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危機來了！中國怎麽辦？

我國耕地麵積連年銳減，已迫近“18億畝紅線”

叩問中國糧食安全的生命線

作者：李曉明

 

民以食為天，這個天到底能不能撐住，首先取決於有沒有足夠種糧的土地。耕地資源無疑是中國糧食安全的生命線。

 

但恰恰是這一關鍵的糧食安全的保障因素，近年來呈現出令人焦慮的危急形勢。

 

在剛剛公布的《2007年中國國土資源公報》中，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全國耕地麵積已經從2001年的19.14億畝銳減至2007年的18.26億畝，迫近“18億畝耕地紅線”。

 

“紅線”首次提出是在2007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嚴正的聲音猶在耳旁——“在土地問題上，我們絕不能犯不可改正的曆史性錯誤，遺禍子孫後代。一定要守住全國耕地不少於18億畝這條紅線。堅決實行最嚴格的土地管理製度。”

 

日前，國土資源部土地整理中心副主任鄖文聚、中國農業大學土地資源與管理係副教授孔祥斌接受《科學時報》記者采訪，解讀了我國耕地資源的現狀，深入解剖了耕地資源特定的內在結構和功能。

 

應牢牢守住耕地資源這道最後防線

 

在鄖文聚遞過來的名片背後，有一句話耐人尋味：搞好基本農田保護與建設——牢牢構築中國經濟全球化的最後一道防線。

 

鄖文聚曾在農業部非洲農業開發研究中心任總經濟師時援非4年，名片上的那句話是他那一時期觀察和研究得到的結論。

 

非洲獨立運動後經濟一度快速發展，吸引更多的外國資本進入，但其潛在的農業問題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對經濟的盲目樂觀和忽視農業發展的惡果，在遭遇國際經濟形勢發生不利轉變時以更猛烈、更迅速的形式表現出來，大多數非洲國家農業發展陷入困境，國民經濟全麵衰退。直到上世紀90年代後期，糧食安全依然是非洲許多國家揮之不去的噩夢，這樣的遭遇讓當時援非的鄖文聚感到痛苦而壓抑。“這些國家的糧食安全出現問題，關鍵在於缺乏穩定的農業政策，沒有構築一個‘吃飽飯’的機製，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國內外政治、經濟、社會有任何風吹草動，誰都不可能從容應對。”

 

2008年，國際糧食漲價浪潮洶湧，中國糧食安全問題再度引起廣泛關注。回想起援非的那段經曆，鄖文聚的感受格外深切——“任何時候，一個國家的吃飯問題不能攥到別人手裏，尤其像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要時刻注意自身的糧食安全，牢牢守住耕地資源這道參與全球化的最後防線。”

 

像《國歌》裏麵唱的那樣，

 

中國耕地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2008年3月底，經過3年反複，第三輪全國土地利用規劃綱要修編工作取得新的進展，新修訂好的《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送審稿）》將盡快按程序報國務院審批。

 

而在2006年9月6日，國土資源部牽頭製訂的《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被國務院常務會駁回。暫緩批準的原因是國務院對耕地保有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據了解，此前規劃定的目標是保有18億畝耕地至2010年，而國務院要求這一數值需一直保有至2020年。

 

隨後，在2007年的兩會，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一定要守住全國耕地不少於18億畝這條紅線，強調實行最嚴格的土地管理製度。

 

有專家表示，第三輪全國土地利用規劃期間也是全國各地各行業用地量最大、用地矛盾最尖銳的時期，近年來“圈地風”導致耕地銳減，同時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加快，建設用地的需求還將進一步增大，各地建設用地普遍突破了上一輪規劃製訂的指標，有的甚至已經透支2010年用地規模，這無疑將給糧食安全帶來極大的隱患和風險。在外界看來，上有中央指標壓力，下有政策執行阻力，是此次全國土地利用規劃綱要修編延誤至今的主要原因。

 

鄖文聚在接受《科學時報》采訪時表示，雖然規劃編修延誤，但是可以看作是一次深刻的“國情危機教育”，而且這兩年來對各方麵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保18億畝耕地紅線，深刻理解，不是哪個部門、哪個專家的事情，而是中華民族的事情，應該把保護耕地作為保護中華民族核心產業來對待。”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陳百明曾在一次訪談中表示，保18億畝耕地不是單純的指標問題，18億畝不保，17億畝也守不住。這個道理很深刻。就像股市的標誌性價位一樣，這是一個心理價位，或者叫心理防線。通過規劃修編，在全國造成這樣的氛圍，就像《國歌》裏唱的那樣，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我們現在是否可以說，中國的耕地已經減少到了非常危急的時候了。這樣才能喚起全社會的重視。

 

而孔祥斌更願意把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看作是一種政治態度。土地是民生之本、發展之基、財富之母。堅守“紅線”的意義，不僅關係到國家糧食安全和社會穩定，還關係到代際公平，可以視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應該尊重的最大的國情。

 

“在發展高科技產業、依靠投資拉動的‘虛擬經濟時代’，實物財富的儲備十分重要。麵對美元貶值、國際能源危機、金融動蕩甚至糧食安全威脅的時候，人們才意識到黃金儲備、石油儲備和糧食儲備的重要性。耕地所具有的戰略屬性也因此凸顯出來，它是保護國家經濟穩定發展的基礎資源，是一個國家實物財富儲備的關鍵性資源。”孔祥斌一再強調立足國情實際去研究問題，反對脫離現實，單純從經濟學規律和理論角度去談中國的耕地和糧食安全問題。“曆史和現實都證明，有了保底的耕地資源，才有糧食安全、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也才能保障國人能夠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

 

18.26億畝：數字背後的耕地國情

 

日前公布的《2007年中國國土資源公報》全麵展示了我國耕地的基本國情，其中耕地麵積已經減至18.26億畝。

 

一連串數字背後，有喜又有憂。喜的是，2007年，耕地麵積減少速度明顯趨緩，在近7年時間裏，年度間耕地減少量從最初的3800萬畝，減至目前的100萬畝以內，減速連續突破三個數量級。在日益嚴峻的資源保護和保障形勢麵前，這些數字讓人感到寬慰。憂的是，2007年耕地麵積減少幅度下降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生態退耕和災毀耕地的大幅減少及農業結構調整淨減耕地大幅下降。如果加上這樣的因素，從數字上看，我國耕地保護形勢依然嚴峻。

 

