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號稱“西北王”的胡宗南，深受蔣介石寵信，曾經統領四十萬大軍，有著最現代化的美式裝備，坐鎮西北，一直是蔣介石手中的一張王牌。
但在1949年國民黨大潰敗的形勢下，他也惶惶不可終日。
胡宗南
自從1949年5月19日解放軍突破了胡宗南在西安南岸的戰線，胡宗南見大勢已去，隻好放棄經營多年的老巢——西安，逃往寶雞。7月份寶雞被克，他又逃往漢中，以秦嶺和大巴山為屏障，和解放軍對峙。手中隻剩下三個兵團，苦苦支撐，前景如何？他深感茫然。
一日深夜，他突然找來自己的親信幕僚、高級參謀朱亞英麵商對策。
我的父親朱亞英原係西北軍出身，因為年輕英俊，富有才華而被馮玉祥先生相中，派往德國普魯士高級警官學校留學(全中國僅有三人在此校畢業：即他的師兄著名軍事學家、原保定軍官學校校長蔣百裏先生；他的師弟蔣緯國和朱亞英本人)，回國後他在楊虎城將軍手下任少將高參、三十八軍第十七師參謀長等職。他在中央陸軍大學特三期(將校班)畢業後，又被胡宗南看中，調到所屬的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任少將高參和副官處處長。
胡宗南的用人之道是廣羅人材，備而不用，用小恩小惠收買人心，以便將來成就其在軍界的一統大業。父親雖然才華出眾，多謀善斷，但因係西北軍出身，不是蔣、胡的黃埔係和江浙派人士，故而不能授以軍權和實權，隻能作為親信幕僚使用。但胡對我父親的態度始終是禮賢下士，待若上賓。例如在抗日戰爭時期，西安僅有兩輛小轎車，市長用一輛，另一輛就給我父親用；當時我母親因腎結核病危，胡宗南又把美國人送給他的一箱新藥盤尼西林(即剛剛臨床使用的青黴素)轉贈給父親……這種手法有效地籠絡了不少人才。
在蔣家王朝即將崩潰之際，樹倒猢猻散，每個人都在安排自己的後路。我父親通過自己的同鄉、小學同學郭秉毅(周恩來派往四川軍閥劉湘處做策反工作的老中共黨員)，早已與中共取得聯係，準備投誠起義，並把妻兒秘密送往成都。
胡宗南在深夜召見，我父親猜想不外乎兩種情況：一個是有要事相商；另外則是自己的投誠起義行動有所暴露。於是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見胡宗南。
使我父親不曾料到的是，胡宗南原來是向他就自己的出路求教。父親雖然不知道這位長官葫蘆裏賣的是什麽藥，但還是表示胡先生待自己優厚有加，有知遇之恩，自己知恩圖報，在此艱難困頓之際，當然要為胡先生盡心謀劃。胡宗南直言對我父親說，現共黨大軍壓境，其鋒銳利，士氣正盛，敵我對比，形勢極為不利。有何想法，不必顧忌，可直抒胸臆。又悄悄告訴我父親，前幾天彭德懷釋放了張新旅長，讓他帶來一封親筆信，建議胡宗南起義投誠，共方保證以禮相待。
胡宗南說自己在這個問題上很為難。胡表示蔣待自己可謂恩重如山，所以忘恩負義背叛校長的事他做不來。可是抵抗下去，孤掌難鳴，也難有作為。胡其實是進退兩難，騎虎難下。父親見胡宗南確如熱鍋上的螞蟻，是真心實意要聽取他的意見，就壯著膽子為胡宗南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大意如下：軍事形勢，不言自明，固守漢中曆來乃兵家大忌。它雖扼守陝南和西北及西南腹地，然而地勢平坦低下，進不可攻，退不可守；而共軍挾勝利之師，其勢正旺，銳不可擋。當初胡先生率幾十萬大軍，進攻陝北，尚且屢遭敗績，損失慘重，自忖以今日之師，能否據守漢中？從政治形勢看，蔣先生在徐蚌會戰之後，始終難以扭轉被動局麵，現在大廈將傾，獨木難撐。蔣先生自己退居台灣，卻要先生力撐殘局，固守這半壁江山，實非人力所及……胡宗南表示，形勢的確如此，但他仍然覺得不能背叛校長。父親回憶胡曾親口說：“非不為也，實不能也！”據父親的分析，這兩句話的意思是說他不是不走起義這一步，而是他覺得背叛校長的事情他無法做。
