鄉8個行政村，光棍至少有一千五百多個，最多的村有三百多。”高寨鄉(下轄牌坊村)計生站幹部楊紹倫說。他今年50歲，喪偶，有個5歲小孩，也找不到女人續弦：“我需要一個女人，50歲以下，不能生育的也行。”
沒有老婆的四處討老婆
女孩到家裏“考察”後說：“你太窮了。”他把氣憋在心裏，大喇喇地說：“窮你就走吧。”
除了偶爾有登記結婚的村幹部，大部分村民在近兩年已看不到熱鬧的婚禮。村委會主任兼村支書楊學品把光棍問題歸咎於貧窮。全村麵積23.11平方公裏，幾乎全是山地，田地隻占不到2%。去年人均純收入隻有八百多元。
40歲以上的光棍有六十多個，他們是認命的一代。每當講起婆娘問題，都會心一笑，給出一個出奇一致的回答：“條件不好，找不到嘛。”
農閑時，董學魁獨自在家編著竹筐。他從不出遠門。平時，他自己做飯、洗衣服，腰間別著鑰匙，獨守空房。弟弟經常外出打工，在家也不願意煮飯，他認為這是女人的活。兄弟兩個都是光棍。“在家裏，他(指董學魁)就是女人，弟弟是男人。”一名村民打趣說。
董學魁靦腆地笑了。有時他會不經意地自嘲。家裏養著幾十隻雞，小雞總是想溜進屋裏覓食，他“喝”一聲，把雞嚇出丈外，隨口扔出一句：“婆娘找不到，雞婆養了一堆。”
近幾年，40歲的董學魁每年都會有幾次相親，但都無功而返。現在，他已經對討老婆不抱希望，連相親都懶得去了。
他姐姐已經外嫁，兩個哥哥結婚後分家了。4年前父親去世後，家裏隻剩下他和弟弟董學彪。兩人借錢在公路旁修了4間房的水泥平房，住在一起，比其他村民的茅草房、木房要顯得氣派。這使他有了“築巢引鳳”的資本。
然而他依然找不到老婆。光棍們希望能生兒育女，但他們恰恰卡在尷尬的年齡段：年輕女孩外出打工，有更好的婚姻機會；中年寡婦或已結紮，或帶著子女，再生育的話，原本貧寒的光棍家庭無法承受多子女的生活重擔。
董學魁成了村裏條件較好，但卻討不到老婆的“典型”。“條件好的女方看不起他。條件差的，他又看不起女方。”弟弟董學彪說。
董學魁的好條件其實僅限於現在。在1990年代，他跟其他光棍一樣過著窮日子。全家住在山坳裏的木房，4年前倒塌了。耳聾的父親、生病的母親被看成是“累贅”。那時，兄弟倆並沒有討價還價的資本。
35歲的董學彪跟哥哥一樣，喜歡把夾克耷拉到胳膊上，一副吊兒郎當的模樣。他同樣相親無數。二十多歲時，他第一次相親。女孩到家裏考察後說：“你太窮了。”他把氣憋在心裏，大喇喇地說：“窮你就走吧。”
但隨著年齡增大，他變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了。半個月前，有個在江蘇打工的老鄉打電話，說要幫他介紹女朋友。他不假思索就坐上火車，來回花費兩千多元。結果是傳銷騙局，他又狼狽地逃了回來。
更早的時候，有3名外地人開車到另一個寨子裏，邊拍照邊散發招工傳單，附帶一個更誘人的條件：介紹對象。話一傳開就變成“外地人帶女人來了”，全寨都轟動了。
7月31日，三五村民在董家閑聊，董學彪感慨這個社會騙術太多了。“他是想女人想瘋了。”一個村民說。董學彪訕笑著，手裏正在編織哥哥未完成的竹筐。忽然他把竹筐一扔，長伸一個懶腰，“太累啦！”他悶吼了一句。
有老婆的要守住老婆
他一直沒有尋思再“騙婚”，隻是念叨著：“啥時候把離婚手續給辦了啊？”
“沒有老婆的四處討老婆，有老婆的要守住老婆。”本村的“醜事”有時候讓村委會主任楊學品“羞於啟齒”。
村裏的光棍數據沒有包含另一個群體：老婆“偷跑”的單身漢。數量不得而知，但每每問及，任何一個村民都能掰著指頭數出幾個來，連帶一聲歎息：“娃兒都生了。”
44歲的董學奎還保存著結婚證，黑白雙人照掛在牆上的鏡框裏。“她肯定又結婚了。”當著11歲兒子的麵，他粗著嗓門說。他母親跟孫子打趣：“帶你去找媽媽，好不好？”兒子別過臉去：“不！”一甩手，把凳子上的貓打翻在地。
1996年，老婆丟下8個月大的兒子，不辭而別，至今杳無音訊。說起來，這老婆也是他僥幸“騙”來的。
