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龍三進洪湖之謎

三進洪湖之謎



　　南昌起義失敗後，賀龍取道香港抵達上海。中共中央決定派他同劉伯承、林伯渠等一起，前往蘇聯學習政治和軍事，但因機關被破壞，未能成行。南昌起義前，賀龍曾對徐特立說過：“我不怕失敗。南昌暴動無論勝利與否，我都幹，如果失敗了，我就上山。”於是，不願離開革命的賀龍出生入死，回湘鄂西拉隊伍，以洪湖為中心，“導演”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史劇。



3．1　初進洪湖

　　南昌起義後，賀龍的部隊被打散了。對於南昌起義的失敗，賀龍是極不甘心的，早在流沙會議上，他即表示要卷土重來。他也曾對徐特立說過：“張發奎無用潮汐延緩地球自轉的假說，對近代辯證自然觀的形成起了重，怕失敗。我不怕失敗，南昌暴動無論勝利與否，我都幹，如果失敗了，我就上山！”
　　1927年11月初，賀龍取道香港抵達上海。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為賀龍和周逸群等人安排了秘密住處。一到上海，賀龍就見到了比他早到的周恩來。周恩來希望賀龍暫進躲避一段時間，到蘇聯學習政治和軍事。賀龍答應考慮。
　　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維漢來看望賀龍。他們做了長時間的談話。談到南昌起義的情況時，賀龍說：“南昌起義總的來說是正確的，隻有兩個錯誤，一是打國民黨旗，一是沒有沒收地主的土地。在談到湘西的情況時，賀龍說湘西是有希望的，主要是得把農民發動起來。
　　李維漢把與賀龍的談話向中央常委會作了匯報。
　　瞿秋白聽了匯報後說：“是不是要賀龍同誌去湘西幹一幹呢？”
　　李維漢同意。
　　常委會開過以後，李維漢把瞿秋白的意見通知賀龍。賀龍表示不願去莫斯科，要回湘西。
　　實際上，賀龍是想回湘西的。但是，中央要他和劉伯承、林伯渠一起去蘇聯，並已決定他們三人於11月17日坐輪船的貨艙秘密離開上海，賀龍隻好準備上船。不料，十一月十六日，中共的一個秘密機關被敵人識破，敵人知道賀龍到了上海，賀龍便不能拋頭露麵了。於是，賀龍找到周恩來，表示不願離開革命，希望回湘鄂西拉隊伍搞武裝鬥爭，“在哪裏摔倒，就在哪裏站起來”。
　　周恩來把賀龍的要求在1928年1月6日向中央常委會議提了出來。共產國際代表擔心賀龍“回去要變成軍閥”，表示不讚成。周恩來向常委們介紹了賀龍的曆史，分析了賀龍的情況認為賀龍應該去，也有充分的條件去。最後，中央常委同意了賀龍的要求。
　　賀龍、周逸群、盧冬生等幾位同誌，帶著周恩來的關懷和囑托離開了上海，再次踏上了征程。
　　1928年1月16日上午，幾個商人模樣、看上去頗有來頭的人，從容鎮靜地穿過街巷，從漢口街心直奔長江碼頭。途經一個巷道口，隻聽人聲嘈雜，一大堆人在圍觀牆上國民黨出的一張布告，言語中夾雜著“南昌暴動”幾個字。“商人”們放慢了腳步，其中一個中年人趨向前去看究竟，原來布告上寫的是懸賞緝拿南昌起義的“匪”首之一賀龍。他看著布告，嘴角不經意地輕笑一下走開了。