“數字變動的背後，是耕地占與補的不斷變化的相向運動。”鄖文聚向《科學時報》詳解了《公報》中耕地數據的內涵。2007年，全國耕地的淨減少量是61萬畝，實際耕地因占用減少354萬畝，土地整理複墾開發補充耕地達293萬畝，占與補之和才是淨減少量。在占與補之間，表現出來的不僅僅是數字上的差別，更重要的差別在於，耕地在占與補之間，空間上發生了變化，質量狀況也不一樣。他說，“眼睛不能僅僅盯在數字上，而應該追問數字背後耕地減的是什麽，在哪兒減的，減的怎麽樣，補的是什麽，在哪兒補的，補得怎麽樣。”

 

由此可以認識到，國家的耕地保護工作就是“開源節流”，一方麵就是控製耕地的減少，另一方麵就是開發整理補充新的耕地。

 

鄖文聚向《科學時報》展示了他帶領的研究團隊曆時10年研究取得的最新成果—— 一張全國連片集中優質耕地分布圖。在耕地利用規劃中引入“連片性”概念，有利於實現“優質集中”管理，提高農地的規模效益和生產能力。

 

通過這幅圖可以透視全國耕地生產能力的變化。“談18.26億畝耕地，眼睛要是僅僅盯在數字上，就無法看清它背後的產能變化，看懂占與補的差異。”鄖文聚說，“我國耕地南北產能變化較大，南方一畝地能養3個人，到了北方，3畝地不一定能養一個人。”

 

在鄖文聚展示的圖上，全國連片集中分布的優質耕地隻有50多片，不到10億畝耕地，其中6億畝可灌溉，4億畝不能灌溉。“即使是優質耕地，依然有必要細化認識，例如全國最大的連片集中分布的優質耕地——黃淮海平原，就存在很多不可持續因素。”孔祥斌說，“由於耕地集約化利用過度，黃淮海平原不少地方過度抽取地下水，已經形成巨大的地下漏鬥，大量的耕地資源持續利用麵臨水資源的製約。根據2007年在河北曲周進行的農戶耕地利用入戶調查數據顯示，由於水資源製約，很多農民正在改變冬小麥—夏玉米的耕地利用方式，被迫種植棉花等需水少的作物品種。”

 

同時，這些耕地尚存在“健康”隱憂。2007年世界地球日期間，來自國土資源部的數據顯示，全國受汙染耕地約有1.5億畝，汙水灌溉汙染耕地3250萬畝，固體廢棄物堆存占地和毀田200萬畝，三項合計約占全國耕地總麵積的1/10以上。據估算，全國每年被重金屬汙染的糧食達1200萬噸，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00億元。此外，土壤汙染造成有害物質在農作物中積累，並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從而引發各種疾病，最終危害到人體健康。針對土地汙染特別是耕地汙染現狀，環境保護部和國土資源部2007年啟動了“全國土壤現狀調查及汙染防治”項目，計劃投資10億元、用時3年半摸清全國土壤汙染現狀。

 

鄖文聚、孔祥斌對《科學時報》表示，耕地健康應是18億畝紅線的應有之義。我們要守住的18億畝耕地紅線，不僅僅是數量、質量問題，更是耕地健康問題。根據糧食安全的定義，這道紅線應該是能夠持續而穩定地向所有人群提供無汙染、無公害、能增強健康和延年益壽的糧食和其他食物的“綠色耕地”。

 

土地整理，讓占補從“兩難”變“雙贏”

 

從鄖文聚的圖上還可以看出，在這50多片優質耕地分布區域，絕大部分城市也坐落其中。全國84個5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有73個分布在上麵，1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則全部落在這些連片耕地分布區域上。換句話說，中國最強勁的工業化發展區域與最需要保護的優質耕地分布區域是重合的，形成麵對麵的衝突。

 

在當前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城市化和工業化整體推進過程中，這種麵對麵的劇烈衝突進一步加大了耕地減少的趨勢，與之俱來的是土地已成為眾多違規違法案件中的關鍵詞。國土資源部日前結束的一場聲勢浩大的全國土地執法百日行動，共查出違規違法案件3.1萬多件，涉及土地330多萬畝。

 

在大量耕地轉化為建設用地的同時，隨著一些重大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項目的穩步實施和農業結構的調整，在未來幾十年裏，如果不及時采取適當的開源措施，我國耕地麵積的大幅減少將不可避免，勢必影響國家的糧食安全，甚至對國家安全生產產生直接衝擊，形勢異常嚴峻。

 

開源的措施之一，就是對現有耕地資源進行整理開發。200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在提到重大成就時指出，過去5年我國整理複墾開發補充耕地達152.6萬公頃（2289萬畝）。

 

“從補充耕地的角度來說，這一數字還是很可觀的。”鄖文聚表示，“另外一重意義，它相當於補充了建設用地的量，對建設用地的需求保障能力增強了，也就是說，各項建設可以盡量不去占用耕地，必須占的要盡量少占，能用‘劣’地的不去用‘好’地。”

 

來自國土資源部的數據顯示，我國城鎮和農村建設用地的潛力很大，保障發展的國土空間潛力也很大。現在，建設用地當中閑置土地、空閑土地、批而未供土地大約有400萬畝，還有各種人為因素造成的廢棄地2億畝，未利用地39億畝。“十五”期間，國土資源部每年通過整理、複墾、開發補充耕地年均400多萬畝。

 

但讓鄖文聚擔心的卻是，這些新增的建設用地實際節約利用得並不好，利用效率低下。根據國土資源部信息中心提供的材料，每平方公裏建設用地的投資量，美國比中國高出2倍，德國高出6倍，日本和英國則高出數十倍甚至上百倍。

 

另據一項對全國644個城市的統計表明，我國城鎮人均建設用地達到了133平方米，大大高於國際水平。城市裏各種開發區和工業園區的土地利用效率也比較低；農村居民點建設用地的總量數倍於城鎮建設用地，遷村並點、治理“空心村”、退宅還田的潛力巨大；公路、鐵路、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節約用地的潛力同樣非常大。

 

因此，隻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土地利用方式，走出一條節約、集約、高效的新路，耕地能保護好，建設也會有保障，耕地保護工作中的占補“兩難”就會變成“雙贏”。

 

當然，“開源”還有一項措施是開發耕地後備資源。根據2005年國土資源部耕地後備資源調查評價結果，全國可開墾耕地後備資源麵積為701.66萬公頃，可複墾耕地後備資源為32.72萬公頃。但是總體上，這些後備耕地資源主要分布在我國西北幹旱半幹旱地區，土地質量較差，存在生態背景不良等多種限製因素。 

