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a：1/27號，紐約時報登了“Waving Goodbye to Hegemony”by Parag Khana 的簡介，很短，本壇有過報道，是孟季黎先生翻譯的。今天把吳萬偉先生翻譯的全文登出，很長。讀了全文後，才覺得是一篇很有見解和理智的分析文章，算經典吧，要不紐約時報登他幹嗎。
未來世界的三足鼎立，作者認為是建立在三種不同風格的世界觀，這很有意思： 美國的盟友、歐盟的共識和中國的協商風格。當巨頭的依據是財富和人口。作者忽略了手下敗將的蘇聯。崛起的蘇聯，用上【共識】世界觀拉攏的謀略，還能恢複昔日的威風。未來的三巨頭，對於第二世界的態度，是謙恭和拉攏，美國須要改變世界警察的麵貌。奧巴馬如果勝出並連任，有穆斯林血統的他，會在中東大有作為，以色列就不好過了，你會看好奧先生嗎？。
告別霸權
帕拉格-卡納 著 吳萬偉 譯
現在打開電視，如果你認為回到了1999年，這是可以被原諒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在爭吵在哪裏幹預、如何幹預，要單獨行動還是和盟友一起行動，以及美國應該領導一個什麽樣的世界。民主黨人相信他們能抓住重新啟動的按鈕，共和黨人認為靠行為得勝的道德主義（muscular moralism）才是正道。就好像二十一世紀的最初
十年根本就不存在一樣，就好像曆史本身就沒有發生。但是世界的力量分配已經在布什總統的兩個任期中發生了根本的改變，這些變化部分因為他的政策，但即使沒有這些政策，出現的變化對我們意義更大。理解飛快變化的曆史的最好辦法或許是預測一下未來的情景。
假設我們來到2016年，希拉裏·克林頓或者約翰·麥凱恩或者巴拉克·奧巴馬政府即將進入第二任期的終結。美國已經從伊拉克撤軍，但是在獨立的庫爾德斯坦國駐紮了兩萬軍人，戰艦停泊在巴林，空軍留在卡塔爾。阿富汗局勢穩定，伊朗擁有了核武器。中國統一了台灣，一直穩定地增加在從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口到阿拉伯海的太平洋沿岸的軍事存在。歐盟已經擴展到超過三十個國家，安全擁有從北非、俄國、裏海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以及相當量的核能。美國的世界地位持續下降。
為什麽？難道我們不應該重新連接聯合國，重新向世界保證美國能夠而且應該領導世界獲得集體的安全和繁榮嗎？實際上，美國形象的改善可能出現，也可能不出現，但是不管怎樣，意義已經不大。賴斯曾經說過美國沒有“永遠的敵人”，但是它也沒有永遠的朋友。許多人認為美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是美國全球帝國主義的象征，實際上是帝國過度擴張的跡象。每一次冒險都在削弱美國的武裝力量，每一次力量的出擊都驚醒恐怖分子網絡形式的抵抗，叛亂團體和諸如自殺式炸彈襲擊那樣的“非對稱”武器。美國獨霸天下的時代激發了外交和經濟上的聯合行動，要創建另外一個世界秩序來製約美國欺負他人。這個新的世界秩序已經到來，克林頓或者麥凱恩或者奧巴馬對於這個趨勢顯得無能為力。
地緣政治市場
從最好處說，美國單極世界持續整個1990年代，但是那十年也是漂浮不定的十年。後冷戰的“和平紅利”從來沒有變成美國領導下的全球自由秩序。所以現在我們不是在控製世界，而是在地緣政治市場裏和世界的其他超級強國如歐盟和中國競爭，否則就失敗。這是二十一世紀的地緣政治：新三巨頭。三巨頭不是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Gazprom.gov）領導下的人口越來越少的俄羅斯，也不是陷入內部紛爭的、動蕩的伊斯蘭，也不是無論從發展水平還是戰略胃口都落後中國幾十年的印度。三巨頭製訂規則，製訂他們自己的規則，但是沒有任何一方能夠占主導地位。其他國家隻剩下在這個後美國時代尋找靠山的份兒。
我們越多地認識到美國人、歐洲人和中國人的世界觀的區別，我們就越清楚地看到新的世界遊戲的全球籌碼。從前歐洲列強之間的力量平衡時代是在共同的文化之間進行的。冷戰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東西方”鬥爭，它基本上仍然是在歐洲上方的爭奪。我們現在擁有的是曆史上第一次全球性的，多種文明的，多極化的鬥爭。
