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變化，是中國致力開拓“政治新大陸”的結果。從1949年以來，中國的“政治”多局限在誰擔任最高領導人上，圍繞著權力展開過數次鬥爭，即便在地方黨政機關也是誰上誰下的問題，因此政治基本上是“官事”——當官的人關心當官的事。
承續毛、鄧未竟的事業
但自中共十六大以來，特別是十六屆六中全會以來，中國的“政治疆域”在大力拓展，體現在三個方麵：從理論上看，中共高層將民主、自由、人權、博愛等看做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加以認可，為民眾的參政議政熱情敞開渠道；從實踐上看，新一代領導人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思想指導下，把政策著眼點投向大眾切身關心的問題上，如住房、醫療、教育、社會保障、嚴懲腐敗等，使政治和大眾的日常生活密切聯係起來；從國際態勢看，中國的發展已成為21世紀全球的最亮點，既要向世界宣示中國會以什麽樣的姿態走向未來，又要解決人民幣升值、貿易糾葛、“中國製造”聲譽等現實問題，使得執政黨隻能通過國際社會可接受的方式去製定內政外交策略，“政治新大陸”就此拓展。
分析胡錦濤、溫家寶為代表的新一代領導人的執政方略，一個明顯的特征是承續毛澤東、鄧小平兩代領導人想做而未能成功的事業。
在反右和大躍進以前，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人，是極力想建立一個公正、平等的社會。但是，因為個人崇拜、權力過於集中、急於求成心理等因素的影響，這種理想最終演化成權力鬥爭，引發出“平民的革命”——文革十年災難。
胡溫為代表的新一代領導人，在中國經濟很有底氣的條件下，致力於建立公正社會，縮小貧富差距，力圖在住房、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麵營造出不愁吃、不愁穿，不怕上不起學、看不起病、養老難的大家庭，把很多城市人享有的公共福利推及到農村，特別強調“和諧”和“民生”兩大主題，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讓民主黨派中的才俊擔任部級領導，也是對建國初政治實踐的承接。用製度來保障全體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政治上卓然可見的突破。
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二代領導人糾正了前代的偏執，將中國導入 “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上，國家實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在政治改革上，鄧小平雖取消了幹部終身製、確立了市場經濟體製，但在民主和法治建設，特別是預防和懲治腐敗上，尚未出師便離開人世。
新一代領導人突破了民主禁區，明確提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及其現代化”。重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承續中國十三大提出的政改目標；堅決查處陳良宇等黨內腐敗分子，是在認真回應1989年政治風波中人民強烈提出的反腐呼聲。
更進一步的作為是，新一代領導人明確提出從黨內民主到全民民主漸進過渡的“民主線路圖”，通過成立國家預防腐敗局來進行理性的防腐和製度性的反腐，通過公開審計結果來遏止中央部委亂花納稅人錢的現象，通過發言人製度來增加政治的透明度，通過“格外關注”長期在艱苦地區工作的人來矯正“太子黨”、“秘書班”唯上不唯實的天然缺陷。所有這些策略，盡管力度尚需加強，但方向是與民主政治、文明執政相一致的，是以前的政治範疇內從未有的。
從攻堅戰到科學發展
中國努力開拓的“政治新大陸”，還體現在執政方式上的轉變。無論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階級鬥爭”，還是八、九十年代的“經濟建設”，都有“為綱”和“為中心”的後綴，將全民精力集中於某一領域而忽略其他方麵。這就不免出現“毀滅性鬥爭”、“破壞式建設”的弊端。鬥爭結束了，大眾也貧困了；國民生產總值上去了，江河湖泊也變黑變臭了。“攻堅式”政治運行模式往往解決了一個問題，而出現更多的難題，如同攻打城池一樣，占領了城池卻發現城池彈痕累累。進一步深思，“攻堅式”政治模式帶有極強的“人治”色彩，政治領導人喜歡攻哪座城池，大眾就會衝上去。
新一代領導人強調“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統籌兼顧，全麵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以人為本而非以掌權為本。這種被中共稱作“科學發展觀”的執政理念，實際上是在政治上實現了與“國際接軌”。健全的現代國家的政治都在致力解決大眾的實際問題，在效率和公平的協調中實現全麵發展。科學發展觀對中國政治帶來的重大變化是，政策的出發點是“向下看大眾希求”，而非“向上看領導臉色”；政策出台是解決實際問題，必須顧及各方麵利益，而非某一集團的利益。
因為倡導科學發展觀，人們會發現中國對待國際社會的態度與過去相比有明顯的不同。在以往，隻要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提出批評，總是以“妖魔化中國”來強硬回擊，在“說不”的慷慨陳辭中把自身存在的問題掩蓋下來。現在則很注重以理服人，即便是抨擊不實之詞也很講究國際禮儀。在回應西方對中國環境汙染的斥責時，中國一方麵曆數自己為世界經濟繁榮付出的環境代價，一方麵致力於國內環境保護，製定較有力的措施來抑止汙染、保護家園；在“中國製造”麵臨聲譽挑戰時，中國沒有回避所存在的問題，一方麵揭露某些國家的誇大其詞，一方麵通過成立國務院領導小組，負責在全國範圍開展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專項整治行動，規範市場，提高質量和安全標準。這種不回避矛盾的態度，是今年來中國政壇的新風尚。
解放思想重在政治改革
近兩年從政治理念到實踐的深刻變化看，中共已進入第三個“強力作為期”。從胡錦濤在“四個堅定不移”中把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擺在前兩位，表明新一代領導人在十七大後將采取更強有力的措施來改變中國。
問題的關鍵是，解放思想究竟是解放哪方麵的思想？從已明了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四位一體”的改革戰略來看，思想解放恐怕主要是指政治方麵的思想解放，因為在其他三方麵已無多少觀念障礙，關鍵是如何不扣不折地落實相關政策，嚴格執行法律。不過要實現法治國家目標，就必須進行深刻的政治改革，將民主製度逐漸導入中國政體，以保證科學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而有序地建設小康社會。
民主製度在各國均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有的實行總統製，有的實行議會民主製，有的實行社會主義民主，但民主製度的精神則是一致的，就是要以權力製約權力，讓從政者成為一種職業，受大眾委托管理好自己的國家，並接受嚴格的監督。就中國而言，在全民選舉政府條件尚不具備的現在，政治上急需改革的一是強化民眾對官員的監督，二是決策過程透明化和科學化，三是執政黨廣開言路了解民意。這就需要給媒體更多表達民眾意見和質疑的自由，在決策中引進辯論機製，並把官員行為和決策過程公開。一旦減少了“暗箱操作”，政治就會清明，政策就會親民。
中國的政治改革具有曆史意義，將改變千百年來的人治傳統。雖然任重道遠，但現在是該強力推動的時候了。
·作者是中國資深媒體人
《聯合早報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