 

 

我們能為糧食安全做哪些工作

作者：王卉

 

有研究認為，現在我國科技對糧食生產的貢獻率大致為40%左右，尚存在較大的提升潛力。“十一五”期間，科技部大幅增加對農村科技的投入，將工業領域和農社領域的經費比例從原來的7∶3調整到5∶5，在國家重大科技專項、國家科技支撐計劃、“863”計劃和“973”計劃等主體計劃中向農業領域傾斜。

 

作為國家自然科學最高學術機構和全國自然科學與高新技術綜合研究與發展中心，中國科學院在我國科技事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那麽，中國科學院對我國糧食安全的貢獻和作用體現在哪些方麵呢？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李家洋院士近日在接受《科學時報》記者專訪時，特別對此作了總結和概括：“從世界背景來看，中國的糧食安全是個重大問題，要確保糧食供給，需要強有力的科技支撐。中國科學院擁有包括生命科學和資源環境在內的涉農研究所40多個，各有專長又相互關聯。中國科學院以其學科的綜合性和科技人員長期的工作積累，在解決‘三農’問題特別是糧食安全問題方麵，已經並必將繼續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科學技術對農業的貢獻

 

中國科學院為社會切身感受到的重大貢獻之一就體現在農業科學技術方麵。農業發展曾有著名的“八字憲法”：水、肥、土、種、密、保、工、管。李家洋認為，盡管伴隨時代進步，用詞發生了變化，但其內涵在今天依然十分重要。他著重列舉了幾個方麵。

 

首先，農業方麵最重要的問題還是良種，“這可以從袁隆平院士和李振聲院士分別獲得國家最高科技獎上充分體現出來，袁隆平院士的主要貢獻是雜交水稻育種，而李振聲院士的成就是培育了小偃係列的小麥品種和基於這一品種所培育出來的很多地方主幹優良品種”。

 

在育種方麵，中國科學院做了很多工作。育種是一項綜合性工作，對於優良品種，它能夠節水、節肥、抗旱、抗病蟲害，甚至在有些地方還需要抗高低溫等。“中國科學院主要是通過遺傳學、分子生物學和生物技術等的研究成果與技術集成做到這一點。今後的發展方向主要是根據不同地域的條件與要求，把高產優質、節水節肥、抗旱抗病蟲害等特點集成起來的作物品種設計。此外，農業生產率的提高還需要提高機械化作業水平，而大規模的機械化作業就需要特殊株型結構的農作物，這些都需要通過品種改造去實現。在這方麵，中國科學院無疑具有強大的力量，有深厚的技術積累和高水平的專家隊伍。”

 

其次，在農業耕地方麵，不論是在耕地數量或耕地質量變動的監測與評價，還是在耕地保育與汙染修複方麵，中國科學院都可以給予技術上的指導與支持。“比如，在數量方麵，因為我們有衛星遙感和航空遙感測量係統與技術，可以準確測量土地量的變化，既可以了解土地的瞬間動態變化，也可以掌握土地耕種的曆年變化，比如種了什麽作物、長勢如何等問題都可以借助遙感技術得到答案。”就耕地質量而言，中國科學院多個研究所，特別是南京土壤研究所，在土壤科研方麵有非常深厚的積澱，可以研究並了解不同地域的土壤狀況，如結構、養分、水分、汙染等情況，從而能夠根據不同耕地的類型與所種植的農作物情況，提出相應的種植品種與耕作模式等宏觀指導和技術標準。

 

第三，從水分來說，中國地域廣闊，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水問題，有的地方是地表水問題；有的則為地下水的安全可持續利用問題，比如華北地區存在全國最大的地下水漏鬥，如何進行補償挽救，使農業生產可以持續發展成為重要的課題。中國科學院在解決水土流失、水分有效利用和水土肥的合理高效耦合等問題上都在進行深入研究。

 

第四，生物技術目前在全世界都受到高度重視，正處於技術攻堅與大發展的早期階段。隨著生物技術的發展，科技對農業的貢獻將更加突出，在作物新品種培育、生物農藥和生物製劑研發等方麵的作用會越來越大。大力發展與應用環境友好的生物技術是確保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建設生態文明和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途徑。比如，中國科學院動物所與河南省濟源市有關企業合作研製的昆蟲病毒生物農藥，可以有效地通過病毒來控製蟲害，因此一個100多人的小廠就可以生產滿足3000萬畝次抗蟲害需求的生物農藥。

 

今年4月初，中科院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局與當地政府簽署了《合作建設生物科技產業示範基地框架協議》，必將極大地推動生物科技特別是與農業相關生物科技的產業化進程。

 

中國科學院已經擁有諸如寡糖農藥、S誘抗素、寧南黴素、緩控施肥和昆蟲信息素等一批原創性科研成果，對我國蔬菜、棉花、草原鼠害和森林蟲害的防治發揮了重要作用，獲得了重大的社會和經濟效益。此外，中國科學院在農業生物資源的開發利用上也有很大的潛力，比如在超高生物量的植物篩選、生物柴油、乙醇發酵等方麵，都具有比較好的工作積累。

 

未來方向：農業的工業化發展趨勢

 

從長遠發展來看，李家洋認為，今後中國農業發展的方向應該是高產優質、高效多抗、專用品種的規模化精準設施農業，其主要特點是農業的工業化發展趨勢。目前，發達國家的農業基本上是沿著這一方向前進。比如在美國，一家人的農場就可以耕種幾千畝乃至上萬畝土地，在播種、除草、灌溉、施肥和病蟲害防控等很多方麵，都可以實現機械化生產和自動化管理。

 

麵對未來農業生產中對自動控製方麵的更高需求，李家洋認為，中國科學院在生物技術、信息技術、節水農業、後加工、特色農業設施的研發等方麵，都可以作出自己的貢獻。

 

“從長遠看，中國農業迫切需要高新技術的支持和參與，這樣才能實現水、土、肥等自然資源的高效利用，達到高產、優質、高效的目的。”有鑒於此，中國科學院部署了不同層次的農業科研項目，除了各個研究所在品種、水分、土壤、農藥、化肥、肥料等方麵部署的領域前沿項目外，生物局和資環局在創新三期中部署了數十個重要方向性項目，這5年來僅生物局在農業科研方麵就有2億多元人民幣的投入。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2007年9月，中國科學院啟動了一個經費達到1億元的項目——“耕地保育與持續高效現代農業試點工程”。這是中國科學院在農業領域支持的重大戰略項目，也是中國科學院在“十一五”期間的先導性項目。