我父親趕緊抓住這個時機進言，說張新帶書，乃千載難逢之機。敦促胡宗南不要坐失良機。我父親為胡宗南分析說，台灣現由陳誠主事，胡如戰敗，殘兵敗將即使退到台灣，又有何顏麵去見蔣先生？且胡的處境一定不會好。父親建議胡宗南不妨接受彭德懷將軍建議，起義投誠！以目前手中尚有三個兵團，兵不血刃，獻上漢中和西南大片土地，避免生靈塗炭。父親對胡宗南說，這樣共黨必將厚待先生，今後半生，依然前途光明，先生的袍澤故舊，也都絕處逢生，此乃一舉數得之策。胡宗南猶豫再三，在室內躑躅良久。最後終於下了決心，並委托我父親全權辦理與共產黨方麵的聯係，因為我父親在國共合作期間曾三次代表胡宗南赴延安，和共產黨高層包括毛澤東都有過接觸。胡宗南囑咐父親此事極端機密，萬不可對任何人透露半點口風。父親見此，極為喜悅，立即設想如何與郭秉毅聯係，匯報此事。
但就在第二天的早上，胡宗南突收到蔣介石的密電：立即赴台，有要事相商。臨行前對父親叮囑說商談之事等他回來再議。
二日後，胡宗南返回漢中。一下飛機，立即下令逮捕張新，交軍統監禁。然後把自己關在房間裏不出來。雖然他明知此舉將毀掉他的幾十萬大軍，但仍然決心“士為知己者死”，絕不能對不起蔣校長。
我父親見此情此景，知道事情已無法挽回。遂借口公務，出差武漢，在機場卻轉乘了飛機去成都。後來參加了裴昌會部的起義，投向了人民。
胡宗南失守漢中後，逃往成都，轉三亞，最後來到西昌。
蔣介石見胡宗南全軍覆沒，怒不可遏，下令他死守西昌，與西昌共存亡。
胡手下有三個兵團：裴昌會的第七兵團在德陽起義；李振的第十八兵團在成都起義；他的得力幹將李文的第五兵團在衝向雅安的過程中，在解放軍的南北夾擊下，不得不向解放軍投誠，隻有少數人逃往了西昌。
胡宗南的好友，國防部副參謀長郭寄嶠直陳蔣介石：“送一名大將給敵人做俘虜，既違背了戰爭利益，也違反了指揮道德。”蔣介石才默許派機接胡回台。
1950年3月26日解放軍逼近西昌機場時，胡宗南不得不悄然乘飛機逃往台灣，把剩下的六萬人馬丟給了解放軍。
胡宗南飛到台灣桃園機場，根本無人理睬。隻好灰溜溜地躲進他在花蓮海濱的寓所，終日在家以練毛筆字，看書報消度時日。後來又遭監察院彈劾，還是在蔣介石的庇護下，不了了之。晚景淒涼慘淡，在鬱鬱寡歡之中，於1962年死去，時年66歲。
胡宗南一生效忠蔣介石，深得蔣介石信任，委以重任。誰也想不到，這個愚忠的“西北王”在解放大軍的重壓之下，也曾萌發過起義的念頭。隻是由於國民黨的情治單位嗅覺靈敏，從張新被釋一事，看出了端倪，在蔣介石的及時召見下，才阻止了這場未遂的“起義”。這段鮮為人知的史實也就存留在他和我父親兩個人的心中，是中國近代軍事史上的一個謎底。
我的父親朱亞英雖然起義了，組織上準備安排他在南京軍事學院任教，但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又被錯判為曆史反革命，判處死刑，緩刑兩年。後因在勞改中翻譯德國軍事家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等著作立功，減刑為20年。一直到特赦最後一批國民黨縣團級以上人員時，才被釋放，在邢台唐莊農場當了一名農業工人。他在晚年，對我敘說了這段往事，每每頓足抱怨：“豎子不可與謀也。胡宗南的愚忠，既害了他自己，也毀了我的後半生。”
我的父親在1982年去世前，常常念叨這段往事，引以為終生憾事。我想：如果當年胡宗南聽取了他的建言，也許他們兩個人的晚景都不會如此淒慘。
張新的命運要好一些，他被軍統監禁時，在一次混亂中逃脫，投向人民。解放後曾任浙江省政協委員，浦江縣人大代表，1985年去世。(作家文摘)