在歐洲的首都布魯塞爾，技術官僚、戰略家和立法者越來越多地看到他們作為美國和中國全球平衡者的角色。歐洲議會德國議員約勾·查茨馬卡基斯（Jorgo Chatzimarkakis）稱為“歐洲愛國主義”。歐洲人兩麵不得罪，如果他們做得好，可以撈取很多好處。這個趨勢比自稱“美國朋友”的法國總統薩科齊和曾經拜訪克勞福德農場（Crawford ranch）的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現出來的親熱趨勢更長久。指出歐洲仍然缺乏共同的軍隊或許讓美國保守派感到安慰，唯一的問題是它根本不需要這樣的軍隊。歐洲人使用情報和警察就可以震懾極端伊斯蘭分子，使用社會政策融和倔強不聽話的穆斯林人口，用經濟力量融合從前的蘇聯加盟共和國並逐漸使俄國順從。每年歐洲在土耳其的投資在增加，讓它更加緊密地和歐盟聯係在一起，即使它從來不是歐盟成員。每年一條新輸油管線從利比亞，阿爾及利亞、阿塞拜疆到歐洲。有哪個其他超級強權能夠平均每年增加一個新成員，還有其他國家排隊等候加入？
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說過著名的話，說美國來自戰神火星（Mars），歐洲來自愛神金星（Venus），但是實際上，歐洲更像攜帶大錢包的信使水星（Mercury）。歐盟的市場是世界上最大的，歐洲人的技術越來越確定全球標準，歐洲國家給予最多的發展援助。如果美國和中國打起來，世界的財富將被安全地投資在歐洲人的銀行裏。許多美國人嘲笑歐洲人使用歐元，宣稱它是求之過急的冒進做法，可能導致歐洲項目的崩潰。但是今天，波斯灣的石油出口商已經在把他們的貨幣多樣化，擁有歐元，伊朗總統內賈德提議歐佩克不再用“沒有價值”的美元定價。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直接建議使用歐元。國會顯示它的保護主義者顏色，通過2006年實際上封鎖迪拜港口的法律並沒有多大幫助。倫敦再次作為世界的經濟資本股票上市中心。中國的新國家投資基金企圖把它的主要西方辦公處放在倫敦而不是紐約，這並不讓人吃驚。與此同時，美國的全球外匯儲備的份額下降到65%。巴西名模吉塞爾·邦辰（Gisele Bündchen）要求用歐元支付，而歌手傑斯（Jay-Z）在最近的專輯中沉浸在500歐元的鈔票中。美國的軟實力即使在國內也陷入衰退。
歐洲影響的增加是以損害美國的利益為代價的。盡管美國在摸索著建國的措施，歐洲花費它的錢和政治資本在網羅周邊國家到自己的軌道上。世界許多貧窮的地區已經認識到他們需要歐洲夢，而不是美國夢。非洲渴望像歐盟一樣建立非洲聯盟，我們沒有提供相應的東西。中東的激進分子希望歐洲那樣的議會民主，不是美國那樣的總統強勢統治。“9·11”之後我們拒絕的許多外國學生現在到了柏林和倫敦：在歐洲學習的中國人是在美國學習的中國人的兩倍多，我們沒有教育他們，所以我們沒有像過去幾十年那樣獲得他們的智慧頭腦和忠誠。更廣泛的內容是，美國控製的傳統機構是沒有多少人羨慕的，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而歐洲則非常老練地仿照老式機構獨自建造新的複雜的機構。美國即使在首腦會議上試圖控製局麵的時候也遇到困難。想想命運不濟的美國自由貿易區吧。更不要說美國甚至沒有得到邀請的機構，比如作為美國的亞太經合組織的回答的新東亞共同體。
東亞共同體隻是其中一個例子，說明中國在因為中東的動蕩而無暇他顧的美國眼皮下，忙著重新恢複它在世界上的“中央王國”的地位。在美國自己的半球，從加拿大到古巴到查韋斯的委內瑞拉，中國已經獲得巨大資源和投資貿易。中國在全球範圍內部署成千上萬自己的工程師，援助工人，大壩建設者和隱蔽的軍事人員。在非洲，中國不僅獲得能源供應，它也在經濟領域進行重大的戰略投資。整個世界都在支持中國的大幅增加的GDP貿易份額所顯示的異常崛起，中國出口武器的速度讓人想起蘇聯在冷戰時期的行為，要困住美國，同時填補任何可以發現的力量真空。美國現在認為的世界上的任何一個流氓國家現在都和中國保持外交的、經濟的和戰略的生命線關係，伊朗是最著名的例子。
不用發一槍，中國在它的南邊和西邊勢力範圍內做了歐洲人在東邊和南邊獲得的事情。在散居東亞迅速發展的經濟體內的3500萬強大的華人支持下，一個大中華經濟共榮圈已經出現。像歐洲人一樣，亞洲人也絕緣於美國的經濟動蕩。在日本人的資助下，他們計劃開展自己的區域貨幣基金組織，中國已經降低了關稅增加對於東南亞鄰居的貸款。在已經超過了和太平洋貿易的印度、日本、澳大利亞三角內的貿易中，中國位於中心。
與此同時，一些亞洲安全和外交機構也正在從內到外地建立，結果造成美國對於太平洋沿岸的控製開始鬆動，一次一個小指頭。從泰國到印度尼西亞到韓國，沒有一個國家不管是不是美國的朋友，希望政治上的緊張關係打破經濟發展的勢頭。在西方人看來，這是一個讓人奇怪的現象：弱小的亞洲國家本來應該抗衡日益強大的中國的，現在卻越來越多地出於亞洲文化的自豪感和對曆史和文化上中國占統治地位的現實的理解而站在中國一邊。在位於中亞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所謂的“斯坦”國，中國是個重量級選手，它昭示的命運推動漢人開拓者西進，同時吸引落後的小國如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以及石油豐富的哈薩克斯坦進入它的軌道。上海合作組織把這些中亞強人和中國、俄羅斯聯合起來，最終可能成為“東方的北約”。