十多歲時，他便開始相親，但沒有哪個本村女孩看上他。家裏住的是茅草房，有7口人，一個弟弟臥病在床。有親戚指點他：“到更窮的地方去找。”31歲時，他漫無目的地去到縣城汽車站，一個“生意人”搭訕說畢節地區黔西縣可以做藥材生意，他就跟著去了。
後來董學奎知道“生意人”是人販子，便撇開他自己找對象。經熟人介紹，在一個滿山都是石頭的村裏，他認識了一個17歲的農村女孩，“我哄她，說我們這裏經濟比她們好，我在外地打工，家裏有錢。”女孩相信了，帶著父母到他家看看。
董學奎提前回家“布置”了一番。他借來親戚家的木房，說這是他的房子，把女孩一家安排在那裏。這一招蒙住了女孩。女孩父母走後，董學奎就換回自家茅草房，女孩意識到被騙了，但木已成舟。她沒有路費回家，當時也沒有電話。在接下來的兩年裏，吵嘴成了家常便飯。
結婚兩年後，老婆的父母過來看她，她沒有揭董學奎的老底。後來說要回家過節，跟著父母走了。一直不見老婆回家，董學奎跑去黔西接人。老婆說“要回來就回來吧”，但一到黔西縣城，她便“走丟”了。
董學奎又去找過老婆家、村幹部、縣政府，但都沒有辦法。一晃11年，家裏父親、弟弟陸續去世，3個妹妹嫁到外地，他也一直沒有尋思再“騙婚”，隻是念叨著：“啥時候把離婚手續給辦了啊？”
沒有人嘲笑他。“這種事情不稀罕。”37歲的董學普說。他是董學奎的表兄弟，住在隔壁，也是在黔西找的老婆，“本村的不好騙了，隻好去外麵騙。”9年前，他們夫妻一起到貴陽賣菜，準備還清結婚時三千多元的借款。過了不久，老婆便悄悄走了，丟下兩個孩子，最小的才1歲多。
這表兄弟算是“幸運”的。陳老二在10年前花了3000元買了一個外地老婆，不到幾天便“失蹤”了。談及此事，陳老二悶頭整理剛剛摘下的煙葉，任由旁人哈哈大笑。
張永蘭臨走時，慫恿六哥張永華一起去。但張永華的回答讓她至今都記憶深刻：“我才不去呢。打工幾年始終是要回來的，那還不是要種田？”
老一輩家中常有四五個子女，兒子找不到老婆，但女兒卻遠嫁他鄉，幾乎沒有哪個女孩願意留守這一片土地。村裏的新生代在減少，去年村裏新生嬰兒隻有6個。
這幾天，張永蘭帶著11歲的女兒回家探親。女兒不會講貴州話，第一次騎牛，嚇得用紹興話大喊：“快點！我要摔下來了！”張永蘭大概一年回家一次，“還是家鄉好。夏天忙一點，冬天就閑了，就可以去旅遊。”
不過，如果讓她再選擇一次，她說她依然會義無反顧地離家外嫁。
1990年代正是現在30歲以上光棍的婚娶時期，他們的婚姻大事夾雜在滾滾而來的打工潮中。問題在於，牌坊村的女性更迫切地走出去。而男性，更願意守在家中。
早幾年，村裏大批女孩已經離家打工。老一輩固守鄉土的傳統開始土崩瓦解，一部分女孩甚至下意識在抵抗這種本分思想。
1995年，20歲出頭的張永蘭準備到浙江紹興打工。父親不同意，說“女娃大了就嫁人”，連到手的車費又被父親要回去。張永蘭比父親還倔，她帶著90元私房錢，偷偷溜走了。
“我們就想要賺錢，將來結婚才能用。”經濟上的獨立讓她們對婚姻有了更多的選擇。後來她嫁在了紹興，如今已經能講一口流利的當地方言。
也有一些女孩被攔住了，陳妹(化名)是其中之一。當記者看到她時，她正抱著一捆毛豆上坡。她說“不後悔”，婆家雖然窮，但好在丈夫對她很好。當年，她連衣服都備好了，卻無法踏出家門，上街也被父親派人盯著。接著，她嫁在了本村。
和女人相比，在打工潮開始之時，男人們不願意離開土地。張永蘭臨走時，慫恿六哥張永華一起去。但張永華的回答讓她至今都記憶深刻：“我才不去呢。打工幾年始終是要回來的，那還不是要種田？”
張永華家頭屋(相當於客廳)的牆上貼著“祖德流芳”，下麵是“張氏堂上曆代宗祖考妣位”。靠近地麵的牆上是“金玉滿堂”，貼著對聯：土中生白銀，地內出黃金。“這是一個家最重要的地方，上祭祖，下祭土。”張永華說。無論是茅草房、木房，還是水泥平房，村民在頭屋都供著祭祖的牌位。
這代表了牌坊村兩個傳統：孝敬父母，固守土地。
村裏一直流傳著習俗：結婚的兒子分家出去，光棍跟著父母住。年邁的父母經常被笑稱是“家庭負擔”，但沒有一個光棍選擇背棄父母。
1990年代日漸成型的光棍們，未曾想到他們正踏入一個曆史的夾縫中。留下來，還是出門去，這是個問題。更大的問題是，無論留下來，還是出門去，他們都將麵臨婚姻窘境。
