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妮的咖啡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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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回來之後，在上百個郵件中看到了那篇關於抗戰的“六十年過去了”的文章，很受震動，就放到了博客上和朋友們分享，沒想到被文學城的編輯放到了滾動新聞上（慧眼識珠哈），一石激起千層浪，引來評論如潮。
有一篇評論是網友阿房轉來的，是一位叫阿唐的朋友寫的，很客觀地評述了國共兩黨在抗戰期間的表現，我讀了之後很受啟發，澄清了心中幾個疑點。希望持不同意見的朋友們也能看看這篇文章，大家都能更加理性地、公正地看待那段曆史。
淺談國共兩黨抗戰期間的表現
1937 年，中日全麵戰爭爆發後，國共兩黨在曆經10年的血戰之後，開始了北伐戰爭蜜月後的第二個合作時期，紅軍換上了自己的老對手的服裝，開赴山西抗日前線，配合中央軍和晉軍進行了忻口戰役。這是國共在抗戰期間唯一的一次攜手聯合作戰，此後彭德懷的“百團大戰”是在戰略層麵上對於國軍的遙相呼應，是一次完全獨立的作戰行動。
戰役期間，八路軍以狡 詐的戰術技巧和勇猛的戰鬥決心，分別在日軍的側背實施了經典的山地伏擊戰“平型關”和特種部隊夜襲戰“陽明堡”，有力配合了國軍的正麵戰役。
對於“平型關”戰鬥的戰果爭議較大，殲敵數目從二百人到千餘人不等。我個人采信殲敵近千人的結論，依據上有兩點：一是毛澤東事後的反應，在最初給林彪的電報中，毛曾經很興奮地詢問能否再搞幾次這樣的行動，調動一下全國抗戰的決心。如果僅僅殲敵兩三百人，老毛當不至於興奮如此。二是時任主攻旅旅長李天佑等人的回憶錄，事後皆言因為日軍抵抗激烈，八路軍傷亡較大。在如此有利地形上實施的伏擊戰，攻守雙方的傷亡比率大致應該是持平，要知道，此時的八路軍都是萬裏長征篩選出來的種子選手，其軍事素養和戰鬥精神都是中國軍隊中的一流水準，如果僅僅傷亡兩三百人，李天佑等人不會如此痛心。
另外，大概是出於宣傳的需要，“平型關”的公關工作要比“陽明堡”做的好，國共兩黨一致猛吹海螺，最高的殲敵數字曾經達到萬餘，繳獲品中甚至出現了戰車！嘿嘿，在中國特色上，國共確實是不逞相讓，各有千秋。其實，以今天的眼光，“陽明堡”的成果遠遠大於“平型關”，二十架作戰飛機的毀傷，對於國軍的正麵戰場的支援要遠遠大於殲敵近千人的行動。
那時候，國軍的正麵抵抗一敗再敗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軍隊的素質太低，在最精銳的中央嫡係德械師在上海戰區消耗殆盡之後，國軍的水準基本上跌到了近代化軍隊的程度，大部分時候不得不采用死板的點線作戰，依靠陣地戰死打硬拚。至今仍然有不少人指責國軍在抗戰中的表現過於拙劣，為什麽不采用機動防禦戰甚至運動戰去作戰。嘿嘿，指望一個大部分的士兵都是抓來的農民，既缺乏訓練，又裝備不足的軍隊去打運動戰，半路上大概就跑得七零八落了，因此，國軍不得不在陣地戰中，以自己的血肉之軀抵禦日軍飛機大炮的狂轟濫炸，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因此，“陽明堡”的二十架飛機如果升空，將會給國軍造成很大的傷亡。
忻口戰役後，山西的戰略要地基本失守，國軍的戰線被切割的零零碎碎，曾經的國共兩軍統一指揮聯合行動，甚至在表麵上都難以繼續開展，於是，八路軍就放了單飛，自顧向戰線後方的河北山東等地穿插而去，正麵戰場上除了山西賀龍的留守兵團外，主力都跑到華北敵後去了。
在平型關最初的衝動之後，老 毛當然也很心疼自己部隊的損失，滿打滿算，自己隻有三萬來人的血本，再打幾次“平型關”，就玩完了。大概從那時候起，老 毛就知道不能再跟在國軍的屁股後麵拚消耗了，自己的命運自己掌握。
這樣，東去的八路軍，在行進途中，不斷地分流，化整為零，如水銀瀉地，消失於人民群眾之中。不僅國民政府的作戰序列中再也找不到這一支“第十八集團軍” ，就是中共自己很多時候也不大清楚自己手下的實力和分布狀況。
分散開來的八路軍以營連為單位，在日軍掃蕩過後的戰線後方的真空地帶，建立政權，發動群眾，壯大武裝，幾百人的一隻隊伍，幾年下來，就變成了上萬人的大軍。等到抗戰結束，細細一點，計有正規軍一百萬，人口近億，上百個根據地，並且大多集中在中國的中心地帶和交通樞紐附近。
牛吧，這就是毛澤東理論寶庫中的一個法寶--人民戰爭，奇跡般地讓共產黨從生死存亡的邊緣，成長壯大到三分中國有其一。嘿嘿，這一招數還有一個學術味道很濃的詞匯：總體戰。