三巨頭最終是“朋友加敵人”關係。二十一世紀的地緣政治一點都不像奧威爾的《1984》，不是三大世界強國大洋國（Oceania）歐亞國（Eurasia）和東亞國（Eastasia),我們擁有的是三個半球的泛區域組織，分別由美國、歐洲和中國主宰的經度區域組成。20世紀初歐洲的地緣政治學者就認識到，因為垂直組織的區域包含所有的全年氣候帶，每個大區都可以是自給自足的，因而建立一個力量基地，從這裏再插足別人的領地。但是在全球化的日益縮小的世界，沒有哪個地理學原則是不可違背的。所以在很多不同的方式下，不管是公然的還是用雷達的方式，中國和歐洲都要插手美國的後院，美國和中國要在歐洲南方領地爭奪非洲的資源，美國和歐洲將從中國日益增大的影響力範圍內的經濟迅速發展的國家中尋求利益。全球化是選擇的武器。主要的戰場是我所說的“第二世界。”
搖擺國家
有很多的數據來證明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我們的軍事開支，我們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等等。但是數據有很多種，還有眾多的趨勢。為了準確地了解美國在全球的力量是多麽快地衰落，我在過去兩年裏走訪了40多個國家，遍布全球最具有
戰略地位的五個區，也就是第二世界國家。它們不是全球經濟核心的第一世界，也不是位於邊緣的第三世界。位於三巨頭旁邊或者中間的這些第二世界國家是搖擺國家，他們將決定哪個超級大國在未來一代的地緣政治中占上風。從委內瑞拉到越南到摩洛哥到馬來西亞，全球事務的新現實是：贏得所有盟友和影響的方法不是一個，而是三個：美國的盟友(就像“誌願者同盟”)、歐洲的共識和中國的協商風格。地緣政治市場將決定誰將領導二十一世紀。
東歐，中亞，南美，中東，東南亞的主要第二世界國家不僅僅是“新生的市場”。如果你把中國包括進來，它們掌握著世界外匯儲備的大部分，他們的消費能力使它們成為全球經濟最重要的新消費者市場，因而也是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它們不是要替代美國，但也不依靠美國。 I.P.O.的從所謂的金磚四國（BRIC）巴西，俄國，印度，中國就占據2007年年度增長量的39%，這隻是一個指標顯示在團體金融中第二世界國家的增加的重要性，即使把中國排除在外。當印度的塔塔公司（Tata）要競爭購買英國捷豹（Jaguar）, 你就知道力量的風景發生了變化。第二世界國家也在迅速成為爭奪石油，木材，機械製造，服務，航空和基礎設施的中心，所有這些在地緣政治市場上把他們的忠誠放在抓住三巨頭中的任何一個，而且越來越多地同時對他們中的所有人。第二世界國家不會被征服，在網絡力量的時代，它們決不會僅僅充當出口市場。相反，它們是三巨頭必須大量投資的地方，三巨頭必須在這些地方重新部署生產性的資產以便維持影響力。
在第二世界旅行的時候，我了解到國家不是統一的整體，而是有眾多極端的，常常不相聯係的部分，其中有些內容正在進入第一世界的道路上，而其他的，更大的部分可能仍然在第三世界。我納悶全球化是否加速這些國家變得更加破碎化的過程，以及擔心政府是否能加大力量建立中央控製。每個第二國家好像都表現出擁有在國內和鄰居壓力下的裂縫人格。我認識到要弄清楚第二世界，有必要從內到外評估每個國家。
第二世界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區別在於它們的潛力：他們有可能利用有價值的商品，有魅力的領袖和慷慨的資助者。所有的第二世界國家都有自身的重要性，不管是它的經濟，戰略，或者外交力量，還是它決定轉向美國，歐盟還是中國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影響該地區其他國家要做的決定。美國與印度的核交易是否讓巴基斯坦更深刻地依賴中國？下一波的阿拉伯君主是傾向東方還是西方？第二世界將像超級大國自己一樣影響世界的力量平衡。
要探索第二世界的典型，我們應該從最艱難的例子俄羅斯開始。它顯然獲得了穩定，在克裏姆林宮和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金融寡頭統治下重新複興,但為什麽說俄羅斯不是超級大國而是最終的第二世界搖擺國家呢？不管它多麽厲害地顯示實力，俄羅斯也在衰落中。它的人口下降趨勢是每年減少五十萬人，意味著到了2025年左右它比土耳其的人口多不了多少。這樣的人口分散在這麽廣袤的土地上簡直就不像一個國家了。如今在俄國旅行，你將發現，就像在蘇維埃時期一個城市又一個城市崩潰瓦解了,沒有供熱係統的公寓街區，被忽略的老年人隨著它們和莫斯科的距離越遠越遠，它們對於國家的價值也越來越小。蘇聯時代強迫到西伯利亞移民現在被誌願顛倒過來了，孩子們向西到更容易忍受的更現代的地方。填補這些人留下的真空的是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他們實際上攫奪、侵吞或者公然購買和吞並俄羅斯遠東地區的木材和其他自然資源。在冷戰時期就有玩笑說“中國和芬蘭邊界之間沒有動蕩”，這個預言似乎離實現已經很近了。