留下，周圍的適婚女子越來越少，因為她們一個個熱切地奔赴城市而去。
出去，他們在婚姻市場中更處於劣勢——按照一種叫做“甲女丁男”的樸實的婚姻遷徙鏈條，女人總是會尋找高一層次的男人，那麽最後被剩下的便是“甲女”和“丁男”。在中國近20年的人口流動中，從鄉村走出去的女子可以在外邊找到高一層次的男子。從鄉村走出去的男子卻不容易遇見比自己還低一層次的女人。因為在城市裏，他們徹底處在社會的最低層。
“我上門也行”
這3年來，他連一次相親機會都沒有，村裏隻有一兩個未婚女孩，但也“看不起”他，盡管他已是村委會主任助理。
2004年底，夏明凱結束了在深圳4年的打工生涯，準備回家娶妻生子。
村裏現在有1／3的人在外打工，包括89名光棍。光棍們清晰地勾勒了一個思想變遷史。最早的一批壓根就不出門；隨後的一批出了門又回來了，他們多是1980年代以前出生的漢子，覺得還是應該回鄉娶妻。最近的一批，1980年代以後出生的年輕男孩徹底沒有了父輩的思想束縛，他們喜歡城市的生活，很多把婚事辦在了外地。
29歲的夏明凱屬於中間那一批，他到外邊的世界探了探頭，卻依然把山村視為歸宿。
夏明凱在深圳一家鞋廠打了4年工。曾幻想呆在深圳，不再回到家鄉。“那裏是沿海，經濟發達。”但2004年底，他還是回來了。“我現在很後悔。”
可以確認的是，父親的意見起了作用，“父親覺得還是家裏好。”至於他，曾經比較清晰的期盼，就是在家鄉找個老婆。
他覺得在外麵交女朋友很難：“我們條件太差、太窮，想來貴州的女孩太少太少。要把女孩子騙過來也不是個好辦法。”一些女孩一聽說是貴州，第一反應就是：“那裏很窮吧？”他很反感：“她們都沒有來過貴州！”
2002年秋天，他偶然認識了一個江西女孩，小他3歲。女孩被分配到他手下學習技術。一來二往，兩人談成對象。有時女孩會問起他家鄉的情況，他刻意回避了。他想過帶女孩回家拜見父母，最後也放棄了，“我怕。”他說原因很複雜，在內心，連他自己也不願意回到家鄉。
這段不坦誠的打工情緣注定無法穩定發展。那年年底，女孩想帶夏明凱回江西過年，一名江西朋友卻告訴他，他去了女孩家就不能再外出了，這是那邊的風俗，他等於是給人當“上門女婿”去了。他臨陣脫逃沒去江西，二人就此悄然分手。
夏明凱回到了牌坊村。帶著賺到的幾萬元，這本來足夠他籌辦一場婚禮。後來這筆錢投入了養殖業，到現在已養了二十多頭豬。
8月3日，他趁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的機會，希望記者能幫他找個對象。“廣州、深圳那邊女孩挺多的，我上門(當女婿)也行。”
這3年來，他連一次相親機會都沒有，村裏隻有一兩個未婚女孩，但也“看不起”他，盡管他已是村委會主任助理。
“這裏的光棍大都吃苦耐勞”
“光棍沒有給村工作帶來什麽問題，他們還是很支持工作的。”
約兩個月前，村委會主任楊學品接到電話通知，縣計生局要來檢查計生工作。一見麵，他們的問題把楊學品逗樂了：“村裏有多少光棍？”“有沒有治安問題？”
這是楊學品第一次把光棍和治安問題聯係起來。實際上，早在2004年，兩名英美學者合著的《光棍：亞洲男性人口過剩的安全意義》就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關注，該書把中國、印度兩個人口大國的光棍跟安全問題掛鉤。這導致了當時一場辯論。
有一件事讓楊學品印象深刻。大概在1997年的一天，淩晨2點多，一群村民鬧哄哄地敲開了他的家門。他定睛一看，院子裏一前一後蹲著一對男女，雙手捆綁，串在一起。
男的是43歲的光棍，家有6弟兄，隻有他未婚。被綁的婦女住在他隔壁。幾天前，婦女的丈夫隱隱感到光棍和妻子有染，但抓不著證據。後來他撒謊說要外出打工，糾集了一幫親戚，在半夜潛回家中。當家門被踢開後，光棍被當場抓住。
楊學品的工作是調查有否強奸。“雙方是自願的，互相看得起。”他說。他對光棍隻是說服教育。丈夫不服，天亮後去到鄉政府，處理結果一樣。