　　此人正是賀龍。不過，這時的他身穿闊綽的狐皮袍，頭戴海龍帽子，圍著外國造的寬羊毛圍巾，戴著墨晶眼鏡，並且剃掉了蓄了多年的短胡須，儼然一副商賈模樣。隨行的周逸群打扮得象個管帳先生，剛加入共產黨的盧冬生也化了裝。
　　自從賀龍率軍南昌起義後，國民黨反動派印發張貼了成千上萬張這樣的通輯文書，附上照片，張貼於通衢要道，要捉拿賀龍。當賀龍原來的上司、國民黨粵係軍閥張發奎上報賀龍、葉挺南昌反戈的情況後，汪精衛發誓要捕殺賀龍，蔣介石則懸出重賞，要“買”賀龍的首級，他們為此很是忙乎了一陣。
　　麵對白色恐怖的險惡環境，賀龍輕蔑地一笑，昂首向武漢關輪船碼頭走去。當時戒備森嚴的漢口，到處是敵人的巡邏隊，他們嚴密把守在交通要道，盤查過路行人。賀龍等人闖到了高大的武漢關鍾樓前，準備搭乘預先租好的江輪。
　　荷槍實彈的哨兵，正在武漢的柵子口上搜索行人和旅客。
　　見狀，賀龍鎮定地迎麵向哨兵走去，突然把身上闊綽的皮大衣一掀，故意高聲叫嚷：“喂！來檢查！來檢查！”哨兵一看他們這副打扮，絲毫沒有起疑心。賀龍一行人就這樣機智地躲過哨兵的盤查，登上了開赴長江上遊的江輪。後來，賀龍回憶這段往事時說：“其實那時我身上帶的都是黨的文件，還帶有槍呢！”
　　他們登上輪船後，船上的帳戶先生左顧右看，打量了好半天，試探地問：“先生貴姓？”
　　賀龍說：“我姓王。”
　　帳房先生詭秘地說：“你不姓王吧？”
　　賀龍一怔，隨即鎮定地反問：“不姓王姓什麽？”
　　“你是賀龍”。
　　賀龍一看自己身分已被識破，嚴正地說：“知道是賀龍就要負責護送！”
　　帳房先生竟平和而親切地連連點頭稱是。原來，這個帳房先生和船上一些水手、工友是同情革命的。賀龍當師長、軍長時，駐軍武漢、鄂城，頗有聲望，在群眾中影響很大。所以，他雖然騙過了巡察的哨兵，卻被革命群眾認了出來。為了保護賀龍他們，船不拉汽笛就離港了。
　　當時，江上有很多駐紮武漢的桂軍巡邏劃子，一見有船起錨啟航，飛快追了上來。帳房先生見狀趕忙讓賀龍他們躲好，水手們急中生智弄斷了拉汽笛的繩子。巡江劃子靠近江輪，一群持槍桂軍上來質問：“為什麽不拉汽笛就開船？”帳房先生指著斷了的繩子說：“拉汽笛的繩子斷了，我們正在接。”這此士兵掃了掃船上的旅客，掉頭走了。
　　江輪就這樣在濤飛浪湧的大江上駛往洪湖地區。
　　一月十八日，船到洪湖邊的新堤鎮。鎮上駐軍是湖南部隊李覺的師，周圍也駐滿了敵軍，戒備森嚴。賀龍派人了解敵情，知道觀音洲隻有敵人的一支團防隊伍，十幾個人、十條槍。賀龍對周逸群說：“把槍搞來如何？”周逸群感到不大容易。
　　賀龍朝周逸群笑著說：“我當麵向他們借槍，你們就動手提。”
　　船靠了岸，賀龍、周逸群等人大搖大擺地朝觀音洲團防隊部走去。團防隊長見賀龍他們身上的打扮，以為是大官來視察，急忙吹哨緊急集合，十幾個團防隊員列隊歡迎。
　　賀龍走到團防隊長麵前，摘下墨鏡，劈頭就說：“我是賀龍，特來借你的槍！”
　　團防隊長一聽到“賀龍”這個名字，早已嚇得魂飛魄散，一下子癱倒在地上，隻顧求饒。
　　這時，一個團防隊員企圖開槍，被盧冬生一槍打倒，隨賀龍來的其他幾個人趁機一擁而上，將團防手中的六支漢陽造步槍、四支駁殼槍奪到手中。
　　賀龍等一行人興致勃勃地回到船上，繼續他們的行程。一月十九日，他們就在離洪湖不遠的反嘴鎮登陸了。他們一一向船工、水手揮手告別，安全地到達了目的地——洪湖。