俄羅斯失去它的西方衛星國幾乎已經二十年了，歐洲盡管因為依賴俄羅斯的石油，而在外交上受到欺負，但它們實際上在開始購買俄羅斯的長期計劃,俄羅斯的經濟仍然和法國的規模差不多。歐洲從北非得到的天然氣越多，從阿塞拜疆得到石油越多，對於俄羅斯的依賴就越少。歐洲一直握著杠杆成為俄羅斯的最大投資者，歐洲重建和開發銀行提供了貸款種類幫助從下麵建立另外的，不那麽腐敗的私有經濟，而倫敦和柏林歡迎俄羅斯的億萬富翁如鮑裏斯貝瑞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等人公開和普京作對。歐盟和美國還資助和訓練好戰的第二世界波羅的海國家和和巴爾幹國家的聯盟，他們的積極分子鼓動從白俄羅斯到烏茲別克斯坦的革命。私下裏有些歐盟官員說吞並俄羅斯是切實可行的策略，成功隻是時間問題。在未來的十年，不是恢複蘇聯時代的輝煌，俄羅斯不得不決定是希望作為資產與歐洲和平共處，還是成為中國的石油桶。
土耳其也是第二世界在地緣政治真理的關鍵時刻發揮作用的典範。在冷戰時期北約是和土耳其聯係的主要工具，它是蘇聯西南邊界上的西方監聽站。但是隨著土耳其往後退縮來避免歐盟公然的拒絕，它在2003年拒絕讓美國人使用土耳其領土作為進攻伊拉克的起點標誌著離開美國的轉折點。位於安卡拉的土耳其戰略分析家告訴我“美國總是說它站在我們一邊向歐盟遊說，但是結果讓歐盟更加嚴厲。我們不再需要那樣的幫助了。”
當然，土耳其的自豪感包含和歐盟的標準發生衝突的主動出擊的新奧斯曼主義的因素，但是這可能最終成為歐洲人的武器把穩定帶給敘利亞，伊拉克和伊朗，所有這些國家都是歐洲通過土耳其而有效地接壤的。道路是通向權力的捷徑，正如我幾年前開破舊的大眾汽車穿越土耳其時了解到的。土耳其的大工程師們已經開鑿隧道, 建造了大橋，修建了國家廣大東部地區的道路,使它能夠麵對阿拉伯和波斯世界不管是從軍事上還是從經濟上，就像土耳其商人既和西方做生意又和東方做生意一樣。已經開始的歐洲土耳其聯合項目已經導致出現了巴庫-提比裏斯-契汗石油管線，連接性的鐵路線和高速公路計劃要支撐歐洲人的影響一直延伸到土耳其位於石油豐富的裏海的兄弟般的朋友阿塞拜疆。
隻要看一眼伊斯坦布爾的閃閃發光的空中輪廓線就可以認識到即使土耳其從來也不會成為歐盟的成員，它也會變得越來越歐洲化。土耳其接收了超過200億美元的外國投資，每年有兩千萬的遊客，其中絕大部分來自歐盟成員。土耳其住在國外的人的90%生活在西歐，每年通過匯款和投資向國內輸入10億美元。這些資本通過新建設企業，地毯工廠和學校的形式促進向東邊延伸生長和發展。隨著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一年前加入歐盟，土耳其現在實際上已經和歐盟接壤（除了和希臘的狹隘邊界外），標誌著土耳其已經成為歐洲超級大國的一部分。
西方外交官熟悉俄羅斯和土耳其的悠久曆史，不管是多麽戲劇性和動蕩。但是“斯坦”國又如何呢？這些資源豐富，由極權統治的內陸國？自從這些國家從蘇聯的崩潰中獲得獨立後，中國就穩定地取代俄羅斯成為它們的新恩主。在上海合作組織的旗幟下進行的貿易，石油管線和軍事演習使得它成為該地區的新組織角色，使得美國努力要維持在這個地區的少量的軍事基地。(在中國和俄羅斯的吩咐下，烏茲別克斯坦在2005年迫使美國離開喀什-迦拿巴（Karshi Khanabad）基地後，美國隻能過分依賴阿富汗) 在爭奪具有戰略地位和能源豐富的斯坦國的鬥爭中，價值觀並非重要因素。中國購買更多的哈薩克石油，美國爭奪防禦合同,而歐洲則提供了連續的投資和保持一定距離給予納紮爾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總統他渴望的高貴地位的承認。哈薩克斯坦認為它自己是任何一方的“戰略夥伴”，但是把這告訴給三巨頭，這些大國給政府官員行賄以取消其他人簽訂的合同，通過協議工人相互刺探情報，所有這些都是以防止其他人獲得對傳說中的歐亞大國心髒地帶的控製。
外國人不辭辛苦要和納紮爾巴耶夫保持良好關係的一個例子是包括意大利埃尼（ENI） 和美國埃克森（Exxon）在內的西方能源巨頭當前和哈薩克斯坦國家石油公司就裏海的巨大油田的開發而進行的談判。當前，該財團籌集了至少40億美元，除了大量移交股份來補償推遲勘探和生產的損失外，哈薩克斯坦並不滿意。哈薩克斯坦以及同樣具有戰略意義但是更加不可預測的鄰居烏茲別克斯坦的教訓是第二世界可能是多麽變幻莫測。它們心血來潮的親疏組合變化讓人頭疼，並造成各個方向的連鎖反應。因為注意力被轉移或者缺乏足夠的地麵人員可能造成新一輪爭奪遊戲的成功或者失敗。