南方周末記者在村裏采訪，聽到各類事關男女的傳言，比如某家四個兄弟共一個老婆，某人在廣州打工和有夫之婦糾纏鬧出人命之類。仔細去問，均是語焉不詳查無實據。
每個季度，牌坊村的村委會將全村人集中起來學習婚姻法、刑法等法規條文。“光棍沒有給村工作帶來什麽問題，他們還是很支持工作的。”楊學品蓋棺定論。
不過縣計生局下來檢查時，楊學品還是說了自己的心事：“既然你們下來檢查，請你們幫個忙，有對象的話介紹一下。”
村委會主任助理夏明凱希望能登個征婚廣告。他想替全村光棍征婚：“這裏的光棍大部分都是吃苦耐勞，做事踏實，很多是初中以上文化。這裏有鐵礦、煤礦、兩個溶洞。”他像是在招商引資，“通過招商聯姻，一舉兩得。”
“你是讀書，還是翻土？”
“我決不願意孩子種地，讀書不行就出去打工，不要在這裏了。”
35歲的董學彪看上去多了一則生活哲學：“先賺錢，後娶親”。過幾天，他準備外出打工，“我還年輕，要找點錢，風風光光討個婆娘，再過幾年就完蛋了”。
他的根還在牌坊村，打工更像是一種娶老婆的手段，但或許能在外麵碰到合適的人選呢，“我也不知道以後的事”。
現在每逢過節，村裏家家依然在祭祖。但觀念已經改變。30歲是一道涇渭分明的坎，父輩選擇固守家園，子女選擇離開。如今，後者的選擇，也成了父輩的強烈願望。
21歲的鄧明學在湖南上大專，每年需要貸款6000元。他妹妹今年高考沒考好，準備複讀一年。小學六年級時，他曾不想讀書了。父親沒有罵他，第二天帶他去田裏翻了一天土，晚上回到家，他累垮了。這時父親說話了：“你是讀書，還是翻土？”他沒有再猶豫：“我去讀書算了。”
“我們這一代讀書的意識很強，都想出去。女孩也想讀書，讀不了就出去打工。”鄧世傑說。他剛從南京一所本科大學畢業，正在上海一家物流公司實習，即將正式開始工作。他的兩個姐妹也都外嫁，村裏隻剩下父母。
回到村裏，他穿著白襯衣，係著紅領帶。晚上父親放牛回來，滿身泥土，兩人恍如不同時代的人。在皎潔明月下，他構思著職業藍圖，計劃在5年後建立自己的公司。父親在屋裏抽著悶煙，默默地收拾著碗筷。
有子女的單身漢也期盼孩子能走出去。老婆跑掉的董學奎，兒子已經跟他一般高，馬上要進初中了。每個學期100多元學雜費，每周還需20元生活費。去年，家裏收成的玉米、大米換回2000元左右，供孩子讀書有些吃力。
但這不能動搖董學奎的決心：“我決不願意孩子種地，讀書不行就出去打工，不要在這裏了。”至於他自己，早已不再想著蓋房子，討老婆，“我隻想安安靜靜生活了。”
董學奎家門前是山坳，可以望見遠處層巒疊嶂的山脈。在霧氣朦朧的天邊，他說那就是貴陽：“晚上燈光很大，整個天空都紅了。”他雙手合攏成圓圈，瞄著眼，望向想象中的貴陽。(作者:記者何海寧發自貴州)
http://www.jiaodong.net 2007-08-16 16:05:25 南方周末
董學魁、董學彪，兩個兄弟，一對光棍。 記者 王軼庶／圖
一夜夜悶睡。 記者 王軼庶／圖
老婆跑了。記者 王軼庶／圖
盼窗外，仍是男的。 記者 王軼庶／圖
核心提示：貴州省貴陽市牌坊村，村裏幾乎沒有適齡未婚女孩，在冊的60名其實早已“逃離”這裏在外打工。相反，這個2249人、665戶的山村有282條光棍，約占男性總數的1 / 5。30歲以上的光棍俯拾皆是。最大的光棍65歲。
貴州省貴陽市牌坊村，這個2249人、665戶的山村，有282條光棍。他們男大當婚之時，正是打工潮滾滾而來之時。光棍們未曾想到他們踏在一個曆史的夾縫中。留下來，還是出門去，這是個問題。更大的問題是，無論留下來，還是出門去，他們都將麵臨一個婚姻窘境。
“我需要一個女人”
“你帶個女娃過來，1000塊錢。”可能是覺得錢太少，他又伸出3個指頭：“3000，怎麽樣？”
貴州省貴陽市牌坊村原名牌方村，處在崇山峻嶺之中。2000年三村合並時，因為“土地多”，就在“方”字加了土旁，意為這裏的村民世代以土地為生。
一條8.3公裏的國家扶貧公路環山蜿蜒，串起數個漢、苗族寨子。8月2日，在回家的山路邊，張成梁喃喃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你帶個女娃過來，1000塊錢。”可能是覺得錢太少，他又伸出3個指頭：“3000，怎麽樣？”