 

該項目主要包括4個方麵：一是利用航空和遙感技術對土地進行勘測，確定耕地的數量基數；二是對土地的產能和質量進行評估、研究，探索持續增產的途徑；三是為糧食的持續增產形成綜合的係統技術體係，努力達到年增產1%的目標；四是為農業的持續發展和國家的宏觀決策提供科學依據，按照由點及麵、逐步輻射的思路，為全國農業的持續增長提供示範和指導。

 

據李家洋分析，在中國人口高峰的2030年至2040年、人口達到14.5億時，中國糧食產量在現在的基礎上需要每年增加0.5%至1%才能滿足需求。中國科學院為能確保這一糧食增長潛力的實現，需要探索並提供科學技術支撐，這就需要各類技術的綜合集成，通過重大項目把土、水、肥、種子、農藥、信息等各方麵資源和科技成果都綜合集中起來。“中國科學院清醒地意識到糧食問題的重要性，在知識創新工程三期的整體戰略布局中，我們為此專門設立了一個現代農業創新基地。”

 

要特別重視中低產田

 

“我要特別呼籲對中低產田改造的重視和投入，這是我國農業生產中一直存在的重大問題。在我國現有耕地中，70%左右都是中低產田，隻要能夠使中低產田單位產量提高一個小台階，就是解決國家糧食問題前進的一大步。”李家洋表示。

 

在曆史上，中國科學院在黃淮海中低產田的改造並建設國家商品糧基地方麵作出了曆史性貢獻，而“耕地保育與持續高效現代農業試點工程”這個戰略性項目，作為中科院在農業方麵的先導性重大項目，將會更進一步關注中國的中低產田改造問題。

 

“目前，中國糧食增產的主要潛力區域一個在東北，另一個就是淮北地區；淮北地區主要是中低產田。從長遠看，中低產田改造也將涉及優良新品種的培育與選擇，國家現有品種多數是追求高水肥條件下的高產，但這在中低產田的一般條件下很難實現；同時高水肥還很容易造成環境汙染，這也是我為什麽提出要對淮北地區中低產田改造更多關注的原因。我們要進一步加強中科院與相關省的合作，重點解決不同土壤類型的中低產田改造中的科學技術問題，做好示範與引領工作。”

 

中低產田改造在不同土地類型上有不同要求，黃淮海的中低產田改造使以前的鹽堿地、荒窪地在十多年間變成高產優質的耕地，江西紅黃壤也能變成高產優質的水稻田。中低產田改造的成就大小，除土壤本身的狀況條件外，將主要取決於專家、當地政府和農民的合作與投入。

 

製定長遠明晰的農業戰略

 

李家洋表示，“三農”問題緊密相連，中國科學院對解決“三農”問題的貢獻，不僅在農業技術層麵，同時還包括在對我國農業經濟方麵的研究和對農業政策方麵的有關建議。

 

在國家宏觀政策方麵，中國科學院有一批優秀的農業經濟研究專家，他們依托中國科學院在農業科學技術研究方麵的背景，可以從各個方麵對“三農”問題作深入調查、分析和研究；除發表論文以外，他們的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向高層領導提供谘詢報告和建議，通常都會得到國家決策層的高度重視。

 

這些谘詢報告和政策建議中，包含不同層次的問題，涵蓋糧食生產、農村發展、土地流轉機製、勞動力轉移、轉基因作物、農作物的效益比較、農業技術推廣體係等各個方麵，既涉及到大的政策問題，如體製機製問題，也關注到小的具體項目，如轉基因作物的種植效益與影響分析。

 

針對農業比較利益低而出現的撂荒問題，李家洋認為這也是中國科學院能夠有所作為的方麵，比如撂荒地的麵積、撂荒的時間、是否有進一步利用，都可以通過航空遙感進行準確的監測和跟蹤。

 

李家洋強調，農業比較效益和農產品附加值相對較低，這都是全球性的問題。農業還是一個需要政府長期投入扶持的領域，農業的最基本功能是提供人們生活的最基本保障。不管是糧食、蔬果、經濟作物，還是養殖業的畜禽漁產品，都是人們生活和生存的必要基礎，隻有在此基礎之上，才能擴展到較高附加值的各種農業加工品，再進一步提升到以生物原料為基礎的生物基工業產品，比如可降解塑料、生物質能源等。“國家在這方麵要有一個長遠明晰的戰略，從農業的基礎保障功能，一級級向上發展，這樣，在一個長遠明確的國家政策指導下，使與農業相關的各個層次的生產達到合理的平衡，保證各個方麵都能得到良好的比較效益，從而保障我國的糧食安全。”

 

 

全球糧價上漲隻是開始

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黃季焜專訪 作者：王卉

 

糧食危機正成為全球性的熱點話題。不久前，出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春季例會的各國財政部長宣稱，全球糧食短缺和食品價格飆升已成為比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和資本市場動蕩更為嚴重的威脅。近日，《科學時報》記者就全球的糧食危機問題采訪了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黃季焜。

 

《科學時報》：你怎麽看待此次全球糧荒和糧價上漲？

 

黃季焜：這次全球糧食價格上漲所凸現的糧食危機，對不同國家影響很不一樣。可以分幾類來說明：第一類，對那些貧困人口多、土地分配不均、很多農民沒有土地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這次糧價提高對他們會造成很大衝擊。但對於這些國家中有土地的生產者，糧價升高對提高他們的收入有正麵影響。對這些發展中國家影響比較大的因素還在於，他們沒有足夠實力去補貼消費者，從而會引發一些社會不穩定因素。

 

第二類，對發達的糧食出口國來說，消費者對此次價格提高不是很敏感，對農民生產、農民收入提高有很大的促進作用。由於糧食價格提高，美國等糧食出口國，土地利用率在提高，總體種植麵積在擴大，農民收入可因此提高。

 

第三類，像中國這類農村土地分配比較均衡的國家，從事農作物生產的所有農民都會從價格上漲中得到好處，但對消費者特別是對城市中低收入者將產生負麵影響。具體來說，我認為糧食等食品價格的提高會對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協調發展以及促進中國農業發展有好處，會促進農業生產的投入、提高農民種糧的積極性。

 

此次糧食等食品價格上漲，對不同國家的影響不同，但對全球農業的發展來說將會起到很大的積極促進作用。不管是對任何國家，都會提高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增加對農業的投入。

 