　　洪湖，象一顆巨大的晶瑩奪目的珍珠，鑲嵌在長江的湖群之中，碧波蕩漾，水天一色，麵積達四百三十八平方公裏，跨洪湖、監利兩個縣。它處於武漢市西南方，與湖南省接連，素有“千裏洪湖”之稱”。
　　一上岸，賀龍等人就籌畫著去和賀錦齋接頭。賀錦齋（1901—1928）是賀龍的堂弟，小時候當過學徒，幹過農活。
　　1919年，賀龍在桑植辦“地方自治講習所”時，賀錦齋入所學習，接受了進步思想，以後又長期在賀龍部下工作，參加了北伐戰爭，南昌起義時在賀龍的二十軍中任一師師長，並加入共產黨。南昌起義失敗後，他轉道上海，找到了賀龍。黨組織要他先到洪湖地區拉起隊伍，開展武裝鬥爭。1927年11月，他就在石首建立起遊擊隊，拉起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武裝隊伍。
　　正當賀龍他們準備去尋找遊擊隊，和賀錦齋接頭時，隻見一位魁梧的漢子，身穿灰色棉軍衣的人飛快朝他們走來，撲上去一把握住賀龍的手，激動萬分地大喊著：“大哥，我曉得你是任憑什麽敵人也打不死的！”說罷，朝岸邊一群人揮臂大喊著：“你們不是盼望見到賀龍嗎？看，他來了！”
　　此人正是賀龍的堂弟賀錦齋。這突然的會合，使得岸上的人們全都忘情地歡呼起來。
　　這次小小的會師，使湘鄂邊前委有了一百多條槍的武裝隊伍。賀龍曾說：“這是我們赤手空拳來到荊江以後，第一次抓到手的本錢。”
　　不久，賀龍通過他參加南昌起義時的部下張天輝，與以李兆龍為首的石首中心縣委取得了聯係。隨後，又通過石首中心縣委，將大革命時留下來的兩支農民武裝召集過來，由湘鄂邊前委統一領導。前後會合的三支隊伍共有四百多人，三百多支槍。於是，賀龍將他們編為兩個大隊，樹起了“四十九路工農革命軍”的紅旗。這是賀龍自南昌起義失敗後，在洪湖地區重新組建的第一支武裝力量。
　　石首縣委決定與工農革命軍配合，發動“年關鬥爭”，在較短時間內，就消滅了荊江兩岸的團防和土匪二千人，繳獲了不少武器，迅速打開了局麵。工農革命軍軍威大振，到1928年2月中旬，由四百多人發展到一千多人。
　　在年關鬥爭勝利之後，荊江兩岸局麵已經發生了較大變化。湘鄂邊前委根據中央意圖，決定將武裝交給石首中心縣委領導，前往湘鄂邊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這時，石首中心縣委為了擴大根據地，要求湘鄂邊前委在未走之前，消滅駐紮在監利縣城的一股三十多人的團防，賀龍接受了石首中心縣委的要求，揮師前往。可是，當工農革命軍去打監利時，城裏敵人突然增加了一個旅的兵力，情況有變，部隊沒有防備。
　　在遇到勁敵的情況下，賀龍、周逸群隻得下令撤出戰鬥。他們將部隊交給石首中心縣委後，帶領二十多人，於1928年2月下旬，前往湘鄂邊開辟新的根據地。
　　周逸群到湘西後不久，暫別賀龍，返回湖北沙市、石首一帶，領導鄂西地區鬥爭，開辟了洪湖根據地。賀龍則在湘鄂邊艱苦創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地建立了工農革命軍、紅四軍，隊伍發展到一萬多人，並開辟了以鶴峰、桑植為中心的湘鄂邊根據地。



3．2　二進洪湖