36歲的張成梁有些禿頂，不時翻著白眼。“他腦筋失靈了，連123都數不清。”父親說。張成梁的邏輯思維天生有缺陷，但日常行為與常人無異，他這些直愣愣的話正說出了光棍們沉默的心事。
村裏幾乎沒有適齡未婚女孩，在冊的60名其實早已“逃離”這裏在外打工。相反，這個2249人、665戶的山村有282條光棍，約占男性總數的1 ／ 5。30歲以上的光棍俯拾皆是。最大的光棍65歲。這裏的男女比例(以女性為100，男性對女性的比例)是134.7，遠高於全國2005年人口抽樣調查的106.3。
張成梁無法從事需要思考的農活，比如種田。白天他抽著煙杆在村民家裏閑聊，有人開玩笑說他是“處男”，他便憤怒地瞪眼；晚上回到木頭房的閣樓上悶睡，房裏除了撐著塑料膜“蚊帳”、鋪著稻草的床，以及堆放在竹竿上的衣服之外，一無所有。
村裏其他大部分光棍身體健康，而生活與張成梁如出一轍。不同的地方是他們或外出打工，或種地，種植玉米、水稻、烤煙。
這不僅僅是牌坊村的故事。“全鄉8個行政村，光棍至少有一千五百多個，最多的村有三百多。”高寨鄉(下轄牌坊村)計生站幹部楊紹倫說。他今年50歲，喪偶，有個5歲小孩，也找不到女人續弦：“我需要一個女人，50歲以下，不能生育的也行。”
沒有老婆的四處討老婆
女孩到家裏“考察”後說：“你太窮了。”他把氣憋在心裏，大喇喇地說：“窮你就走吧。”
除了偶爾有登記結婚的村幹部，大部分村民在近兩年已看不到熱鬧的婚禮。村委會主任兼村支書楊學品把光棍問題歸咎於貧窮。全村麵積23.11平方公裏，幾乎全是山地，田地隻占不到2%。去年人均純收入隻有八百多元。
40歲以上的光棍有六十多個，他們是認命的一代。每當講起婆娘問題，都會心一笑，給出一個出奇一致的回答：“條件不好，找不到嘛。”
農閑時，董學魁獨自在家編著竹筐。他從不出遠門。平時，他自己做飯、洗衣服，腰間別著鑰匙，獨守空房。弟弟經常外出打工，在家也不願意煮飯，他認為這是女人的活。兄弟兩個都是光棍。“在家裏，他(指董學魁)就是女人，弟弟是男人。”一名村民打趣說。
董學魁靦腆地笑了。有時他會不經意地自嘲。家裏養著幾十隻雞，小雞總是想溜進屋裏覓食，他“喝”一聲，把雞嚇出丈外，隨口扔出一句：“婆娘找不到，雞婆養了一堆。”
近幾年，40歲的董學魁每年都會有幾次相親，但都無功而返。現在，他已經對討老婆不抱希望，連相親都懶得去了。
他姐姐已經外嫁，兩個哥哥結婚後分家了。4年前父親去世後，家裏隻剩下他和弟弟董學彪。兩人借錢在公路旁修了4間房的水泥平房，住在一起，比其他村民的茅草房、木房要顯得氣派。這使他有了“築巢引鳳”的資本。
然而他依然找不到老婆。光棍們希望能生兒育女，但他們恰恰卡在尷尬的年齡段：年輕女孩外出打工，有更好的婚姻機會；中年寡婦或已結紮，或帶著子女，再生育的話，原本貧寒的光棍家庭無法承受多子女的生活重擔。
董學魁成了村裏條件較好，但卻討不到老婆的“典型”。“條件好的女方看不起他。條件差的，他又看不起女方。”弟弟董學彪說。
董學魁的好條件其實僅限於現在。在1990年代，他跟其他光棍一樣過著窮日子。全家住在山坳裏的木房，4年前倒塌了。耳聾的父親、生病的母親被看成是“累贅”。那時，兄弟倆並沒有討價還價的資本。
35歲的董學彪跟哥哥一樣，喜歡把夾克耷拉到胳膊上，一副吊兒郎當的模樣。他同樣相親無數。二十多歲時，他第一次相親。女孩到家裏考察後說：“你太窮了。”他把氣憋在心裏，大喇喇地說：“窮你就走吧。”
但隨著年齡增大，他變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了。半個月前，有個在江蘇打工的老鄉打電話，說要幫他介紹女朋友。他不假思索就坐上火車，來回花費兩千多元。結果是傳銷騙局，他又狼狽地逃了回來。
更早的時候，有3名外地人開車到另一個寨子裏，邊拍照邊散發招工傳單，附帶一個更誘人的條件：介紹對象。話一傳開就變成“外地人帶女人來了”，全寨都轟動了。
