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入聯公投”終於打破了平靜了好一段時間的台海死水，使台海博弈進入新一輪螺旋。
毫不意外的是，與以往曆次台海危機一樣，“入聯公製”再一次驗證了中國方麵在台海博弈中的戰略劣勢。對於台獨勢力進一步升級的行動，中國政府雖然照例提高了回應的調門，然而對於熟知近十年來曆次台海風波的人士來說，這一次中國政府無疑再次陷入了應對手段枯竭的窘境。
確實，中國政府看起來非常憤怒和嚴厲，甚至祭出了《反分裂法》，向全世界暗示了戰爭的可能性。局勢看起來非常嚴峻。然而，在嚴厲言辭所表達的憤怒下麵，卻是動作的空洞化。因為在口水戰顯得空前激烈的時刻，我們並沒有看到中國方麵進行戰爭準備的任何跡象。孫子說：“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高亢的政治調門與低沉的軍事準備形成如此鮮明的對比，表明中國方麵並沒有把戰爭選項提上議事日程。
更有意味的是，胡錦濤主席在與布什總統會談時，要求美國采取措施壓製“入聯公投”。這是一個非常令人意外的行動，因為它打破了中國政府不歡迎美國幹涉台海事務等中國內政的慣例。主動邀請美國介入台海事務，從另外一個方麵說明中國政府決心采取一切政治手段，避免在近期內被迫就台海局勢進行攤牌，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打一場過於早熟的台海戰爭。
中國采取“不打仗”立場，是冒著失去國內民意支持的風險的。這反映出台海兩岸迥異的政治運作模式。在台灣方麵，民進黨玩的正是民意牌，試圖用民意贏世界輿論的同情；大陸方麵則采取高層路線，嚴格地將決策限製在一個非常小的圈子內，對民間持續高漲的戰爭呼聲實行“冷處理”。這樣，中國政府雖然防止了外交決策被民意所“綁架”，但同時也導致了公眾的不滿和失望。很多人開始懷疑中國政府在統一國家方麵缺乏信心和決心。
然而，很少有人去深究這樣一個問題：中國政府為什麽如此急切地希望避免一場國內戰爭，以至於寧願在主權和民意上付出可觀的代價？通過思考這個問題，可以窺視到一場早熟的台海戰爭可能產生的不合意後果，從而認識到：中國政府避免立即投入台海戰爭，有利於繞開戰爭的死胡同，從而獲得更大的行動自由，以求得更有利的解決方案，因此是完全明智的。
跟多數普通人的直線性思維不同，中國政府必須全麵審視戰爭的後果。從理論上講，隻有那種能夠以最小的代價實現最大戰略目標的戰爭，才是值得打的戰爭。但至少在短期內，台海戰爭卻並不是這樣的戰爭。如果中國方麵在近期內出於義憤而采取輕率的軍事冒險路線，最樂觀的結果是重開冷戰格局，最悲觀的結果則是大陸自身的分裂瓦解，使得中國大陸曆時近60年的統一和發展成為不可追回的往事。
任何一個對曆史負責任的中國領導人，都不會如此輕率地采取這樣的軍事冒險路線。
曆史已經提供了驚人相似的事例。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公元383年前秦王苻堅在淝水上演的悲劇。基於這種相似性，我把台海戰爭可能引發的危機稱為“苻堅危局”。所謂“苻堅危局”，就是一個表麵上統一、繁榮而且強大的政治—社會體係，由於內部存在深刻的利益訴求和意識形態分裂，在一次失敗戰爭的衝擊下，將導致原有的政治—社會統一體全麵崩潰瓦解。
現在，就讓我們用苻堅的曆史來照亮台海的未來。
最令人奇怪的是，苻堅是一個被通俗曆史讀本所曲解的曆史人物，往往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等成語緊緊聯係在一起。但這不是曆史的全部。在曆史文獻中，苻堅的身世充滿了傳奇。據說他出生時，背上有“草付臣又土，王鹹陽”的文字。他的祖父蒲洪因此而把家族姓氏改為“苻”。據史載，他“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逾規矩……性至孝，有器度，博學多才藝，年十一便有經略大誌”，幼時就被時彥視為“有霸王之相”。19歲的苻堅從暴君苻生手中奪取政權後，立即表現出非凡的治國才能。他舉賢才、課農桑、恤困窮、立學校，由是國富兵強、秦國大治，遂滅姚、涼、代、燕，在東晉滅亡100年後首次一統北方。
從傳統的史籍來看，苻堅幾乎是一位零缺點的政治領袖。這位來自北方遊牧民族，然而又接受過良好漢化教育的年輕領袖，可謂集雄才大略與寬厚仁愛於一身，睿智與寬仁流露於性情，而勿須矯飾裝扮。他不事濫殺，寬厚地對待昔日的敵人，甚至重用歸降和被俘的敵國統治集團成員。在他的身上，令人難以置信地融合了儒家之仁、法家之威和兵家之武。他所具有的智力和道德優勢，明顯地暗示這樣一種可能性：如果他沒有輸掉淝水之戰，中國重新統一的時間不僅將提前整整200年，而且也許會使中國早熟地進入古典時代的繁盛時期。
當時，在長江南岸的建康城裏執掌東晉大權的，是一個名叫司馬昌期的青少年。據《資治通鑒》記載，此人“嗜酒，流連內殿，醒治既少，外人罕得進見”，政治上固然孱弱無能，就連生個兒子也“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於寒暑饑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已出”，做人實在是失敗得一塌糊塗。如果我們隱去他和苻堅的名字，隻列出他們淝水戰前所顯示的德才事跡，讓今世之人猜測兩人的成敗，那麽苻堅無疑將獲得一邊性的勝利。
然而，曆史卻垂青了軟弱無能的一方。