　　為了實現把湘鄂邊革命根據地和江漢平原紅色區域聯成一片的設想，1930年上半年，賀龍三次率紅四軍東進，七月初，與周逸群為首的紅六軍在公安勝利會師。會師後，根據黨中央指示，組成紅二軍團，賀龍任總指揮兼第二軍軍長（第四軍改為第二軍），周逸群任政治委員。紅二、六軍兩大革命武裝的會合，使湘鄂西革命武裝鬥爭走上了蓬勃發展的新階段。
　　當紅二軍團建立時，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三方軍閥部隊，大戰正酣。賀龍、周逸群等率領紅二軍團在石首藕池大敗敵軍，繳槍二千多支。蔣介石給兵多槍少的紅二軍送來了裝備，部隊一時聲威大振。
　　賀龍重返洪湖，展現在眼前的是根據地的一派大好形勢。
　　由於洪湖根據地和湘鄂邊根據地連成一片，革命已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麵，賀龍決心和洪湖人民一道，進一步鞏固和發展這塊根據地。他經常深入到群眾中去，宣傳群眾，發動群眾，關心群眾的疾苦，解決群眾中的各種問題，深受群眾的歡迎和敬重，人們都親切地叫他“賀胡子”。
　　在周逸群、賀龍為首的鄂西黨組織的領導下，洪湖地區形成了主力紅軍、地方遊擊隊、赤衛隊三結合的一整套武裝體係，在遼闊的千裏洪湖上，與蔣介石的反動勢力展開了有聲有色的遊擊戰爭。
　　在洪湖地區，有一塊壓在人民頭上的大石頭——白極會，這是一個反動封建迷信武裝組織。遠在清朝時，就是這個白極會，曾協助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在湖北的革命運動。這時，它又受土豪湖霸的操縱，投靠國民黨，和紅軍作對，殺害革命人民。淝陽大土豪陳彥達從天門縣招來了白極會頭子周亮，在各地發展白極會組織，脅迫每家一人參加，不然就誣稱為共產黨，進行迫害。紅軍和赤衛隊在八月以前，同白極會多次交戰，曾攻入石山港，活捉了白極會頭子、國民黨旅長張登鳴，並當眾處決，取得反擊白極會的第一次勝利。
　　白極會又組織“複仇”，裹脅會眾一萬多人，卷土重返石山港。作戰時吞黃表、喝朱砂，念念有詞地禱告“天神保佑，刀槍不入，長生不死，富貴榮華”。在石山港大建佛堂，裝神弄鬼，愚昧群眾。
　　眼著白極會無惡不作，嚴重威脅蘇區人民群眾，賀龍決心消滅白極會。為了揭穿白極會“刀槍不入”的鬼話，賀龍把活捉來的幾個胸口畫著“太極圖”的會首當場槍決，打破了他們的欺騙宣傳，鼓舞了群眾的鬥誌。
　　位於內荊河畔的峰口鎮是當年和白極會激戰過的地方。
　　鎮北有座三孔石拱橋——五風橋。當白極會匪被紅軍打得四處逃竄、敗退到五風俗橋時，由於賀龍和紅軍指戰員早就發動群眾，在橋麵上撒滿了玻璃、瓦片、石渣，光著腳板的白匪一到橋上就亂作一團，個個束手就擒。
　　八月，賀龍、段德昌等人率領紅軍，配合各地赤衛隊、少先隊和廣大群眾，開展消滅白極會的鬥爭。在廣大群眾緊密配合下，消滅了分散在各個地域的白極會，為蘇區人民除了大害。
　　消滅了白極會，賀龍率領紅軍進一步發展了洪湖地區的大好形勢。鄂西特委和各級黨組織、蘇維埃政府，開展了具有湖區特點的人民戰爭，神出鬼沒地打擊敵人。
　　然而，革命的道路從來就是不平坦的，賀龍二進洪湖發展湘鄂西根據地經受了路線鬥爭的考驗。早在1930年6月，黨中央的領導對當時各地正在發展的革命形勢，作了過分誇張的估計，主觀主義地作出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錯誤決議，使“左”傾路線統治了黨中央，其影響開始波及湘鄂西根據地。