抗戰期間，國民黨一直在攻擊中共“遊而不擊”，而中共確實很難反駁這種說法。8年抗戰中，八路軍和新四軍組織的最大的戰役行動是1940年的“百團大戰”，此次戰役的大多數時間裏也不過是扒扒破路、炸炸礦山、打一些數十人守備的小據點，並非是以消滅日軍有生力量為主要的戰役企圖。戰役的後期，因為日軍以大隊(營)為單位，在根據地瘋狂報複，橫衝直撞，老彭氣憤不過，組織了陳賡旅等幾隻主力部隊上萬人，在關家堖合圍了500百人左右的崗崎大隊，打了幾個晝夜，居然沒有全殲！其後，日軍對八路軍在太行山總部的報複行動中，仍然是以大隊為單位進行長途穿插和奇襲，八路軍依然是難以正麵抵擋日軍的進攻，最後導致副總參謀長左權戰死疆場。這就是中日雙方軍隊的實力差距，不是單純依靠戰鬥意誌能夠彌補的。
那麽，中共真的在8年抗戰中如國民黨形容的，除了前期的忻口戰役和“百團大戰” 之外，一直是在做壁上觀嗎？
這話看怎麽講，如果從師團規模的戰鬥而言，確實如此，象國軍那樣與日軍動輒幾十萬人的大會戰，八路軍從來沒有過，新四軍甚至連殲敵數百人的戰鬥都是屈指可數。但是，這絕對不能推出，共軍在抗戰中毫不出力的結論。
如果八路軍編入國軍戰鬥序列，完全聽從國府指揮的話，大概忻口戰役戰役結束，八路的番號就不用保留了，因為全拚光了。對於整個山西戰役進程的影響是：遲滯日軍對太原的進攻半月左右，給予日軍殺傷數千人左右。
因此，在當時的情況下，八路向敵後挺進，不僅在戰略上是正確的，而且在戰術上也是正確的。
在戰略高度上，一方麵有效的控製了相當數量的國土和民眾資源，使得日軍的“以戰養戰”的策略遭遇極大的挑戰和困難；另一方麵是充分發揮了中共堅強嚴密的組織結構和狂熱的政治鼓動精神，最大限度地整合了一盤散沙的中國民眾，從而調動起其戰爭潛力。
在戰術上，以八路軍的裝備和訓練，是不可能在與日軍的正麵對抗中占到任何便宜的。記得小時候看過一本“呂梁英雄傳”，說八路軍跟鬼子拚刺刀，要三個對一個才能打成平手，這還是冷兵器之間的對抗，熱兵器方麵的差距更大了。因此，打個伏擊，摸個崗哨，炸個炮樓，扒扒鐵路，埋個地雷什麽的，那是拿手好戲，這些都是依靠遊擊戰才能實施的手段。
再者，雖然八路軍新四軍一般不怎麽主動去櫓鬼子的虎須，但是日軍也不能放任中共軍肆意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活動，為了保障自己的交通暢通和重要要點的安全，又要駐軍，又要清剿，哪一樣也少不了部隊的運用。如果中共軍不在敵後拚命地折騰，國軍的正麵戰場必將遭到更大的壓力。
最近看了一些日軍在中國戰場上的回憶文章中有關中國軍隊的正麵評價，對於國軍是敬仰其下級軍官的犧牲精神，對於八路軍則是充滿憤恨和恐懼：危險來自方方麵麵時時刻刻，搞得日軍非常緊張。
因此，完全忽視中共軍隊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中共建政以來，對於國民政府在抗戰中的作用，三緘其口。因此，很長一段時間，生活在大陸上人們，腦海中的八年抗戰就是敵後武工隊，地道戰地雷戰，對於淞滬血戰、武漢會戰，長沙戰役，常德和衡陽保衛戰不甚了了。很多人第一次正麵接觸這一段史實，還是電影“血戰台兒莊”，那個大概還是因為後來回歸大陸的李宗仁是那次戰役的主官的緣故。
憑心而論，國民黨打的相當頑強，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田漢歌詞中的那句“用我們的血肉築起我們新的長城”用來形容國軍在抗戰中的表現，一點都不過分。
有人總是指責老蔣保存實力，消滅異己。其實，很大程度上，這是偏見。在抗戰初期的淞滬會戰中，老蔣把自己嫡係部隊中精銳的德械裝備的師團盡數投入了這場戰役，最後基本上都消耗殆盡，哪裏有保存實力的想法？！
也有人說老蔣笨，不應該在上海狹小的地域之內和日軍拚消耗，讓日軍的艦炮和飛機大顯神威。這個也是事後諸葛亮的想法。當時老蔣的判斷是，中國如果以一國之力對抗日本，結局毫無懸念是失敗。因此，爭取外界的支援，就是走向最後勝利的唯一一途。在上海這個國際都市狠狠地跟日本人幹上一仗，讓國際社會看看中國的實力，堅定他們出麵調停的決心。即使真是老蔣笨，也是笨在落後的戰爭觀念上麵，沒有預計到陸海空立體戰爭下巨大的火力殺傷效果。
也有人貼金說，這是小個子陳誠的神來之筆：在淞滬地區主動挑動戰鬥，把日軍的注意力從華北引向華東，把日軍的進攻軸向由北向南變成為東向西，利用江南的水網地形遲滯日軍的進攻步伐，不然，日軍沿平漢路南下，一馬平川，拿下武漢，切斷中國東西聯絡，那國民政府就難以撤退到西南大後方從事後來的抵抗了。
嗬嗬，其實，日軍在中國的軍事冒險，是典型的“行動在理論前麵”，早在“九一八”事件的時候，就是關東軍中下級軍官立功心切，擅自主張，挑起了軍事爭端。“七七事變”後，日軍占領了華北，一者不知道下一步幹什麽，二者也需要時間慢慢消化剛到手的獵物，因此很希望和老蔣談判協商停戰，沒有急迫的鯨吞中國的企圖心。因此，老蔣為了保住武漢，把戰火首先引向江南自己傳統的經濟政治中心區域的說法是不合邏輯的。老蔣大概是以為打上一段時間，日本就會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被迫停戰，沒有想到日本這頭蠻牛一發威，竟然不僅要打掉上海地區的國軍，而且毫不停頓地揮師挺進南京。這也是為什麽南京保衛戰的準備是如此倉促的原因，據說臨戰前國防工事的鑰匙都找不到，因為老蔣根本沒有想到戰爭的規模會演變成中日兩國的全麵戰爭。