在中國曆史上，淝水之戰的意義就在於：它是中國的諸次南北戰爭中，唯一一次以北方徹底失敗而告終的戰略決戰。謝玄以其小而精的八萬北府兵，通過區區兩次戰役，就擊碎了龐大而混雜的八十萬前秦大軍，使賢明能幹的苻堅成為“草木皆兵”、“風聲鶴唳”的逃亡敗寇，柔弱無能的東晉朝廷也由此而得到36年的苟延殘喘。
曆史證明：昔日被苻堅寬厚對待的敵手遠沒有苻堅的雅量。於是，一度歸降的慕容垂重新建立了後燕政權，而當年在割據政權的夾擊下四處流竄的姚氏則從容竊據了長安地區，使北方重新陷入分裂和戰亂，中國統一的前景被推遲到整整兩百年後。當曆史如山崩般傾塌下來的時候，苻堅的個人命運在公元385年被鎖定：他死於他曾經優容過的後秦王姚萇的刀下，時年47歲。
這一幕實在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悲劇。然而，我們卻看到眾多的曆史寫作者為淝水之戰的結果而歡呼。這至少可以提醒我們：人們對曆史的評價往往是超出曆史本身的，曆史正統主義之類的感性成份往往能夠戰勝曆史的冷靜和理性，使孩子氣的好惡感壓倒對曆史人物人品才能的冷靜審鑒。就這樣，一代英傑苻堅就默默地消失在“草木皆兵”之類的兒童故事背後，甚至幾乎被世人遺忘了。
悲觀的思想者們認為：現實不過是曆史的反複重演而已。——也可以用更加樂觀的語言來表述這個結論：前車之覆，後車之鑒。1600年前的苻堅就是今日可資台海決策參考的已覆之車。如果仔細比照淝水之戰與台海戰爭，我們將很容易找到兩者之間的重大相似之處，從而使台海之戰避免重複“苻堅危機”的悲劇性結果。
先說出我的結論：如果想要避免“苻堅危局”，當前中國方麵在台海博弈中的最佳現實解就是維持台海現狀，而不是輕啟戰端，自陷困境。這正是中國政府正在為之而努力的方向。然而我們也必須注意到：由於台海博弈的複雜性，中國方麵處於被動因應地位，很可能難以決定台海局勢的走向，因此完全可能在一個不恰當的時刻被迫過早地采取軍事手段，導致“苻堅危局”成為難以避免的結局。
現在就讓我們來尋找“苻堅危局”下麵的動力機製，以便及時發現台海戰爭中應該提防的類似因素。
“苻堅危局”的成因存在於“廟算”和“作戰”兩個層麵。關於苻堅的“廟算”之失，其實早已經由苻融在淝水戰前正確地指出：“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他接著指出了第四難：“……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不可悔也。”
很容易看出，第一難和第二難並不是淝水之戰與台海戰爭的共性問題，因為在可能發生的台海戰爭中，戰端將由南方挑起，北方奉民族大義而出師，且屬於被迫應對的一方，占有道義上的優勢，因此並不存在“天道不順”和“敵方無釁”的問題。然而，大智大勇的苻融提出的第三難和第四難，即“民有畏敵之心”，以及內部利益分化，一己之私超越集體利益成為各個利益集團的行事動機，這卻是當代中國社會麵臨的真實困境。
如何理解當代中國的“民有畏敵之心”？
對於中國來說，台灣之敵並不足畏。真正的強勁敵手是美國。盡管美國在一切公開場合表示反對“台獨”，但如果台海戰事一起，美國絕不會因為“台獨”是肇事方而置身事外。這是中國決策層非常明白的重要事實。對於美國幹預的前景，中國的知識界精英已經滋生出可觀的恐懼情緒。甚至在軍界，“對美避戰論”也有一定的影響。有高級將領論述說：由於美軍占盡技術和謀略上的優勢，中國軍隊根本不具有與美軍交戰的條件，因此中國軍隊絕不應該與美軍作戰。 這位將領沒有說明的一個問題是：如果美軍進攻在先，中國軍隊是該還擊還是屈從？不過，他還是思考了中國軍隊應該如何避免與美軍交戰。由於可能發生中美軍事衝突的唯一現實地點顯然是台海，因此他鄭重宣示“軍人有權選擇戰爭”，並且誓言自己將拒絕一切形式的內戰。這樣，這位中國軍界精英就在用畏敵情緒創造“苻堅危局”的同時，提供了一個避免“苻堅危局”的可能途徑。
這位將官的觀點隻是整個中國社會大分裂的一個表征。目前中國的基本利益格局是：精英集團與政治權力緊密結合，壟斷了主流媒體的話語權；草根階層則被流放於政治決策過程之外，在利益和話語方麵形成與精英集團的尖銳對峙之勢。
精英集團與草根階層的相互仇視已經將中國社會分割成兩大陣營。在三十年來無疑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中國改革進程中，特別是在原國有資源的私有化進程中，精英集團依賴於其與權力的親近關係，成為最大的利益贏家，導致中國社會利益分配的嚴重失衡。這正是如今草根階層仇視精英集團（即仇富）、精英集團畏懼草根階層（即懼貧）現象的曆史根源。
如果再進一步深入看，兩大陣營中還有更為複雜的利益格局。由於三十年來中國意識形態的全麵瓦解，整個中國社會實際上已經消滅了任何意義上的核心價值體係，幾乎所有人都在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然而，正如孟子所說：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
孟子生動地勾畫出一個原子化的社會。不幸的是，由於中國精英集團鼓吹的“產權不明導致個人缺乏積極性”，明白暗示著“除非是我個人的權益，否則我不會賣力維護”，以此為導向的改革進程其實已經導致了中國社會的原子化，使富有者夙夜擔心既得權益被侵犯，而窮貧者則為自己未得到的權益而憤憤不平。當國民眼中隻有私利而無公義時，一個國家就被個人利益切割成碎片，難以再凝聚成集體的力量。
戰爭在某種意義上是改變既有利益格局的有效途徑。因此，從總體上看，精英集團和草根階層的人士對於戰爭有著不同的期望。一般地說，精英集團更趨向於按照“國際慣例”解決台灣問題，盡量避免與美國發生戰爭或敵對行動；而草根階層則更為好戰，往往地要求政府對台灣甚至美國采取強硬行動。
