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與身體中的多個自己對話

保持與身體中的多個自己對話 ·湯養宗· 詩歌在許多時候一直存在於我們靈魂的不同側麵，對於我們是為難的，難以概括的以及許多時候都是不能信任的。在許多時候，身體中總有另一個“我”正在與自己唱反調，爭奪詩歌行進的方向，有時甚至是許多個。它們有來自精神的，也有來自技術的，還有是來曆不清的。我們是它們的斡旋者，我們掉落在這種旋渦中，麵對著種種考驗，詩歌與內在秩序的關係，在這裏有了此消彼長的對立。 那麽多“人”或前或後，或左或右的站在我們身體裏，每一個都顯得強詞奪理，並成為自己生存的相對可靠的某種背景。但我們又知道，它們是自己長期與詩歌的推讓中保留下來的，叫走它們已經來不及，更顯得相當沒有道理。這些詩歌的疊影，因了我們對詩歌的認識，各自默守著一份合理的理由，當它們形成合力來反對及計較我們的寫作時，便立即變得那樣雜亂無章，產生了更大的不確立性。要把它們的“多數”變成我們詩歌中的“單數”，這正是我們在寫作中所必需的一種勸導，象西美爾所說的，就需要“在彼此尖銳對立、遙遠陌生的事物找到了它們的共同之處，並相互接觸”，寫作也因此有了要與黑暗中的好幾個“自己”商討的隱密性，有了對誰邀請與讓步的關係。因此，我們從來不是隻有一個“人”在寫作。 身體中如果一個“自己”當然好，它醒目，自在，目的性明確，可愛，但就是顯得很不可靠。當這一個“我”在詩歌走過一段路後，就會很快發現，還有很多個“我”並沒有跟過來；詩歌留下相當驚人的空缺。我們在這時發現，所謂的詩歌並沒有被我們搬動過，在真實與虛無之間，我們的詩歌顯得那樣不結實可靠，類似於在詩歌真實與技術含量麵前欺詐了什麽。這種漏過造成了詩歌內在元素的嚴重流失，也在本質上推翻了一個詩人的天職與工作態度。真實是先天的卻也是後天的，而作為一個詩歌文本，更依靠於後天的趨近性和演示性，因為詩歌的方法論保證了它的成型。真實在許多時候是依靠技術顯現出來的，所以技術也相當於一種思想，在技術應用的方法論上，對技術的選擇與推崇也就成了一種精神態度；因為在那當中技術承擔了人文關懷的實質問題。這些實質問題是技術在當中承載了它，豐富了它和完成了它，它們是一致的，它們血脈相通。越單純越好的詩歌不屬於大多數詩人，那是個別大師晚年後才能顧及的能力。大師的晚年已經四麵皆空，他是透明的，而我們正在路上。 詩歌無疑是笨重的，其次才是它的輕盈；我們在探討這個問題時，是因為我們已經對詩歌藝術本體積攢了足夠的敬重。我們反對把詩歌有意人為地越搞越複雜，但複雜對於詩歌又是必須的和承擔性的。複雜意味著對真實的多重打開，文字的豐富性在於抵達意義的真實性。我們又通過這種途徑，把詩歌從繁複中抽離出了單一的文本樣式；它剝離了別人，歸屬了詩人特定的指向，在新的確立中定型自己，即所謂的“這一個”與“那一個”的關係。詩人們都樂此不疲地參與到這當中的“分配”，辨別並判斷著自己可能截獲的東西，而身體的“問題”，成了這當中主要的障礙。詩人所要做的工作是綜合的，而其中重要的一項就是要認識清楚自己的身體，要看清楚身體中究竟還有多少個“自己”，這些所謂的“人群”在裏頭有著不同或相似的麵容，它們有不同的來曆與學識，不同的脾氣與魔法，不同的方向與道理，它們對於詩歌的爭議經常是眾聲喧嘩的，詩人如何協調它們，歸納它們，並最後完整統一地顯現出它們各自的作用力，顯示了一個詩人的“平衡術”。他的能力終究還是能與多個“自己”最終達成什麽程度的對話能力。 用“我說”包容“它說”，讓“本己”超越“異己”，這當中有一個散點互換與深度整合的問題，即在對稱中對失控的一切能在整體中多元並存，使詩歌主題在一元展現中得到多維的並合。自然，在這裏線性時間是無效的，而邏輯的、環循關係的結構原則則顯現了它博大的容載量，它用一種“大無形”包容並區分了充塞在身體裏頭的許多分裂，使“我的問題”與“眾多個我的問題”在多個角度上得到辨別，有了和解與疏通口，讓身體中的吵嚷聲安靜下來，辨別到這一個是誰，那一個又是誰，使許多“它說”歸順於“我說”，讓“異己”服從於“本己”，用整體的和諧統一文本的多樣性。這裏有著一個言說有據的智力空間，在催生自在的事物中同時勸阻了自我分裂的迷失與散亂，應和出事物存在的多維關係和神秘性，持住了多個“自己”聚合成的精神上的本來麵目，從而導出了事物的客觀性，。 我們在詩歌中所做的這一切，有點庸人自擾甚至自擔風險；可是不這樣做，誰能說我們寫出來的詩歌又是放心的。 2005/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