接下來的的徐州會戰中，台兒莊戰役終於綻放出中日戰爭爆發以來的第一個亮點，近乎殲滅日軍輕敵冒進的一個師團。這場戰役中，中央軍、西北軍和桂係通力合作，展現了國難當頭，中華民族一致對外的可貴一麵。
其後，因為日軍反應很快，對徐州形成包圍之勢，徐州的國軍被迫四散撤退，一時間徐州往西的中原大地缺乏成建製的部隊設防，老蔣萬般無奈，隻好炸開黃河花園口，形成了數百公裏範圍的黃泛區，阻止日軍向華中進攻的勢頭。鬼子據說淹死了千餘，老百姓屈死無數。***的小日本，這筆帳應該算在他們的頭上。
在日軍沿長江向武漢進攻中，國軍在江西的萬家嶺一帶，再次利用日軍的輕敵冒進，合圍並幾乎全殲了一個師團。這是八年抗戰中的第二個亮點，國共內戰中大名鼎鼎的張靈甫就是經此一戰而成名。關於這個幾乎覆亡的師團還有很多的有趣的故事，該師團不是主力師團，其兵員的主要來源是大阪的小商販，被其他日軍戲稱為“商販師團”，就這麽一個乙級師團，在南昌戰役結束後沿長江南岸向武漢的攻擊過程中，居然被賦予在崇山峻嶺中偏師迂回的重任，結果因為這一帶的鐵礦幹擾，羅盤失靈而迷路，在大山裏麵轉磨磨，終於被國軍抓住機會集中了十幾倍的兵力團團圍定猛打。說來慚愧，激戰旬日而不能全殲，最後其師團長帶領千餘日軍在外圍日軍的接應下，逃出生天。
1938年底，武漢會戰的結果，仍然是毫無懸念，日軍達成了其全部的軍事政治企圖：肢解中國，把國民政府降格為地方政權，扶植汪偽政權，建立親日的中國傀儡政府。
其後的幾年內，日軍基本上沒有發動10萬人規模以上的戰役，因為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軍的戰略重點根本就不在中國戰場上了。
1941年，老蔣得知日本偷襲了珍珠港，第一反應是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中國得救了。心思馬上就轉移到戰後中國的局勢上麵去了，那自然就是國共兩黨爭奪天下的局麵了。於是，保存實力就是首要的任務了。這一點上，老毛比老蔣聰明多了，早在37年底中日打得一塌糊塗的時候，就已經看得清清楚楚了。當然，老蔣也是沒有辦法，誰讓他是中央政府呢，肩上背負著整個國家和民族的重任，他不得不抗。
因此，二次大戰開始後，已經進行四年中日戰爭的中國大地上，反而平靜下來，基本上是，日軍不進攻，國軍也不進攻，雙方各據其土，相安無事。後來時任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的美國老兵史迪威之所以與總司令蔣介石鬧到不可開交的程度，就是因為他氣憤老蔣隻管伸手向美國要裝備，卻缺乏打擊日軍的主動精神。
日軍在隨後發動了幾場規模和目的都十分有限的戰役，如長沙、常德、棗陽宜昌等戰役，基本上是軍一級數萬人的規模。
國軍在三次長沙戰役中再次綻放了一個亮點，挫敗了日軍尋殲國軍主力的戰役企圖，最後使得日軍無功而返，雙方回複戰役前的姿態。這幾次戰役的總指揮薛嶽後來也忍不住吹了一個大海螺，稱之為“天爐戰法”，嘿嘿，用軍事術語說就是保持兩翼戰線的完整，正麵做機動防禦，逐步消耗日軍的進攻動能，最後的戰場態勢就是日軍被國軍三麵包圍。
日軍在三次長沙戰役沒有占到便宜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日軍戰役目的不明確，數萬人攻城略地還要尋殲國軍主力，胃口太大了；二是國軍的戰術對頭，機動防禦，不做正麵戰場的硬頂，使得日軍的火力優勢得不到應有的發揮。
但是，一旦日軍下定決心，國軍依然不能正麵抵抗。44年日軍為了打通東北至南洋的大陸交通線，輕鬆擊潰中原的湯恩伯部，一鼓作氣，很快輕取長沙，直下衡陽。當然，堅城之下，在方先覺的第十軍麵前栽了一個大跟頭：衡陽血戰四十八個晝夜方才破城。此前，餘萬程57師的死守常德16天，也讓日軍大栽其麵。
盡管抗戰中後期，國軍的武器裝備和戰鬥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與日軍的差距仍然相當地巨大。日軍發動的以圍殲第5戰區主力的棗陽宜昌戰役中，數萬日軍打得數十萬國軍團團轉，最後急了眼的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親上火線，指揮手下不多的親衛部隊，以攻對攻，和日軍打運動戰，為了協調調動周邊的國軍，拚命地四下電訊聯絡，最後被日軍偵知其下落，合力圍攻之下，張將軍英勇殉國。老蔣得訊，痛哭流涕，後來還親自去為張將軍抬棺。當年中日在華北的過渡時期，張自忠因為做過一段時間的北平市長，被國人痛罵為賣國賊，皆曰彼可殺之的時候，是老蔣一力保護，後來又命其帶兵打仗，誰說老蔣不識人？！
另外，國軍的精銳師團曾經在杜聿明的指揮下，在昆侖關與日軍血戰一場，殲敵一個旅團，這是一場硬碰硬的攻堅戰，除了後期的湎北反擊戰之外，這大概是國軍在抗戰期間唯一一次的攻堅戰。雖說最後的結果是國軍攻克了昆侖關，達到其戰役企圖，但是以優勢的兵力，良好的戰場態勢，不亞於日軍的裝備(國軍於此戰首次出動了戰車) ，敵我雙方的損失實在是不成比例。