7月31日，三五村民在董家閑聊，董學彪感慨這個社會騙術太多了。“他是想女人想瘋了。”一個村民說。董學彪訕笑著，手裏正在編織哥哥未完成的竹筐。忽然他把竹筐一扔，長伸一個懶腰，“太累啦！”他悶吼了一句。
有老婆的要守住老婆
他一直沒有尋思再“騙婚”，隻是念叨著：“啥時候把離婚手續給辦了啊？”
“沒有老婆的四處討老婆，有老婆的要守住老婆。”本村的“醜事”有時候讓村委會主任楊學品“羞於啟齒”。
村裏的光棍數據沒有包含另一個群體：老婆“偷跑”的單身漢。數量不得而知，但每每問及，任何一個村民都能掰著指頭數出幾個來，連帶一聲歎息：“娃兒都生了。”
44歲的董學奎還保存著結婚證，黑白雙人照掛在牆上的鏡框裏。“她肯定又結婚了。”當著11歲兒子的麵，他粗著嗓門說。他母親跟孫子打趣：“帶你去找媽媽，好不好？”兒子別過臉去：“不！”一甩手，把凳子上的貓打翻在地。
1996年，老婆丟下8個月大的兒子，不辭而別，至今杳無音訊。說起來，這老婆也是他僥幸“騙”來的。
十多歲時，他便開始相親，但沒有哪個本村女孩看上他。家裏住的是茅草房，有7口人，一個弟弟臥病在床。有親戚指點他：“到更窮的地方去找。”31歲時，他漫無目的地去到縣城汽車站，一個“生意人”搭訕說畢節地區黔西縣可以做藥材生意，他就跟著去了。
後來董學奎知道“生意人”是人販子，便撇開他自己找對象。經熟人介紹，在一個滿山都是石頭的村裏，他認識了一個17歲的農村女孩，“我哄她，說我們這裏經濟比她們好，我在外地打工，家裏有錢。”女孩相信了，帶著父母到他家看看。
董學奎提前回家“布置”了一番。他借來親戚家的木房，說這是他的房子，把女孩一家安排在那裏。這一招蒙住了女孩。女孩父母走後，董學奎就換回自家茅草房，女孩意識到被騙了，但木已成舟。她沒有路費回家，當時也沒有電話。在接下來的兩年裏，吵嘴成了家常便飯。
結婚兩年後，老婆的父母過來看她，她沒有揭董學奎的老底。後來說要回家過節，跟著父母走了。一直不見老婆回家，董學奎跑去黔西接人。老婆說“要回來就回來吧”，但一到黔西縣城，她便“走丟”了。
董學奎又去找過老婆家、村幹部、縣政府，但都沒有辦法。一晃11年，家裏父親、弟弟陸續去世，3個妹妹嫁到外地，他也一直沒有尋思再“騙婚”，隻是念叨著：“啥時候把離婚手續給辦了啊？”
沒有人嘲笑他。“這種事情不稀罕。”37歲的董學普說。他是董學奎的表兄弟，住在隔壁，也是在黔西找的老婆，“本村的不好騙了，隻好去外麵騙。”9年前，他們夫妻一起到貴陽賣菜，準備還清結婚時三千多元的借款。過了不久，老婆便悄悄走了，丟下兩個孩子，最小的才1歲多。
這表兄弟算是“幸運”的。陳老二在10年前花了3000元買了一個外地老婆，不到幾天便“失蹤”了。談及此事，陳老二悶頭整理剛剛摘下的煙葉，任由旁人哈哈大笑。
張永蘭臨走時，慫恿六哥張永華一起去。但張永華的回答讓她至今都記憶深刻：“我才不去呢。打工幾年始終是要回來的，那還不是要種田？”
老一輩家中常有四五個子女，兒子找不到老婆，但女兒卻遠嫁他鄉，幾乎沒有哪個女孩願意留守這一片土地。村裏的新生代在減少，去年村裏新生嬰兒隻有6個。
這幾天，張永蘭帶著11歲的女兒回家探親。女兒不會講貴州話，第一次騎牛，嚇得用紹興話大喊：“快點！我要摔下來了！”張永蘭大概一年回家一次，“還是家鄉好。夏天忙一點，冬天就閑了，就可以去旅遊。”
不過，如果讓她再選擇一次，她說她依然會義無反顧地離家外嫁。
1990年代正是現在30歲以上光棍的婚娶時期，他們的婚姻大事夾雜在滾滾而來的打工潮中。問題在於，牌坊村的女性更迫切地走出去。而男性，更願意守在家中。
早幾年，村裏大批女孩已經離家打工。老一輩固守鄉土的傳統開始土崩瓦解，一部分女孩甚至下意識在抵抗這種本分思想。
1995年，20歲出頭的張永蘭準備到浙江紹興打工。父親不同意，說“女娃大了就嫁人”，連到手的車費又被父親要回去。張永蘭比父親還倔，她帶著90元私房錢，偷偷溜走了。
“我們就想要賺錢，將來結婚才能用。”經濟上的獨立讓她們對婚姻有了更多的選擇。後來她嫁在了紹興，如今已經能講一口流利的當地方言。