但在1949年國民黨大潰敗的形勢下，他也惶惶不可終日。
胡宗南
自從1949年5月19日解放軍突破了胡宗南在西安南岸的戰線，胡宗南見大勢已去，隻好放棄經營多年的老巢——西安，逃往寶雞。7月份寶雞被克，他又逃往漢中，以秦嶺和大巴山為屏障，和解放軍對峙。手中隻剩下三個兵團，苦苦支撐，前景如何？他深感茫然。
一日深夜，他突然找來自己的親信幕僚、高級參謀朱亞英麵商對策。
我的父親朱亞英原係西北軍出身，因為年輕英俊，富有才華而被馮玉祥先生相中，派往德國普魯士高級警官學校留學(全中國僅有三人在此校畢業：即他的師兄著名軍事學家、原保定軍官學校校長蔣百裏先生；他的師弟蔣緯國和朱亞英本人)，回國後他在楊虎城將軍手下任少將高參、三十八軍第十七師參謀長等職。他在中央陸軍大學特三期(將校班)畢業後，又被胡宗南看中，調到所屬的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任少將高參和副官處處長。
胡宗南的用人之道是廣羅人材，備而不用，用小恩小惠收買人心，以便將來成就其在軍界的一統大業。父親雖然才華出眾，多謀善斷，但因係西北軍出身，不是蔣、胡的黃埔係和江浙派人士，故而不能授以軍權和實權，隻能作為親信幕僚使用。但胡對我父親的態度始終是禮賢下士，待若上賓。例如在抗日戰爭時期，西安僅有兩輛小轎車，市長用一輛，另一輛就給我父親用；當時我母親因腎結核病危，胡宗南又把美國人送給他的一箱新藥盤尼西林(即剛剛臨床使用的青黴素)轉贈給父親……這種手法有效地籠絡了不少人才。
在蔣家王朝即將崩潰之際，樹倒猢猻散，每個人都在安排自己的後路。我父親通過自己的同鄉、小學同學郭秉毅(周恩來派往四川軍閥劉湘處做策反工作的老中共黨員)，早已與中共取得聯係，準備投誠起義，並把妻兒秘密送往成都。
胡宗南在深夜召見，我父親猜想不外乎兩種情況：一個是有要事相商；另外則是自己的投誠起義行動有所暴露。於是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見胡宗南。
使我父親不曾料到的是，胡宗南原來是向他就自己的出路求教。父親雖然不知道這位長官葫蘆裏賣的是什麽藥，但還是表示胡先生待自己優厚有加，有知遇之恩，自己知恩圖報，在此艱難困頓之際，當然要為胡先生盡心謀劃。胡宗南直言對我父親說，現共黨大軍壓境，其鋒銳利，士氣正盛，敵我對比，形勢極為不利。有何想法，不必顧忌，可直抒胸臆。又悄悄告訴我父親，前幾天彭德懷釋放了張新旅長，讓他帶來一封親筆信，建議胡宗南起義投誠，共方保證以禮相待。
胡宗南說自己在這個問題上很為難。胡表示蔣待自己可謂恩重如山，所以忘恩負義背叛校長的事他做不來。可是抵抗下去，孤掌難鳴，也難有作為。胡其實是進退兩難，騎虎難下。父親見胡宗南確如熱鍋上的螞蟻，是真心實意要聽取他的意見，就壯著膽子為胡宗南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大意如下：軍事形勢，不言自明，固守漢中曆來乃兵家大忌。它雖扼守陝南和西北及西南腹地，然而地勢平坦低下，進不可攻，退不可守；而共軍挾勝利之師，其勢正旺，銳不可擋。當初胡先生率幾十萬大軍，進攻陝北，尚且屢遭敗績，損失慘重，自忖以今日之師，能否據守漢中？從政治形勢看，蔣先生在徐蚌會戰之後，始終難以扭轉被動局麵，現在大廈將傾，獨木難撐。蔣先生自己退居台灣，卻要先生力撐殘局，固守這半壁江山，實非人力所及……胡宗南表示，形勢的確如此，但他仍然覺得不能背叛校長。父親回憶胡曾親口說：“非不為也，實不能也！”據父親的分析，這兩句話的意思是說他不是不走起義這一步，而是他覺得背叛校長的事情他無法做。
