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同盟會的民族主義綱領

孫中山寫的《同盟會宣言》概括了同盟會的綱領，它又在《〈民報〉發刊詞》和《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演說中得到闡發。在《同盟會宣言》中，同盟會的綱領概括為十六個字：“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後闡發為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在這裏我主要想評一評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的中心是“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其核心是反滿。“維我中國開國以來，以中國人治中國，雖間有異族篡據，我祖我宗常能驅除光複，以貽後人。“（引自《同盟會宣言》，下麵引語未注明者均同）“今之滿洲，本塞外東胡，昔在明朝，屢為邊患；後乘中國多事，長驅入關，滅我中國，據我政府，……我漢人為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於斯！”“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除韃虜之後，光複我民族的國家。敢有為石敬瑭、吳三桂之所為者，天下共擊之！”從這裏可以看出，同盟會把滿洲人排除在中國人之外，視清兵入關滅明是漢人亡國，似乎漢族理所當然、天經地義成為統治民族才算是民族的國家。這裏麵包含著盲目的民族複仇主義和大漢族主義色彩，這是無論如何也無法否定的。這在1906年孫中山作的《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演說中（以下簡稱演說）也明顯存在：“我們已經成了亡國之民了！……想起我漢人亡國時代，我們祖宗是不肯服從滿洲的。……民族革命的緣故，是不甘心滿洲人滅我們的國，主我們的政，定要撲滅他的政府，光複我們民族的國家。”
　　但是，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同盟會的民族主義盡管有上述局限，但它倡導的“反滿”與過去會黨、明末漢人以及元末反蒙古等等有根本的區別。同盟會一開始就把反滿與實現武裝奪取政權和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結合起來，富有反對封建壓迫的意義。“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韃虜、恢複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尚當與民變革，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這裏明確提出要變更國體，提出了西方資產階級的口號，體現了鮮明的資產階級革命內容。這在演說中就說得更具體了：“我們推倒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麵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麵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來分作兩次去做。講到那政治革命的結果，是建立民主立憲政體。”接下來孫中山甚至說：“照現在這樣的政治論起來，就算漢人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這就說明民族主義（反滿問題）並不是革命的根本問題，民族革命的實質是政治革命。但同盟會為什麽要把它列在綱領的第一位並宣傳得最為得力呢？下麵就來分析這個問題。
　　孫中山民族主義有兩個明顯的思想來源：一是農民階級樸素的民族反抗思想。正因為這個原因，使他的民族主義“排滿”情緒在初期過於嚴重。二是西方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思想。這又使他的民族主義與傳統的“反滿”口號區別開來。孫中山接受過西方資本主義教育，從夏威夷人民抗美鬥爭和德、意、比等國民族運動中吸取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思想。在歐洲和美國，資本主義製度的確立大都借助於民族運動。列寧也說：“在全世界上，資本主義徹底戰勝封建主義的時代，是同民族運動聯係在一起的。”因此，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上說：“餘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美各國以獨立。可見，孫中山把民族的國家作為實行民權、民生兩大主義的一個前提。而在中國，封建統治的代表──滿族掌握了中國的政權，而有了資產階級意識和資本主義發展要求的代表──漢族卻處於被統治的地位。盡管在清末，漢滿之間的民族矛盾已基本被地主與農民之間的階級矛盾所代替；但是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已有了緩慢的發展，漢族人中的資本主義意識在逐漸加強
，而企圖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都失敗了；而滿洲貴族，除了極少數人外，都成為頑固的封建主義代表，成為漢族人民發展資本主義的障礙；它的賣國投降引起的嚴重的民族危機，使漢族知識分子認識到，隻有消滅滿族人，推翻他們的政府，建立漢族人的政府，才有可能發展資本主義；再者，在廣大勞動人民中間，普遍有反滿的傾向，不少會黨都有“反清複明”的傳統，認識到隻有反清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因此，同盟會把民族主義放在第一位，這應該說是正確的。因為，也許用民族複仇情緒比“自由、平等、博愛”更能煽動起人們的革命激情。關於這一點，魯迅曾提到過。但是，作為資產階級革命的民族主義畢竟不同於會黨農民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孫中山也逐漸認識到這一點，於是在以後的文章和演說中極力加以辯解。例如，在演說中，他說：“民族主義，並非是遇著不同種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種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惟是兄弟曾經聽見人說，民族革命是要盡滅滿洲民族，這話大錯。”以後甚至提出了“五族共和”這一帶有民族平等思想的口號。
　　如果認為同盟會的民族主義就是民族複仇主義或大漢族主義，那是錯誤的。同樣，如果認為同盟會提倡的“反滿”僅僅是為了利用會黨和聯絡反滿士紳，用它所包含的進步的民主主義內容來否定它所多少帶有的傳統的民族複仇主義和大漢族主義色彩，也是錯誤的。因為這兩者並不是絕不可能同時存在，而事實上正是並存於同盟會的民族主義綱領之中。
　　同盟會的民族主義還有一個很大的局限，那就是沒有明確提出反帝的內容，認為民族主義就是反滿、推翻清政府。在演說中，孫中山說：“那滿人也提倡排漢主義，他們的口頭話，是說他們的祖宗有團結力，有武力，故此製服漢人，……我們漢人有了團體，這力量定比它大幾千萬倍，民族革命的事，不怕不成功。”“所以我們總要把民族革命的目的認得清楚，如果滿人始終執迷，仍然把持政權，製馭漢族，那就漢族一日不死，一日不能坐視的。”
　　同盟會不能提出反帝的綱領，固然是他們沒有認清帝國主義的本質，但在當時假若提出反帝的話──在思想認識史上是具有重大意義──實際上的效果也不會有多少。中國近代社會總的矛盾是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但在辛亥革命這一特定曆史時期，國內階級矛盾（表現為某種程度上的民族運動形式）──民族資產階級與封建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卻成為主要矛盾。正因為如此，同盟會沒有提出反帝的綱領，但這不能簡單歸結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當然也不否定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