三巨頭互動不僅僅是在遠方的爭奪，美國要確保指導世界其他地方事務的能力。全球化已經把地緣政治市場直接帶到了美國的後院，在此過程中迅速破壞了兩百年之久的門羅主義傳統。實際上，美國隻是當它的南邊鄰居缺乏自己的視野的情況下才能控製拉美。現在它們至少有兩個非美國人的挑戰者：中國和查韋斯。從前讓南美從西班牙統治下獲得獨立的人是西蒙玻利瓦爾（Simón Bolívar）,今天是新近重新命名的委內瑞拉玻利瓦爾共和國激勵了整個大洲按自己的方式踏入全球力量平衡的遊戲中。該國滑稽的上校查韋斯（Hugo Chávez）可能在未來幾十年繼續掌握政權，或者被手槍幹掉，但是不管如何，他和美國叫板而且贏了，這改變了西半球北南關係的法則。他讓南美洲的左派分子領袖更大膽，並提供資金，幫助阿根廷和其他國家歸還貸款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攆走，資助整個大洲的石油，奶牛小麥和家政服務等易貨貿易，提醒甚至蔑視他的人認識到他們可以抗衡北方的強權。查爾斯不僅僅站在高油價的梯子上。他還依賴來自歐洲的策略支持和中國的冷靜潛入，前者仍然是這個國家的最大投資者，後者熱心地準備修複委內瑞拉破損的石油鑽塔，同時建造自己的煉油廠。
但是查韋斯對於美國的挑戰是在理想和意識形態上，第二世界的轉變實際上是結構性的。即使查韋斯仍然掌權，南美洲的天然領袖仍然是巴西。連同印度和南非，巴西帶領全球貿易談判中的籌碼,堅持要求美國的鋼鐵關稅和歐洲的農業補貼。從地理上說，巴西和美國的距離和美國一樣近，對為歐洲人建造汽車和飛機和對美國出口大豆同樣熱心。而且，巴西雖然在冷戰期間是美國的忠實盟友，但是它不失時機地宣稱是中國的“戰略夥伴”。他們的經濟互補性很強，巴西向中國出口鐵礦石，木材，鋅，牛肉，牛奶，大豆，中國則在巴西投資水電站，鋼鐵廠和皮鞋廠。中國和巴西的野心可能很快改變它們關係的地理學,巴西努力建造跨越大洋的高速公路從亞馬遜經過秘魯到太平洋沿岸，為中國的油船提供方便。拉丁美洲幾個世紀來一直是地緣政治中被遺忘的角色，但是到了21世紀，所有的資源都要競爭，沒有什麽是遙不可及的。
從摩洛哥到伊朗的中東地區位於三巨頭的影響的中心，是第二世界搖擺國家中數目最多的地區。在美國和英國的斡旋下，卡紮菲2003年宣布他要放棄爭取核武器的努力後，美國和利比亞關係緩和的部分原因是受到來自鄰近的地中海鄰居增長的石油需求的鼓勵。但是卡紮菲沒有把存貨賣光，他和他的顧問們精心分配生產份額協議給平衡的分類，美國，歐洲，中國和亞洲其他石油巨頭。考慮到西方石油公司剝削阿拉伯的曆史，他像委內瑞拉的查韋斯或者哈薩克斯坦納紮爾巴耶夫一樣也非常聰明地步步推進給外國人壓力，通過修改合同、隨意地改變數字或者威脅沒收財產等方式與政權分享更多利潤。我在幾乎每個阿拉伯國家都發現的內容不是民族主義，而是旨在在阿拉伯世界分布石油財富的新阿拉伯主義，而不是像從前一樣儲存在美國。像埃及一樣，敘利亞和其他阿拉伯國家獲得來自波斯灣的更多投資，開始花費更多的錢在自己身上，他們也越來越成為重要的第二世界國家，可以挫敗美國。
沙特阿拉伯在未來很多年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生產者，是和俄羅斯並駕齊驅的第二世界大國，同樣地準備爭奪利益。在過去幾十年，美國對這個王國的外國直接投資確定性地影響它的外交政策，但是今天，君主聰明多了，吸引歐洲和亞洲投資各達到三分之一。沙特阿拉伯已經和歐洲進行波斯灣自由貿易區的措施，在中國煉油廠投資接近十億美元。不要弄錯了，美國從來不僅僅是因為軍事主導力量而強大，戰略上的好處必須有經濟作為基礎。第二世界主要國家的一個共同特征是需要三巨頭把錢放在它們嘴裏。
盡管在曆史上和沙特有宿怨，伊朗同樣玩搖擺國家的遊戲。它的外交政策不僅在美國和歐盟之間在製裁問題上製造不和，而且還引誘中國，重新建立可以追溯到絲綢之路的貿易關係。今天伊朗代表了中國跳蛙遊戲的最後一格，中國可以不依賴狹窄的馬六甲海峽越過大陸直達波斯灣。中國已經簽訂了數十億美元的協議，從伊朗巨大的北帕斯氣田（North Pars）購買天然氣。另外一個協議是在裏海建設石油終點站碼頭，還有一個協議擴展到德黑蘭地鐵公司。中國還極大地促進了彈道導彈技術和空軍防禦雷達給伊朗。經過幾年的談判，在12月它和中國石油簽訂協議開發亞德瓦蘭（Yadavaran）油田，可以肯定以後會有更多的中國投資。國際原子能機構談判拖得越久，伊朗越有可能在沒有西方投資的情況下存在，因為有來自中國和第二世界朋友的支持，它根本不需要向西方讓步。
