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良
潘玉良自畫像
風雨逼,潘玉良受辱再出國
在歐洲留學了7年的潘玉良,1928年接受劉海粟的邀請回上海美專任教。誰料,在歐洲已經獲得承認的潘玉良,回國後仍然受到很多人的質疑,使她在“假畫風波”、畫展受辱之後不得不再次選擇離開。《文化中國》主持人今波與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湯哲聲為讀者一一道來。
潘玉良臨終前托付給王守義的三件事情,王守義為什麽隻完成了兩件?最後潘玉良的作品是怎樣回到祖國的?
潘玉良在法國時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回到祖國,然而直到她去世,這個心願也未能完成。所幸她的畫作最終回歸了祖國,從某種意義上說她的畫魂回來了。
回國任教引來假畫風波
主持人:潘玉良把她的得意之作《酒仙》和另外一幅裸女畫,送去參加了意大利國際美術展覽會。雖然沒有得獎,但是別具一格,所以引人注目。在那次展覽之後不久,她的作品就在別的展覽會上獲獎了。
嘉賓:對啊,獲得了五千裏拉,在一段時間裏,餓肚子的問題,起碼暫時地解決了。
主持人:一個追求藝術的人,靠藝術竟然養活了自己。
嘉賓:達到這個境界,我們說,她可以稱為畫家了
主持人:令人感慨的是,她回國以後卻被別人說成是騙子,這是怎麽回事?
嘉賓:1927年的時候,劉海粟到歐洲見到了潘玉良,就邀請她說,你回國吧,到我的學校去任教。潘玉良很高興,所以1928年的時候,她回來了,就到了上海美專。
主持人:1921年出國,1928年回國,想當初,在學校裏麵備受爭議的一個人物,這次回到了自己的母校,身份換了,是教授了,她能夠被人順利接受嗎?
嘉賓:當時她坐船到上海時,上海美專的很多老師是到碼頭去接的,包括王濟遠先生、洪野先生都去了。在美專,一開始是老師,後來當了西畫係的主任。那時不僅是老師們歡迎她,而且老師們還為她舉辦了第一次的畫展,這個畫展的名字用得非常地響亮,叫做《中國第一位女西畫家畫展》。她成了當時的西畫界的,可以說不講是領軍人物,起碼是引人注目的排頭兵之一。
主持人:看來潘玉良回歸母校也算是榮歸故裏啊。但後來那些事端又是怎樣引起的呢?
嘉賓:這裏麵有一個問題,社會上的一些人,他始終就不相信,說一個妓女一個小妾,居然能畫出這麽好的畫,社會上的風言風語就特別地多,有的人還提出一個證據說,這個畫肯定是洪野先生畫的。理由是,潘玉良每個月都給洪野先生錢。其實當時洪野先生得了比較嚴重的肺病,孩子一直沒有工作,所以潘玉良是報恩。她每一個月把自己的工資拿出一半,而且很準時地送到洪野先生的家,所以洪野先生一家對她是非常感激的。
主持人:麵對這種質疑,潘玉良該怎麽辦呢?
嘉賓:這個事情就爆發了,什麽事情爆發了呢?在上海她大概舉辦第四次畫展的時候,她把她的一些比較得意的作品都拿出來了。畫展之前舉辦的記者會上,她遇到了一個麻煩,有一個記者居然站起來就問她一個問題,“潘女士,這些畫據說都是別人畫的,你每個月還會給那個人錢”。全場安靜了,聽她回答。潘玉良這時做了一件事,她笑了一下,然後就走到了一個在臨摹她的畫的學生前,把他的畫板借過來,色彩借過來,當著記者的麵,自己對著玻璃窗子,畫自己的自畫像,唰唰唰,一會兒就畫好了,然後給大家看,下麵是一片掌聲。
主持人:事實勝於雄辯嘛。
嘉賓:但是一個堂堂的教授被人逼得要當場作畫來證明自己的清白,屈辱啊。所以潘玉良的心裏確實很鬱悶。
主持人:假畫風波就這麽過去了。我覺得呢,外行不懂畫的那些人,提出那些質疑,潘玉良忍忍過去就算了,讓潘玉良最難過的恐怕是一些內行,尤其是同行對她的質疑。
嘉賓:是的,這個時候的上海美專來了很多老師,你潘玉良一個妓女出身的女人,還當什麽西畫係主任,你的水平有多高嗎?
