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之子周海嬰披露魯迅之死疑案

　魯迅的逝世是正常病逝的嗎？他是不是被陰謀“誤診”？與日本醫生須藤有什麽不可告人的關係？

　　1936年10月19日，55歲的魯迅在上海逝世，他的醫生藤須五百三給他下的診斷書為：哮喘和胃病。



而根據美國醫生鄧肯先生的診斷是晚期肺結核，若及時治療，可有望多活五、六年甚至康複。魯迅之子周海嬰一直對父親的死深表懷疑，更質疑這是有陰謀的“誤診”。近日，周海嬰寫下長文披露這一曆史真相，並通過其子周令飛交給《羊城晚報》發表。《羊城晚報》花地文學副刊將在8-10日刊登此文，現先將第一部分放到我的博客，先給搜狐的讀者分享。何龍

　　引 語?

　　老年人往往話多，不僅話多而且還喜歡嘮叨，所以隻要有條件，撰寫回憶錄的往往大有其人，我亦未能免俗，也於六年前寫成出版了一本回憶錄《我與魯迅七十年》。?

　　自從我的這本書出版後，頗有一些社會反響。有讚許的，也有異議的；有同意我書中所闡述的事實和觀點的，也有不理解的。所有這些，我都不大措意，因為我寫書之本意隻是想把我的所曆、所知、所思，如實的說出來，至於別人如何看，如何想，那是別人的事，我都不在意，更不會因此而妄生悲喜，所以也就沒有寫過什麽“反響之反響”之類的文章。

　　多年積蘊，一吐而快，本來以為可以言盡於此，不必再來饒舌了，但有些問題，比如父親最後的日子裏的病和死以及須藤醫生在其中究竟起了什麽樣的作用，仍像石頭一樣壓在我的心上久久不能釋懷。這個問題我在回憶錄中曾經寫過一節，但我仍然時時有想繼續說話的衝動，這不僅僅是出於做兒子的固執或多疑，更是出於一種責任。我覺得我有責任把這種疑惑盡可能完整地講出來，以等待將來真相大白的一天，即使一時不能還原於曆史的本來麵目，也要把它留下來作為後人考證之用。?

　　魯迅完全有可能活到60多歲

　　我們一直懷疑給父親看病的須藤醫生究竟充當了一個什麽樣的角色？

　　須藤醫生全名須藤五百三，1898年畢業於日本第三高等學校醫學部。曾任陸軍三等軍醫，隨軍到過中國大陸和台灣。後在日本國內善通寺預備病院和姬路衛戍病院等處工作，還以軍醫身份任朝鮮總督府黃海道(海州)慈惠醫院院長。1918年退伍。以後又來上海開設“須藤醫院”（1926年《上海年鑒》上已有須藤醫院名錄）。到三十年代跟魯迅交往時，他已是一個有三十多年行醫經曆，有相當地位的老醫師了。?

　　須藤醫生進入我家與我有一點點關係，因為我小時候體弱多病，哮喘病更是久治不愈，別的醫生開的藥控製不住，1933年3月，內山先生便推薦他的同鄉同時也是內山書店的醫療顧問須藤先生接替坪井學士為我看病，順乎自然地也給父親看病，時間長達三年半，看病總的次數在150次以上。

　　父親認識他似乎更早，因為1932年的《魯迅日記》裏就有寫信給須藤先生的記載。以後父親還為他買過幾本書，互相之間饋贈過禮品，請過飯，這就超出一般的醫生與病人的關係，而是朋友關係了。因此須藤醫生對他的病人（我父親）了解不可謂之不深。那時父親肺結核的症狀已相當明顯，據專家說，即使是一個實習醫生也很容易診斷出來，更不必說資深的、對病人有相當了解的老醫師了。然而須藤醫生對魯迅去世前半年病情出示的“病狀經過”是：　　?

　　本年（1936年）3月2日，先生突罹支氣管性哮喘症，承招往診，當時檢查病者體格中等，營養稍差，食欲不振，近一年半來，常患便秘，致每隔四日，總需利緩下劑或洗腸用藥。

　　須藤先生在診治父親長達一年半的時間裏，始終是按慢性支氣管炎、胃病消化不良進行治療的，從沒有提到父親的主要病症是肺結核，甚至連懷疑、診察化驗也“疏忽”了！?

　　之後父親的病越來越嚴重，親友們也越來越擔心。此種情況下，1936年春，宋慶齡、史沫特萊便介紹美國的肺病專家鄧肯醫生給魯迅看病。經過聽診、叩診之後，鄧肯醫生確診為肺結核病晚期，並提出了治療方案。之後，父親又去另外一個有拍片條件的醫院拍了一張X光胸片，證實鄧肯醫生的診斷極其準確。然而須藤先生才在3月19日確定為係“消耗性熱型”，做“突刺實驗”得微黃色透明液，檢查咯痰為結核菌陰性，也就是還沒有認為或懷疑肺結核晚期。

　　三個月之後，6月23日查出“咯痰多結核菌陽性膿球”。在X光片、結核菌陽性膿球確鑿無疑的情況下，須藤醫生才最後不得不確診為肺病晚期；但是盡管如此，他仍沒有針對魯迅的病情，做積極的治療，用藥方麵也未見變換，甚至於沒有建議養病，向我母親提出一個醫生應有的勸告。?