我父親趕緊抓住這個時機進言，說張新帶書，乃千載難逢之機。敦促胡宗南不要坐失良機。我父親為胡宗南分析說，台灣現由陳誠主事，胡如戰敗，殘兵敗將即使退到台灣，又有何顏麵去見蔣先生？且胡的處境一定不會好。父親建議胡宗南不妨接受彭德懷將軍建議，起義投誠！以目前手中尚有三個兵團，兵不血刃，獻上漢中和西南大片土地，避免生靈塗炭。父親對胡宗南說，這樣共黨必將厚待先生，今後半生，依然前途光明，先生的袍澤故舊，也都絕處逢生，此乃一舉數得之策。胡宗南猶豫再三，在室內躑躅良久。最後終於下了決心，並委托我父親全權辦理與共產黨方麵的聯係，因為我父親在國共合作期間曾三次代表胡宗南赴延安，和共產黨高層包括毛澤東都有過接觸。胡宗南囑咐父親此事極端機密，萬不可對任何人透露半點口風。父親見此，極為喜悅，立即設想如何與郭秉毅聯係，匯報此事。
但就在第二天的早上，胡宗南突收到蔣介石的密電：立即赴台，有要事相商。臨行前對父親叮囑說商談之事等他回來再議。
二日後，胡宗南返回漢中。一下飛機，立即下令逮捕張新，交軍統監禁。然後把自己關在房間裏不出來。雖然他明知此舉將毀掉他的幾十萬大軍，但仍然決心“士為知己者死”，絕不能對不起蔣校長。
我父親見此情此景，知道事情已無法挽回。遂借口公務，出差武漢，在機場卻轉乘了飛機去成都。後來參加了裴昌會部的起義，投向了人民。
胡宗南失守漢中後，逃往成都，轉三亞，最後來到西昌。
蔣介石見胡宗南全軍覆沒，怒不可遏，下令他死守西昌，與西昌共存亡。
胡手下有三個兵團：裴昌會的第七兵團在德陽起義；李振的第十八兵團在成都起義；他的得力幹將李文的第五兵團在衝向雅安的過程中，在解放軍的南北夾擊下，不得不向解放軍投誠，隻有少數人逃往了西昌。
胡宗南的好友，國防部副參謀長郭寄嶠直陳蔣介石：“送一名大將給敵人做俘虜，既違背了戰爭利益，也違反了指揮道德。”蔣介石才默許派機接胡回台。
1950年3月26日解放軍逼近西昌機場時，胡宗南不得不悄然乘飛機逃往台灣，把剩下的六萬人馬丟給了解放軍。
胡宗南飛到台灣桃園機場，根本無人理睬。隻好灰溜溜地躲進他在花蓮海濱的寓所，終日在家以練毛筆字，看書報消度時日。後來又遭監察院彈劾，還是在蔣介石的庇護下，不了了之。晚景淒涼慘淡，在鬱鬱寡歡之中，於1962年死去，時年66歲。
胡宗南一生效忠蔣介石，深得蔣介石信任，委以重任。誰也想不到，這個愚忠的“西北王”在解放大軍的重壓之下，也曾萌發過起義的念頭。隻是由於國民黨的情治單位嗅覺靈敏，從張新被釋一事，看出了端倪，在蔣介石的及時召見下，才阻止了這場未遂的“起義”。這段鮮為人知的史實也就存留在他和我父親兩個人的心中，是中國近代軍事史上的一個謎底。
我的父親朱亞英雖然起義了，組織上準備安排他在南京軍事學院任教，但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又被錯判為曆史反革命，判處死刑，緩刑兩年。後因在勞改中翻譯德國軍事家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等著作立功，減刑為20年。一直到特赦最後一批國民黨縣團級以上人員時，才被釋放，在邢台唐莊農場當了一名農業工人。他在晚年，對我敘說了這段往事，每每頓足抱怨：“豎子不可與謀也。胡宗南的愚忠，既害了他自己，也毀了我的後半生。”
我的父親在1982年去世前，常常念叨這段往事，引以為終生憾事。我想：如果當年胡宗南聽取了他的建言，也許他們兩個人的晚景都不會如此淒慘。
張新的命運要好一些，他被軍統監禁時，在一次混亂中逃脫，投向人民。解放後曾任浙江省政協委員，浦江縣人大代表，1985年去世。(作家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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