主持人:不服啊。
嘉賓:有一次開係務會議,作為一個主任她說,“前輩們有什麽意見?”有些前輩們就說了:“我們這些前輩已經沒用了,現在都要從外麵過來的,有洋墨水的。”潘玉良還忍著,畢竟她自己還是學生出身。可是有一個人居然站起來就說了,“你有什麽了不起呢,你在這兒當一個什麽官,也不過就是我們這個學校叫‘鳳凰死光光,野雞稱霸王’”,還在點她的那個妓女出身。潘玉良站在那兒一句話沒有說,一記耳光就打上去了,這一記耳光打上去,可以這麽說,她和上海美專決裂了。
主持人:這耳光打得很解氣,但是就此離開了上海美專,第一說明潘玉良這個人個性非常剛強,但是,第二又帶給我們一個憂慮啊,她離開上海美專,她該去哪裏?
嘉賓:她寫了三封信。一封給遠在威尼斯的劉校長,表示辭職。第二封信,她是給了當時主持上海美專工作的王濟遠先生,表示自己要走。第三封信是給了中央大學的徐悲鴻先生,答應到中央大學來全職應聘。什麽意思呢,就是說,我不再是跨兩個學校了,我到你這裏來工作了。
主持人:她準備去南京,上海已經容不下她了,但是到了南京就能一切太平嗎?
畫展受辱,家庭壓抑,玉良無奈再度出國
主持人:盡管潘玉良在情感上對上海美專實在是難以割舍,但是世俗的偏見讓她不得不選擇離開,這樣她就來到了南京。其實潘玉良剛回國就接到當時擔任中央大學藝術係主任的徐悲鴻的邀請書,聘她做中大藝術係教授。論學校,中央大學在當時是數一數二的全國重點綜合性大學,能到這當教授是很多人的夢想;論個人感情,徐悲鴻是她留法時的學兄,有患難之交;論家庭,當時的潘讚化在南京政府的實業部工作,到南京可以家庭團圓。既然有這麽多的好處,可當初她為什麽沒有一下子搬到南京去,這究竟有什麽隱情呢?
嘉賓:當時她根本就割舍不了她的母校,那裏有洪野先生、王濟遠先生,還有她的很多同事,特別那地方是激情燃燒的歲月的地方,所以她割舍不了。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徐悲鴻和劉海粟之間的矛盾。
主持人:潘玉良是夾在他們兩個人之間的。
嘉賓:是啊,一個是她的老師,一個是她的師兄。
主持人:劉海粟和徐悲鴻之間的恩怨,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是一件轟動全國的大事兒,他們兩個人之間那場論戰,波及親人也好,朋友也好,畫壇也好,影響非常深遠,直到解放以後,周恩來總理專門給他們兩個人之間做調解。
嘉賓:難題實際上就給了潘玉良了。因為一個是我的老師,一個是我的學兄,所以他們之間怎麽個關係處理呢,兩邊都要求她來。所以她當時幹脆自己辛苦一點,兩邊跑。不過,這個奔波結束了,她離開了上海。
主持人:南京對於潘玉良來說那是個新天地啊,那麽她在這兒究竟過得怎麽樣?
嘉賓:在我看來它不是什麽新天地,這是她的傷心地。
主持人:為什麽這樣說?
嘉賓:她自己都沒有想到,她以為來了以後,回到家了。還有中大,中大可是當時的數一數二的全國的重點高校,再加上她的學兄在那兒,也是當時的政治、文化的中心嘛,可以有一番天地給自己來施展,但是南京卻又成了她的一個傷心之地。
潘玉良畫作《梳妝女》
主持人:這一番波折又是怎樣發生的?