國軍對日軍作戰完完全全地占上風的，大概隻有44年在緬甸北部對日軍的反擊戰。此時參戰的國軍遠征軍，基本上是按照美軍輕裝師團編組訓練的，其武器裝備水平遠在日軍之上，攻堅和機動能力很強，再加上盟軍掌握了完全的製空權，因此，國軍第一次以很小的傷亡，打得日軍丟盔卸甲，狼狽不堪。即使在天時地利人和占盡優勢的湎北之戰中，仍然出現了為攻克日軍千餘人據守的鬆山堡壘，數萬國軍圍攻月餘，傷亡近萬，方才得手的意外情況。
無論國軍還是共軍，在對日作戰中表現不佳，原因雖然很多，不過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就是，日軍的頑強。如果說，沒有盟軍的幫助，中國早就亡於日人之手了，大概沒有人會反駁這一點吧。如果說，日軍是二戰期間，亞洲戰場上最強悍的軍隊，大概也沒有人反對吧。
自明治維新起，至太平洋中途島海戰止，日軍鮮有敗戰記錄，其英勇頑強的鬥誌，視死如歸的精神，豐富的作戰經驗，普遍的嗜血性，冷酷的紀律性，都是二戰中絕大部分國家的軍隊所不具備的，不誇張的講，當時世界上具備與日本一決高下能力的國家隻有三個：德國、蘇聯和美國。就連老牌帝國英國，十幾萬人在馬來半島，也被騎著自行車的幾萬日軍輕輕鬆鬆打得繳械投降了。
即使在戰爭後期，美軍占盡了全部的優勢，為了對付在幾個海島上困獸猶鬥的日軍，傷亡也達到了十數萬人之多。要知道，那可是把日軍按在地洞裏麵，用飛機、艦炮、地麵炮火、火焰噴射器，坦克、推土機不分晝夜地猛烈捶打的結果啊。
所以說，抗戰前期國軍打不過日軍很正常，抗戰中後期裝備與日軍相當，還是打不過日軍也很正常，在裝備強於日軍的抗戰最後幾仗中，傷亡大於日軍還是很正常，因為還有一個士氣和訓練的問題。用一個現代詞匯說是，覺悟不夠，不知道為誰而戰。四十年代的中國，從哪個角度來說都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民族和國家的意識在普通中國人心中淡漠得很。常德會戰期間，時年弱冠的阿唐老爸曾經給火線上的國軍送過飯，後來對阿唐說，一個團的國軍幾天打下來，就剩下一個連了。問他是否知道為什麽要打仗，他隻知道日本人來打中國，所以要打他們，其它的一概不知。
為什麽日軍的回憶錄中總是對衝鋒在前的國軍中下級軍官充滿敬意，因為印象太深刻了，比比皆是。為什麽軍官要衝鋒在前，難道他們不明白這是違反作戰原則的：軍官如果首先戰死，進攻就失去了組織者？因為他們別無選擇，不如此，士兵是不會自覺衝鋒在前的。因此，任何對於國軍在抗戰中表現拙劣的謾罵都是對於為國死難者的極大不恭。
回首往事，國軍以其極大的犧牲和勇氣，無疑應該榮登抗戰勝利榮譽之席的首座，共軍以其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無疑應該得到最大一枚的抗戰勝利獎章。
今天，說句公道話，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在抗戰期間的作為，可圈可點，負起了他們肩上應該承擔的責任。如果不是蔣公，中國大概在38年就投降了日本，戰後鐵定是戰敗國中的一員，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位置是想都不用想的了。但是同時，老蔣也為其抗戰後期的短視付出了代價：為了保存實力而出工不出力的做法，使得他的軍隊缺乏在火線上與手中剛剛裝備的美式軍械磨合的機會，使得後起的軍事將領缺乏進行大兵團作戰的經驗，如孫立人和廖耀湘等，並且，大部分精銳部隊龜縮在西南邊陲，在抗戰結束之後的與中共的對峙之中，處於非常不利的戰略姿態。因此，如果說老蔣最後丟失了大陸，除了有其社會、政治和經濟上的原因之外，軍隊在抗戰後期的不思進取和萎靡不振，大概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如果以成敗論英雄，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顯然是抗日戰爭的最大贏家，本來是被人滿世界追打的窮叫花子，突然之間與莊家平起平坐，有資格議論“今天下英雄，惟老蔣與老毛耳”了！即使時光倒轉，中共也沒有什麽地方需要後悔，大概還是會按原來走過的路子再來一遍。但是，從國家與民族利益的角度看回去，中共確實是自私了一些。甭管日軍打的是國統區還是解放區，他們可都是中國人民，你多藏一些私，百姓就要多遭一分的罪。
嗬嗬，有時候看國共兩黨的征戰史，很像當年的劉邦與項羽，劉邦勝在不以一時長短為計較，寧可背負小人的名聲，審時度勢，因勢利導，借形勢而得天下；項羽敗在拘泥於眼前的定勢，講究貴族的誠信原則，四平八穩，堂堂正正，最後亥下一戰而傾覆。
老蔣，孔孟的書讀得稍微多了些，對上帝的禮拜做的稍微勤了些，還是不夠壞啊。
頂！“任何對於國軍在抗戰中表現拙劣的謾罵都是對於為國死難者的極大不恭”。
作為二次大戰中國戰區的最高領袖，蔣中正功不可沒！
受騙，皆因弱智，是沒辦法的事情！！！
道聽途說，嘩眾取寵
思無邪
-逸寬
附上前幾年收的一篇網文, 更詳細的數字和資料, 可先讀[鄭浪平:不朽的光榮]和[黎東方:細說抗戰],前者為記者,敘事少了一點四平八穩,後者是學者,多了一點心平氣和.