　　二、六兩軍一會師，鄂西特委就按照黨中央指示，要求他們集中進攻荊州、沙市、漢口等敵人設防堅固的城市，以與紅一軍團等“會師武漢，飲馬長江”。賀龍、周逸群從實際出發，堅持先鞏固洪湖再逐步向外擴張。因沒有執行冒險主義的指示，受到了批評。鄂西特委在給黨中央的報告中，特別提出賀龍是阻撓貫徹中央路線最棘手的人物。鄂西特委改組為湘鄂西特委後，中央派來了新的特委書記，兼任紅二軍團前委書記，周逸群被調到地方工作，擔任代理特委書記。
　　這時，黨中央為糾正“左”傾路線而舉行的六屆三中全會已經召開，但遠在洪湖的湘鄂西特委和二軍團前委還在繼續貫徹這條路線，指揮部隊渡江南征，以配合一、三軍團攻打長沙。
　　賀龍奉命率部打開南縣、華客、公安、津市、石門、臨澧。但是，由於部隊忙著趕赴長沙，城鎮旋得旋失。這時，賀龍偶然從舊報紙中發現蔣、馮、閻三方軍閥混戰已經結束，大批敵軍正源源南調，他立即命令部隊停止前進，親自趕到石門向特委書記建議返回洪湖根據地。不料不僅沒有得到同意，反而被指定率部二次攻打津、澧。結果部隊受到嚴重挫折，付出了重大的代價。這時，優勢敵軍已經包抄過來，紅二軍團被迫退往鬆滋。
　　在鬆滋縣楊林市，紅二軍團前委開會討論軍事行動時，產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賀龍、段德昌等多數人認為，紅二軍團應回師洪湖，保衛老根據地，而後再向荊（門）、當（陽）、遠（安）和鄂西北發展。他們認為既要山區，也要洪湖那樣的平原，要把湖區山區連成一片。此時，正在洪湖地區擔任湘鄂西特委代理書記的周逸群也來信，要求紅二軍團主力回師洪湖。但是，執行“左”傾路線的前委書記提出“離水就陸”的“上山”方針，要山區不要湖區。他固執地認為，洪湖是水網地帶，大部隊活動不開，“隻適宜小的部隊逃兵躲藏”。
　　爭論未決。前委書記僅同意段德昌等人帶少數部隊回洪湖，實質上是解除了段德昌紅六軍軍長的職務。
　　領導層意見分歧，部隊左右徘徊，趑趄不前，主攻方向不明，紅六軍置於楊林市一線，紅二軍置於公安一線，未能抓緊戰鬥準備。敵李覺部從容布置兵力，分三路向楊林市、街河市集結。紅六軍臨時應戰，日夜行軍，又累又餓，沿途買蘿卜充饑，頭天到達楊林市，第二天就遭李覺部襲擊。部隊和敵人拚消耗，打陣地戰。相持之中，紅軍剛收編的一支部隊反水，紅軍處於腹背受敵的不利形勢中，最終導致失利。
　　楊林市一戰，紅二軍團付出很大傷亡，紅六軍損失四分之一，總指揮部幾乎撤不出來，南征失利。
　　此後，部隊經馬良坪、泥沙、赤綏河、南北墩，轉至鶴峰，開始在鄂西、鄂北山區流動轉戰。



3．3　三進洪湖

　　1931年初，紅二軍團改編為紅三軍，賀龍任軍長。這時，敵軍加緊圍攻洪湖，正在五峰、長陽地區活動的賀龍力主回師洪湖，打退敵人進攻，鞏固革命根據地。但特委書記認為，回師洪湖猶如“從井救人”，“救者必死”，不同意回師。前委內部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結果，按書記意見，紅三軍進兵荊、當、遠，想用所謂“圍魏救趙”的辦法，迫使敵軍撤離洪湖。實踐證明，這種主觀主義的指揮不僅不能搭救洪湖，反而使部隊在江北陷入重圍，又受到很大的損失。突圍後不得不轉向鄂西北，開辟了房縣革命根據地。