有趣的是，恰恰是穆斯林石油生產國利比亞、沙特阿拉伯、伊朗和穆斯林占多數的哈薩克斯坦、馬來西亞等是同時和三巨頭保持某種合作關係，努力討好各方的高手: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同時避開其他國家的侵犯。美國可能為了形象和“反恐戰爭”尋求穆斯林盟友，但是這些國家同樣成為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gtington）所說的“儒家-伊斯蘭紐帶”的一部分。更糟糕的是，中國成功完成超級大國盛宴中最艱難的部分：同時維持和世界主要區域對手的密切關係:如委內瑞拉和巴西，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印度和巴基斯坦。在這個階段，西方外交家隻是聚集必要資金來靜悄悄地譴責中國的援助政策和價值觀中立的結盟，但是他們能夠做到的非常有限。
這個情形同樣適用於中國自己的後院---東南亞。這個地區最有活力的國家如馬來西亞、泰國、越南以高超的手腕玩大國拉攏的遊戲。中國移民長期以來拉緊這個地區經濟的繩索，但政府則和美國簽訂防衛協議。馬來西亞和泰國仍然和美國舉行聯合軍事演習，但也從中國購買武器，和中國簽署國防協議，包括發誓亞洲國家互不侵犯的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冷戰時期美國的重要盟友印度尼西亞也和中國建立防衛聯係）正如馬來西亞一高級外交官用不帶任何諷刺的口吻對我說“在黃種人和棕色人之間建立共同體更容易，但不是和白人”。說明問題的是，越南因為在曆史上和美國、中國打過仗，最迫切地希望接受美國的防衛協議（新的英特爾芯片工廠)來維持其戰略平衡。像多數第二世界一樣，越南不願意成為任何一個超級大國的勢力範圍。
反帝腰帶
多極化的影響力地圖——美國、中國和歐洲影響力重疊的維恩邏輯圖（Venn diagram）看起來非常模糊，不再有“他們在我們一邊”或者“他是我們的狗崽子（S.O.B.）”等。穆巴拉克、穆沙拉夫、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以及其他第二世
界領導人已經確定了操縱別人能力的新標準。所有這些人都對美國說他們是美國的朋友，但都積極和其他大國保持友好關係。
而且，許多第二世界國家有足夠信心形成自己的反帝腰帶，從巴西、利比亞到伊朗和俄羅斯的第二世界建立貿易、技術和外交軸心。實際上，俄國偷偷地移動立場為伊朗建設布什爾（Bushehr）核反應堆,在伊朗問題上堅決站在中國陣營一邊，同時給利比亞提供核反應堆，為委內瑞拉和印度尼西亞提供武器。第二世界國家也越來越度地使用價值數兆美元的主權財富基金(主要通過石油支撐)炫耀自己的重要性，甚至欺負第一世界的公司和市場。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尤其是首都阿布紮比為代表),沙特阿拉伯和俄羅斯迅速登上外匯持有者的階梯幾乎不掩飾自己大量買進突然成為便宜貨的西方銀行和石油公司的大量股票。新加坡的主權財富基金采取了類似的做法。同時，沙特阿拉伯計劃的國際投資基金讓阿布紮比相形見絀。從瑞士到花旗銀行（Citigroup）的反應是結合起來限製這樣的非透明主權財富基金所能控製的份額,顯示第二世界是多麽快地在全球權力遊戲中崛起。
要了解第二世界，你得開始像第二世界國家那樣思考。我在這些國家看到的是全球化並不等於美國化。實際上，沒有什麽比全球化對於美國的主導地位造成的危害更大了。盡管歐洲國家重新分配財富以獲得或者維持第一世界的生活水準，在全球化的戰場上，第二世界國家的國家支持的公司要麽戰勝要麽搶購美國公司，讓他們的工人自己照顧自己。第二世界的首要目標不是成為美國，而是用任何需要的手段獲得成功。
非美世界
卡爾·馬克思和馬克斯·韋伯（Max Weber）都譴責遠東文化專製、農業、封建、缺乏機構性成功的因素。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觀點不同，他認為人們生活和思考都是按獨特的文化體係進行的，西方理想既不能轉化也沒有多大意義。今天亞洲仍然堅守古代文明，同時擁有最多的人口，在某些標準來看，擁有世界上比任何其他地方更多的金錢。不管有沒有美國，亞洲都能影響世界的命運，在這個過程中暴露出西方文明宏大敘事的缺陷。
中國在東方的崛起和歐盟在西方內部的崛起根本上改變了最近表現出來的隻有美國中心的世界，要麽親美要麽反美。隨著歐洲和中國精神進入新的影響領域而逐漸增強，美國精神在逐漸衰弱。歐盟可能堅持美國曾經主導的聯合國原則，但是它這樣能堅持多長時間呢，如果它的社會標準遠遠超過了這個最低的共同標準後？為什麽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在沒有資格製定規則的情況下，成為在美國領導下的世界秩序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前國務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的話）呢？即使美國讓步，接受多邊主義，其他人也不再參與美國人的遊戲，而是按自己的規則玩遊戲。