附--黃鍾:中國需要重寫抗戰史
抗日戰爭是中國曆史上一次偉大的衛國戰爭。可是，中國國軍抗戰英雄的戰後遭遇，卻留下了中國曆史上最沉重的一頁。在二戰所有的戰勝國中，其情其狀，獨一無二。 曾幾何時，戴笠、張靈甫、湯恩伯等等在抗戰中聲名赫赫的人物，在大陸成了十惡不赦的反派角色。曆史教科書也這樣一代代地告訴大陸的孩子們。 如今，上海的陵園裏可以有了張靈甫等抗日名將的衣冠塚，而戴笠故居和湯恩伯故居，也已修葺開放。盡管這一切都是靜悄悄地進行，甚至顯得有些偷偷摸摸，好像在幹什麽見不得人的勾當一樣，但往好裏想，無論如何都算是一種進步。 可這不夠。 明年是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大陸麵臨著如何紀念這一偉大曆史時刻的挑戰。法國紀念諾曼底登陸六十周年的恢弘氣勢已經向全世界展現過了，而明年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紀念日，也決不會是在悄無聲息中過去。如何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實際上是在向世界顯露當今大陸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胸襟，而不是簡單的排場之大小問題。六十年一個甲子。老人在故去，新人在成長，黨爭的硝煙越來越遠，因此，對令人信服的曆史真相的需要就不斷強烈。 實事求是地書寫抗戰史，冷靜、客觀地評價抗戰史，解決曆史教科書在闡述抗戰史上存在的問題，已經不可回避。這是對人們良心和胸襟的考驗。 在抗日戰爭中，按照大陸的說法，自盧溝橋事變至1945年6月，國軍中少將以上的將軍，共犧牲115人。其中上將8人，中將42人，少將65人。而國民政府的何應欽則說是206位將領。無論是一百還是二百，都已表明戰將傷亡慘重。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火中，軍人傷亡達三百餘萬人。無論政見如何，和在山西遼縣殉國的八路軍左權將軍一樣，他們都是中華民族的英雄。他們的名字留在中國的英烈譜上。任何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過貢獻的人，他們流過的血，出過的力，都不應該被遺忘，被歪曲。任何遺忘和歪曲都是真正的國恥。 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歪曲和遺忘並沒有不存在。戰犯問題就是耐人尋味的個案。 1981年，抗日名將杜聿明病逝。大陸官方悼詞稱他是"著名的愛國人士"。可這位昔日抗日疆場上馳騁殺敵的戰將後來卻成了"戰犯"。這並不隻是杜聿明一個人的遭遇。 1948年12月25日，毛澤東開列了一份43名首要戰犯的名單。僅僅就其中的軍人而言，李宗仁、杜聿明、孫立人、薛嶽、衛立煌、傅作義、何應欽、胡宗南、湯恩伯等都是抗日名將。 杜聿明先是關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這裏曾先後關押過900多名日本戰犯和溥儀等71名偽滿戰犯，同時也關押過354名國民黨戰犯。在這所監獄，一些為抗戰立下過汗馬功勞的戰將，跟日本戰犯一起接受"改造"。1949年後的大陸，抗戰過的國軍將士和他們的親人，甚至遠沒有日本戰犯那麽幸運，他們有的被鎮壓了，有的則承受著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風浪。在大陸的戰犯管理所裏，一共關押過1062名日本戰犯，其中1017名在1956年分3次被宣判免於起訴，釋放回國；另外45名也沒有一個被判死刑，而且1964年4月全部被釋放回國。 可是，直到現在，改造國民黨戰犯還被當成正麵宣傳。比如，杜聿明、黃維就是經過不斷努力才"改造"過來。最後杜聿明就說自己"走錯了路，成為千秋罪人。"而黃維最後則說出了"撫順戰犯管理所是我最懷念的地方"。當大陸在宣傳改造成功的時候，似乎從來沒有想到過，對他們或許根本就不應該有什麽強製改造，甚至根本就不該有戰犯這個詞。 然而在大陸卻沒有發生過這樣的政治和解和社會重建，似乎內戰的血還沒有流夠。因此也就有了雙手沾滿中國人鮮血的日本戰犯和被當成戰犯的中國抗戰將士關在同一所監獄的尷尬。美國有過內戰，卻沒有戰犯。南北戰爭結束後，聯邦政府不曾處罰南方一兵一卒，那是把法律問題和政治問題分開處理的最好例子。在這場戰爭中，共有62萬人喪生。這意味著大約每60個美國人裏，就有一個死於戰火。照常理來說，總得有人為這場殘酷的戰爭負責。事實上，仇恨也沒有隨著戰爭一起結束。在有些人眼裏，叛亂者應該受到嚴懲。然而，政治問題和法律問題畢竟不是一回事。美國內戰沒有產生戰犯，也沒有一兵一卒在未來的歲月裏因為"曆史問題"而遭到清算和迫害，勝利者更沒有用筆墨掀起一場醜化運動以便將反叛者掃進曆史的垃圾堆。南部邦聯總統傑斐遜·戴維斯1889年去世，活了81歲。副總統斯蒂芬斯則戰後不久就被佐治亞選為聯邦參議員，死後墓碑上居然還刻著"一心為公"，他生前沒有被人改造，死後也沒有誰去鞭屍揚灰。即使是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同情南方的布思刺殺，美國也沒有因此瘋狂，來一次徹底幹淨肅清南部殘餘的斬草除根運動。1870年，李將軍則長眠在了華盛頓學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裏，他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聯軍裝。 一個知道區分政治問題和法律問題的國家是幸福的，一個理解政治問題和法律問題不同的民族是理智的。而大陸的內戰，卻不如此。不僅有法律的懲罰，還有道德上的貶低。那些曾經為衛國戰爭灑過熱血的國軍將士，因為參加過內戰，就被描繪成匪、賊、寇。比如，吳強在長篇小說《紅日》的"修訂本序言"裏就有這樣的字眼："張靈甫這個匪徒，......他驕縱、冷酷、矜持、虛偽、狡詐......。為了傳之後世和警頑懲惡，讓大家記住這個反動人物的醜惡麵貌，......" 在這樣的政治氛圍裏，這位抗日名將屍骨無存，並不奇怪。但這卻是一種恥辱的不奇怪。 即使張靈甫在內戰中真的是罪惡累累，但對中國來說，他絕不僅僅是罪人。張靈甫驍勇善戰，是抗日戰場上的常勝將軍。雖然他在對日浴血奮戰中成了瘸子，但卻從未打過敗仗。就一個職業軍人對國家的效忠而言，他是軍人中的軍人。如果有一天，大陸也為抗戰英烈們建立國家英烈祠的話，裏麵就應該有張靈甫一個位置，而不僅僅隻是允許上海的陵園裏有他的衣冠塚。這位職業軍人沒有死在日寇的槍炮下，而死於1947年內戰的硝煙中。