　　與此同時，以王明為代表的新的更“左”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者，在共產國際代表的支持下，經過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後，強行篡奪了中共的領導權。他們把“左”傾當右傾批，認為“右傾依然是黨內目前主要危險”，號召全黨反對右傾，實行宗派主義的組織路線，發展了所謂“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黨內機械過火鬥爭，從此開始了“左”傾路線對黨的又一次統治。
　　三月，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左”傾路線執行者攫取了黨的領導權。不久，湘鄂西中央分局寫信來，要求紅三軍回洪湖地區。賀龍則早有此意，便耐心說服紅三軍前委的大多數同誌，打回洪湖去。九日，紅三軍的七、八兩個師，和正在鄂北的紅九師會合於劉侯集，在這裏召開了會議，決定紅三軍向洪湖方向發展。
　　紅三軍東進洪湖，增強了洪湖蘇區的力量，大大鼓舞了蘇區的廣大人民，深得人心，廣受歡迎。
　　然而，賀龍率紅三軍剛回到洪湖，就被指責為一貫右傾而剝奪了指揮權。政委萬濤也被撤職。賀龍據理力爭無效。就在這時，與賀龍並肩作戰多年、結下深厚戰鬥情誼的周逸群在去華容檢查工作時，遭到了敵人的伏擊，不幸壯烈犧牲。
　　1932年初，賀龍恢複指揮權後，率部向襄北發動攻勢作戰，利用敵軍受到群眾反對，離開陣地不能打仗和不善於雨天、黑天作戰等弱點，采取襲擊、伏擊，圍點打援等戰法，並把主力紅軍、地方武裝和人民群眾結合起來，把遊擊戰和運動戰結合起來，在龍王集、王家墩等戰鬥中，接連獲得出色的重大勝利，殲敵兩個旅一個團又六個營，繳槍五千餘支，使紅三軍主力發展到一萬五千多人，根據地得到相應的擴大。
　　但在“左”傾路線的統治下，軍事鬥爭不久即陷入了被動。湘鄂西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以後，“左”傾路線執行者加緊推行錯誤路線，指責紅三軍的行動還沒有“萬分積極化”，要求不停頓地強攻硬打，必要時要打“叫化子與龍王比寶”的消耗戰。三月底，敵軍“清剿”襄北地區時，紅三軍將敵軍在瓦廟集等地分割為兩個集團，分頭進攻，打得英勇頑強，斃傷敵旅長以下兩千人，取得了很大戰果，但部隊自身傷亡很重，送往後方醫院的傷員約有幾千人，彈藥更是無法補充。但“左”傾路線執行者不顧部隊的消耗，強令繼續進攻，“全力殲滅進攻之敵”，迫使紅三軍在五月份張家場戰鬥中同敵軍進行持續八晝夜的激烈戰鬥，自身的傷亡超過了斃傷敵軍的數字，損傷了元氣。六月初，川軍趁紅三軍遠在襄北之機，進攻洪湖根據地，蘇區內部頓時緊張起來，幸虧賀龍率主力星夜趕回，在新溝嘴用誘敵進入預設陣地和迂回到側後使其兩麵受敵的戰鬥，擊敗川軍，俘虜三千多人，才轉危為安。然而少數具體戰鬥的勝利，改變不了王明路線給整個洪湖蘇區帶來的損失，洪湖革命處於低潮。
