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曆代經濟變革得失 2

3、明清

不搞改革，將權力完全聚集到中央，而且不是聚集到北京城，是聚集到紫禁城裏麵，可以說皇權和相權之爭聚集到一家。朱元璋廢除了宰相製度，雍正皇帝廢除了大學士製度，設立軍機處。皇權已經完全控製住行政權力，居於一人之手。

經濟製度上，首先閉關鎖國。北麵修長城，南麵禁海運，把中國打成一個大鐵桶。所以在宋元以前，中國是全世界貿易非常發達的國家，元朝時世界兩大海港，一個是中國的泉州港，一個是亞曆山大港。到了明以後，片木不得下海，粒米不得過疆。

第二是把整個國土之內的社會組織打成一片散沙。開始搞男耕女織。在朱元璋、康熙、乾隆的心目中，這個國家最好的狀態就是每一個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小村莊裏，這個小村莊有兩百戶人家，每天早上出去砍柴種地，晚上回家，最好一生不超出這個小村莊的五十裏路，大家老死不相往來，不知魏晉，不論國事。這樣的話，帝國可以千秋萬代。其實明清開始搞男耕女織以後，中國的曆史就已經走向盡頭。如果沒有工業革命，沒有外族入侵，很可能我們今天還處在那樣的狀態下。
4、民國至今

到了十九世紀中期以後，這個國家的國門被西方的工業革命打開了。整個民國時期，這四個利益集團的關係蔣介石政權一直沒有調清楚。直到1949年被打到台灣的時候他仍然沒有解決地方軍閥割據的問題。

所以你可以發現中國兩千多年的經濟發展處在這樣一個周期律裏：

首先是戰亂、打仗、改朝換代（用魯迅的話說這個國家《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個姓氏的砍殺史），然後就開始新建政權，此時滿目瘡痍、國貧民窮。因此一個政權新建之初一定是放縱民間、發展經濟，如減稅、輕賦薄役、發展是硬道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工商業又像是一種速生的植物，隻要給它一點空間、一點陽光，它就開始長。

所以中國曆史上一個小村莊、小城鎮，隻要不打仗，十年就會自然地繁榮起來。因為人要吃飯、要穿衣、要結婚、要各種各樣的活動，經濟很容易繁榮起來。而且中國跟世界相比又有兩個特點：第一個人口多，生意容易做；第二個它長期是一個統一市場，可以長途販運。所以在曆史上，隻要在和平時期，中國十年就能奔小康，三十年就能盛世，五十年一定成全球最強之國家。

這不是某個政黨某個利益集團的本事很大，曆史上都是這樣子的。達到最強之後，就開始出現貧富差距拉大，有產者越來越多，地方政府越來越強，中央變成討飯財政，這個時候就會出現一個變法人物，有時候是皇帝，有時候是丞相，他會搞集權變法，而一搞集權改革就會出現國進民退，國進民退後民間經濟開始衰弱，這個時候會出現兩種情況：

第一是權貴資本橫行，因為國家要把權力收上來，搞中央集權，一定要辦企業，就是國有企業體係，他就需要授權給人辦，叫授權經營。中國曆史上經濟變法有很多種授權改革的模式。他首先會授權給自己，然後再授權給他兒子，再然後授權給他的七大姑八大姨、他的秘書、他的親信，所以一定會出現權貴經濟。

權貴經濟到頂峰的時候，會出現一個雙首現象——一個國家的首相都是這個國家的首富。曆史上不止一次出現過雙首，比如明朝的嚴嵩，內閣首輔，比如和珅，領班軍機大臣，比如民國的宋子文，行政院院長。雙首現象是這個國家中央集權到了極致的一種表現。

第二是國有企業不會在所有的行業裏出現，比如它不會做飲料、做陶瓷、做電腦、做衣服，這些叫做完全競爭型行業。它會做資源型和能源型行業，早期叫鹽和鐵，叫漕運、外貿，現在叫電信、電力、石油、航空、金融。

