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幫”等流氓幫會

青幫作為近代以來最重要的幫會組織，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迅速壯大並流氓化，與傳統的幫會發生裂變。二十年代前後，青幫無賴出現第一大亨黃金榮，他將收的徒眾分成兩大類，一類是“門徒”，專門招收的對象是社會下層的流氓無賴，這些人一般的要具紅帖開香堂，拜過“老頭子”後入幫。另一類，是“門生”，這一類比較高檔，專門接收有身份地


位之人，他們需由介紹人搭橋，欲入幫，先投上一個紅帖，封一份贄金—比門徒高一輩，隻需向黃金榮磕頭即可。門生也分檔次，低檔門生要磕頭；而高檔門生，隻要通過介紹人備了紅帖，包一份更高的贄金，向坐在關帝像前的“先生”三鞠躬就算入了門。以後，門生中若有人飛黃騰達，地位、名望超過先生，先生便把過去的帖子原封退還門生，表示彼此間不再是師生，而是平輩。這種既不要磕頭禮拜，又有遮蓋門徒秘密的“招生”方式，使黃金榮和青幫搜羅了不少“高檔”人物，為日後青幫的大發展奠定了穩定的基礎。

　　後來，黃金榮對他的那套做法，又作了進一步的改善。他建立了“忠信社”，廢除了“站生”、“門徒”間的等級和稱呼，所有人，凡自願投入黃門的，隻要加入該社，繳納社費、辦理入社手續後，就成為門內人。此“忠信社”建立後，青幫分子紛紛仿效。這些“社”的成員一律奉“社長”(指該社的直接管理者)或“董事長”為共主，社員之間相互平等，至少在名義上是這樣的。

　　青幫收徒儀式的演變，尤其是“社團”製度引入幫會製度中，盡管這種“社團”還不是完全的嚴格意義上的現代社團組織，但它仍然說明帶濃厚封建性的幫會組織，在現代資本主義城市生活影響下，自覺或被迫地適應環境，其組織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反映了維係幫會內部團結的仿真血緣宗法製度的鬆動和蛻變。另一方麵，這些社團的建立，固然可以彌補青幫不重視發展橫向聯係的缺點，為青幫的發展開辟了新的天地，但同時它又嚴重削弱了青幫內部最重要的縱向聯係，得失之間孰重孰輕，一段時間內難以預料。到了三十年代，這種製度的改革所帶來的實際效果是明顯並且巨大的，它使青幫從一個下層流氓的犯罪團夥變成了一個包含所謂“上層社會”的覆蓋麵極其廣泛的社會團體，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黑社會組織。

　　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社會無賴出現了一類被稱為“大亨”或“社會聞人”、“海上聞人”的人物，他們被歸入“黨政要人”、“工商巨子”等上流社會一檔中，實際上不過是幫會流氓首領的代名詞。

　　幫會中出現超級流氓大亨是中國幫會史和流氓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意味著，幫會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怪胎，租界內帝國主義勢力和中國反動政權的畸形兒，終於得到反動當局的認可和社會的認同。從幫會的角度來看，它既是幫會的實力和影響力增強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又是幫會改變反抗當局的傳統，從秘密轉為公開，從非法轉為合法，活動方式逐步轉變的開端。

　　二三十年代，青幫無賴逐步形成了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三個大亨集團，他們的勢力也迅速擴張。三人建立起一個以“三大亨”為首領，以租界當局為靠山，以“大、小八股黨”和幫會流氓頭目為骨幹，擁有數百名職業打手，控製了上海達數萬家煙館、賭台、妓院，勢力伸展到全上海市每一個裏弄角落的超級流氓集團。這個集團依靠青幫體係維持其內部團結，擁有穩定的財源，影響所至上可改變當局的決策，下可決定普通百姓的生死。可算是空前絕後，獨一無二的畸形怪物。
以賭為生的賭棍的大量出現，是清末民初青幫大量湧入上海之後的事。這些人有自己的鬆散組織，外部人稱之為“翻戲黨”。青幫勢力進入租界巡捕房並且結成黨羽後，在上海


