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抗戰後，蔣介石作為中國戰區的最高長官，本來可以合理合法地收回香港的主權和治權，但蔣介石在美國和英國的雙重恫嚇麵前放棄了收複香港的機會。
國際形勢有利於收回香港
1942年10月下旬，美國總統羅斯福為了鼓勵蔣介石配合美國政府盡快結束戰爭，通過外交途徑在中國進行了一次旨在廢除美國在華不平等條約、重新締造一個中美新約的外交談判。宋美齡和宋子文一致認為，如果中國能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時機，有可能取得二戰後收回香港主權的成果。蔣介石欣然接受了宋美齡和宋子文的上述建議，並把戰後從英國人手中收回香港主權的希望，全部寄予美國戰時的重新締約談判上。
英國駐華大使薛穆(Seymout)於1942年10月28日，在重慶與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為首的換約代表團舉行正式談判，與美國一起進入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外交談判日程。
當宋子文與薛穆開始外交談判時，才發現並不像當初設計的那樣樂觀。薛穆對中國的要求虛與委蛇，不肯妥協，致使中英新約談判一度陷入困境。薛穆最初誤以為中國對香港主權的收回隻是新約談判中的“過場戲”，隻要施以推脫小計就可讓中國罷手，可他沒有想到戰後收回香港主權竟然是中國政府當時最為積極的談判目標之一。在雙方對峙的情況下，薛穆隻好電請倫敦，問計於戰時首相丘吉爾。
把英方妥協的希望寄予美國
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和丘吉爾從英國戰後的利益考慮，主張在與中國的換約談判中，必須堅持在香港問題上不向中國妥協。鑒於上述立場，薛穆大使忽然在對宋子文的談判中變得強硬起來。
宋美齡驚悉中英談判陷入僵局以後，曾要求宋子文向美國求助。然而羅斯福政府並不想在中英談判過程中插手過多。於是宋美齡希望蔣介石在對英談判中采取寧可談不成，也決不輕易放棄戰後收回香港的主張。她始終認為英國最後從大局出發，肯定會妥協的。蔣介石於是堅決地表示：如果英國不將香港在二戰結束後的歸屬問題列入中英新約，那麽中英兩國在重慶的談判就失去了它應有的現實意義。
在中英談判陷入僵局以後，宋美齡決定以養病為名，親自飛往美國去求助。蔣介石相信隻要夫人親臨美國，羅斯福定會采取對中方支持的態度，而與英國人的對峙則會不攻自破。
宋氏外交無法讓蔣氏強硬
蔣介石在重慶不斷收到宋美齡從美國發來的電函。他知道在美國上下一致的支持之下，羅斯福總統已在不斷向英國首相丘吉爾施加壓力。在此期間，羅斯福還派總統安全顧問霍普金斯親赴倫敦遊說。丘吉爾在羅斯福的壓力下，最終同意在與中國即將恢複的換約談判中考慮蔣介石的要求，並向美方表示英國在同意廢除舊約的基礎上，擬定一個可為雙方都易於接受的新約。
然而薛穆卻在與宋子文重新開始的換約談判中繼續玩弄手法。在英方提出的《換約備忘錄》中居然隻字不提香港和九龍、新界戰後如何歸屬。當中國方麵提出異議時，英方竟然一反常態地變得強硬起來，薛穆明確告訴宋子文：“英國不會屈從中國，更不會在香港問題上發生動搖或妥協。”
消息傳到美國，宋美齡再次向羅斯福發函求援。而丘吉爾在談判陷入僵局時竟然不顧美國的遊說，公然在倫敦發表強硬性的講話，他說：“我當女王的首席大臣並不是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國。”丘吉爾又電示在重慶的薛穆：“我的意思是換約談判再堅持下去，決不放棄大英帝國的任何一方領地。”麵對宋美齡遊說無果，英方突然強硬的態勢，宋子文最先抵擋不住了。
宋子文一麵給在美國巡回演講的宋美齡發電求援，一麵請老外交官顧維鈞向蔣進言，力求讓他認清當前形勢：國民政府在軍援上依賴美英，即便戰後也無收回香港的實力。顧維鈞認為：蔣介石應該將丘吉爾已經同意廢除的部分不平等條約，當成對方送來的禮物暫且收下，同時還要允許英方把禮物分兩次送來。