嘉賓:1936年的1月28號,她在南京舉辦了一次大規模的畫展,這一次畫展,應該說是她多年來一個總結。
主持人:在這次畫展當中,她的什麽作品最出色。
嘉賓:有兩幅畫最引人注目,一個叫做《人力壯士》,還有一個叫《大忠橋》。《人力壯士》這一幅畫,它的整個畫麵可以說是裸體的一個男人,搬著一個大石頭,石頭下麵壓的是小草,請注意一下這個時間,1936年,正是9.18事變之後,日本人開始侵略中國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她是把日本的這個侵略看作是一個石頭,而把中國人要搬下這個石頭作為她的一個心願。
主持人:這一幅畫非常具有象征意義,所以它的震撼力自然非同凡響。而且當時看過這一幅畫原作的人都說這幅畫,肌肉、線條畫得是非常細致到位,就連劉海粟都評價,這一幅畫,給人感覺是畫得非常之有力。嘉賓:是啊,所以她也比較高興。
主持人:這是一幅,《大忠橋》呢?
嘉賓:《大忠橋》畫的是南京的秦淮河這兒大忠橋,實際上大忠橋是紀念當時明末的黃道周所建的一座橋。
主持人:因為黃道周當時在晚明時期,那也是一代儒學宗師,他當時是率領鄉眾去抗清,最後在南京大忠橋那個地方,遇難的。
嘉賓:這一幅畫,它就畫在1936年她畫展的1.28前麵的那幾天,她的目的很清楚,她告訴我們,就是要有一種民族精神,要有這種抗爭精神。當時的國民政府的教育部長,看了這個畫之後,給了一千大洋,就是《人力壯士》,要把它定走。
主持人:所謂高價買下。
嘉賓:對,其實不僅是買你的的這個畫,我要買的就是這個精神啊。
主持人:這一切對於潘玉良來說,我覺得都是好事兒啊。
嘉賓:可是第二天,把畫展的門一開,她驚呆了。那個已經被人家定了一千大洋的《人力壯士》上,不但被人家用刀劃破了,上麵還寫了幾個字。
主持人:什麽?
嘉賓:叫做妓女對嫖客的歌頌,為什麽呢,因為他是一個男性的裸體畫,所以潘玉良看到都呆住了。整個的畫展是狼藉一片,有些人還把她的畫給偷走了。
主持人:那麽《大忠橋》那一幅畫呢?
嘉賓:《大忠橋》也不在了,所以說,這件事上潘玉良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潘玉良的一生,有一個東西始終讓她擺脫不掉,在一些人的眼光中間,她一生中間都背著妓女的那個恥辱的十字架。
主持人:你越不願意提起的事情,他們越想不斷地提起,就是讓你一次一次地受到傷害啊。這是來自社會方麵的打擊。
嘉賓:但是緊接著家裏麵的一件事也出來了。潘讚化的大太太來了。
主持人:就是大老婆,這個正妻來了,這在古代、舊社會,對於小妾來說,這是一種沒有辦法擺脫的束縛。電影當中就有這個情節。
嘉賓:雖然這麽一跪,完成了這個禮儀,但是她的心中的屈辱和痛苦,我想可想而知。主持人:這個時候,潘玉良心裏麵別提多難受了,藝術上不被人理解,回到家,恐怕還要受到一定的壓抑。這雙重壓力下,一般人真受不了,
嘉賓:這個時候,法國又邀請她去,送畫,開畫展,她第二次地離開了祖國。來到了法國。
主持人:那個時間是在1937年,而且當時一個直接的契機,就是她參加萬國藝術博覽會來推出自己的作品,遺憾的是,這一次一走以後,四十年了,就再也沒有回來。
主持人:1937年潘玉良在黃浦江邊和潘讚化依依惜別之後踏上了去法國的郵輪,這一走就是40年。在法國,她被人們稱為"三不女人",就是不戀愛、不入外國籍、不與畫廊簽約。前兩項好理解,那是她對愛情的忠貞和對祖國的赤誠,可這第三點不與畫廊簽約就意味著可能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因為和畫廊簽約就好比現在明星找經紀人,這是名利雙收的事情,她為什麽堅持不幹呢?