這是一個缺乏政治和解傳統的民族的曆史悲劇。 事實上，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止一位殉國將士被拋屍露骨。南京靈穀寺裏抗戰殉國的國軍將士的牌位，湖南衡山由蔣介石書寫"忠烈祠"並供奉紀念湖南幾次戰役中犧牲將士的牌位，都先後被銷毀......日本鬼子被趕走了，在他們誓死保衛的國土上，殉國者連個供奉的牌位都不能享受。甚至1958年3月4日大陸內務部在關於撫恤工作幾個問題對陝西省民政廳的批複中稱："......國民黨抗日陣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應該由我們再去撫恤"（內務部(58)內優字148號）。那些黃泉路上的日本鬼子，如果知道這樣的批複，一定都會為此含笑九泉！大陸一次次對日本參拜靖國神社義憤填膺，對東條英機等戰犯牌位安放在靖國神社耿耿於懷，可到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的時候，自己又用什麽來告慰為衛國捐軀的百萬將士的在天之靈呢？ 當黨爭和意識形態遮蔽了真相的時候，抗戰史就會難以下筆。比如，要講到情報工作對抗戰的貢獻，就繞不開軍統。可是，在大陸過去的宣傳裏，軍統似乎除了壞事，別的什麽也不幹。重慶的歌樂山革命紀念館，就曾名為"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美蔣罪行展覽館"。而20世紀60年代出現的小說《紅岩》、電影《烈火中永生》和歌劇《江姐》等文藝作品，更是使中美合作所臭名昭著。其實，中美合作所從來就不是一個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營"，而是為反法西斯建立的軍事情報合作機構。比如，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的殞命，就有中美合作所軍統局人員在電訊偵測和密碼破譯方麵的功勞。它正式成立於1943年4月15日，1946年1月，也就是說在內戰爆發之前就正式宣告結束。後人應該記住中美合作所，記住軍統局對日作戰中的功勳，而不應該因黨爭的原因一筆抹殺。每一個黨派中都能發現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勢不兩立，也不意味著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曆史負擔，早該卸下了。 往者雖已逝，來者猶可追。 大陸的抗戰史需要重寫。當人們一再指責日本右翼勢力歪曲曆史的時候，也不應該忽視大陸曆史教科書中存在的問題。如果說要塑造國家形象的話，怎麽對待抗日戰爭的曆史，真正事關國家形象。 在戰略上，應該積極地看待國民政府1931年後的政策選擇，不應再把國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簡單化地視為軟弱，甚至是投降主義。9·18事變後，全國學生一致要求抗戰。主戰情緒發展的邏輯很簡單："日本占領中國領土，中國必須抵抗，即使是戰敗、戰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恥的，不戰而失地更是永遠洗刷不掉的恥辱。"就連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因為阻攔學生都挨了頓打。事實上，喊出愛國口號的人未必就不可能是在最不愛國的動機下喊出來的——比如汪精衛在出任行政院院長之前，其手下也曾發動學生要求對日作戰。愛國也離不開理性。如果隻能是兵來將當，水來土掩，不流盡最後一滴血不罷休的話，那一部中國抗日戰爭史就隻能寫成國民政府賣國史了。按照這種思維邏輯，蔣廷黻曾致力於阻止提前對日作戰，這位曾經擔任過國民政府駐蘇大使的傑出外交家、學者，就是賣國賊了！ 事實上，誰都不能回避當時中國的作戰準備和作戰能力這樣一個現實問題，比如在軍火製造方麵，中國除了來複槍和輕機槍外，還不能生產新式重武器。從財政狀況來看，直到1937年對日作戰前夕，國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來自商業稅收，隻有12.51億元，以三比一折算，約合4.17億美元。曆史學家黃仁宇對此就說："雖說當日的購買力與今朝不同，這4億是一個極為纖小的數目。"此時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軍事強國。麵對這樣一個敵手，不可能尋求速戰速決，而隻能是持久消耗戰，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戰的能力。最後對決的時刻來得越晚，就越有備戰的時間。國民政府在弱勢和內亂的情況下並不是無所作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後改名為"資源委員會"），為未來的戰爭做準備。如果從1931年9·18事變後立即宣戰，意味著中國孤立地和日本對決提早將近六年。自然，這樣做是顯得強硬，顯得愛國，而且政治家也將因此贏得政治本錢和一時的名聲。但是這對整個國家的命運，可能就會像蔣廷黻在《獨立評論》上所說的那樣：倉促對日作戰將遭失敗，現代化的戰爭需要長期準備，然後全國總動員。 1937年8月國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戰略"和後來提出的"以空間換取時間，積小勝為大勝"戰略，為偉大的衛國戰爭確立了的正確戰略方針。在"持久消耗戰略"、以空間換時間的方針下，加之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出現喪師失地，或者主動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簡單地描述為"大潰退"。俄羅斯就曾一再采取過這樣的戰略。在北方戰爭和1812年的衛國戰爭中，俄國統帥都被迫決定向國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棄大片國土，以贏得時間，積蓄力量。無論是彼得一世還是庫圖佐夫，他們在帝俄和蘇維埃時代都被視為俄羅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臨陣脫逃的懦夫。 國民政府從來就沒有所謂的消極抗日，也正因為這樣，國民政府始終是日寇打擊消滅的主要對象，而國民政府麵對的始終是抗日主戰場。