這些行業在所有產業的上遊，民營資本一定在所有產業的中遊和下遊。它控製上遊以後，利潤自然往上遊走。但是時間一長以後，下遊開始萎縮，因為權貴經濟一繁榮，然後國進民退，就像今天這樣的狀況，老板都移民了，哪還有精力在固定資產投資。下遊萎縮之後，上遊就開始枯竭，因為上遊是靠下遊來支撐的。因此如果不進行市場化的改革就會出現改朝換代，重新進入一個治亂循環的過程。

四股力量如何左右1949年後的中國：

第一次變形發生在1949-1977年。

第二次變形是1978-1993年。當時的報紙上經常出現一個名詞——諸侯經濟。各省之間以鄰為壑，陝西的煤礦不能輕易的運到上海，江蘇和浙江每年搶蠶繭，東北大米打死也不運出東三省，但各省經濟高速發展，中央財政叫做討飯財政。

第三次即1994-2008年，開始分稅製改革。通過價財稅整體配套體製改革，中央重新控製了資源的權力、征稅的權力、價格的權力，然後就出現了國進民退。1994年以來中央財政的年均收入增長超過了24%，是GDP的三倍。

第四次是2009年開始，就是這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後。最近兩年地方政府要求分權的聲音越來越強，要求主動發債，要求中央企業在地方的所得稅部分留存在地方。

二、四個基本經濟製度

一個國家要保持中央集權製度，即全中國的人要聽一個皇宮裏的人的聲音，必須要在製度上進行構建，這個製度構建不是一日形成的，它花了一千年的時間，不斷地完善。

它的建成有四個方麵：

（1）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模式；

（2）全民思想的控製模式；

（3）社會精英的控製模式

（4）宏觀經濟製度模式

1、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模式

這個問題的探討從商鞅在中國建立郡縣製開始，在此之前叫封建製。封建製以後到商鞅的郡縣製，一直到今天，中央和地方的權力分布仍然是郡縣製度。各省的行政長官都是由中央派下來的。

2、全民思想的控製模式

所有人都要聽中央的，那就必須控製全民的思想。這有兩個辦法，早期的辦法是焚書坑儒。最好的辦法是不爭論，你們什麽都不要想，愚民政策，那大家的思想就控製住了。但後來發現愚民政策不行，人還是要思想的。到了西漢的時候董仲舒就提出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你得有一個思想體係來讓大家想。春秋戰國時候諸子百家，太亂了，挑一個出來。儒家好在哪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講秩序，隻要大家都想秩序，那中央就可以控製住大家。

3、社會精英的控製模式

全民之中有兩撥人很難弄的，所謂的精英分子，一撥是有力量的人，他有武力，敢於造反；另一撥是有知識的人，文人。如何管理這兩撥人是曆代統治者非常頭疼的事。

最早用來管有武力的人的辦法，是商鞅發明的軍爵製。他取消了貴族世襲，所有人要成為有爵位的人，必須要打仗、要殺人。他把國家的爵位分成二十爵，從殺第一個人開始到八千人，八千人可以封大將，殺一個人可以有一爵。軍爵製一直延續到後來。

如何控製文人呢？在隋唐以前，搞推舉製，當官要靠推薦。但這會導致大的門閥，三世四公。門閥又會對中央有挑戰，門閥的力量在地方盤根錯節在一起，在中央把持朝政，中央又出大問題了。隋唐時破門閥，搞科舉製。科舉一直搞到1905年，全國選了645個狀元。

所以精英製度就是武靠軍爵，文靠科舉，用這兩個辦法把人全部鎖起來了。講到這兒你應該知道為什麽中國的高等教育一直搞不下去，高等教育沒法變成一個自由的土壤，它是為了一種精英控製的需要所造的。