嘉賓:可以說是因為人格的獨立,也可以說藝術的獨立,但是我覺得更主要的是她對自己的生活、對錢不是那麽看重,過得去就行了,以至於,她的一生中間都在貧困中度過。
剛到法國去的時候,她基本上是依靠著賣一點畫,然後接受的是社會的救濟金。就在1960年,她實際上已經搬到了法國的一個小鎮,叫做蒙巴拉斯。她自己也就住在小鎮的一個小閣樓上,經濟上比較窘困,她沒有單獨的畫室,把臥室當成畫室,她幾乎在那個地方一天都不下樓,繪畫。
主持人:這哪兒像功成名就的一個大畫家啊,這就像一個在鬥室當中還繼續創業的一個畫癡。再來看第二條,是堅決不入外國籍。這也是一種堅守啊。
嘉賓:是啊,當時的中國和歐洲差距很大。福利上麵肯定就沒什麽太大問題了。但是她就是不入,為什麽,有一顆中國心。潘玉良到了法國以後,一直把回國作為她的一種信念,這種信念一直到她八十多歲的時候,她還是不斷地見人就說我要回國。
主持人:不光她想回去,一直以來,劉海粟不斷地邀請她回來,她曾經的學生,著名的外交家黃鎮先生也曾經邀請她回來,但是她始終都沒有回來。為什麽呢?
嘉賓:漂在外國的學子,他回不回國,怎麽回國,除了自己的信念之外,和我們國內的一些政治氣氛有很大的關係。就說潘玉良,在1949年到1951年的時候,她多次說要回國,但那時她的信念還不是很堅決,因為她覺得自己還沒有那麽特別地成功。到了1958年的時候,她在法國舉辦的一個中國畫家潘玉良夫人的美術展覽會獲得了成功,她在高興之餘準備回國了。
這時,有人給她看了一份報紙。報上說,中國正在大規模地進行反右鬥爭,而且報上麵還點名說劉海粟成了大右派。潘玉良在法國,她第一不懂什麽叫右派,第二,她根本就不知道這個劉海粟變成大右派是什麽概念,所以她就寫信問潘讚化。
潘讚化在回信中告訴她右派就是敵人,而且說,現在劉海粟是右派,所以劉海粟就是敵人。下麵還有一句話,他說,現在潘牟也是個右派。所以,潘牟也是個敵人。
主持人:這個潘牟應該是潘讚化和大太太的兒子吧,長子。
嘉賓:是的。看到這樣的信,潘玉良的心裏想,怎麽潘牟也成了敵人,劉海粟後來發展成什麽樣子,她不敢說,但是潘牟她是知道的,當時他們曾經在南京生活了一段時間,感情很好。
主持人:應該說和潘牟在一起生活的那一段日子,是潘玉良一生當中最具有家庭氣氛的一段生活了,為此她還曾經畫過《父與子》、《我之家庭》等等畫作啊,所以從小看著長大的這樣一個潘牟,現在也變成敵人了。
嘉賓:是啊,再看信的下麵,潘讚化可以說話中有話了。說你現在是一個老太太了,如果長途跋涉很勞頓,天氣又冷了,所以說,暫時就不要回國。
主持人:這個天氣冷了是不是雙關語啊?看來潘讚化依然還在用自己的愛支撐著、支持著潘玉良,這也許是潘玉良後來不斷向藝術高峰攀登的一個動力吧。因為在1959年巴黎市長為潘玉良頒發了"多爾烈獎",同時宣布,她的那尊張大千塑像被巴黎現代美術館收藏,這是這個藝術館第一次收藏東方女性作品,這個榮譽對她來說非常重要的。
嘉賓:這是一個很高的榮譽,潘玉良也很高興,當天她就拍了一張照片寄給潘讚化,照片上寫著"今天獲巴黎大學多爾烈獎,此係授獎時與巴黎市市長留影。讚化兄惠存。玉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七日"。這個時候,潘玉良一方麵想得到潘讚化的誇獎,另一方麵,她真的要回國了。但是又沒有回成。
因為1960年她得到了潘讚化去世的消息。這個對她打擊很大,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她再也不提回國的事情。
主持人:所以,有人說像潘玉良這樣的女子,往往是一腳幸運一腳蹉跎,幸運的是她的藝術道路,蹉跎的是她的情感曆程。如今一生當中最重要的男人潘讚化也已經走了,這個時候我們恐怕要轉一個話題,那就是在她的最經典,最得意的兩件雕塑作品當中,除了一件張大千塑像之外,還有一件是王守義塑像。有人說這個王守義是潘玉良在巴黎的情人,是這樣嗎?