基於上述情況，可以對台海戰爭的過程和後果進行一個簡單的預測。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參加未來台海熱博弈的勢力將不僅僅是中國大陸與台灣兩方。挑起戰端的必然是“台獨”勢力愈演愈烈的台獨行為，而中國必然在第一時間被迫作出軍事反應。但如果戰事對台灣不利（這幾乎也是必然的），美國則必然加入戰局。有人把美國反對台獨與美國支持兩岸統一混為一談，但這並不正確。稍明事理者都會明白：美國反對台獨的唯一理由，是升級的台獨活動可能挑起台海戰爭，從而改變台海分裂的現狀。台海分裂的現狀最符合美國的利益，而大陸統一台灣的前景最不符合美國利益。這樣，當出現大陸用武力統一台灣的狀況時，美國最理性的選擇就是介入台海，挫敗大陸方麵武力統一台灣的企圖。
美國的次優選擇是重開冷戰模式，通過圍困和封鎖，逐步削弱並最終製服中國。下麵的分析將證明，這同樣是一個可行的戰略選擇，最後仍然可能達到分化瓦解中國的戰略目標。
但無論出現什麽情況，美國都絕對不會聽任中國收複台灣，然後與一個因此而更加強大的中國友好交往，聽憑這個既擁有先進技術又擁有低廉勞動力的新興超級大國削弱自己的霸主地位。這是任何一個美國戰略家都不會認真考慮的下下之策。
由於美國必然幹預台海戰爭，這就為台海博弈的命運天平擲入了一個超重量級的砝碼。因此，台海戰端一起，中國就不僅要跟看起來很寬的台灣海峽和看起來很弱的台灣軍隊作戰，而且還必須在比1950年代更加不利的情勢下，應對強大的美國海空軍和可怕的新“竹幕”。
先來看美國武力介入台海戰爭的情況。如果美國決定直接參戰，那麽主戰場將不是台灣島而是台灣海峽。最適合美國介入的時機是第一波中國軍隊已經登陸，而運送第二波進攻部隊的艦隊尚在海峽中航行的時候。這時“擊其於半濟”，同時打擊中國沿海的機場，必然重創中國的兵力投送能力，並且置第一波登陸部隊於後援斷絕的絕境。
這種情況幾乎又是淝水之戰的重演。在淝水之戰中，苻堅錯誤地把巨量的軍隊集中在一個方向上，而不是利用人力優勢去分散和切割敵軍，導致全軍在前鋒失敗的情況下出現全局性雪崩。在台海戰爭中，由於渡海登陸作戰的特點，大批的後援部隊必須在一個約定的時間，渡過麵積相對較小的海麵，前去擴大前鋒部隊奪取的灘頭陣地，事實上也形成了大量部隊和器材集中在一個狹小區域的狀況，非常有利於擁有火力優勢的敵軍進行毀滅性的打擊。
對於中國軍隊來說，更為麻煩的是：即使是當美軍航母戰鬥群前進到進攻位置後，中方軍事決策者也很難下決心對美國艦隊和關島等美軍基地發起戰略上非常有利的先製性攻擊。畢竟，先發製人的行動將使中國處於挑釁者的地位，使得美國有理由發起更大規模的進攻。因此，中美空海軍爭奪製空和製海權的戰鬥很可能發生在美國開始對中國渡海艦隊發起打擊之後。這時，戰鬥經驗豐富的美軍已經能夠完成戰鬥部署，毫不留情地投入攻擊行動，並在遇到反擊之前已經有效摧毀了中國的一部分投射力量。
這樣，中國方麵很可能發現自己既無法贏得一場陌生的空海戰，也無力挽救已經在台島陷入困境的精銳兩棲戰集群。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台海戰爭的大局就基本確定。在取得台海戰爭的優勢後，美國將會與盟友一道封鎖中國，但不太可能對大陸進行全麵的軍事進攻。中美於是正式進入長期軍事對峙的狀態。
再來看看美國重啟冷戰機製的選項。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將聽任中國軍隊奪取台灣島。但它將很快說服或者迫使其盟友，以“國際社會”的名義對中國進行禁運。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將在不與中國軍隊交火的情況下，使兩國進入長期軍事對峙狀態。對於中國來說，與前一種情況相比，這種情況意味著較少的人員和物資損失，但數量上的差別並沒有太多的實質意義。實際上，這兩種情況都迫使中國必須應對一場新的中美大冷戰。
隨著台海大規模戰爭的結束，新竹幕的降臨將促變中國的“苻堅危局”。由於戰爭的長期化，中國社會的利益格局將加快裂變過程。最直接的效應將直接體現在經濟上。中國幾乎將在一夜之間損失一半以上的GDP和更大比例的就業崗位，多數工廠被迫停工。股市崩盤使眾多城市居民的生活陷於困頓，樓市蕭條將銀行的資產變成巨額的虧空，戰前看起來巨大的社會資源成為賬薄上的海市蜃樓。習慣於在國際市場上謀求生存和發展的各級官員不得不試著習慣於戰時經濟的新思維方式，艱難地尋求使經濟和社會保持運轉的可行辦法。
經濟上的災難催生著社會的新裂變。
一方麵，在原來的改革開放中獲得利益的精英集團成員本來就受益於對外交往和貿易，在美國及其盟友的陣營中有著密切的利益聯係，自然成為戰爭的最大受害者。雖然他們可以利用與權力的緊密關係，免除物資匱乏的苦楚和子女入伍參戰的危險，但畢竟無法忍受長期戰爭給自身利益帶來的無盡損害，因此必然要求決策層迅速結束戰爭狀態，重建中西貿易。一些軍內的精英人士，甚至可能拿起“軍人有權選擇戰爭”的理論，要挾決策層作出“緩和”的決定。
另一方麵，草根階層則會在某種英雄主義或理想主義的激勵下，希望擴大戰爭規模，徹底改變國家在戰略上的被動態勢，因而很可能不滿於政府的謹慎行動，形成要求政府實施主動進攻戰略的巨大壓力。草根階層作為兵源的主要供給者，尤其會對精英集團利用特權逃避戰爭義務的行為感到極其憤怒，難免產生“我們到底在為誰而戰”的疑問，直接把仇恨的矛頭指向精英集團，強烈要求政府擴大公民參與權，徹底擺脫精英集團的影響。