《科學時報》：我們在調查中了解到，在中國一些較富裕地區的農村，比如蘇南地區，雖然農民自己在工廠打工不再種地，但一些農民也因為糧價上漲而感到生活壓力上升。

 

黃季焜：是有些農民將承包地出租而自己在外地或本地打工，由於糧食等食品價格的提高，他們因此會感到生活壓力上升。但相比較而言，在外打工而出租土地的農民通常比留在農村務農的農民收入要高。中國99%以上的貧困人口在農村，而且大部分是務農的農民。糧食等農產品價格上漲，對還在務農的農民有很大的正麵影響。當然，從長遠發展來講，我認為未來在政策上應更多向這些真正在農村務農的農民傾斜。對於城市中低收入者以及一部分在外打工而收入又低的農民，應該給他們短期糧食和食品價格補貼。

 

《科學時報》：現在，中國的糧食自給率目標是90%，你怎麽看待糧食自給率問題？中國的糧食自給狀況安全嗎？

 

黃季焜：我認為糧食問題不能簡單籠統地談。糧食包含的內容很多，比如大豆等豆類作物，傳統上把它歸入糧食，但我認為應把它歸入油料作物，而不應把它當做糧食來看待、管理。如果把大豆去掉，主糧主要是水稻、小麥、玉米等穀類作物。以這幾種作物來說，對我國糧食安全或社會穩定起主要影響的是水稻和小麥，這是基本口糧。但我國水稻基本供需平衡，可以自給，而且在過去十幾年中有出口，雖然我們的出口也不多，大約是1%左右。同時，我國人均大米消費量已經開始下降，未來供需壓力不會太大。所以在水稻方麵還是比較安全。

 

以小麥來說，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平均每年要進口1000多萬噸，但現在我們基本上不用進口小麥，小麥的安全性可以說越來越高，其中的一個因素也在於，對於小麥的人均消費已經在不斷下降，需求不像以前那麽強，還是能滿足需求的。

 

對我國的糧食安全相對有較大影響的是玉米，玉米主要是作為飼料糧用於畜牧業生產。我們過去幾年曾經出口玉米，但隨著畜牧業的發展，玉米需求量不斷提高。從長遠來說，可能需要進口一部分作為彌補。

 

應該說，三大糧食作物的安全性是不斷提高的，或者說我們的糧食自給是不成問題的。唯一例外的是玉米，但它對社會安全的影響沒有水稻和小麥那麽重要，即使我們的玉米將逐漸地從出口轉向進口，也不至於影響到社會的穩定。

 

《科學時報》：有輿論認為，此次糧價上漲，主要是發展生物質能源惹的禍。對於生物質能源，雖然目前已經有不少反思，但看起來發展勢頭仍在繼續。你怎麽看待這個問題，這是否會擠占糧食生產空間而導致糧價繼續上漲？

 

黃季焜：我覺得糧食價格上漲隻是剛剛開始，並不是結束。過去，全球糧食價格上漲，往往是過上一年半載就會回到原位，但這次不一樣。

 

過去，糧食和其他農產品價格上漲主要有兩個因素：一個是受短期內某種因素影響，能源價格迅速上升，從而提高了農業生產成本，但經過一段時間，當這些影響因素消失後，能源價格就會下降；第二，由於災害天氣因素影響，使糧食生產受影響，導致短期內糧食價格提高，但災害天氣因素的影響是短期影響，今年是災害年，明年可能就是豐收年。

 

這一輪糧食等食品價格的上升與過去並不一樣。此次糧食等食品價格上漲主要是由於生物質能源發展和能源價格出現長期上漲趨勢所導致。從價格上漲的影響分析看，在過去一年全球糧食等食品價格上漲的諸因素中，能源價格提高對糧食等食品價格提高的直接影響占30%左右，它是通過影響農產品生產投入品價格提高來影響食品價格，對化肥、農藥、機械、電力等價格增長都起作用。生物質液體燃料能源的發展在過去一年對食品價格上漲的影響占40%左右，它不但提高了對農產品的需求，而且把農產品市場和能源市場緊密地聯係起來。以上二者合計對食品價格的影響為70%。除此之外，各個國家的貿易政策和商業部門、生產部門包括農民以及消費者的投機行為，對糧食等食品價格的影響占30%。

 

但從長遠看，貿易政策和投機行為是短期的，但能源價格不會再回到幾年前每桶30美元的價格，而是將保持在相當高的價位上運行。更為重要的是，生物質能源發展特別是生物質液體燃料的發展隻是剛剛開始，由於許多國家能源安全比糧食安全更為重要，都製定了大力發展生物質能源的規劃，因此未來農產品價格仍將上升。農產品價格的上升會給世界農業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同時也將給土地、水等資源的集約利用帶來巨大挑戰。

 

傳統中國的糧食安全 一個高水平的陷阱

作者：洪蔚

 

有人說二十四史就是一部災荒史，災害和饑荒的記載充盈其間。翻閱中國災荒史，久而久之又會感到中國的災荒史實際上反映的是一個民族在饑餓中艱難掙紮的生活史。

 

糧食安全是一個現實問題，更是一個演進了幾千年的曆史問題，在回顧中國糧食安全的曆史時，諸如自然災害、生態環境、人地矛盾、交通運輸、整飭吏治等與現實情況交疊的詞匯反複出現，增加了曆史研究的現實意義。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農業曆史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經濟曆史學者卜風賢指出，一個矛盾的局麵交織在幾千年的中國農業生產史上：長期領先世界的農業生產技術水平與糧食供需經常性失衡的兩極現象，使我國的傳統農業生產始終掙紮在安全與危機之間。

 

我國的農業技術曾經改變了歐洲農業生產

 

在卜風賢看來，我國高水平的農業生產技術是維護我國糧食安全的一種重要因素。傳統農業時代，中國單位麵積的糧食產量長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隋唐以前國家糧食生產能力持續上漲，完全能夠應對可能發生的饑荒，而且還可以供養更多的人口。

 

中國近2000年的傳統農業生產中，最大的技術進展是宋代以後在北方旱作農業技術體係基礎上確立的江南稻作農業技術體係。這是中國農業史上一個重大轉折，不但農作物產量得到大大提高，而且還進一步影響到中國傳統社會的轉型和變革，因此被稱為宋代江南農業革命。在此階段，中國傳統農業單產水平從春秋戰國時期的畝產90多市斤，上升到江南地區稻穀畝產量337市斤的高水平上。

 