出現了托庇於捕房的專門賭博場所的賭台，這比“翻戲黨”流動遊記式的騙賭活動有了很大進展。開設賭台的流氓，按其籍貫和賭博方式分為上海幫、廣東幫、紹興幫、寧波幫。1927年前後，廣東幫賭棍梁培指示王寶善賄通法租界當局，在公館馬路投資200萬元，開設大賭場，由於服務十分周到，頓時把本地上海幫賭台的顧客吸引過去，引起上海幫流氓不滿。他們聯合三大亨，要求法租界當局取締這兩大賭場。正爭訟時，恰逢楊阿毛槍殺西捕案發，公共租界捕房被激怒，遂下令將各賭台封閉，不準再開。法租界廣東幫賭台也受其影響，被迫關閉。上海第一批賭台吸引的對象主要是有錢人子弟，一般貧民是進不了門的，所以危害還不很大，真正危害到下層的是後來勃興的“花會”賭博。

　　上海的“花會”，最先由陳世昌的門徒繆阿玉創辦。“總筒”設在勞合路，後為張延生接手。1921年後，花會極盛，後改為劉良洪與鄭梅堂合夥經營，輪流掌總筒，每人兩天。依靠花會的龐大收入，這兩個巡捕出身的幫會分子更加不可一世，甚至常在軍工路上攔搶三鑫公司的鴉片，為此連杜月笙也向他低過頭，他們買賣槍支、任意殺人，血案累累，無所不為，被人稱為“花會大王”、“良洪梅堂”。

　　1926年前後，劉、鄭二人由於分贓不均，終於決裂。先是鄭梅堂指使門徒在公共租界將劉良洪暗殺。劉妻及其門徒得凶耗後，立即全力反擊，13天內，鄭梅堂被殺於虹口。這件“良洪梅堂互殺血案”當年轟動滬上。

　　幫會還染指娼妓業，其勾結有兩種情況。其一，是通過捕房和土霸的惡勢力對妓院和私娼加以保護，後來，上海幫會無賴有些頭目在發財後，獨資開設妓院。1931年，大世界遊樂場老板楚九病死，大世界被黃金榮接管。黃勾結杜月笙和張嘯林，圍繞大世界迅速開辦一批賭場、妓院、旅館，形成了一個以大世界為中心的銷金窟。各類私娼也利用大世界拉生意。但大多數幫會頭目主要是充當妓院和私娼的保護人。當時上海四馬路和會樂裏聚集著上百家妓院，每家妓院都養了一至數名“龜瓜”，充當保鏢、打手，並幫助老鴇管理妓女，這些人和妓院老板都必須參加幫會。

　　幫會同妓院勾結的第二種途徑，是通過人口販子為妓院老鴇提供候補年輕的妓女。大凡操賣皮肉生涯的女子，由於倍受蹂躪，總是紅顏易逝，青春苦短。尤其下等妓女，受盡蹂躪，職業年齡更為有限。所以，妓院老板要時刻留心物色佳人，設法遞補。而能夠經常地、大量地為他們提供“貨色”的，主要是以販賣人口為生的幫會分子。幫會的人口販運，為妓院提供了新鮮血液，促進了賣淫業的興旺發達，也為幫會本身提供了新的發財機會。

　　幫會從事的行當非常多，其中常被人議論的有組織的犯罪活動有扒竊、碼頭幫派活動、糞霸等等。同時，幫會還掛著“合法”的招牌，卻幹著煙、賭、娼等非法勾當的營生，可稱為“灰色”行業。

　　上文所述幫會及其組織活動主要是圍繞上海(青幫)展開，這一方麵是因為上海是當時全國的幫會中心，另一方麵其組織活動也頗有代表性。解放前，全國各地幫會為數眾多，如四川的袍哥、黃道會、安清總會、洪幫等等，在特定環境下均是一流氓組織，其規模或大或小，組織特點也有差異，難以細而言之。(參見周育民、鄒雍主編的《中國幫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以青幫為核心的三大亨集團的壯大，是同上海租界當局的扶植、縱容分不開的。