無疑，如果台海戰爭被長期化，最大的受害者將是執政黨及其政府。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治很可能走向民粹化，使草根階層以其人數上的優勢取得對政治的主導權。這個過程可能是不平靜的，不能排除各種清算精英集團“原罪”的激烈行為。這樣，中國社會的對抗趨勢將激化，一些地方和民族勢力很可能乘著中央政府力量削弱的時機，采取各種形式的地方/民族自決手段，甚至邀請與中國對立的外國勢力介入，使得“苻堅危局”趨於完成。
“苻堅危局”的最後一個環節，也許是中國政治的拿破侖化。隨著對外戰爭的進行和內部動蕩的加劇，中央政府的權威將被嚴重削弱，一些軍事強人可能應運而生。其中一些人能夠憑借戰功，贏得局部的支持，成為決定中國政局的決定性力量。但是，除非爆發與美國的全麵戰爭，看來不太可能出現具有全局性聲譽的軍事強人。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強化政治版圖的分裂態勢。
沒有人能夠知道這個過程將在什麽地方結束。但即使這個過程能夠在一個相對較短的時間內結束，中國也隻可能重新實現漢文化圈的政治統一。至於諸如西藏、蒙古、新疆等民族地方，則可能在外國勢力的保護下實現全麵的“獨立”。
隻要中國進入“苻堅危局”，這樣的結果就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沒有人能夠改變這一路徑和結局。
因此，中國要避免分裂的戰亂的悲劇結局，唯一的出路就是避免進入“苻堅危局”。前麵已經指出，有軍內精英提供了一種避免“苻堅危局”的方案，就是拒絕對台海危機作出軍事反應。然而，這種方案卻不能避免社會動蕩的結局，因為任何放任“台獨”都等於是中國政府自我剝奪執政的合法性。
那麽，如何才能夠合理地避開“苻堅危局”？
答案隻有一個：提升中國經濟和軍事的自持能力，加快中國政治的民主化進程。
關於中國經濟和軍事的自持能力建設，已經有很多人進行過富有建設性的討論，沒有必要重複。我隻想說：中國經濟的對外依賴度已經到達了舉世無雙的程度，勞動力等資源配置基本圍繞對外經濟來配置，而內部經濟結構則處於嚴重的失衡狀態。這樣的經濟體係根本經受不住軍事鬥爭的檢驗，一旦出現被“國際社會”封鎖的情況，則必須出現全麵崩潰的局麵。因此，如何迅速從對規模和速度的陶醉中清醒過來，著眼於建立一個健康可自持的發展模式，看來還是中國的決策者們必須優先考慮的問題。
要贏得台海戰爭，民主政治建設更加至關重要。當前，中國社會分裂的主要根源，在於人數不多的精英階層過度影響了政治決策過程，過分壟斷了主流媒體的話語權，為自己攫取了過多的經濟利益。郎鹹平教授比較準確地把這種情況描繪為“官學商鐵三角”。由於“官學商鐵三角”的高度封閉性，地方政府的決策往往無視草根階層的利益，全國的主流媒體則根本不傳遞草根階層的聲音，導致草根階層存在強烈的政治挫折感，對政治日益冷漠或者備感憤怒，這就埋下了“苻堅危局”的禍根。
推進民主政治，打破精英集團的諸多特權（可笑的是，中國的精英知識分子居然聲稱“新社會階層”對政治的參與權還不夠，真不知他們要把被完全拒斥於政治過程的草根階層視為何物），這是繞開“苻堅危局”的基本路徑。隻有讓草根階層能夠充分影響各項政治決策，讓草根階層能夠在主流媒體自由批評現實弊端，讓草根階層能夠更多地分享經濟和社會發展成果，既存的社會裂痕才會具有收縮的可能，已經埋下的社會不滿和憤怒才會具有消彌的前景。
當前，“官學商鐵三角”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權力的壟斷，已經到了一個完全不可容忍的程度。在精英集團高度壟斷話語權的情況下，一些眼光短淺的精英們在主流媒體上肆無忌憚地散布維護本階層利益的言論，使得“不能言而能怒”的草根階層的不滿和憤怒愈演愈烈。這種情況，隻需要看看中國大陸網民對於茅於軾、厲以寧、任誌強等人言論的激烈反應就可以得到確證。
在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惹了眾怒的精英和刊物是存在“失去飯碗”的危險的，這使得精英和媒體們不得不努力使自己的言論“在政治上正確”，尊重多數人的觀點。強調“政治上正確”，這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然而，中國精英集團的成員們卻可以在主流媒體上不負責任、不計後果地發表嚴重激怒民意的觀點，大有引爆民意鍋爐之勢。我並不想分析精英們的智力和人品，但我敢說：他們這樣做的結果，隻是為自己及其利益集團埋下了致命的自殺性炸彈。
對於精英分子們危及社會穩定的言論，唯一的遏製手段就是讓草根階層的代言人有權在主流媒體批評精英人士，讓草根階層有權抵製那些“政治上不正確”的主流媒體。這不僅為草根階層紓發憤懣提供了“安全閥”，而且也對不負責任的主流媒體出示了“生死牌”，迫使它們更加關注來自大多數人的意見和觀點。
通過分歧和爭論而達到統一和包容，這正是言論自由之奧妙所在。“不爭論”的傳統隻能在實際上加劇族群間的仇恨、分裂和對抗。
當然，對於這些問題，睿智而仁厚的中國領導人具有遠比我等學人更加深邃全麵的洞察力和更加明智有效的解決方案。當前，中國決策層最缺少的就是時間！在此輪台海危機中，中國政府已經采取了明智而冷靜的對策，顯然正是為了爭取更多的時間，以便解決棘手的內部事務。因此，中國方麵隻要合理利用各種因素，防止台獨在近期內采取極端主義冒險步驟，就能夠贏得所需要的寶貴時間，抓緊解決好國內的諸多麻煩。隻要能夠控製和縮小社會分裂的趨勢，讓草根階層充分參與到國家管理事務中來，就能讓最多數的人真正感覺自己確實是這個國家的主人，就能形成真正的社會共識和共同利益，以一種團結的姿態，從容而有效地應對外部和內部的挑戰，走出“苻堅危局”的曆史循環。
