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為何不好推廣 ZT-----專製下的奇跡

國際學術界——尤其是做發展研究的，包括發展經濟學和發展社會學——在過去這些年裏，常有一些學者提出“中國模式”的概念。所謂“中國模式”，當然主要是指從中國開放改革30年的經驗總結出來的一種發展路徑。 雖然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速度名列世界前茅，雖然全球公眾對“中國模式”愈益關注，雖然一部分學者——既包括西方學者，也包括海外華人學者，也包括中國國內的一些學者，更不用說中國官方雇傭的宣傳員，一直試圖把“中國模式”向世界推廣，卻麻煩重重。

推廣中國模式，當然主要是針對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而言;那些人均GDP比中國高出好多倍的發達國家，中國模式沒啥適用性。問題在於，就是對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推銷“中國模式”，仍然是件很頭疼的事情。我並非是中國道路的盲目讚許者，但作為一個中國學者，我也想在海外學術活動中，能把中國的經驗多做推廣。但我發現這很難!我跟很多外國學者和中國學者都討論過這個問題——為什麽難?

即使不提那些枯燥的統計數字，你隻要每年有去中國進行一兩次考察的機會，都能看到中國30年來所取得的實在成就——看看那些高樓大廈、高速公路、工廠商場、城市廣場、大壩電站，等等。這些難道不是真的嗎?

但是，你就是很難向世界推廣中國模式。為什麽?因為從社會科學角度來講，一個模式的推廣，不僅要講這個模式取得的成果——即作為要素之一的“What”;更重要的，是要講清楚“How”——即這個成果是怎麽取得的?

不少學者一開始對“中國模式”抱著很大的信心，但當他們分析到“How”這個關鍵環節時，就發現很難再樂觀地說下去。因為中國模式操作的過程和機製，涉及到很多無法回避的問題，這就是中國取得高速經濟發展所支付的巨大社會成本。我講的社會成本是廣義的，至少包括三大塊。

一是發展過程中的公正問題;我暫不提人權怎樣，單講發展中的公平正義問題就夠了。二是生態環境的惡化。三是發展的行政成本問題;我現在還不提更高的政治改革等方麵的內容，這些要是再提上就更麻煩了。僅僅從這三個角度來講，任何要向世界推廣“中國模式”的學者，都繞不過這道門檻——它們所代表的社會成本是那麽的巨大。

第一，全世界發展中國家裏，有幾個能像中國那樣，這麽多年來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政策下，不讓所有的相對弱勢民眾——在這樣那樣的事件中遭遇不公正對待的工人、農民、小商販、業主、汙染受害者、豆腐渣校舍倒塌的受害者、消費者等等——有依法組成真正屬於自己的工會、農會、協會等團體，進行集體談判、討回公道的常規渠道?國際上幾十年的社會科學研究都證實，如果勞工不能集體同雇主談判，無法就其工作條件、工資福利等方麵的要求討價還價，就會處於一個異常脆弱、不堪一擊的地位。當勞工和雇主間出現嚴重的力量不對稱時，政府的作為就變得非常關鍵。

一般來講，在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即使政府不主動幫勞方與雇方進行談判，如果工人自己組織起來，找到途徑——不管工人的組織叫什麽，工會也好，行會也好，或者同鄉會也好——那些地方政府至少不能每次都去叫警察把工人抓起來，立刻強迫他們的組織解散。但在中國，這基本上是常規現象，地方政府馬上就會叫來保安、警察、甚至武警采取行動，有時還會使用重度暴力。

從這個意義上講，二三十年來，全世界有相當程度的市場經濟的國家裏，還沒有哪個國家(沒有市場化的國家不存在這些問題，如北朝鮮)，不允許自我組織的勞方和資方進行談判。隻有中國很特殊，會對這些全麵管製到如此程度。幾年前參加一個研討會，國內學者提到一個實例，我最初還以為是黑色幽默，後來問了好幾個人，證實是真的，而且別的地方也常有。說是在大連，一家外資企業裏的工人要求加點工資，經過談判，外方老板基本上對工人的合理要求讓步了，可是地方政府竟然叫來警察，把中方談判代表抓了起來。無論從法律還是人道角度看，抓人都是荒唐的，因為工人不是用暴力、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去交涉。