也有一些女孩被攔住了，陳妹(化名)是其中之一。當記者看到她時，她正抱著一捆毛豆上坡。她說“不後悔”，婆家雖然窮，但好在丈夫對她很好。當年，她連衣服都備好了，卻無法踏出家門，上街也被父親派人盯著。接著，她嫁在了本村。
和女人相比，在打工潮開始之時，男人們不願意離開土地。張永蘭臨走時，慫恿六哥張永華一起去。但張永華的回答讓她至今都記憶深刻：“我才不去呢。打工幾年始終是要回來的，那還不是要種田？”
張永華家頭屋(相當於客廳)的牆上貼著“祖德流芳”，下麵是“張氏堂上曆代宗祖考妣位”。靠近地麵的牆上是“金玉滿堂”，貼著對聯：土中生白銀，地內出黃金。“這是一個家最重要的地方，上祭祖，下祭土。”張永華說。無論是茅草房、木房，還是水泥平房，村民在頭屋都供著祭祖的牌位。
這代表了牌坊村兩個傳統：孝敬父母，固守土地。
村裏一直流傳著習俗：結婚的兒子分家出去，光棍跟著父母住。年邁的父母經常被笑稱是“家庭負擔”，但沒有一個光棍選擇背棄父母。
1990年代日漸成型的光棍們，未曾想到他們正踏入一個曆史的夾縫中。留下來，還是出門去，這是個問題。更大的問題是，無論留下來，還是出門去，他們都將麵臨婚姻窘境。
留下，周圍的適婚女子越來越少，因為她們一個個熱切地奔赴城市而去。
出去，他們在婚姻市場中更處於劣勢——按照一種叫做“甲女丁男”的樸實的婚姻遷徙鏈條，女人總是會尋找高一層次的男人，那麽最後被剩下的便是“甲女”和“丁男”。在中國近20年的人口流動中，從鄉村走出去的女子可以在外邊找到高一層次的男子。從鄉村走出去的男子卻不容易遇見比自己還低一層次的女人。因為在城市裏，他們徹底處在社會的最低層。
“我上門也行”
這3年來，他連一次相親機會都沒有，村裏隻有一兩個未婚女孩，但也“看不起”他，盡管他已是村委會主任助理。
2004年底，夏明凱結束了在深圳4年的打工生涯，準備回家娶妻生子。
村裏現在有1／3的人在外打工，包括89名光棍。光棍們清晰地勾勒了一個思想變遷史。最早的一批壓根就不出門；隨後的一批出了門又回來了，他們多是1980年代以前出生的漢子，覺得還是應該回鄉娶妻。最近的一批，1980年代以後出生的年輕男孩徹底沒有了父輩的思想束縛，他們喜歡城市的生活，很多把婚事辦在了外地。
29歲的夏明凱屬於中間那一批，他到外邊的世界探了探頭，卻依然把山村視為歸宿。
夏明凱在深圳一家鞋廠打了4年工。曾幻想呆在深圳，不再回到家鄉。“那裏是沿海，經濟發達。”但2004年底，他還是回來了。“我現在很後悔。”
可以確認的是，父親的意見起了作用，“父親覺得還是家裏好。”至於他，曾經比較清晰的期盼，就是在家鄉找個老婆。
他覺得在外麵交女朋友很難：“我們條件太差、太窮，想來貴州的女孩太少太少。要把女孩子騙過來也不是個好辦法。”一些女孩一聽說是貴州，第一反應就是：“那裏很窮吧？”他很反感：“她們都沒有來過貴州！”
2002年秋天，他偶然認識了一個江西女孩，小他3歲。女孩被分配到他手下學習技術。一來二往，兩人談成對象。有時女孩會問起他家鄉的情況，他刻意回避了。他想過帶女孩回家拜見父母，最後也放棄了，“我怕。”他說原因很複雜，在內心，連他自己也不願意回到家鄉。
這段不坦誠的打工情緣注定無法穩定發展。那年年底，女孩想帶夏明凱回江西過年，一名江西朋友卻告訴他，他去了女孩家就不能再外出了，這是那邊的風俗，他等於是給人當“上門女婿”去了。他臨陣脫逃沒去江西，二人就此悄然分手。
夏明凱回到了牌坊村。帶著賺到的幾萬元，這本來足夠他籌辦一場婚禮。後來這筆錢投入了養殖業，到現在已養了二十多頭豬。
8月3日，他趁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的機會，希望記者能幫他找個對象。“廣州、深圳那邊女孩挺多的，我上門(當女婿)也行。”
這3年來，他連一次相親機會都沒有，村裏隻有一兩個未婚女孩，但也“看不起”他，盡管他已是村委會主任助理。
“這裏的光棍大都吃苦耐勞”
“光棍沒有給村工作帶來什麽問題，他們還是很支持工作的。”