毫不意外的是，與以往曆次台海危機一樣，“入聯公製”再一次驗證了中國方麵在台海博弈中的戰略劣勢。對於台獨勢力進一步升級的行動，中國政府雖然照例提高了回應的調門，然而對於熟知近十年來曆次台海風波的人士來說，這一次中國政府無疑再次陷入了應對手段枯竭的窘境。
確實，中國政府看起來非常憤怒和嚴厲，甚至祭出了《反分裂法》，向全世界暗示了戰爭的可能性。局勢看起來非常嚴峻。然而，在嚴厲言辭所表達的憤怒下麵，卻是動作的空洞化。因為在口水戰顯得空前激烈的時刻，我們並沒有看到中國方麵進行戰爭準備的任何跡象。孫子說：“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高亢的政治調門與低沉的軍事準備形成如此鮮明的對比，表明中國方麵並沒有把戰爭選項提上議事日程。
更有意味的是，胡錦濤主席在與布什總統會談時，要求美國采取措施壓製“入聯公投”。這是一個非常令人意外的行動，因為它打破了中國政府不歡迎美國幹涉台海事務等中國內政的慣例。主動邀請美國介入台海事務，從另外一個方麵說明中國政府決心采取一切政治手段，避免在近期內被迫就台海局勢進行攤牌，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打一場過於早熟的台海戰爭。
中國采取“不打仗”立場，是冒著失去國內民意支持的風險的。這反映出台海兩岸迥異的政治運作模式。在台灣方麵，民進黨玩的正是民意牌，試圖用民意贏世界輿論的同情；大陸方麵則采取高層路線，嚴格地將決策限製在一個非常小的圈子內，對民間持續高漲的戰爭呼聲實行“冷處理”。這樣，中國政府雖然防止了外交決策被民意所“綁架”，但同時也導致了公眾的不滿和失望。很多人開始懷疑中國政府在統一國家方麵缺乏信心和決心。
然而，很少有人去深究這樣一個問題：中國政府為什麽如此急切地希望避免一場國內戰爭，以至於寧願在主權和民意上付出可觀的代價？通過思考這個問題，可以窺視到一場早熟的台海戰爭可能產生的不合意後果，從而認識到：中國政府避免立即投入台海戰爭，有利於繞開戰爭的死胡同，從而獲得更大的行動自由，以求得更有利的解決方案，因此是完全明智的。
跟多數普通人的直線性思維不同，中國政府必須全麵審視戰爭的後果。從理論上講，隻有那種能夠以最小的代價實現最大戰略目標的戰爭，才是值得打的戰爭。但至少在短期內，台海戰爭卻並不是這樣的戰爭。如果中國方麵在近期內出於義憤而采取輕率的軍事冒險路線，最樂觀的結果是重開冷戰格局，最悲觀的結果則是大陸自身的分裂瓦解，使得中國大陸曆時近60年的統一和發展成為不可追回的往事。
任何一個對曆史負責任的中國領導人，都不會如此輕率地采取這樣的軍事冒險路線。
曆史已經提供了驚人相似的事例。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公元383年前秦王苻堅在淝水上演的悲劇。基於這種相似性，我把台海戰爭可能引發的危機稱為“苻堅危局”。所謂“苻堅危局”，就是一個表麵上統一、繁榮而且強大的政治—社會體係，由於內部存在深刻的利益訴求和意識形態分裂，在一次失敗戰爭的衝擊下，將導致原有的政治—社會統一體全麵崩潰瓦解。
現在，就讓我們用苻堅的曆史來照亮台海的未來。
最令人奇怪的是，苻堅是一個被通俗曆史讀本所曲解的曆史人物，往往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等成語緊緊聯係在一起。但這不是曆史的全部。在曆史文獻中，苻堅的身世充滿了傳奇。據說他出生時，背上有“草付臣又土，王鹹陽”的文字。他的祖父蒲洪因此而把家族姓氏改為“苻”。據史載，他“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逾規矩……性至孝，有器度，博學多才藝，年十一便有經略大誌”，幼時就被時彥視為“有霸王之相”。19歲的苻堅從暴君苻生手中奪取政權後，立即表現出非凡的治國才能。他舉賢才、課農桑、恤困窮、立學校，由是國富兵強、秦國大治，遂滅姚、涼、代、燕，在東晉滅亡100年後首次一統北方。
從傳統的史籍來看，苻堅幾乎是一位零缺點的政治領袖。這位來自北方遊牧民族，然而又接受過良好漢化教育的年輕領袖，可謂集雄才大略與寬厚仁愛於一身，睿智與寬仁流露於性情，而勿須矯飾裝扮。他不事濫殺，寬厚地對待昔日的敵人，甚至重用歸降和被俘的敵國統治集團成員。在他的身上，令人難以置信地融合了儒家之仁、法家之威和兵家之武。他所具有的智力和道德優勢，明顯地暗示這樣一種可能性：如果他沒有輸掉淝水之戰，中國重新統一的時間不僅將提前整整200年，而且也許會使中國早熟地進入古典時代的繁盛時期。
當時，在長江南岸的建康城裏執掌東晉大權的，是一個名叫司馬昌期的青少年。據《資治通鑒》記載，此人“嗜酒，流連內殿，醒治既少，外人罕得進見”，政治上固然孱弱無能，就連生個兒子也“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於寒暑饑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已出”，做人實在是失敗得一塌糊塗。如果我們隱去他和苻堅的名字，隻列出他們淝水戰前所顯示的德才事跡，讓今世之人猜測兩人的成敗，那麽苻堅無疑將獲得一邊性的勝利。
然而，曆史卻垂青了軟弱無能的一方。
在中國曆史上，淝水之戰的意義就在於：它是中國的諸次南北戰爭中，唯一一次以北方徹底失敗而告終的戰略決戰。謝玄以其小而精的八萬北府兵，通過區區兩次戰役，就擊碎了龐大而混雜的八十萬前秦大軍，使賢明能幹的苻堅成為“草木皆兵”、“風聲鶴唳”的逃亡敗寇，柔弱無能的東晉朝廷也由此而得到36年的苟延殘喘。