美國帝國自我欺騙的普遍主義即世界天生需要一個單獨的領袖，美國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必須作為全球秩序的基礎得到普遍接受已經讓人矛盾地造成了美國很快成為更加孤獨的超級大國。正如存在地緣政治市場一樣，同樣存在第二世界羨慕的成功模式市場，不僅僅是不需要政治自由化的經濟增長的中國模式（本身就是對西方現代化理論的駁斥）。正如曆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半個世紀前觀察到的，西方帝國主義把全球聯合起來，但是它並沒有確保西方不管是物質上還是道德上永遠處於指導地位。雖然有讓全球帝國苦惱不堪的“不道德的幻景”（mirage of immortality）,唯一可靠的曆史法則是帝國興衰的循環，正如湯因比也簡潔地指出的，離開權力頂峰的唯一方向是下降。
全球化網絡現在有三個蜘蛛。在這個似乎不考慮價值觀的競爭中讓美國顯得獨特的地方是它的自由民主理想而不是地理位置。而自由民主理想的更好代表可能是歐洲而不是美國。美國孤立起來了，而歐洲和中國占據了作為地緣政治永久中心的歐亞大陸的三分之二。美國曾主導北約，並和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泰國等堅定的太平洋同盟一道成功地完成了從一邊主導世界的艱難任務。現在美國在歐亞的存在本身成為引起緊張的因素，歐盟和土耳其一直在回避, 中東的大部分地區不歡迎，東亞也失去對它的信心。不管是否“意外帝國”（Accidental empire）美國必須很快地接受和調整來適應這個現實。維持美國帝國隻能增加鮮血和財富損失的代價。這不值得做，曆史證明這樣的努力肯定是失敗的，它已經失敗了。
如果美國重新作為組織者和領導者被別人接受，世界難道不能更穩定嗎？提出這個問題還不是太晚，因為答案已經在我們眼前展開。不管是中國還是歐盟都不可能替代美國作為世界的唯一領袖，相反三巨頭可能長期相互競爭影響力和相互製衡。歐洲將推動超越國家的聯合模式作為解決中東問題和組織非洲的途徑,而中國將推動建立在尊重主權和經濟互惠基礎上的北京共識。美國必須不容反駁地加入這個遊戲。
我相信充斥著來自從恐怖主義到全球變暖等跨國挑戰的複雜的、多元文化風景絕對不是單一權威能夠控製管理得了的，不管是美國還是聯合國。全球化抗拒幾乎任何形式的中央集權。相反，我們看到在氣候變化協商中逐漸發生的事情（正如在12月的巴裏島) —在防止核擴散和重建失敗國家的領域這種需要更多---是在三巨頭之間進行勞動分工的深刻意識，一個具體分擔責任的情形，對三巨頭的評價不僅要看它們的言辭還要看承擔的責任。隨意性組合起來的安理會不是進行這種分工的地方，因為加權表決和唱反調的雜音而停滯不動的其他多邊機構的任何一家同樣也不是。大議題需要在三巨頭之間協商解決。
少可以成為多
所以讓我們扮演戰略沙皇的角色。你是二十一世紀的基辛格。你的任務是指導下屆總統（以及下下屆）從美國霸權的終結進入更加分散管理的世界。具體上說，要緩和過去十年激起反抗而不是合作的政策的影響，並開始運作導致全球
平衡而不是反對美國力量聯盟的良性循環，你的建議是什麽？
首先，傳遞你內在的肯尼迪（J.F.K.）精神，你是總統，不是皇帝。你是軍隊總司令也是總外交官。你的宏偉戰略是全球戰略，但是你必須避免使用“美國的國家利益”等詞匯。（假定如此）不是談論“全球利益”以及密切矯正美國政策如何和那些利益一致。不要談論什麽“我們”和“他們”，隻說“我們”。那也意味著不要奢談推廣“美國價值”。值得擁有的是世界第一，美國第二。這同樣適用於“民主”，這裏實施民主的時間和民主原則同樣重要。就現在來說，從中東到東南亞，包括那些民主國家的第二世界的英雄是新加坡的李光耀。
我們痛苦地認識到其他人想要的東西戰勝了我們想讓他們擁有的東西，一直如此。不管是美國還是世界都不需要更多的競爭性意識形態，道德勸告隻有在指出實際上能夠實現的目標時才是有用的。這個新的態度應該不僅僅是個行動。要遵守這個謙遜的，不插手不幹涉的原則實際上讓美國成為例外的帝國的東西。它也是曆史上其他別的帝國沒有做到的東西。