　　1932年夏天，蔣介石同日本帝國主義簽訂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之後，調集五六十萬大軍向中國工農紅軍發動了規模空前的第四次“圍剿”。其中進攻洪湖的兵力達十萬之眾。在強敵進攻麵前，“左”傾路線執行者在軍事上由主張盲目進攻，一變而為單純防禦，命令部隊築碉固守，“不讓敵人蹂躪一寸土地”，和敵人硬拚。在政治上，開始了大規模的肅反運動，而且一開始就采取擴大化和逼供信的做法，把湘鄂西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說成是“改組派”對黨、對中央分局和國際路線的進攻，把革命陣營中的認識問題、一般的違反紀律現象和實際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同反革命分子的陰謀破壞生硬地聯係起來，亂捕、錯殺了大批在土地革命鬥爭中成長起來的幹部，從蘇聯學習回來的幾十名幹部和黃埔生基本被殺完，整個洪湖地區錯殺了約兩萬人，嚴重地削弱了黨的戰鬥力，自己把自己部隊搞垮，客觀上幫助了敵人的進攻。
　　敵軍圍攻湘鄂西根據地中心區域時，賀龍從實際出發，建議集中主力轉到外線機動作戰，選擇弱點，殲敵一部，以粉碎敵人的“圍剿”。“左”傾路線執行者卻堅持要分兵把守，固守決戰。紅三軍被迫“兩個拳頭打人”，一路向荊州、沙市進攻，出擊襄北，另一路留在蘇區搞“禦敵於國門之外”，唯恐打破壇壇罐罐。這樣做，就不能在運動中消滅敵人，發揮不了紅軍的長處，造成被動挨打的局麵。1932年9月，毛澤東有一份電報發至湘鄂西，也被王明路線積極推行者扣壓，不向賀龍等人傳達。終於，多年來艱辛創立的洪湖蘇區遭到了失敗，紅軍由二萬五千人銳減到一萬多人，從洪湖根據地突圍後，轉移到隨縣大洪山進行休整。
　　從洪湖蘇區撤退後，賀龍率領部隊，經過七千裏行軍，到達湘鄂邊，開創了黔東根據地，基本上渡過了1932年以來最困難的時期。1934年10月，賀龍率領的六軍團在南腰界會師，成立了二、六軍團總指揮部（紅三軍在會師後又改為紅二軍團）。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兩支生長在不同地區的革命部隊初次見麵，互相幫助，取長補短，團結得十分緊密，被稱為“模範會師”。會師僅僅一年，紅軍就發展到兩萬多人，湘鄂川黔根據地有了很大的發展。
　　這時，蔣介石調遣大批軍隊，集中六個縱隊約三十萬的優勢兵力，向湘鄂川黔根據地瘋狂“進剿”。戰鬥初期，紅軍接連報捷，但由於敵眾我寡和“左”傾路線影響未徹底肅清，沒有粉碎敵人的“圍剿”。這個問題，是在曆史性的遵義會議精神傳來之後，才從根本上解決的。在毛澤東正確軍事思想指揮下，賀龍、任弼時、關向應等領導二、六軍團機動靈活、有聲有色地打擊敵人，使敵人喪失了進攻的力量和勇氣，蔣介石不得不放棄利用湘鄂軍隊進行“圍剿”的計劃。紅二、六軍團乘勝攻占石門、澧縣、津市、臨澧，在那裏籌集給養，擴大隊伍，宣傳抗日。
　　賀龍三進洪湖，出生入死，破敵摧堅，在洪湖地區留下了光輝的戰績，和洪湖人民建立了血肉般的情誼。後來，當過去的記憶複現腦際的時候，他平靜地微笑著說：“我對那些地區相當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