曆史證明：昔日被苻堅寬厚對待的敵手遠沒有苻堅的雅量。於是，一度歸降的慕容垂重新建立了後燕政權，而當年在割據政權的夾擊下四處流竄的姚氏則從容竊據了長安地區，使北方重新陷入分裂和戰亂，中國統一的前景被推遲到整整兩百年後。當曆史如山崩般傾塌下來的時候，苻堅的個人命運在公元385年被鎖定：他死於他曾經優容過的後秦王姚萇的刀下，時年47歲。
這一幕實在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悲劇。然而，我們卻看到眾多的曆史寫作者為淝水之戰的結果而歡呼。這至少可以提醒我們：人們對曆史的評價往往是超出曆史本身的，曆史正統主義之類的感性成份往往能夠戰勝曆史的冷靜和理性，使孩子氣的好惡感壓倒對曆史人物人品才能的冷靜審鑒。就這樣，一代英傑苻堅就默默地消失在“草木皆兵”之類的兒童故事背後，甚至幾乎被世人遺忘了。
悲觀的思想者們認為：現實不過是曆史的反複重演而已。——也可以用更加樂觀的語言來表述這個結論：前車之覆，後車之鑒。1600年前的苻堅就是今日可資台海決策參考的已覆之車。如果仔細比照淝水之戰與台海戰爭，我們將很容易找到兩者之間的重大相似之處，從而使台海之戰避免重複“苻堅危機”的悲劇性結果。
先說出我的結論：如果想要避免“苻堅危局”，當前中國方麵在台海博弈中的最佳現實解就是維持台海現狀，而不是輕啟戰端，自陷困境。這正是中國政府正在為之而努力的方向。然而我們也必須注意到：由於台海博弈的複雜性，中國方麵處於被動因應地位，很可能難以決定台海局勢的走向，因此完全可能在一個不恰當的時刻被迫過早地采取軍事手段，導致“苻堅危局”成為難以避免的結局。
現在就讓我們來尋找“苻堅危局”下麵的動力機製，以便及時發現台海戰爭中應該提防的類似因素。
“苻堅危局”的成因存在於“廟算”和“作戰”兩個層麵。關於苻堅的“廟算”之失，其實早已經由苻融在淝水戰前正確地指出：“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他接著指出了第四難：“……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不可悔也。”
很容易看出，第一難和第二難並不是淝水之戰與台海戰爭的共性問題，因為在可能發生的台海戰爭中，戰端將由南方挑起，北方奉民族大義而出師，且屬於被迫應對的一方，占有道義上的優勢，因此並不存在“天道不順”和“敵方無釁”的問題。然而，大智大勇的苻融提出的第三難和第四難，即“民有畏敵之心”，以及內部利益分化，一己之私超越集體利益成為各個利益集團的行事動機，這卻是當代中國社會麵臨的真實困境。
如何理解當代中國的“民有畏敵之心”？
對於中國來說，台灣之敵並不足畏。真正的強勁敵手是美國。盡管美國在一切公開場合表示反對“台獨”，但如果台海戰事一起，美國絕不會因為“台獨”是肇事方而置身事外。這是中國決策層非常明白的重要事實。對於美國幹預的前景，中國的知識界精英已經滋生出可觀的恐懼情緒。甚至在軍界，“對美避戰論”也有一定的影響。有高級將領論述說：由於美軍占盡技術和謀略上的優勢，中國軍隊根本不具有與美軍交戰的條件，因此中國軍隊絕不應該與美軍作戰。 這位將領沒有說明的一個問題是：如果美軍進攻在先，中國軍隊是該還擊還是屈從？不過，他還是思考了中國軍隊應該如何避免與美軍交戰。由於可能發生中美軍事衝突的唯一現實地點顯然是台海，因此他鄭重宣示“軍人有權選擇戰爭”，並且誓言自己將拒絕一切形式的內戰。這樣，這位中國軍界精英就在用畏敵情緒創造“苻堅危局”的同時，提供了一個避免“苻堅危局”的可能途徑。
這位將官的觀點隻是整個中國社會大分裂的一個表征。目前中國的基本利益格局是：精英集團與政治權力緊密結合，壟斷了主流媒體的話語權；草根階層則被流放於政治決策過程之外，在利益和話語方麵形成與精英集團的尖銳對峙之勢。
精英集團與草根階層的相互仇視已經將中國社會分割成兩大陣營。在三十年來無疑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中國改革進程中，特別是在原國有資源的私有化進程中，精英集團依賴於其與權力的親近關係，成為最大的利益贏家，導致中國社會利益分配的嚴重失衡。這正是如今草根階層仇視精英集團（即仇富）、精英集團畏懼草根階層（即懼貧）現象的曆史根源。
如果再進一步深入看，兩大陣營中還有更為複雜的利益格局。由於三十年來中國意識形態的全麵瓦解，整個中國社會實際上已經消滅了任何意義上的核心價值體係，幾乎所有人都在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然而，正如孟子所說：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
孟子生動地勾畫出一個原子化的社會。不幸的是，由於中國精英集團鼓吹的“產權不明導致個人缺乏積極性”，明白暗示著“除非是我個人的權益，否則我不會賣力維護”，以此為導向的改革進程其實已經導致了中國社會的原子化，使富有者夙夜擔心既得權益被侵犯，而窮貧者則為自己未得到的權益而憤憤不平。當國民眼中隻有私利而無公義時，一個國家就被個人利益切割成碎片，難以再凝聚成集體的力量。
戰爭在某種意義上是改變既有利益格局的有效途徑。因此，從總體上看，精英集團和草根階層的人士對於戰爭有著不同的期望。一般地說，精英集團更趨向於按照“國際慣例”解決台灣問題，盡量避免與美國發生戰爭或敵對行動；而草根階層則更為好戰，往往地要求政府對台灣甚至美國采取強硬行動。