在中國模式的發展中，工人還不是最弱勢的，對農民更不公正。農民失地得不到適當補償;農村孩子考大學分數線比大城市的高;最苦最累的活大半是農民工做，而他們並不享有基本的公民權(比如，奧運會設施建成了，奧運前把他們趕走)。順口溜中國的“城市歐洲化，農村非洲化，兩極大分化”，描述的就是這種狀況。

第二，中國高速發展的巨大生態代價。這一點，從國際上獨立的科學研究機構，以及聯合國、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等發表出來的指標都有證明。中國的環境問題之嚴重，在以前，大部分中國人還沒有鮮明的對照機會。這次北京奧運，就強烈對比出來了：北京沒搬家，北京周圍的省市沒搬家，中國北方的鄰國也沒搬家，但在奧運期間，北京的空氣及整個環境是那麽不同。這就說明，人為的環境破壞的程度，是何等嚴峻。

中國的生態惡化，其中最嚴重的是全國水資源被汙染。長期以來，中國官方媒體都講，原因主要歸於中國人均水資源奇缺。德國的一個華人工程師查的數據表明，中國的水資源人均2220立方米。這和德國的水平相當，它是2170立方米，但所有去過德國的人都能看到，德國的環境多麽好!僅從人均水資源不充足來解釋中國絕大部分河流被汙染是說不通的。南韓的人均水資源比中國的少多了，隻有1480立方米，但是我去過兩次，看到的都是青山綠水。所以中國模式中，高速發展的又一個巨大代價是生態的惡化，這是無法抹殺的事實。

第三，中國模式的巨額行政成本。做公共管理研究的都知道，為了貫徹“GDP增長高於一切、穩定壓倒一切”的發展政策，中國的各級行政係統常常是不計成本的。縣領導定下一個大目標，往往就是“舉縣”去做;省市領導定下一個大目標，往往就是“舉省舉市”動員落實;國家級領導層定下一個大目標，那當然就是“舉國”動員落實。隻要一“舉”，其它的統統讓路，代價超常難以計算。

中國30年來取得的發展成果，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很羨慕。但是，對中國模式的分析一旦進入第二個層次，說清楚這些成果是以怎樣的綜合社會代價取得的，就不好推廣了。你能向別的國家明白地說，“你要達到這種成果，一定要取消所有弱勢群體組織起來，維護自己正當利益的權利”嗎?中國的無權農民工、黑窯奴工、煤礦事故、拖欠工資這些，是相關產業“高效益”的重要原因，你能這麽強行地幹，但你能向世界名正言順地推薦嗎?你能向那些來訪的發展中國家人士開導說，要在短期內有中國城市裏那麽漂亮的馬路、綠地、豪華建築，要開展有效的造新城運動，你們一定要敢於強製征地，對農民耕地被剝奪引發的社會矛盾和暴力衝突，要無情鎮壓。

推廣一個模式不僅要講其效果，更關鍵的是要講你是通過什麽樣的機製、方法產出這樣的效果的，不然別人無法操作。這就是欲推廣“中國模式”的悖論，你僅僅看效果，確實非常顯著，但你一講成本，就嚇死人了。

北京奧運會對“中國模式”的驚人效果和驚人代價，做了絕妙的展示。全世界哪個國家能把奧運辦到這樣宏大的規模?但不能忘了宏大後麵的代價：中國正式公布的花費是448億美元，這已經是雅典2004奧運會的4倍，是悉尼2000奧運會的5倍多，而這個天文數字並不包括“舉國動員、黨政軍工青婦、各行各業都讓路”的成本。比如，僅僅為了奧運開幕式上的鼓手隊，就專門征招了一次兵，兩年裏全職操練。全世界願意花這麽大代價辦奧運的政府不少，但錢不夠;全世界有財力這麽辦奧運的國家很多，但不願意，因為他們認為還有更值得花錢的領域。

所以，目擊了宏大北京奧運會的倫敦市市長說，2012年他們的奧運會預算在93億英鎊(174億美元)以內，因為民主製和法治不允許辦奧運不計成本，盡管英國的經濟實力並不弱：2007年它的GDP總值2.730萬億美元，是中國的83.2%;人均GDP是45300美元，是中國的18.4倍。 作者：丁學良香港科技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