　　租界是近代中國殖民地化的突出表現，而上海又是中國租界最集中的地方，上海租界自建立之日起，就麵臨嚴重的治安問題。外籍流氓和犯罪分子，把上海視為“冒險家的樂園”，而本地居民的犯罪也日益增多，武裝搶劫及武裝綁票案則異乎尋常地高頻率發生，令租界當局頭痛異常。租界巡捕大部分為西洋人，但他們語言不通，地形不熟，不但無法破獲黑社會有組織的犯罪，甚至被一群“鄭家木橋小癟三兒”弄得焦頭爛額。

　　“鄭家木橋小癟三兒”是本世紀初活躍在上海南市地區的一群流氓無賴。他們在租界內屢屢生事，引起巡捕房注意，派英國巡捕收拾他們，但這夥人行動迅速，聚散無常，加之熟悉地形，租界巡捕束手無策。經過一番爭論，法國租界巡捕房決定增加招收新的華人巡捕，利用他們熟悉當地社會情況的長處，整頓治安。新增加華捕當中即有後來成為青幫第一大亨的黃金榮。

　　黃金榮把“鄭家木橋小癟三兒”中的骨幹分子或收作自己的徒弟，或拜把子結為把兄弟，然後以老頭子或兄弟的名義，不讓他們隨意搗亂破壞作為交換條件。黃金榮唆使他們到沿街店鋪去搗亂，然後自己出麵彈壓。這樣一來，既樹立了黃金榮自己的威信，又可借機收取“保護費”，作為養活小癟三兒的資金，不久，黃金榮又把“聚寶茶樓”當作自己聯絡無賴流氓的中心，每天午前，他到茶樓坐上一坐，他的兄弟、徒弟紛紛前來問訊通報。一旦遇有大事，便同他的心腹商議，這些心腹後來結成以他為首的“大八股黨”。

黃金榮的才幹受到上司重視，他的忠誠受到法租界當局的賞識。適逢法國駐滬總領事帶著妻子到太湖遊玩，被湖匪綁架勒索贖買。法租界當局極為驚慌，要求黃金榮全力營救，


黃金榮同杜月笙、張嘯林商量後，即派素與湖匪有聯係的手下幹將高鑫寶前去“拜山”，結果湖匪首分文不取，輕而易舉地交出一對法國肥票。

　　又有一次，法國天主教神甫姚主教攜帶幾箱銀洋從上海乘火車去天津，準備開設新的教堂，不料車到山東，被山東督軍張宗昌所部軍隊截住火車，綁走姚主教，不知藏匿到了何處。姚主教失蹤事件，在當時轟動國內外，法國領事更是一天發了幾道命令，限捕房火速破案。黃金榮一個偶然機會得知姚某下落及關押地點，急忙一麵派人攜款收買看守，一麵親自率領十餘名便衣偵探，化裝成張部官兵，連夜趕到山東鄉下營救，將姚某平安救回上海(胡訓瑉：《上海幫會簡史》)。

　　黃金榮的出色表演，使他受到租界當局的充分信任和倚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段時間內，法國國內經濟困難，無力繼續供給上海租界當局經費，就責令其就地籌款，自行維持。黃金榮乘起獻策，建議當局開征“花捐”、“賭捐”、“煙槍捐”和“軍士印花捐”等稅項，法租界當局一一采納，緩解一時之需，並帶來巨大收益。為了獎賞黃金榮，除準許其組織公開賣鴉片煙土外，後來還索性將“土捐”、“煙槍捐”一並交給黃征收。雙方沆瀣一氣，均從中獲益不淺。

　　青幫在上海各幫會中稱雄數十年，另一重要原因是他們極善於在各派政治勢力之間縱橫回旋。

　　辛亥革命後，國民黨人往來於上海，多利用幫會關係來掩護其活動，當時不少國民黨骨幹，本身即是幫會頭目，如陳其美等，不必有求於黃金榮，但到了20年代初，陳其美遇刺身亡，其他人或身份公開，遭軍警追捕，或專注於政治活動，同幫會關係疏遠，國民黨因此深感不便，這時，黃金榮的勢力蒸蒸日上，於是國民黨人便轉而與黃金榮聯係，以尋求其掩護。