基於上述情況，可以對台海戰爭的過程和後果進行一個簡單的預測。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參加未來台海熱博弈的勢力將不僅僅是中國大陸與台灣兩方。挑起戰端的必然是“台獨”勢力愈演愈烈的台獨行為，而中國必然在第一時間被迫作出軍事反應。但如果戰事對台灣不利（這幾乎也是必然的），美國則必然加入戰局。有人把美國反對台獨與美國支持兩岸統一混為一談，但這並不正確。稍明事理者都會明白：美國反對台獨的唯一理由，是升級的台獨活動可能挑起台海戰爭，從而改變台海分裂的現狀。台海分裂的現狀最符合美國的利益，而大陸統一台灣的前景最不符合美國利益。這樣，當出現大陸用武力統一台灣的狀況時，美國最理性的選擇就是介入台海，挫敗大陸方麵武力統一台灣的企圖。
美國的次優選擇是重開冷戰模式，通過圍困和封鎖，逐步削弱並最終製服中國。下麵的分析將證明，這同樣是一個可行的戰略選擇，最後仍然可能達到分化瓦解中國的戰略目標。
但無論出現什麽情況，美國都絕對不會聽任中國收複台灣，然後與一個因此而更加強大的中國友好交往，聽憑這個既擁有先進技術又擁有低廉勞動力的新興超級大國削弱自己的霸主地位。這是任何一個美國戰略家都不會認真考慮的下下之策。
由於美國必然幹預台海戰爭，這就為台海博弈的命運天平擲入了一個超重量級的砝碼。因此，台海戰端一起，中國就不僅要跟看起來很寬的台灣海峽和看起來很弱的台灣軍隊作戰，而且還必須在比1950年代更加不利的情勢下，應對強大的美國海空軍和可怕的新“竹幕”。
先來看美國武力介入台海戰爭的情況。如果美國決定直接參戰，那麽主戰場將不是台灣島而是台灣海峽。最適合美國介入的時機是第一波中國軍隊已經登陸，而運送第二波進攻部隊的艦隊尚在海峽中航行的時候。這時“擊其於半濟”，同時打擊中國沿海的機場，必然重創中國的兵力投送能力，並且置第一波登陸部隊於後援斷絕的絕境。
這種情況幾乎又是淝水之戰的重演。在淝水之戰中，苻堅錯誤地把巨量的軍隊集中在一個方向上，而不是利用人力優勢去分散和切割敵軍，導致全軍在前鋒失敗的情況下出現全局性雪崩。在台海戰爭中，由於渡海登陸作戰的特點，大批的後援部隊必須在一個約定的時間，渡過麵積相對較小的海麵，前去擴大前鋒部隊奪取的灘頭陣地，事實上也形成了大量部隊和器材集中在一個狹小區域的狀況，非常有利於擁有火力優勢的敵軍進行毀滅性的打擊。
對於中國軍隊來說，更為麻煩的是：即使是當美軍航母戰鬥群前進到進攻位置後，中方軍事決策者也很難下決心對美國艦隊和關島等美軍基地發起戰略上非常有利的先製性攻擊。畢竟，先發製人的行動將使中國處於挑釁者的地位，使得美國有理由發起更大規模的進攻。因此，中美空海軍爭奪製空和製海權的戰鬥很可能發生在美國開始對中國渡海艦隊發起打擊之後。這時，戰鬥經驗豐富的美軍已經能夠完成戰鬥部署，毫不留情地投入攻擊行動，並在遇到反擊之前已經有效摧毀了中國的一部分投射力量。
這樣，中國方麵很可能發現自己既無法贏得一場陌生的空海戰，也無力挽救已經在台島陷入困境的精銳兩棲戰集群。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台海戰爭的大局就基本確定。在取得台海戰爭的優勢後，美國將會與盟友一道封鎖中國，但不太可能對大陸進行全麵的軍事進攻。中美於是正式進入長期軍事對峙的狀態。
再來看看美國重啟冷戰機製的選項。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將聽任中國軍隊奪取台灣島。但它將很快說服或者迫使其盟友，以“國際社會”的名義對中國進行禁運。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將在不與中國軍隊交火的情況下，使兩國進入長期軍事對峙狀態。對於中國來說，與前一種情況相比，這種情況意味著較少的人員和物資損失，但數量上的差別並沒有太多的實質意義。實際上，這兩種情況都迫使中國必須應對一場新的中美大冷戰。
隨著台海大規模戰爭的結束，新竹幕的降臨將促變中國的“苻堅危局”。由於戰爭的長期化，中國社會的利益格局將加快裂變過程。最直接的效應將直接體現在經濟上。中國幾乎將在一夜之間損失一半以上的GDP和更大比例的就業崗位，多數工廠被迫停工。股市崩盤使眾多城市居民的生活陷於困頓，樓市蕭條將銀行的資產變成巨額的虧空，戰前看起來巨大的社會資源成為賬薄上的海市蜃樓。習慣於在國際市場上謀求生存和發展的各級官員不得不試著習慣於戰時經濟的新思維方式，艱難地尋求使經濟和社會保持運轉的可行辦法。
經濟上的災難催生著社會的新裂變。
一方麵，在原來的改革開放中獲得利益的精英集團成員本來就受益於對外交往和貿易，在美國及其盟友的陣營中有著密切的利益聯係，自然成為戰爭的最大受害者。雖然他們可以利用與權力的緊密關係，免除物資匱乏的苦楚和子女入伍參戰的危險，但畢竟無法忍受長期戰爭給自身利益帶來的無盡損害，因此必然要求決策層迅速結束戰爭狀態，重建中西貿易。一些軍內的精英人士，甚至可能拿起“軍人有權選擇戰爭”的理論，要挾決策層作出“緩和”的決定。
另一方麵，草根階層則會在某種英雄主義或理想主義的激勵下，希望擴大戰爭規模，徹底改變國家在戰略上的被動態勢，因而很可能不滿於政府的謹慎行動，形成要求政府實施主動進攻戰略的巨大壓力。草根階層作為兵源的主要供給者，尤其會對精英集團利用特權逃避戰爭義務的行為感到極其憤怒，難免產生“我們到底在為誰而戰”的疑問，直接把仇恨的矛頭指向精英集團，強烈要求政府擴大公民參與權，徹底擺脫精英集團的影響。
無疑，如果台海戰爭被長期化，最大的受害者將是執政黨及其政府。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治很可能走向民粹化，使草根階層以其人數上的優勢取得對政治的主導權。這個過程可能是不平靜的，不能排除各種清算精英集團“原罪”的激烈行為。這樣，中國社會的對抗趨勢將激化，一些地方和民族勢力很可能乘著中央政府力量削弱的時機，采取各種形式的地方/民族自決手段，甚至邀請與中國對立的外國勢力介入，使得“苻堅危局”趨於完成。