第二，把國務院五角大樓化。中央司令部的韋廉·J·法倫上將（Adm. William J. Fallon）而不是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是實際上負責美國軍方主要行動的人。民主同樣也要求地理學的指令。讓國務院一流的助理國務卿來管理每個關鍵地區的關係，不需要擔心進入國務院的日常議題以得到不體麵的批準。那麽我們將準備好和遠方的地區合作。在有些地方，我們在鄰國的大使一年隻相會一兩次，他們需要參加每周的安全視頻會議，區域性的機構在第二世界興起。想想南美洲共同市場(Mercosur)、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波斯灣的海灣合作會議（Gulf Cooperation Council）我們也需要在這些組織中的高級外交官。合起來考慮，這讓我們能夠超越比如現在的“世紀挑戰賬戶”等同於給予已經邁進正確方向的個別國家的單軌援助項目，走向鼓勵遏製恐怖主義和貧困的區域合作。隻有你進行區域性地思考，成功故事才能有典型意義。這個途徑對於五角大樓的新非洲司令部的未來有重要意義。（隻是到了去年，非洲關係主要是由位於德國的歐洲司令部或（Eucom）負責)對於美國的懷疑在非洲表現很嚴重，一個國家一個國家的戰略很容易讓這樣的懷疑更加嚴重。最後，為了獲得戰略性的平民和軍事和諧，我們需要首先事實搞清楚。國務院把“斯坦”國放在中亞南亞局，而國防部則把它們放在負責中東事務的中央司令部。中國人是用五角大樓的方式劃分世界，所以我們自己的國務院也應該如何劃分。
第三，部署步兵。歐洲在推廣共同的外交使團,中國在部署退休公務員、監獄勞工和漢語老師，所有這些都是曆史學家湯因比所說推廣價值觀和贏得忠誠的帝國的步兵（marchmen）。現在美國軍方步操管樂隊的樂手比海外服務官員還多, 這個事實並不會因為國會通過的有效凍結外交職務增長的決定而得到改善。在這個背景下，國務卿萊斯的“外交轉型”是個神話：我們用來進行核心工作的外交官都不夠，更不要說單獨的艱巨使命了。我們需要的維和部隊規模是當前規模的十倍多，在公司資助情況下增加學生交換、英語教學項目，海外職業培訓等。
不錯。在真正美國模式中，我們必須建立外交工業結合體。歐洲和中國都是官商勾結的化身,所以讓國務院在集中區域援助和投資項目時從華爾街融資。美國外交政策必須實質上比美國政府指導的東西更多。畢竟，歐盟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援助捐贈者，中國在援助領域也迅速增加。而且，不管是歐洲還是中國都比美國的人口多得多，意味著新成員的更高級席位, 不是現行政治氣氛中美國人在海外的方式的政治目標。秘密武器必須是美國公民本身。美國基金會和慈善機構，決不是蓋茨基金會或者福特基金會在進行人道主義援助的時候讓歐洲機構相形見絀。如果這樣的私人組織獨立派送越來越多攜帶現金、善意和當地知識的美國誌願者來擔任“行為外交”的角色，那麽公共外交自然就能自己照顧自己。
第四，讓全球經濟為我們服務。通過複興歐洲經濟，馬歇爾計劃如果從購買美國商品的角度看是獲得更大回報的首付款。但是現在，隨著美元貶值，我們的生產基地萎縮，美國人對資產的控製讓位於富裕的外來資金失去了資產控製, 我們的科學教育，寬帶上網, 健康保險，安全以及其他標準都在全球[排名中下降。考慮到我們的赤字和政治僵局,唯一的辦法是引進全球的，尤其是亞洲的流動資本進入我們自己的公共基礎設施，創造就業機會和技術平台讓美國人的創新處於領先地位。全球化決不會饒恕任何人：我們必須對它駕輕就熟，否則就成為其受害者。
第五，創建三巨頭的“三國集團”。但是不要確定議程，隻是建議。這些是可以妥協和交換的關鍵議題：氣候變化、能源安全、武器擴散、流氓國家等。向中國提供更多幹淨的技術以交換它減少對於蘇丹暴君和緬甸軍人集團的武器和生命線。與歐洲人共同向伊朗、烏茲別克斯坦和委內瑞拉人民提供巨大的、難以抗拒的援助，作為最終造成政權更迭的刺激而不是對這些國家沒有任何成效的製裁。西方人改變語調可能讓中國人汗顏。超級大國也需要規範自己的行為。
總而言之，所有這些動作都能夠在地緣政治市場上重新增強美國的競爭力，甚至可能證明我們的例外主義。我們需要采取實用主義漸進的步驟如上所說來輸送看得見的利益給我們領土之外的人民，修複我們的名譽，在三巨頭之間維持和諧局麵，讓第二世界穩定和中立，保護我們的共同市場。讓我們希望不管下屆總統是誰都明白這點。
譯自：“Waving Goodbye to Hegemony”by Parag Khana
作者簡介：帕拉格·卡納（Parag Khana）是新美國基金會美國戰略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本文選自他即將由藍登書屋在三月出版的書《第二世界：帝國和新全球秩序的影響》。
http://www.nytimes.com/2008/01/27/magazine/27world-t.html?pagewanted=8&_r=1&ref=magazine
帕拉格•卡納在05年7月的一篇舊文，我給它起的名字是；服裝也是武器。也是吳萬偉翻譯的，很有意思，在博客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