盡管在考察我國糧食單產數字時，由於古代度量衡的變化，文獻資料中糧食產量的單位、田畝的計量單位存在實際數量的變動與差別，曆史學家們在確定具體產量數字時，產生較大的分歧和爭議。但我國古代的糧食生產水平與世界其他地方相比，依然具有明顯的優勢。單位麵積糧食產量長期居世界領先地位，以1950～1951年的水平計算，同為世界文明古國的印度穀物單產隻有當時中國的52％。

 

19世紀隨同英國使臣晉見清朝乾隆皇帝的喬治·斯當東對當時中國社會的諸多弊端都有批評，但在論及農業技術時還是稱讚有加。當中國宋代南方稻穀平均畝產量達到343市斤時，英國的農業生產水平仍然極為低下，混合作物畝產量約合畝產76市斤。17世紀後，中國農業技術的西傳才打開了歐洲農業革命的大門。歐洲的傳教士、科學家和商人從中國帶回了曲麵鐵犁壁的犁、種子條播機和中耕機等農具和中國的播種方法，催生了歐洲的農業機械化，徹底改變了幾個世紀以來歐洲農業生產水平的停滯局麵。

 

因此，卜風賢認為，傳統農業生產為古代社會提供的糧食數量在過去2000年時間裏不斷增加，農業生產不但是古代社會的經濟基礎，也是維持社會穩定的重要保障性因素，精耕細作的傳統農業生產技術體係對我國曆史饑荒的發生產生了積極的製約作用，“如果不是依賴於高水平的傳統農業技術，中國古代的災荒危害將會更加嚴重”。

 

自然條件：致命的局限

 

然而，高水平農業技術並沒有把中華民族從長久的饑餓中拯救出來，相反中華民族的持久性饑餓與高水平的農業技術同時並存於曆史時期，卜風賢稱之為中國農業史上的“高水平陷阱”。

 

在麵對“中國古代發達的農業為什麽沒有為古代的中國人提供足夠的食物？農業技術的進步為什麽不能遏製饑荒的發生？”這樣的質問時，自然地理環境的局限突現出來。

 

從氣候條件上看，我國農耕地區自然氣候條件對農業生產極為不利。在這一點上，曆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有相同的看法。我國糧食生產的節氣與自然條件往往不相符，春夏時期當北方需要雨水澆灌，南方作物需要光照的關口，而夏季風集中於南部沿海地區，致使北旱南澇；夏秋時節北方作物需要充足光照，南方作物需要充裕水分的時節，雨帶卻又推移到北方地區，往往出現北澇南旱的不利局麵。因而在傳統農業時期，自然災害的高風險性構成了對我國糧食安全的最大威脅。

 

綜觀2000年來中國糧食安全的曆史進程，饑餓並沒有隨著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有所緩解，甚至在發展到一定階段加劇了饑荒的範圍和程度，卜風賢認為：“中國曆史上災荒的發生危害隨著農業技術的進步而更加嚴重。”

 

我國盡管幅員遼闊，但可耕地麵積相對狹小，在糧食生產水平提高的同時，人口往往會隨之增長，卜風賢說：“解決人口增長與糧食產量之間同步異幅增長問題的有效途徑是擴大耕地麵積。”於是，“人地矛盾”這個很現實的字眼較早地出現在我國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中，也是傳統社會解決糧食安全的主要手段。

 

對我國的人口究竟什麽時候增長到1億的問題，爭議頗多，最早的說法是宋代，到了清代人口增加到3億～4億。為了適應人口日益增長的社會形勢並緩解由此帶來的人口壓力問題，從宋代起中國境內適宜農墾的土地基本得到開發墾殖，明清時期農業開發的範圍和幅度大大超過此前任何時期，山林湖沼悉數墾辟為農田，甚至開墾到了自然條件極其嚴酷的邊地、山穀、高寒地帶以及荒漠化地帶等此前荒無人跡或人跡罕至的地區。

 

到了清末，耕地麵積基本上達到16億畝，與現有耕地麵積18億畝十分接近，但耕地麵積的急劇增長並沒有緩解饑荒的壓力，相反“入清以後由於人口增殖過快，人口壓力劇增，糧食供應空前緊張。清代中國人均糧食占有量倒退到2000多年前春秋戰國時代的水平上，饑荒的頻繁發生已經呈現出不可避免的惡化趨勢”。

 

在耕地不足的情況下，曆代中國農民主要通過墾荒毀林擴大耕地麵積，這種現象早在2000年前就已經存在，漢代中後期因為大量森林被墾辟為農田，以至於政府再也無力像漢朝中前期那樣給無地流民發放公有林地和皇家園林。此後的農業資源開發逐漸向邊荒地帶擴展，為了生存人們不得不進入自然條件異常嚴酷的高寒地區和山穀地區繼續拓展生活空間，脆弱的生態環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壞，水土流失、土壤沙漠化等環境災害因此日漸加劇。

 

據統計，公元1世紀至9世紀，每百年旱災的發生頻次都在100次以內徘徊，到了17～19世紀增加到300～500次。在傳統農業的後期階段人口壓力達到鼎盛狀態，因為技術進步而增加的糧食產量在不長的時間內被大量人口消耗殆盡，於是饑荒以更大的規模、更頻繁的次數發生。

 

農民的貧困加劇了危機

 

每年春季，古代帝王都要舉行儀式，象征性地親自耕種。經濟曆史學家李根蟠認為，無論從這種儀式的舉行，還是從實際措施上看，中國曆代政權對糧食安全問題是相當重視的，而且有一係列製度對糧食安全進行保障。從土地政策上說，漢代早期，政府曾給無業流民發放林地，供其耕種、安居；從經費支持上說，很多朝代都有減免賦稅的政策，並發放貸款給農民購買耕牛、種子等農用品；從技術上說，政府組織編寫圖書推廣農業技術，發展水利等，從土地到資金到技術，都推出了保障糧食安全的措施。特別難得的是，在傳統自然經濟的時代，政府就開始有意識地對糧食市場進行調節和幹預。在豐年，以平價收購糧食進行儲備，到荒年以較低的價格出售給農民，以平抑危機。

 

由於我國農業受自然條件製約，災荒頻繁，糧食供需間的平衡相對脆弱，因此，古代中國很早就重視糧食的儲備，從中央倉庫到地方各糧食倉庫形成了一套嚴格的糧食儲備製度，以應對糧食危機。

 

與很多研究當今糧食安全的學者的看法一致，“我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很大程度上是農民問題。”李根蟠認為，“在我國古代也是如此。”除了由於自然條件導致的年度和區域間糧食分配的不均衡外，人為的因素導致的人際間糧食分配不平衡，也加劇了我國糧食安全的脆弱性。