與此同時，宋美齡也發回電報，勸蔣暫時先把《中英新約》簽下來。萬般無奈，蔣介石不得不采取了妥協立場。由初時提出戰後從英方手裏討還香港的主權，退而提出二戰結束以後英國應歸還被租借的九龍地區。雖然他清楚英方不可能做出這樣的讓步，但仍然希望在《中英新約》中寫上這麽一句根本就不能實現的話。因為這樣可以給他一個台階下，以便給中國政府和他一個麵子。後來，蔣介石見英方談判代表拒絕了這一建議，又通過宋子文向薛穆提出可以在《中英新約》之外，采取口頭的方式談到“戰後九龍歸屬問題”。可是，英國談判代表薛穆仍然秉承丘吉爾和艾登的指示，在香港和九龍的戰後歸屬問題上寸步不讓。
弱國無外交，香港再落英人之手
在這種尷尬的僵局中，蔣介石忽然強硬起來。他指示外交部長宋子文：“如果英國方麵連這種口頭上的許諾也不答應，那麽這樣的新約就毫無意義。”宋子文見蔣如此決絕，便擔心談判功虧一簣，不得已隻好給在紐約的宋美齡發電求助，希望她能勸蔣介石無論如何也不要和英國鬧翻。
丘吉爾在會見羅斯福特使以後，也擔心在重慶進行的中英談判發生破裂。在美國的壓力下，丘吉爾一度退縮。如果蔣介石繼續堅持下去，那麽丘吉爾很可能妥協。可是偏偏在這時候丘吉爾獲悉宋子文和蔣介石在談判問題上存在分歧，於是丘吉爾的陰謀得逞了。1943年1月11日，宋子文和英國大使薛穆終於在重慶簽署了《新約》，其內容包括廢除1901年的《辛醜條約》；撤銷英國政府及其人民或公司在華享有的種種特權等八條。但是英方在這個《新約》中拒絕寫明他們悍然強占的香港等中國領土的歸還問題。
1943年11月，在開羅舉行的美、英、中三國首腦緊急會議上，雖然羅斯福總統表明了支持中國戰後收回香港的主張，宋美齡也在會前會後極力施展夫人外交的手法，但宋美齡渴望以外交手段贏得戰後主權完整的種種努力，最終由於丘吉爾頑固不化的拒絕而功敗垂成。在開羅會議上，丘吉爾麵對中國政府的正當主權要求，始終頑固堅持他的看法。
就這樣，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香港的主權終因中國國力的衰弱而再次落於英國人手裏。（竇應泰 摘自《人民政協報》）
國際形勢有利於收回香港
1942年10月下旬，美國總統羅斯福為了鼓勵蔣介石配合美國政府盡快結束戰爭，通過外交途徑在中國進行了一次旨在廢除美國在華不平等條約、重新締造一個中美新約的外交談判。宋美齡和宋子文一致認為，如果中國能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時機，有可能取得二戰後收回香港主權的成果。蔣介石欣然接受了宋美齡和宋子文的上述建議，並把戰後從英國人手中收回香港主權的希望，全部寄予美國戰時的重新締約談判上。
英國駐華大使薛穆(Seymout)於1942年10月28日，在重慶與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為首的換約代表團舉行正式談判，與美國一起進入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外交談判日程。
當宋子文與薛穆開始外交談判時，才發現並不像當初設計的那樣樂觀。薛穆對中國的要求虛與委蛇，不肯妥協，致使中英新約談判一度陷入困境。薛穆最初誤以為中國對香港主權的收回隻是新約談判中的“過場戲”，隻要施以推脫小計就可讓中國罷手，可他沒有想到戰後收回香港主權竟然是中國政府當時最為積極的談判目標之一。在雙方對峙的情況下，薛穆隻好電請倫敦，問計於戰時首相丘吉爾。
把英方妥協的希望寄予美國
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和丘吉爾從英國戰後的利益考慮，主張在與中國的換約談判中，必須堅持在香港問題上不向中國妥協。鑒於上述立場，薛穆大使忽然在對宋子文的談判中變得強硬起來。
宋美齡驚悉中英談判陷入僵局以後，曾要求宋子文向美國求助。然而羅斯福政府並不想在中英談判過程中插手過多。於是宋美齡希望蔣介石在對英談判中采取寧可談不成，也決不輕易放棄戰後收回香港的主張。她始終認為英國最後從大局出發，肯定會妥協的。蔣介石於是堅決地表示：如果英國不將香港在二戰結束後的歸屬問題列入中英新約，那麽中英兩國在重慶的談判就失去了它應有的現實意義。