僅就長沙會戰而言，第一次長沙會戰，殲敵3.3萬人，第二次長沙會戰，殲敵4.8萬人，第三次長沙會戰，斃傷敵人5.6萬人。它們和那次殲敵1000餘人，所有大陸中學生都耳熟能詳的平型關大捷，一樣值得紀念。據大陸1994出版的《血祭太陽旗》，在中國斃命的日寇將領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擊斃的。在斃命的日寇中，隻有三位是死於跟八路軍的戰鬥中，包括阿部規秀中將。在敵強我弱的格局下，有戰就可能有敗。隻有一支躲避會戰的軍隊才不會潰退，反而會不斷壯大。如果隻看一時一地之得失，那麽，從1937年7月7日直到日本投降，國民政府的抗戰史就隻能寫成一部"大潰退史"，半壁河山都丟在了它的手裏！可是，勝利是從何而來的呢？ 或許有許多人都記得，在1940年6月4日，敦刻爾克撤退成功，丘吉爾在英國下院的演講中："我們將在海灘上作戰，我們將在敵人登陸的地點作戰，我們將在山區作戰；我們決不投降，即使我們這個島嶼或這個島嶼的大部分被征服並陷入饑餓之中......"今天，我們和當時的人們一樣都知道，英倫三島上有頑強的丘吉爾、頑強的英國，進行著頑強的戰鬥。 可大陸的青年，當他們高中畢業之時，曆史教科書裏，他們讀到抗日領袖什麽激動人心的名言？他們可曾知道"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不求決戰......最後關頭一到，我們隻要犧牲到底，抗戰到底！惟有犧牲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是何人的言論？ 巴黎屈服了，歐洲在希特勒的鐵蹄之下，倫敦、莫斯科還在戰鬥。菲律賓、馬來亞、荷屬東印度、緬甸淪陷了，東南亞在受日本軍國主義者的蹂躪，重慶還在戰鬥。這是一個不屈的國家，生活著不屈的人民。不錯，南京是淪陷了，但中國還有重慶。重慶是中國抗戰的精神堡壘。日本要想打跨中國，必須打跨重慶。從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陸海軍航空部隊進行了為期5年半的戰略轟炸，史稱"重慶大轟炸"。據統計，空襲重慶共218次，出動飛機9513架次，投彈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傷14100人，炸毀房屋17608幢，有30所學校曾被轟炸。重慶沒有屈服，中國沒有屈服。重慶大轟炸背後是英勇不屈的重慶精神。可這關係中國命運的"重慶大轟炸"，在大陸卻曾是除有零星報道外，塵封了整整六十年。大轟炸中屹立不倒的陪都重慶，在飽受戰火摧殘後，勝利的中國在那裏樹立的"抗戰勝利紀功碑"，1950年就被改建成了"人民解放紀念碑"。"抗戰勝利紀功碑"是在1941年12月建成的"精神堡壘"的舊址上建立的，它們都是重慶抗戰，中國抗戰的曆史見證。如今隻有解放碑傲然挺立在山城。 "埋頭苦幹的中國人，將盡我們的力量所至，抵抗到底。我們將奮鬥到最後的勝利，或最後的慘敗。縱使大好河山，悠久曆史，都被鮮血染紅，或毀滅在熊熊的火眼之中，亦在所不惜。"正是在憑借著這種精神，中國迎來了抗戰的最後勝利。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簽字無條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國政府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確認。9月3日，中國舉國歡慶，國民政府確定從第二年開始以每年9月3日為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1950年，大陸沿襲將這一天作為法定的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在明年的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大陸應該明確將這一天作為勝利紀念日。 勝利的光榮屬於所有為之付出過血汗的人們，它不應該為意識形態和黨爭所玷汙。也許俄羅斯政府對待衛國戰爭勝利的方式，值得大陸借鑒學習。雖然俄羅斯已經已經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但它並不抹殺蘇聯衛國戰爭的曆史意義。2001年俄羅斯慶祝蘇聯衛國戰爭勝利56周年，參加過衛國戰爭的老戰士出席了閱兵式，而在2003年慶祝衛國戰爭勝利58周年時，俄軍士兵身著衛國戰爭時期的蘇軍服裝，手擎老軍旗在莫斯科紅場參加閱兵式。 大陸在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的時候，應該允許曾經是國軍的抗日老戰士穿著往日的軍裝，佩帶勳章，在昔日的戰旗下參加慶典。他們應該得到尊重，哪怕是遲到的尊重。是那些軍裝，那些勳章，那些旗幟，和他們為民族自由和生存而戰的記憶聯係在一起。這份記憶屬於他們，也屬於這個國家，屬於子孫後代。那些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英雄，國民政府授予他們的榮譽，應該重新得到承認，起碼應該讓他們的後人，在大陸從此能夠公開自豪地緬懷自己的先人。在對偉大的衛國戰爭的紀念中，應實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認政見不同或者對立，甚至曾經兵戎相見的愛國人士在抗戰中的功勳，在曆史問題上表現出政治和解與寬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這些當成權宜之計或者點綴的思想和行為，都是褻瀆衛國戰爭的光榮精神。 （文/黃鍾，來源：世紀中國 並發於鳳凰周刊）
俗話說,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今天我們如果指責中共不拿回150萬平方的領土,不拿回南海諸島,不拿回釣魚台,不拿回...,一樣是偏見,為什麽就不能設身處地想象一下當初老蔣麵對的滿目創痍呢?以今天中國的實力, 拿回一部分上述領土還是可能的吧?在原計劃100個半機械化師隻有兩個的時候(87,88師),在空軍總量不及日軍一個零頭的時候, 在幾乎全部近代工業和財政稅收都集中於沿海的時候,打響抗戰的第一槍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請看1937-1943年,美英法荷這些頭等強國卵翼下的菲,馬,越,緬,印尼在日軍攻擊之下又挺了多久呢?一味指責國府的無能,隻能證實指責者隔岸觀火的心態,其實是不如老蔣屢敗屢戰堅持到底的意誌與決心遠甚.