　鄧肯醫生明確指出，病人的肺病已經相當嚴重，必須首先抽出胸部積液，抓緊治療。治療方法很簡單，找位中國醫生，照他說的實施就行。如果不抓緊治療（自然是指按肺病治療），病人最多活半年，如果照他的方案治療，病人有望再活五六年。



?

　　一件簡單的隨便一個醫生都能做到的事，一個行醫三十多年資深的日本醫生卻沒有想到和做到。事實上從鄧肯醫生診斷到父親去世正好半年的時間，在這半年寶貴的時間裏，須藤醫生並沒有針對肺病進行任何積極有效的治療，他的治療仍不過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表麵治療，或者幹脆說是延誤病情的無效治療。父親再活五六年、甚至漸漸恢複身體的希望就這樣被葬送了。?

　　父親去世後，須藤醫生應治喪委員會之請，寫了一篇《醫學者眼中的魯迅先生》的文章，算是對家屬也是對社會、世人一個交代。然而這個交代並不真實。文章開頭就說病人身體如何一貫不好，意誌如何剛強的空話，後麵還把抽出積液的時間提前了，更讓人不解的是，他說魯迅先生四十四五歲時已有肺結核的預感，並且他還提醒說兩側患過胸膜炎的人大概是會患肺結核的。既然須藤醫生對父親患肺病有所懷疑，有所提醒，那麽為什麽不照此診斷、照此治療呢？?


　　須藤醫生出示的“病狀經過”的結尾是：

　　（18日，即去世前十五小時）午後二時往診，呼吸已較徐緩，然尚在五十二乃至四十六之間，脈軟弱。110至114。體溫下降，為三十五度左右。病者聲稱呼吸困難，情況不佳，頗呈衰憊不堪之狀，早晨以來僅進牛奶百公分。右肺喘鳴盡去，左肺亦然。診察左胸下半部覺有高而緊張之鼓音，肋間也覺陷落少許，心髒越過右界，橫徑約半指許。決定為心髒下方右傾，肺動與脈搏二音如稍亢進，諒已引起所謂“氣胸（Pneumothorax）”。由於此病狀，以致雖盡量使之絕對安靜就眠，亦不能深睡，頻頻驚醒，聲稱胸內苦悶，心部有壓迫之感，終夜冷汗淋漓，自翌晨（十九日）半前五時起（原譯文“半前”疑為“午”前），苦悶加甚，輾轉反側，延至午前五時二十分由心髒麻痹而長逝。?

　　主治醫生須藤。?

　　請看這是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主治醫生應盡的責任嗎？！?

　　作這個交代之後，須藤醫生從此杳如黃鶴，音訊全無。後來得知，他仍在上海行醫，並擔任過兩任日本民會議員。1946年才回日本，在他的家鄉岡山開設診所，1959年去世。後來經有關人士證實，他是日本退伍軍人組織烏龍會的副會長，這是一個軍國主義組織。這樣一個人，這樣一個組織，再加上須藤醫生在診療過程中種種異常之處，所有這些都是足以啟人疑竇的。?


　這是一次有陰謀的“誤診”　　?

　　第一個對須藤醫生診療提出質疑的是建人叔叔。鄧肯醫生診斷後，建人叔叔認為“老醫生”（指須藤醫生，他比我父親還大幾歲）不行，提出更換醫生。



父親去世後，須藤醫生診療的疑點更多了，提出質疑的親友也更多了，但限於當時的曆史環境，難以查證。1949年上海解放，母親、建人叔叔立即向中央匯報，請求幫助澄清，然而須藤醫生早於1946年被遣送回國了。雖然失去這個直接澄清真相的最好機會，但多年來建人叔叔從未放棄他的懷疑和查證。

　　1949年10月19日，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首次把積存在親友心中的疑團向社會公開。?

　　1969年冬天，母親去世不久，我被單位勒令交代“反江青”和涉外關係、個人的業餘無線電台等問題，辦個人“學習班”。幾個星期之後，因患結核性心包炎等症在杭州用“險”藥——靜脈推注鏈黴素( 混合50毫升葡萄糖液) 治病，並住在建人叔叔家。在這難得相聚的日子裏，叔叔經常與我敘談往事，甚至久久鬱積於心的疑團。我及時地記錄了下來，直到1969年12月底。我在記錄本上記寫著這樣一段話：“得幸親聆建人叔叔的教誨，他雖年紀八十有三，但記憶力極佳，十分健談，談吐風生。且邊講邊比劃當時情景……”?

　　建人叔叔的話，對我來說，是無可置疑的，對於弄清這件疑案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把這些話照錄在下麵：?

