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43年3月，蔣介石授意陶希聖（原名匯曾，筆名方峻峰）執筆寫《中國之命運》一書這是當年最紅極一時的書。曆史學界一般認為這是蔣介石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回答。《中國之命運》出版後，毛澤東也組織了一幫“文官”予以反擊。國共之間的一場“筆戰”拉開帷幕。
蔣介石“以書明誌”
上個世紀40年代初，國共第二次合作破裂。毛澤東於1940年1月發表《新民主主義論》。中共官方認為，《新民主主義論》與毛澤東此前發表的《（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是配套的理論，標誌著中共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路線和相應的一整套具體政策已經形成了完整的體係。而曆史學家也認為，毛澤東的這套思想體係不僅是出於路線指引的需要，也是對蔣介石反共的回擊。
在此背景下，蔣介石召來汪精衛的舊部陶希聖，要他主筆寫《中國之命運》一書。此書的主要篇章分為：（1）中華民族的成長與發達；（2）國恥的由來與革命的起源；（3）不平等條約的影響之深刻化；（4）由北伐到抗戰；（5）平等互惠新約的內容與今後建國工作之重點；（6）革命建國的根本問題；（7）中國革命建國的動脈及其命運決定的關頭；（8）中國的命運與世界的前途。
該書的基本內容是要中國人“事事以民族為本位”，“以忠孝為根本。為國家盡全忠，為民族盡大孝”。與此同時，重申“中國人民老早就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須去爭。”“無論在戰時或戰後，一片散沙一樣的‘個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在其它講話中，蔣介石更一再高呼：“民族至上，國家至上。”
書中還譴責：“世界上那一個國家的政黨，有從事武力和割據的方式，來妨礙他本國的國家統一，而阻礙他政治上進入軌道的？這樣還不是反革命？……怎麽能不禍國殃民？”即指斥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地方勢力搞封建割據。
《中國之命運》的基調是強調宣揚中華民族的所謂“固有的德性”、“中國人的思想、中國人的精神、中國人的情感、中國人的品性”，認為西方文化的入侵使中國原有的優越倫理和宗族社會組織被破壞。
書中驚呼：近百年來中國人“因為學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覺中做了外國文學的奴隸”，“中國國民對於西洋的文化由拒絕而屈服，對於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轉為篤信，信其所至，自認為某一外國學說的忠實信徒；自卑轉為自艾，極其所至，忍心侮蔑我們中國的固有文化遺產”。
書中更是強調的：“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說：“國民黨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義與責任義務，為組黨的精神。他絕不像其它黨派，用機巧權術，或殘忍陰謀，而以利害自私為結合的本能。”蔣介石以為，“中國的命運完全寄托於中國國民黨”。名人資料網WWW.MRZL.COM
毛澤東召文官“反擊”
《中國之命運》出版後，一時之間在國內引起強烈震動，非常暢銷。而毛澤東也立即部署輿論反攻，這些“秀才”官員包括：政治秘書陳伯達，還有範文瀾、艾思奇、齊燕銘等著名文人。
陳伯達花了三天三夜寫出《評蔣介石先生的〈中國之命運〉》，原擬作為《解放日報》社論發表。毛澤東審閱了全文，改標題為《評〈中國之命運〉》，並改署陳伯達個人名字。
據陳伯達回憶，文章開頭一段，是毛澤東親筆所加：“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國之命運》還未出版的時候，重慶官方刊物即傳出一個消息：該書是由陶希聖擔任校對的。許多人都覺得奇怪：先生既是國民黨的總裁，為什麽要讓自己的作品，交給一個曾經參加過南京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對同盟國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衛千絲萬縷地糾合在一起的臭名昭著的陶希聖去校對呢？”
“難道國民黨中真的如此無人嗎？《中國之命運》出版後，陶希聖又寫了一篇歌頌此書的文章，中央周刊把它登在第一篇，這又使得許多人奇怪：為什麽中央周刊這樣器重陶希聖的文章？難道蔣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聖的文章去傳布不成？總之，所有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們的驚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陳伯達的文章於7月21日刊於延安《解放日報》。當天，中共中央宣傳部便發出《關於廣泛印發〈評《中國之命運》〉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並轉各區黨委：
陳伯達同誌《評〈中國之命運〉》一文，本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並廣播兩次。各地收到後，除在當地報紙上發表外，應即印成小冊子（校對勿錯），使黨政軍民幹部一切能讀者每人得一本（陜甘寧邊區印一萬七千本），並公開發賣。一切幹部均須細讀，加以討論。一切學校定為必修之教本。南方局應設法在重慶、桂林等地密印密發。華中局應在上海密印密發。其它各根據地應散發到淪陷區人民中去。一切地方應注意散發到國民黨軍隊中去。應乘此機會作一次對黨內黨外的廣大宣傳，切勿放過此種機會。
這場筆戰後來演變成意識形態之爭：國民黨的中宣部把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列為“必讀之課本”，中共的中宣部則把陳伯達的《評〈中國之命運〉》列為“必修之教本”。兩黨的筆杆子總部——中宣部為此大唱對台戲。