4、宏觀經濟製度模式

大家都要聽中央的，中央手上必須有幾把米，你才能聽我的。所以國家必須要在關鍵性支柱性行業中處於主導地位，必須建立國有企業。

這四個製度通過一千多年不斷的磨合，成為了中國中央集權製度的四個大的支柱。其中前三個到隋唐以後已經形成一種鍾表結構，非常精密，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全民思想和對社會精英的控製模式已經非常有效。而唯一一個不盡如人意的就是經濟製度，一直到帝製滅亡都沒有搞清楚。不斷的變法，最後把整個社會打成一片散沙。

中國的城市化率非常有意思，跟西方有很大差別。西方早期是城邦製，到了羅馬就被打散了，進入中世紀。中世紀以後人口又聚集到城市裏。整個城市化率是遞增往上走的過程。中國的城市化率從西周開始往上走，走到宋朝的時候達到22%。

當時全世界百萬級人口的大城市是北宋汴梁和南宋臨安，同時期歐洲最大的城市是十萬人口的那不勒斯。但宋以後中國的城市化率居然往下走，到晚清的時候是6.5%。一直到改革開放的1978年，中國的城市化率是18%。1978年中國的城市化率還比不上1000年的宋朝。

中國經濟從1300年到1800年的人均GDP增長是零。所以中國處在一個早期高速發展，然後長期停滯的階段。中國GDP增長完全是靠人口增長帶來的。整個技術全部停滯掉了。中國四大發明，三個在漢一個在宋，宋以後中國在技術上對人類發展就沒什麽大的貢獻了。

因為從王安石變法以後我們再也找不到一個積極的促進生產力的經濟改革。進也不行，退也不行。所以隻能讓它閉關鎖國，男耕女織，開始停滯。所以這四個製度裏麵宏觀經濟製度是最麻煩的一件事。

其實曆史上的多次變法，比如管仲在2700年前就開始搞鹽鐵專營，漢武帝時開始搞均輸、搞平準，到了劉晏變法的時候又把國有體係進行改革，宋朝開始搞承包製，明清時候搞特許經營，國民政府成立國資委，到今天還在搞國資委，一代一代的國有經濟在進行變革。

到今天為止，我們為什麽要來談曆代經濟變革得失，因為迄今還沒有找到一個中央集權製國家下能夠保持國民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經濟製定模式。這是我們最大的一個問題。

在曆代變法中有三個核心問題。如果現在來看中國經濟穩不穩定，中國經濟在未來什麽時候會發生動蕩，隻要看三個東西，曆代都是一樣的。一個叫財政，一個叫貨幣，一個叫土地。如果三個都穩，必然是盛世。有一個出了問題，就會出現動蕩。兩個出問題的話，就有可能出現大的變化。三個都出問題必然改朝換代。比如清政府和國民政府，他們晚期的時候共同的特點是，這個東西都出了問題。
我們看今天，各位說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很危險，全球金融危機、國進民退，短期內會不會出問題呢？不會。因為中央財政很富足，超過10萬億，地方財政也有很大的盈餘；人民幣是全世界的一個硬通貨；國家掌握了大量的國有土地和集體土地。

所以從短期看財政、貨幣、土地都沒有問題，中國經濟短期內絕對不可能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局。但是從中長期來看，這三者都有大問題。財政上，地方被土地財政綁架，中央財政支出不斷在增加，稅賦越來越重；人民幣被美元逼著往前趕，會變得越來越脆弱，人們都在討論十年內人民幣會不會陷入日元陷阱；土地方麵，那麽多的強拆，強拆拆出個新中國，如果我們搞土地改革會怎樣呢？所以從中長期看，財政貨幣土地有存在巨大的隱患，所以中國為什麽要改革，就是由所有的這些經濟要素決定的。