嘉賓:話不能這麽說,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王守義是潘玉良在法國生活期間一個重要的人物,也可以這麽說,是闖入她後半生生活的一個男人。
王守義1919年到法國勤工儉學,之後開了一家中餐館,出國前他結過婚還有個孩子。1937年潘玉良再次來法國時,他們相識了。那時潘玉良生活極其窘迫,一次王守義去看望她,發現她餓得臉色很難看,於是臨走就悄悄地將20美元塞在了潘玉良的門縫中。當時,20美元算得上是一筆大數目了,為此潘玉良非常感動,從次兩人的關係漸漸密切起來。
但這麽多年,潘玉良一直在惦記著潘讚化。也正因為這樣她(潘玉良)心中有一種愧疚之情,她開始塑他的頭像,而且王守義的像塑造出來後,她不是送到博物館去的,她也不是把它送到外麵去展覽的,而是放在自己臥室。
後來,潘玉良是把王守義作為一種情感的傾訴的對象,有什麽內心的苦惱都和他說,生活上的困難也請他幫忙,王守義也一直陪伴在她的身邊,直到1977年她的去世。
主持人:1977年潘玉良去世後,王守義出錢在巴黎蒙巴納斯墓園買了一塊墓地,王守義親手寫的墓碑的文字:潘玉良藝術家之墓。其實最終潘玉良身體沒有能回來,但後來她的畫作實際上是回來了,這又是怎麽回事呢?
嘉賓:潘玉良臨終之前,交代給守在旁邊的王守義,可以說是臨終的遺言,她有三個要求。第一,死後為她換上一套旗袍,我覺得表明她還要做一個中國的女人,這是一個。第二,她留下了兩個遺物,一個是掛著一個雞心盒的項鏈,盒子打開裏麵是一張照片,是當年潘讚化和潘玉良結婚時一張小照。一直掛在自己的脖子上,多少年啊。另一個是一塊懷表,是她第二次到法國的時候,潘讚化把她送到江邊,臨走時給她的。這兩樣東西,她交給了王守義,她交代一定要把這兩樣東西再轉交給潘家的後代第三件事情,就是她的夙願,一定要把她的作品帶回祖國。
主持人:非常感人的臨終遺言,托付給了王守義。王守義最後都辦到了嗎?
嘉賓:1978年的時候王守義回國,回國以後當然要找潘家的後代,結果,潘牟這個時候已經不在了,他在上海黃埔江邊,國慶節的前夕,把潘玉良的兩份遺物交給了潘家的媳婦。
主持人:這時候,王守義應該說隻完成了兩件。那麽潘玉良的作品回來了嗎?
嘉賓:1978年,王守義回到中國之後,本可以不走,但他還是回法國了,為的是把潘玉良的作品帶回國。但是天不助人,回去之後,他發現自己的耳朵後麵好像有一個腫塊,到醫院去查,是一個惡性腫瘤,所以很快地他在醫院裏麵十多天就去世了。
他走得太突然了,他的家人主要是在中國大陸,他的後事都是靠他的朋友們幫助料理的。由於沒來得及買墓地,王守義後來被葬在了潘玉良的墓穴之中,墓碑上麵又加上了王守義的名字和生卒年月。王守義真正做到了在最後的歲月當中,以及以後的歲月當中,一直陪伴潘玉良。
主持人:非常令人感慨,可是王守義離開了,潘玉良的作品該怎麽樣回國呢?
嘉賓:還是要靠國家和政府,經過中法之間的政府的交涉,到1984年的時候,潘玉良的作品開始陸陸續續地回來了,一共有四千多幅,全部回到了祖國,而且大多數都藏在現在的安徽博物館。
主持人:後來潘玉良的作品,得到了世界的承認,在2005年香港佳士得秋拍會上,潘玉良畫於1949年的一幅自畫像以人民幣1021.8萬元成交,這是一個非常高的價格。有人說,潘玉良是中國的女梵高。您怎麽看這個評價。
嘉賓:可以這麽說,梵高的畫像之所以得到那麽高的評價,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梵高的身世非常地曲折,也令人感歎,潘玉良同樣如此。
主持人:現在在美術史上,研究潘玉良,我覺得無外乎兩點,一點呢,潘玉良的藝術確實有她的特色,因為她是屬於叫西學東鑒的這樣的藝術結合過程的一個代表人物。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一點,是潘玉良身上那種不屈的奮鬥精神,這個更值得人們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