 

據卜風賢統計，在傳統社會中自耕農的賦稅等各種負擔占總收入的30%～50%，而佃農的各種負擔則占到了總收入的50%～70%。1922～1925年，金陵大學開展了一次對全國6省11縣區13個調查點2370家普通農戶的調查，結論是中國農民的生活程度事實上已低到極限。在這種極限的生存條件下，我國大多數人口在應對糧食的階段性危機時，顯得相當無力。

 

“盡管我國曆代保障糧食安全的根本製度還是不錯的，但傳統中國的吏治一直是一個不可靠的因素。”李根蟠說，“吏治的腐敗往往使好的政策未必能很好地實施下去。”

 

此外，運輸一直是我國應對糧食危機的一個瓶頸。卜風賢認為，交通不便常常導致災情加劇，甚至通過饑荒災情的放大效應而威脅封建政權的穩定性。



糧食危機來了！中國怎麽辦？
      時寒冰
 
    在對諸如“石油危機”、“金融危機”耳熟能詳的時代，糧食危機很多年沒有人提起了，但是，糧食危機卻真真切切地到來，而且，來的是那麽的突然和凶猛。
    4月11日，聯合國糧農組織警告稱，糧食騷亂已經在數個非洲國家、印尼、菲律賓以及海地等國家發生，如果全球糧食大國不采取有力的措施抑製糧食價格，發展中國家最近出現的“糧食騷亂”有可能進一步蔓延。聯合國糧農組織指出，37個國家麵臨糧食危機。這一警告與世行報告不謀而合。世界銀行發布警告稱，由於糧食和能源價格達到連續6年來的最高點，墨西哥、也門等33個國家可能麵臨“社會動蕩”。這些國家有的是已經存在大量饑民，有的是因為糧價過高導致大量新的饑民出現。
    據統計，世界主要糧食價格自2005年來已上漲80%。今年3月，大米價格達到19年來最高，小麥價格創下28年來最高。僅今年頭兩個月，世界糧食價格就上漲了9%。與現實糧價更可怕的是各種因素對糧食進一步上漲預期的強化。
    第一，減產。隨著全球氣候變暖，災害性天氣不斷出現，導致整個世界農產品總產量在下降。
    第二，限製出口。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對糧食出口采取限製性措施。有的國家降低出口退稅或加征出口關稅，有的國家削減出口量，有的國家提高出口糧食價格（如印度將出口大米的最低價格大幅調高近五成），有的國家幹脆直接停止糧食出口，這導致國際糧食貿易量迅速下降，加劇了糧食供應的緊張局勢。
    第三，糧食庫存減少。全球糧食儲備已降到曆史最低點。以大米為例，美國農業部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全球大米庫存量已跌至7520萬噸，創下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最低點，僅為本世紀初的一半。
    第四，乙醇燃料。大量糧食用於製造乙醇燃料是導致糧價飛漲的一個重要因素。美國預計2008年將耗費大約1.3億噸玉米生產乙醇燃料，這相當於全美國玉米產量的一半。印度已有9個州和3個地區下令使用調和5％乙醇的汽油。菲律賓政府通過法案，計劃用生物乙醇逐漸替代汽油作為交通運輸燃料。泰國能源部也決定從2008年起，在銷售的91號汽油中摻入10％乙醇。全球為了防止能源危機，卻陷入了一個更大更危險的危機——糧食危機之中。
    第五，糧食生產成本的大幅提高。以化肥為例，近5年來，隨著國際油價不斷攀升，國際化肥價格已經上漲了近兩倍，這直接導致了農業生產成本的增加。
    在全球糧食減產的時候，中國非常幸運地實現了糧食連續四年豐收，供需基本平衡。但是，我國糧價同樣經曆了一個快速上漲的過程。國家統計局對全國200個農產品主產縣集貿市場農產品價格的調查結果顯示：2008年1-2月份糧食價格繼續維持上漲態勢，其中大豆、玉米和小麥價格同比漲幅較大，分別為41.6%、14.4%和8.8%。主要原因是：
    其一，工業化、城鎮化步伐加快，房地產等行業急劇擴張，蠶食耕地，導致耕地麵積減少。其二，在工業化、城鎮化發展過程中，我國不斷向工業領域轉移農業資料，導致剪刀差（指在工農業產品的比價中，工業品價格偏高，農產品價格偏低，從而在兩者之間形成一個不合理的價格差距）擴大，農民種糧積極性受到影響。在一些地方，農民紛紛進城打工，導致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迅速減少，在不少地方，農業生產落在了老弱婦孺身上，他們既無精力，又舍不得投入，導致農業生產效率低下，甚至出現了大麵積的農田因無人耕種而荒蕪的現象。
    因此，我國雖然沒有遭遇糧食危機，但隱患並不少。尤其是去年，由於糧食價格大漲，一些糧庫無視有關法規的規定，擅自出售儲備糧以賺取差價，原本想著高價出售，等價格下跌再“補倉”，但沒有想到糧價一路上漲，使得一些糧庫甚至發生了售空儲備糧的情況。而有的糧庫幹脆就虛報儲備糧，以騙取國家每噸74元的糧食保管費。因此，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指出：“有人向我反映，國家糧庫存在虛報現象，至少有兩個地方糧庫是空的。下麵到底存了多少糧食，建議國家好好查一查！”媒體調查的結果印證了袁隆平院士的擔憂：有的糧庫“去年秋天就已清倉了，沒有一粒糧食”。
   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也是最大的糧食消費國，一旦缺糧後果不堪設想。目前世界糧食年貿易量僅為2億噸，中國倘若大量缺糧根本無法通過國際市場達到滿足。因此，在全球糧食危機日益加劇的情況下，中國必須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及時做好準備。
    首先，應該繼續加大對農業的扶持力度。這種扶持必須是具體的，且必須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唯有此，扶持性政策才能真正得到落實。
    長期以來，我國對工業的重視超過農業，由此，導致農業資源不斷向工業轉移，資本和勞動力也跟著撤離農業向工業領域轉移，從而，造成農業生產發展緩慢。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當中國2001年加入WTO的時候，我國的糧價普遍低於國際糧價，當時的朱鎔基總理非常擔憂入世對我國農業造成衝擊。而在目前，中國的糧食價格是全世界最低的，國際市場小麥和大米的價格是中國的2到3倍。這正是農民利益為工業發展讓步的結果。
    現在應盡快改變這一局麵。最起碼應該加大對農業的補貼力度。2007年，是我國對農業補貼力度最大的一年，但種糧農民平均每畝地也隻是得到27元補貼。與美歐諸國政府對農業的補貼力度相比，可謂天壤之別。比如，英、法等國的農民每年可獲得到5000美元的直接補貼——每位農民每年可獲得補貼的上限為30萬美元，美國每位農民每年可獲得的補貼上限現在更是高達36萬美元。去年12月，美國參議院又批準了一項高達2860億美元的農業法案，對國內農業生產者提供補貼。除了加大直接補貼，我國還應加大可以間接讓農民受益的補貼。比如，對化肥等農業生產資料企業減稅，降低農用生產資料價格；政府加大農業科技投入，培育並低價向農民提供良種等。
    其次，應積極推動農業集約化生產。在糧食危機日益逼近的今天，包產到戶的傳統經營模式所暴露出來的效率低下問題日益突出。倘若不盡快扭轉，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糧食供應緊張狀態可能加劇。應借鑒西方國家的經驗，盡快在條件成熟地區推廣集約化生產，發展現代化農業，通過提高生產效率、提高單位麵積產量的方法來增加糧食供應總量。目前，我國部分農村地區已經具備了集約化生產的條件。比如，由於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一些地方出現地多人少甚至大量土地荒蕪趨勢，農村土地流轉也呈現規模化、加速化、多樣化的趨勢，為農業生產向集約化、現代化過渡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事實上，一些地方已經開始步入農業集約化生產階段。
    政府還應加大對農村金融的支持力度，鼓勵農民在農業生產方麵加大投入。同時，還應該徹查糧食儲備情況，對於虛報糧食儲備量，或擅自拋售儲備糧的行為應嚴厲處罰，以防止部分糧庫空虛損害國家的糧食安全，造成糧價的劇烈波動。另外，還應該采取更加嚴厲的措施控製糧食出口。由於我國糧價低於國際糧價，一些企業或個人未來牟取私利，瘋狂出口糧食。海關總署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07年1至10月份，我國小麥出口量竟然是進口數量的23.46倍！這也是造成我國在糧食豐收的情況下價格扶搖直上的重要原因之一。
    全球性的糧食危機正在逼近中國，一旦中國糧食因自然災害而減少，龐大的需求將把國際糧價推高到難以想象的地步。因此，盡快采取措施，全麵預防、應對糧食危機，不僅是確保我國糧食安全的需要，也是展示對國際糧價穩定負責的大國形象的需要。