中國民營企業的困境

在國有資本長期控製的過程中，我們來談一下有產階級。在中國曆史上曆代的民營企業麵臨四個經典困境。

第一個困境就是楚河漢界。曆代隻要搞國有企業的政權，一定會出現楚河漢界。國有資本在能源型資源型行業處於壟斷地位，民營企業處在中遊和下遊被盤剝。你隻要甘於在中下遊做，永遠是安全的，但你的利潤跟刀片一樣薄；隻要你衝入能源型資源型行業中就非常的不安全。這不是這一代民營企業家的命運，唐宋明清曆來都是這樣。

第二個是政府和民間沒有對等的契約關係。西方走出中世紀很大的原因是因為英國和法國的城市裏的公民團體完成了民間和政府的契約，英國《大憲章》等等。政府就不可能輕易地剝奪民間的財富，這是當有了契約以後民間經濟才可能在保護的情況下發展。可惜的是中國兩千多年來中國的民營企業家、私人資本從來沒有跟政府形成過對等的契約關係。

第三個困境是權貴資本的橫行。曆朝曆代財富向三個方向聚集：權力、資源、土地。

第四個困境是在國有資本和權貴資本的雙重壓迫之下，民營資本危如累卵，導致大量民營資本從實體中撤出，向消費品領域轉移。

各位可以去看山西晉中地區的平遙、祁縣很多晉商的大宅子，徽南地區徽商的房子。我十多年前看的時候有很大的疑惑：晉商是中國開票號的，票號都開在京城裏，開在西麵到烏魯木齊，南麵到香港，甚至開到東京，票商非常厲害，但為什麽這麽賺錢的一個行業，他們把賺來的錢全部搬到那個鳥不生蛋的家鄉去呢？

晉中地區是黃土地，徽南是紅壤地，花幾十萬兩、上百萬兩白銀建了很多房子，他們為什麽不把這些錢繼續去開鹽莊，開筆墨莊，開茶莊，搞連鎖店賣到全世界去呢？財富沒有安全感。他不能做的很大，他做的很大一定會跟國家爭利，他就會很不安全。

所以城市就成一個消費型的區域。中國的城市和西方有很大不同，中國城市是政治中心，政權牢牢控製城市，城市變成消費型、奢靡型城市，大量的製造業和實體企業在三線以下城市。

比如說明清時是在兩萬三千個市鎮裏麵，都在下麵。所以到了晚期，民營資本擴大以後，他的錢不敢留在實體經濟，一定會拿來奢侈和消費。所以中國有一個景象是大家要非常警惕的：當這個社會出現，大家都去玩古董、買私人飛機、買法拉利的時候，你會認為這是個盛世，但其實不是。

因為民國晚期、清朝晚期、明朝晚期、唐朝晚期等等全部都是非常奢靡的時代，叫做放縱的時代。大家都去玩古董了，這些錢都是從實體經濟流出去的。所以當社會變成非常奢靡的時候，它一定是個非常危險的時間點。

最後總結一下，我們提供了兩個分析工具：四個利益集團和四個基本製度。

從四個利益集團分析，中國正處在經濟發展時期向利益調整時期的轉型，在這個過程中，曆朝曆代所發生的很多經驗和教訓是值得我們來反思的。

從四大基本製度來看，中國同樣走到了一個改革的時間點上。我們要思考中央集權製度對於當今的中國意味著什麽？因中央製度形成的四大基本製度在過去的兩千多年裏是一種控製型的製度，它把人控製起來，那麽在今天這一個社會，2012年的中國，這樣一個世界大潮流背景下，我們能不能仍然用控製的方法讓這個國家保持長期的穩定，如果不行的話我們必須要開放。

而開放的話，我們必須要進行一次新的頂層製度的設計。關於這兩個格局，其實到今天為止是沒有辦法給出一個標準答案的，我們所要做的是從今天開始認真的研究從兩千多年前這個國家有國家意識以後開始用經濟的手段、政治的手段來管理這個國家，曆朝曆代有什麽樣的經驗和教訓，我們能夠得到什麽樣的精神遺產，能夠讓我們走的更遠。從曆史走到今天，重新反思我們所謂的中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