　　當年蔣介石蟄伏上海，為了生計，曾找到虞洽卿。虞某人看在死去的陳其美的麵子上，總算接濟了一些。但虞洽卿是個大忙人，又不願多掏腰包。蔣不得不放下前革命軍團長的架子，穿上舊西裝，同陳其美的侄子陳果夫一起做投機生意。1920年7月，虞洽卿創辦上海證券交易所，介紹蔣介石到交易所當報行情“劃線”的小職員。交易所裏的商人，不少是流氓出身，慣於以少賴多，軟騙硬搶的事情常常發生。為了在交易所站住腳，蔣介石經人介紹引薦給黃金榮為門生，黃收下紅帖，另擇吉日，舉行儀式，由徐福生當傳道師，正式收納蔣介石為“門生”。

　　蔣介石自從拜了黃金榮為“老頭子”以後，無人再敢來欺侮。不久，他又在別人資助下自立門戶，開立恒泰號經紀行，當起炒賣股票的經紀人，為孫中山籌集經費。1921年底，上海爆發金融風潮，恒泰號經紀行虧蝕嚴重，蔣本人負債達數千元，結果還是黃金榮出麵代為了結，並資助蔣介石前往廣州投奔孫中山。

　　幫會中曾有傳說，蔣介石得了錢，卻未去碼頭，而是先入賭場，把路費輸得一幹二淨，無奈隻好又回黃宅。因無顏再見老頭子，在門口苦苦徘徊，被“小八股黨”頭子葉焯三看見，問明原委，領他再見黃，獲300元作旅資。他們怕蔣光頭再去賭，講明由葉某代買船票，把蔣送上船後再把錢給他。

　　較晚出道的杜月笙、張嘯林也仿效黃金榮，在國民黨內尋找自己的支持者。這樣，幫會為自己編織了一張又一張保護網，逐步發展起來。

　　伴隨著幫會興盛的是幫會從事的各種事業的興旺，其中傳統的非法行業的興旺尤其令人矚目。我們把這些活動稱之為“黑色行業”，它包括煙、賭、娼和其他非法活動。

　　青幫大亨掌握的三鑫公司控製了數萬家煙館和零售土行，形成龐大的集團。但黃金榮等並不親自過問煙館和土行的具體管理經營情況，它們均自負贏虧，三鑫公司隻管照月份收取保險費和各種捐稅。該公司是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人的主要經濟來源，它像一個龐大的吸血鬼，從廣大的鴉片吸食者那裏源源不斷地吸取金錢來供給幫會分子揮霍，它還提供了大量資金幫助黃、杜等打入各行各業，以攫取更大的權力。

　　煙業同幫會的關係比較穩定，而且幫會一方作為搭檔的成分越來越少，保護者的成分越來越多。蔣介石政權對鴉片煙業實行“富禁於征”政策，任命杜月笙為全國禁煙委員，在各地設立禁煙查緝機關。杜月笙掌握了“禁煙”機關後，不但沒禁過一兩煙，相反，有了官帽護身，販毒的膽量也越來越大。他特請嗎啡大王陳坤元擔任經理和技術指導，雇傭工人300多人在上海建立嗎啡工廠，後被特務機關發現，被查封並公開曝光，陳坤元遭通緝，當局揚言一定要徹底追查此案。杜月笙慌了手腳，急命陳坤元躲到大連避風，自己攜帶巨款趕到南京麵見戴笠，結果不了了之。

　　在保護煙毒方麵，杜月笙向來不遺餘力，甚至不惜冒同當局衝突的風險。一次，上海警備司令戴戟派特務把陳坤元扣押於公共租界新新公司樓上，準備不經巡捕房引渡，將陳秘密綁架押至警備司令部。不料，中途被一個認識陳的妓女發現並報告杜月笙。杜立即派出9名槍手衝進房間，將陳帶走，特務對之無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