在中英談判陷入僵局以後，宋美齡決定以養病為名，親自飛往美國去求助。蔣介石相信隻要夫人親臨美國，羅斯福定會采取對中方支持的態度，而與英國人的對峙則會不攻自破。
宋氏外交無法讓蔣氏強硬
蔣介石在重慶不斷收到宋美齡從美國發來的電函。他知道在美國上下一致的支持之下，羅斯福總統已在不斷向英國首相丘吉爾施加壓力。在此期間，羅斯福還派總統安全顧問霍普金斯親赴倫敦遊說。丘吉爾在羅斯福的壓力下，最終同意在與中國即將恢複的換約談判中考慮蔣介石的要求，並向美方表示英國在同意廢除舊約的基礎上，擬定一個可為雙方都易於接受的新約。
然而薛穆卻在與宋子文重新開始的換約談判中繼續玩弄手法。在英方提出的《換約備忘錄》中居然隻字不提香港和九龍、新界戰後如何歸屬。當中國方麵提出異議時，英方竟然一反常態地變得強硬起來，薛穆明確告訴宋子文：“英國不會屈從中國，更不會在香港問題上發生動搖或妥協。”
消息傳到美國，宋美齡再次向羅斯福發函求援。而丘吉爾在談判陷入僵局時竟然不顧美國的遊說，公然在倫敦發表強硬性的講話，他說：“我當女王的首席大臣並不是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國。”丘吉爾又電示在重慶的薛穆：“我的意思是換約談判再堅持下去，決不放棄大英帝國的任何一方領地。”麵對宋美齡遊說無果，英方突然強硬的態勢，宋子文最先抵擋不住了。
宋子文一麵給在美國巡回演講的宋美齡發電求援，一麵請老外交官顧維鈞向蔣進言，力求讓他認清當前形勢：國民政府在軍援上依賴美英，即便戰後也無收回香港的實力。顧維鈞認為：蔣介石應該將丘吉爾已經同意廢除的部分不平等條約，當成對方送來的禮物暫且收下，同時還要允許英方把禮物分兩次送來。
與此同時，宋美齡也發回電報，勸蔣暫時先把《中英新約》簽下來。萬般無奈，蔣介石不得不采取了妥協立場。由初時提出戰後從英方手裏討還香港的主權，退而提出二戰結束以後英國應歸還被租借的九龍地區。雖然他清楚英方不可能做出這樣的讓步，但仍然希望在《中英新約》中寫上這麽一句根本就不能實現的話。因為這樣可以給他一個台階下，以便給中國政府和他一個麵子。後來，蔣介石見英方談判代表拒絕了這一建議，又通過宋子文向薛穆提出可以在《中英新約》之外，采取口頭的方式談到“戰後九龍歸屬問題”。可是，英國談判代表薛穆仍然秉承丘吉爾和艾登的指示，在香港和九龍的戰後歸屬問題上寸步不讓。
弱國無外交，香港再落英人之手
在這種尷尬的僵局中，蔣介石忽然強硬起來。他指示外交部長宋子文：“如果英國方麵連這種口頭上的許諾也不答應，那麽這樣的新約就毫無意義。”宋子文見蔣如此決絕，便擔心談判功虧一簣，不得已隻好給在紐約的宋美齡發電求助，希望她能勸蔣介石無論如何也不要和英國鬧翻。
丘吉爾在會見羅斯福特使以後，也擔心在重慶進行的中英談判發生破裂。在美國的壓力下，丘吉爾一度退縮。如果蔣介石繼續堅持下去，那麽丘吉爾很可能妥協。可是偏偏在這時候丘吉爾獲悉宋子文和蔣介石在談判問題上存在分歧，於是丘吉爾的陰謀得逞了。1943年1月11日，宋子文和英國大使薛穆終於在重慶簽署了《新約》，其內容包括廢除1901年的《辛醜條約》；撤銷英國政府及其人民或公司在華享有的種種特權等八條。但是英方在這個《新約》中拒絕寫明他們悍然強占的香港等中國領土的歸還問題。
1943年11月，在開羅舉行的美、英、中三國首腦緊急會議上，雖然羅斯福總統表明了支持中國戰後收回香港的主張，宋美齡也在會前會後極力施展夫人外交的手法，但宋美齡渴望以外交手段贏得戰後主權完整的種種努力，最終由於丘吉爾頑固不化的拒絕而功敗垂成。在開羅會議上，丘吉爾麵對中國政府的正當主權要求，始終頑固堅持他的看法。
就這樣，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香港的主權終因中國國力的衰弱而再次落於英國人手裏。（竇應泰 摘自《人民政協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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