　　魯迅年輕時候身體十分強健，底子很好，很少看到他生病。胃病是趕考大步奔跑去考場，吃飽飯之後形成胃下垂所致。經常胃痙攣作痛，用桌子角頂住止疼。後來慢慢地恢複，而並非和章士釗筆戰喝烈酒造成的。魯迅在紹興，偶爾喝點紹興黃酒，也不過一小碗，並不經常。烈酒是不喝的。?

　　鄧醫生（Dr. Dunn）來會診之後說：“肋膜裏邊有積水，馬上抽掉積液，寒熱會退下來，（這樣下來）胃口就會開，東西吃得下去，身體的抵抗力就會增大。如果現在就這樣治療、休養，至少（還）可以活十年。如果不這樣治療，不出半年便死。治療方法極其簡單，任何一個醫生都可以做到，你們商量一下，找一個中國醫生，讓他來找我，我會告訴他治療方案。隻要照我說的去做就行，無須乎我自己治療的。”?

　　還說到是不是需要拍X光片，鄧醫生說：“經我檢查，和拍X光一樣。”說得十分有把握。?

　　日本醫生須藤五百三，一直否定肋膜裏有積液，直到一個多月之後才予以承認、才抽肋膜積液。一般醫科高年級學生，都有能力診斷出肋膜積水的。?

　　我聽到這些話之後，通過馮雪峰的妻子轉告給馮，說這個日本醫生不可信，應該換個醫生。過了幾天馮雪峰的妻子回複說，她同馮雪峰講過了，他（馮）是讚成“老醫生（平常大家對須藤的稱呼）看下去的”。

　　豈知鄧醫生的診斷相當準確，到十月份魯迅就去世了。距鄧醫生的會診，正好半年。魯迅去世後須藤寫出一紙治療經過、用藥等等，你媽媽經常談到診斷書前邊一段是空話，說魯迅怎麽怎麽剛強，後段講使用什麽藥物，把抽肋膜積水的時間提前了。我和你母親對須藤醫生的可疑跡象，向中央匯報。你母親同意應扣留須藤審查，待中央指示電報通知上海，豈知須藤在日本第一批僑民撤回時，已經走了。以致這件懸案無法得到澄清。?

　　對照蘇聯的高爾基的疑問，也是多年之後得到澄清的。想起來魯迅生病的時候，須藤醫生代表日本方麵邀請他去日本治療，魯迅當時斷然拒絕，回複說：“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方麵決定些什麽呢？?

　　聯係到魯迅到病重前，他迫不及待地要搬遷到租界去居住，甚至於表示房子都不必親自過目，隻需我尋妥就可以，裏邊有值得懷疑的地方。?

　　為什麽要急急忙忙遷居租界，連房子都不經自己選擇決定，隻要我看妥認為合適就可以了，這裏不知道魯迅有什麽預感，理由他始終沒有向我講。這件事距離他逝世很近。由於病況很快惡化，終於沒有搬到租界。

　日本醫生對魯迅之死的態度和責任

　　學界（包括日本學界）不少人認為須藤醫生的責任僅止於誤診，個別人甚至對誤診還要曲為辯護，大加體諒，說須藤醫生近兩年的治療和魯迅的臨終搶救是“負責的”，“特別是挽救魯迅生命的最後時刻，從其要求內山完造先生再請其他醫學專家前往診治來看，須藤醫生並沒有延誤診治，而且是盡了最大的努力的，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

　　事實上須藤醫生對待魯迅的重病又是什麽態度呢？?

　　內山完造寫《憶魯迅先生》一文，它載於時隔魯迅去世一年後，1937年10月19日出版《魯迅先生紀念集》第二輯 1～4頁。內山完造講出這樣一個情節：? 那天（魯迅去世前21小時）正巧石井政吉醫生偶然來到內山完造的書店，兩人談起了魯迅生病，石井醫生說：馬上去問候一下。由此可見，石井並不是須藤醫生主動邀請去“會診”的。( 注：按一般慣例，“主治”醫生須藤如不邀請石井醫生一齊診治，石井政吉是不會留下的。)?

　　內山完造在魯迅家裏，他看見“這時候恰好是八點前五分，我因為八點鍾在店裏有個約會，就拜托了須藤醫生，回到店裏來了。”?

　　受內山完造重托之後的須藤醫生是什麽態度呢？！?

　　“須藤醫生說了一聲大概不妨事，明天再來，就回家去了。但我(內山完造)總覺得不放心，因此，就叫一個店員住在先生的家裏。”

　　這裏插入一段須藤醫生自己寫的“魯迅先生病狀經過”(《魯迅先生紀念集》P.25），18日:“午前三時(魯迅)喘息又突然發作，18日午前六時半往診，……午後二時往診……”?

　　對一個隨時會發生生命危險的重病患者，須藤醫生並沒有履行一個醫生應有的職責，離開他所診斷的病情嚴重的“氣胸”病人魯迅“回家去了”。須藤醫生既然采取這種消極拖延的治療措施，當然是不會“建議”將魯迅送到醫院進行搶救的，我想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吧！?

　　須藤醫生態度是不是“負責的”， 是不是“盡了最大的努力的”，可以從這些真實的情況裏看得非常清楚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