“苻堅危局”的最後一個環節，也許是中國政治的拿破侖化。隨著對外戰爭的進行和內部動蕩的加劇，中央政府的權威將被嚴重削弱，一些軍事強人可能應運而生。其中一些人能夠憑借戰功，贏得局部的支持，成為決定中國政局的決定性力量。但是，除非爆發與美國的全麵戰爭，看來不太可能出現具有全局性聲譽的軍事強人。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強化政治版圖的分裂態勢。
沒有人能夠知道這個過程將在什麽地方結束。但即使這個過程能夠在一個相對較短的時間內結束，中國也隻可能重新實現漢文化圈的政治統一。至於諸如西藏、蒙古、新疆等民族地方，則可能在外國勢力的保護下實現全麵的“獨立”。
隻要中國進入“苻堅危局”，這樣的結果就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沒有人能夠改變這一路徑和結局。
因此，中國要避免分裂的戰亂的悲劇結局，唯一的出路就是避免進入“苻堅危局”。前麵已經指出，有軍內精英提供了一種避免“苻堅危局”的方案，就是拒絕對台海危機作出軍事反應。然而，這種方案卻不能避免社會動蕩的結局，因為任何放任“台獨”都等於是中國政府自我剝奪執政的合法性。
那麽，如何才能夠合理地避開“苻堅危局”？
答案隻有一個：提升中國經濟和軍事的自持能力，加快中國政治的民主化進程。
關於中國經濟和軍事的自持能力建設，已經有很多人進行過富有建設性的討論，沒有必要重複。我隻想說：中國經濟的對外依賴度已經到達了舉世無雙的程度，勞動力等資源配置基本圍繞對外經濟來配置，而內部經濟結構則處於嚴重的失衡狀態。這樣的經濟體係根本經受不住軍事鬥爭的檢驗，一旦出現被“國際社會”封鎖的情況，則必須出現全麵崩潰的局麵。因此，如何迅速從對規模和速度的陶醉中清醒過來，著眼於建立一個健康可自持的發展模式，看來還是中國的決策者們必須優先考慮的問題。
要贏得台海戰爭，民主政治建設更加至關重要。當前，中國社會分裂的主要根源，在於人數不多的精英階層過度影響了政治決策過程，過分壟斷了主流媒體的話語權，為自己攫取了過多的經濟利益。郎鹹平教授比較準確地把這種情況描繪為“官學商鐵三角”。由於“官學商鐵三角”的高度封閉性，地方政府的決策往往無視草根階層的利益，全國的主流媒體則根本不傳遞草根階層的聲音，導致草根階層存在強烈的政治挫折感，對政治日益冷漠或者備感憤怒，這就埋下了“苻堅危局”的禍根。
推進民主政治，打破精英集團的諸多特權（可笑的是，中國的精英知識分子居然聲稱“新社會階層”對政治的參與權還不夠，真不知他們要把被完全拒斥於政治過程的草根階層視為何物），這是繞開“苻堅危局”的基本路徑。隻有讓草根階層能夠充分影響各項政治決策，讓草根階層能夠在主流媒體自由批評現實弊端，讓草根階層能夠更多地分享經濟和社會發展成果，既存的社會裂痕才會具有收縮的可能，已經埋下的社會不滿和憤怒才會具有消彌的前景。
當前，“官學商鐵三角”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權力的壟斷，已經到了一個完全不可容忍的程度。在精英集團高度壟斷話語權的情況下，一些眼光短淺的精英們在主流媒體上肆無忌憚地散布維護本階層利益的言論，使得“不能言而能怒”的草根階層的不滿和憤怒愈演愈烈。這種情況，隻需要看看中國大陸網民對於茅於軾、厲以寧、任誌強等人言論的激烈反應就可以得到確證。
在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惹了眾怒的精英和刊物是存在“失去飯碗”的危險的，這使得精英和媒體們不得不努力使自己的言論“在政治上正確”，尊重多數人的觀點。強調“政治上正確”，這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然而，中國精英集團的成員們卻可以在主流媒體上不負責任、不計後果地發表嚴重激怒民意的觀點，大有引爆民意鍋爐之勢。我並不想分析精英們的智力和人品，但我敢說：他們這樣做的結果，隻是為自己及其利益集團埋下了致命的自殺性炸彈。
對於精英分子們危及社會穩定的言論，唯一的遏製手段就是讓草根階層的代言人有權在主流媒體批評精英人士，讓草根階層有權抵製那些“政治上不正確”的主流媒體。這不僅為草根階層紓發憤懣提供了“安全閥”，而且也對不負責任的主流媒體出示了“生死牌”，迫使它們更加關注來自大多數人的意見和觀點。
通過分歧和爭論而達到統一和包容，這正是言論自由之奧妙所在。“不爭論”的傳統隻能在實際上加劇族群間的仇恨、分裂和對抗。
當然，對於這些問題，睿智而仁厚的中國領導人具有遠比我等學人更加深邃全麵的洞察力和更加明智有效的解決方案。當前，中國決策層最缺少的就是時間！在此輪台海危機中，中國政府已經采取了明智而冷靜的對策，顯然正是為了爭取更多的時間，以便解決棘手的內部事務。因此，中國方麵隻要合理利用各種因素，防止台獨在近期內采取極端主義冒險步驟，就能夠贏得所需要的寶貴時間，抓緊解決好國內的諸多麻煩。隻要能夠控製和縮小社會分裂的趨勢，讓草根階層充分參與到國家管理事務中來，就能讓最多數的人真正感覺自己確實是這個國家的主人，就能形成真正的社會共識和共同利益，以一種團結的姿態，從容而有效地應對外部和內部的挑戰，走出“苻堅危局”的曆史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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