1945年9月，在“中國之聲”電台發表告全國人民書，宣布中國戰勝日本。
注意領袖的笑容----
幾千個日日夜夜，那種曆盡艱辛，掙紮拚搏到勝利終點的，憔悴的笑。
這位勸人家讀點書的，不知道自己是否了西安事變的來龍去脈。
摘錄一段訪談史料以供辨析，
。。。當西安事變最初的槍聲響過，驚魂未定的那一刻過去後，作為政治家的蔣介石並非如後人想象的那樣，驚慌失措，一心隻顧保住自己的命，他具有洞察一切的能力，能夠迅速的掌控形式，將不利化為有利，當事發不久他同張學良的第一次見麵交談後，他就已經將情形了然於心，自己知道怎麽來化解這一切，自己雖危險，但完全可以脫身。
他知道誰想要他的命，但張學良絕對沒有謀害他之意，這一點是對自己有利的地方。接下來他就同張交談，他說張漢卿呐，你空為幾十萬軍隊的首領，你在政治上隻是一個幼稚的小兒，你怎麽知道我不抗日，我比你恨日本人恨得多，我作為一個國家領袖，考慮的是國家發展的全程，考慮的是怎樣建立一個民主國家，完成孫總理的心願，日本人的這一攪和，打亂了我們建設民主國家的計劃，他們在幫中共的大忙，你知不知道？你知道我的精銳部隊為何不來打中共，因為他們要對付日本人，他們才是真正要打鬼子的人，你們口口聲聲要上前線，你的部隊有多少戰鬥力你不清楚嗎，隻知道抽大煙玩女人，打日本不等於白白送死嗎？不是我不讓你們上前線，是美國人不信任你們。我們能打敗日本人嗎？最後還要靠美國。
中共口口聲聲說抗日，日本人在那裏，難道在川貴山上，他們怎麽一路盡往山裏跑，還說北上抗日，難道北邊才有日本人，日本人不侵略南方？隻有你這種沒政治頭腦的人才相信
後來中共來了參予談判，蔣介石又說了一通張學良，說你張漢卿上了人家的當你還不服，你，楊虎城，都是我的部下，這事是我們國民黨內部的事，中共來幹什麽，有什麽資格來，誰邀請的？他們說要共組民主政府，好，解散他們的軍隊，你問他們要軍隊幹什麽？他們是要坐江山的。我們要建立民主政府，他們要搞獨裁。周恩來不是要民主嗎，讓他來，讓他過來組成民主政府怎麽樣，不是那麽簡單那，他們有信仰，要幫窮人講話，你漢卿不是窮人吧，他們要打倒你，讓窮人翻身，你想想，窮人懂什麽，還不是工具，他們頭腦簡單隻會拚命，到頭來還不是周毛們統治獨裁，不會有民主的，而我們建立的國家是要一個富強的國家，富人為國家服務，國家為窮人服務，各出己力，各負其責。
張學良其它都說蔣是對的，自己錯了，唯獨不相信中共如周恩來這些人不搞民主而會獨裁，蔣大發其火，說，漢卿呐，你無害我之心，隻是被人利用，我也不會殺你，我今天向你保證我蔣某人一定要讓你看看如果中共不被滅他們會怎樣，是不是我說對了，你會看到的，我也會看到的，曆史會證明我的判斷。
從這裏張學良知道蔣不會殺他，他還問了楊虎城怎麽辦，蔣沉著臉說，這我不管，由法來決定，他楊虎城不象你是被人利用，而他是利用別人的人。張學良從此知道楊虎城是凶多吉少，張還想求情，蔣說，還是想法趕緊離開吧，別人還想殺我呢。
老人還跟我說起誰最想殺掉蔣介石，說什麽何應欽等想炸死他要投日全是鬼話。最想殺蔣的還是中共，蔣介石到了此種地步，抗不抗日已不重要，蔣死了國民黨全亂了，再沒人能有能力將他們統在一起，中共可以乘亂發展，“亂世出英豪嗎”。
張學良後來也知道西安事變的真正策劃者是誰，他們怎麽通過楊虎城，怎樣利用自己。張學良知道有一股暗流湧動，對蔣的安全不利，之後同蔣共同部署防衛，以防萬一。到機會來了才蔥蔥送蔣回了南京。
概括起老人的話，中心意思是：西安事變是中共最高層策劃的曆史事件，利用了楊虎城的私心，利用了張學良政治上的無知和心靈的善良，利用了全民抗日的謊言，對中共來說，這是一次最成功的策反統戰。它改變了始後中國的走向，真正的民主力量變小了，中共統治了中國。
西安事變也從一個側麵揭示出，民主要想在中國成功並不容易，大眾搞不清什麽是民主，沒有幾代人的努力怕是不行。
至於蔣為啥不殺張學良是因為張也是受害者，出於某種無知才釀成大錯，更主要的還是蔣還要讓張看清楚，中共是怎麽坐天下的，以後中國大陸發生的一切充分證明了蔣的預言，人民並沒有過上民主的好日子，中共並不能證明自己比國民黨好到那裏去，西安事變隻不過是一次謀權行動。麵對現實，張學良真的覺得自己錯了，覺得受了愚弄，覺得自己是曆史的罪人，所以一生到死都不願回大陸看一看，以示悔恨。
老人的話我並不相信，我問他怎麽知道事變後的事，他解釋說是以後去看過張學良的故舊們回來說的談中國近代史，離不開國共兩黨；而研究國共兩黨史，離不開西安事變，因它是兩黨關係的轉折點；但西安事變的主角張學良，活到101歲，就是不肯說出事變內幕，直到去世，把他知道的秘密帶進了墳墓。
自1936年西安事變至今69年中，海內外出了很多關於這一事件的書籍，海峽兩岸對張學良的評價卻像黑、白那樣兩極：大陸把他譽為“民族英雄”，台灣定他為“曆史罪人”。
記得有一篇文章說，蔣咬著牙領導抗戰，內外交困。 但堅決不投降不割一塊地，
向抗日戰士致敬!不論他是哪派的!
老彭打的百團大戰是背著老毛幹的。老毛對老彭這麽做耿耿於懷。真實曆史中也有記載說共產黨領導下指示不解救被日軍進攻下的老百姓，以激起老百姓對國民黨的憤怒，削弱國軍力量，保存發展共產黨的實力。這樣做從政治軍事上來講是靈活聰明。從道義上來講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曾見到一位45年前後和國共兩方頭頭腦腦都有過接觸並後來曾被有人說是“親共”的老人。他告訴我抗戰後實際上應該說是共產黨摘桃子。並說與其說國民黨挑內戰，不如說是共產黨幹的。當然我隻是概括他的意思。
像“順溜”這類電影描述的新四軍一個對日軍好幾個，純粹是扯淡！許世友回憶錄裏有這樣的情節，日本投降後，日軍向大城市集中，準備繳械。有一股日軍被八路軍包圍，日軍得到的命令是向國軍投降，不肯繳械。雙方協商的結果是日軍留下重武器，隨身攜帶輕武器離開。結果八路有些軍官看到日軍的“三八大蓋”眼饞了，上去幾個團圍住日軍後衛的一個大隊（相當於營），打了半天也打不下來，日軍輕鬆突圍而去。許世友說，當時八路和日軍的戰鬥力差距就是這麽大，裝備和訓練都不如日軍。幾個團打不了一個營。這還是投降後放棄了重武器的日軍。
那時日軍掃蕩基本上以營為單位，八路就吃不掉，根據地裏到處是日軍，八路十分苦惱。老彭決心要打關家堖，幹掉日軍一個營，主要是想讓日軍以後掃蕩部隊不敢以營為單位。若日軍保持千人規模，分隊的數目就比較少，好躲避一些。關家堖八路損失慘重，陳賡很心疼，對老彭意見很大。當然“關家堖”到死都是老彭的罪，也是老毛愈加其罪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