約兩個月前，村委會主任楊學品接到電話通知，縣計生局要來檢查計生工作。一見麵，他們的問題把楊學品逗樂了：“村裏有多少光棍？”“有沒有治安問題？”
這是楊學品第一次把光棍和治安問題聯係起來。實際上，早在2004年，兩名英美學者合著的《光棍：亞洲男性人口過剩的安全意義》就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關注，該書把中國、印度兩個人口大國的光棍跟安全問題掛鉤。這導致了當時一場辯論。
有一件事讓楊學品印象深刻。大概在1997年的一天，淩晨2點多，一群村民鬧哄哄地敲開了他的家門。他定睛一看，院子裏一前一後蹲著一對男女，雙手捆綁，串在一起。
男的是43歲的光棍，家有6弟兄，隻有他未婚。被綁的婦女住在他隔壁。幾天前，婦女的丈夫隱隱感到光棍和妻子有染，但抓不著證據。後來他撒謊說要外出打工，糾集了一幫親戚，在半夜潛回家中。當家門被踢開後，光棍被當場抓住。
楊學品的工作是調查有否強奸。“雙方是自願的，互相看得起。”他說。他對光棍隻是說服教育。丈夫不服，天亮後去到鄉政府，處理結果一樣。
南方周末記者在村裏采訪，聽到各類事關男女的傳言，比如某家四個兄弟共一個老婆，某人在廣州打工和有夫之婦糾纏鬧出人命之類。仔細去問，均是語焉不詳查無實據。
每個季度，牌坊村的村委會將全村人集中起來學習婚姻法、刑法等法規條文。“光棍沒有給村工作帶來什麽問題，他們還是很支持工作的。”楊學品蓋棺定論。
不過縣計生局下來檢查時，楊學品還是說了自己的心事：“既然你們下來檢查，請你們幫個忙，有對象的話介紹一下。”
村委會主任助理夏明凱希望能登個征婚廣告。他想替全村光棍征婚：“這裏的光棍大部分都是吃苦耐勞，做事踏實，很多是初中以上文化。這裏有鐵礦、煤礦、兩個溶洞。”他像是在招商引資，“通過招商聯姻，一舉兩得。”
“你是讀書，還是翻土？”
“我決不願意孩子種地，讀書不行就出去打工，不要在這裏了。”
35歲的董學彪看上去多了一則生活哲學：“先賺錢，後娶親”。過幾天，他準備外出打工，“我還年輕，要找點錢，風風光光討個婆娘，再過幾年就完蛋了”。
他的根還在牌坊村，打工更像是一種娶老婆的手段，但或許能在外麵碰到合適的人選呢，“我也不知道以後的事”。
現在每逢過節，村裏家家依然在祭祖。但觀念已經改變。30歲是一道涇渭分明的坎，父輩選擇固守家園，子女選擇離開。如今，後者的選擇，也成了父輩的強烈願望。
21歲的鄧明學在湖南上大專，每年需要貸款6000元。他妹妹今年高考沒考好，準備複讀一年。小學六年級時，他曾不想讀書了。父親沒有罵他，第二天帶他去田裏翻了一天土，晚上回到家，他累垮了。這時父親說話了：“你是讀書，還是翻土？”他沒有再猶豫：“我去讀書算了。”
“我們這一代讀書的意識很強，都想出去。女孩也想讀書，讀不了就出去打工。”鄧世傑說。他剛從南京一所本科大學畢業，正在上海一家物流公司實習，即將正式開始工作。他的兩個姐妹也都外嫁，村裏隻剩下父母。
回到村裏，他穿著白襯衣，係著紅領帶。晚上父親放牛回來，滿身泥土，兩人恍如不同時代的人。在皎潔明月下，他構思著職業藍圖，計劃在5年後建立自己的公司。父親在屋裏抽著悶煙，默默地收拾著碗筷。
有子女的單身漢也期盼孩子能走出去。老婆跑掉的董學奎，兒子已經跟他一般高，馬上要進初中了。每個學期100多元學雜費，每周還需20元生活費。去年，家裏收成的玉米、大米換回2000元左右，供孩子讀書有些吃力。
但這不能動搖董學奎的決心：“我決不願意孩子種地，讀書不行就出去打工，不要在這裏了。”至於他自己，早已不再想著蓋房子，討老婆，“我隻想安安靜靜生活了。”
董學奎家門前是山坳，可以望見遠處層巒疊嶂的山脈。在霧氣朦朧的天邊，他說那就是貴陽：“晚上燈光很大，整個天空都紅了。”他雙手合攏成圓圈，瞄著眼，望向想象中的貴陽。(作者:記者何海寧發自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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