蔣介石“以書明誌”
上個世紀40年代初，國共第二次合作破裂。毛澤東於1940年1月發表《新民主主義論》。中共官方認為，《新民主主義論》與毛澤東此前發表的《（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是配套的理論，標誌著中共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路線和相應的一整套具體政策已經形成了完整的體係。而曆史學家也認為，毛澤東的這套思想體係不僅是出於路線指引的需要，也是對蔣介石反共的回擊。
在此背景下，蔣介石召來汪精衛的舊部陶希聖，要他主筆寫《中國之命運》一書。此書的主要篇章分為：（1）中華民族的成長與發達；（2）國恥的由來與革命的起源；（3）不平等條約的影響之深刻化；（4）由北伐到抗戰；（5）平等互惠新約的內容與今後建國工作之重點；（6）革命建國的根本問題；（7）中國革命建國的動脈及其命運決定的關頭；（8）中國的命運與世界的前途。
該書的基本內容是要中國人“事事以民族為本位”，“以忠孝為根本。為國家盡全忠，為民族盡大孝”。與此同時，重申“中國人民老早就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須去爭。”“無論在戰時或戰後，一片散沙一樣的‘個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在其它講話中，蔣介石更一再高呼：“民族至上，國家至上。”
書中還譴責：“世界上那一個國家的政黨，有從事武力和割據的方式，來妨礙他本國的國家統一，而阻礙他政治上進入軌道的？這樣還不是反革命？……怎麽能不禍國殃民？”即指斥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地方勢力搞封建割據。
《中國之命運》的基調是強調宣揚中華民族的所謂“固有的德性”、“中國人的思想、中國人的精神、中國人的情感、中國人的品性”，認為西方文化的入侵使中國原有的優越倫理和宗族社會組織被破壞。
書中驚呼：近百年來中國人“因為學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覺中做了外國文學的奴隸”，“中國國民對於西洋的文化由拒絕而屈服，對於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轉為篤信，信其所至，自認為某一外國學說的忠實信徒；自卑轉為自艾，極其所至，忍心侮蔑我們中國的固有文化遺產”。
書中更是強調的：“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說：“國民黨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義與責任義務，為組黨的精神。他絕不像其它黨派，用機巧權術，或殘忍陰謀，而以利害自私為結合的本能。”蔣介石以為，“中國的命運完全寄托於中國國民黨”。名人資料網WWW.MRZL.COM
毛澤東召文官“反擊”
《中國之命運》出版後，一時之間在國內引起強烈震動，非常暢銷。而毛澤東也立即部署輿論反攻，這些“秀才”官員包括：政治秘書陳伯達，還有範文瀾、艾思奇、齊燕銘等著名文人。
陳伯達花了三天三夜寫出《評蔣介石先生的〈中國之命運〉》，原擬作為《解放日報》社論發表。毛澤東審閱了全文，改標題為《評〈中國之命運〉》，並改署陳伯達個人名字。
據陳伯達回憶，文章開頭一段，是毛澤東親筆所加：“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國之命運》還未出版的時候，重慶官方刊物即傳出一個消息：該書是由陶希聖擔任校對的。許多人都覺得奇怪：先生既是國民黨的總裁，為什麽要讓自己的作品，交給一個曾經參加過南京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對同盟國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衛千絲萬縷地糾合在一起的臭名昭著的陶希聖去校對呢？”
“難道國民黨中真的如此無人嗎？《中國之命運》出版後，陶希聖又寫了一篇歌頌此書的文章，中央周刊把它登在第一篇，這又使得許多人奇怪：為什麽中央周刊這樣器重陶希聖的文章？難道蔣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聖的文章去傳布不成？總之，所有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們的驚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陳伯達的文章於7月21日刊於延安《解放日報》。當天，中共中央宣傳部便發出《關於廣泛印發〈評《中國之命運》〉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並轉各區黨委：
陳伯達同誌《評〈中國之命運〉》一文，本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並廣播兩次。各地收到後，除在當地報紙上發表外，應即印成小冊子（校對勿錯），使黨政軍民幹部一切能讀者每人得一本（陜甘寧邊區印一萬七千本），並公開發賣。一切幹部均須細讀，加以討論。一切學校定為必修之教本。南方局應設法在重慶、桂林等地密印密發。華中局應在上海密印密發。其它各根據地應散發到淪陷區人民中去。一切地方應注意散發到國民黨軍隊中去。應乘此機會作一次對黨內黨外的廣大宣傳，切勿放過此種機會。
這場筆戰後來演變成意識形態之爭：國民黨的中宣部把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列為“必讀之課本”，中共的中宣部則把陳伯達的《評〈中國之命運〉》列為“必修之教本”。兩黨的筆杆子總部——中宣部為此大唱對台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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