 中國的糧食安全能建在別國的土地上嗎?

作者：遼河魚


農業部官員近日表示，政府部門目前正在探討農業“走出去”的鼓勵政策。業內人士認為，扶持農業企業走出去“租地種糧”甚至“買地種糧”，是加強中國糧食安全的有效途徑。
今年一季度以來，國際糧價平均上漲了16.5%，特別是大米，成了這輪糧食漲價中的領頭羊，兩個月價格暴漲75%，很多老百姓心裏都有這樣一個疑問：糧食危機離我們有多遠？

我咋晚看了央視經濟聯播介紹,黑龍江農場農民因種地虧本,以有地荒在那裏,四川也嚴重存在這種問題,想想看,本國的土地都不種,跑到外國去種,太可笑了.

去國外"租地種糧"也好,"買地種糧"也罷,可這是我們最終保證糧食安全的最佳辦法嗎?筆者自認為這是一個很天真很浪漫的想法,是畫餅充饑,空中樓閣.就算外國的土地再便宜,加上人工.農藥化肥,運費,不知大米運到了國內,有幾個家庭能買得起吃?不要忘了去年,國際大米還沒有上漲,國內大米價格低的農民已到了賠錢的地步.而日本大米進來後,卻買到了近百元一公斤,是國內大米的近四十倍.如果在這全世界糧食狂漲的情況下,誰能保證種完大米,運到國內不比日本米價高?掂量一下,每個普通老百姓掙的幾個小錢,別的全不負擔,吃起米飯來,都要粒粒計較了.

農業部鼓勵企業去國外種地,不知這可行的 利率能有多少?我想不明白,糧價狂漲,外國人就不知道嗎?人家的土地就不會自己種嗎?鈔票誰不會賺?難道就非要等我們去賺?真是傻瓜外國人?

讓中國會吃飯的人都不理解,我們一邊在尋找自己的糧食安全,而另一邊的糧食公司卻在大肆的出口大米,從中攝取暴利,與自己的糧食安全政策背道而馳.這樣,怎能保證我們的糧食安全?難道我們還要在出口大米後,再用高價進口日本的大米,才能保障我們自己的糧食安全不成?誰能理解,請告訴我.

媒體都在高喊,國際糧價上漲,讓很多國家告別了廉價糧食的時代.我的家鄉,遼寧省盤錦市是一個出產優質大米的地方,可當地糧農大多因為糧價低,而難以承受種糧的壓力,而不得不另尋它法謀求生活.現在,有哪個農民敢站出來說:自己種了幾畝薄田,能維持自家一年正常的開支?能保證孩子的學費不愁不借?能做到生病住院輕鬆無負擔?要是能這樣,糧食的安全還用去國外建立嗎?

有一個關鍵問題,筆者一直在苦苦的尋覓,在糧價瘋狂上漲的今天,可我們種地的農民為什麽卻賺不到錢呢?

國家鼓勵企業去國外種糧,來保證國內的糧食安全.同時,也在讓一些企業占地蓋樓建廠房,有哪個地方的官員考慮了國家的糧食安全?他們隻關心自己的政績和GDP的增長幅長.

這些年,我們有多少良田變成了開發區?別墅區?高爾夫球場?難道我們以後能吃螺絲釘.混凝土來維持生命嗎?

因為種地不賺錢,農民大多都出去打工謀生,土地閑置,或低價租包.可我們現在卻要到國外去租地種糧,真是莫大的諷刺笑話.

還有一點,一個企業利益的行為到國外種糧,運回國內與糧食的進口有何區別?要是發生世界性的糧荒,土地出租國頒布限製糧食出口令,我們還有什麽好招法?

說白了,靠誰也不如靠自己,現在急需要做的是,取消一切利益集團的壟斷權力,禁止糧食出口.在全國範圍內禁止一切的占用耕地進行企業廠房及商品房開發項目.還利於農民,增加對種田的優惠政策,隻有這樣,才能做到糧價不受國際的影響,確保我國糧食安全的穩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