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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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視察軍隊 |
60多年過去了，人們對百團大戰的評價，經曆了大起大落的幾個階段。非常是隨著這一戰爭的主要發起者和指揮者彭德懷政治上的沉浮，人們對百團大戰的評價也就褒貶不一，這種現象無疑值得人們深思:
第一階段，從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是充分肯定階段。這一階段，正是百團大戰進行的時間，從中共中央到中央軍委、從八路軍總部到各戰略區領導人，紛紛發表文章和談話，盛讚百團大戰；
第二階段，從1943年至1945年中共七大，是基本肯定階段。這段期間對於百團大戰的評價，雖然從總結教訓的角度也談到了其中的一些消極方麵的問題，但總體上還是比較客觀、有分寸的，是持基本肯定態度的；
第三階段，從1959年廬山會議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前，是全麵否定階段。由於彭德懷受到錯誤批判，百團大戰也成了其一條“罪狀”而遭到各方麵的口誅筆伐；
第四階段，從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現在，是從總體上給予基本肯定階段。隨著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恢複和對彭德懷的平反，在黨史、軍史界和當年參加作戰的一些老同誌，從總體上重新肯定了百團大戰。同時，也指出百團大戰尤其是第二階段，八路軍進行了與裝備不相適應的攻堅戰，過多地消耗了抗日軍民的力量，給爾後抗戰帶來一定的消極影響。但總體評價是基本肯定。
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總部為打擊日軍的“囚籠”政策，緩解國內日益嚴重的抗戰形勢，爭取華北戰局有利的發展，影響全國的抗戰局麵，克服國民黨頑固派妥協投降的危險，自1940年8月起指揮華北各地的八路軍（第115師和山東縱隊除外）對華北敵後的主要鐵路、公路交通線（主要目標是正太鐵路）展開了一次全麵的大破襲，從而上演了一幕震動中外的百團大戰。60多年過去了，對這次戰爭功過是非的評說現在已基本定論，但對這段曆史的研究和爭議卻遠未結束，有關百團大戰的話題仍然是黨史、軍史界的熱點之一。
一、百團大戰的醞釀及戰爭發起前的稱謂
眾所周知，百團大戰實際上是一次大規模的交通破襲戰。那麽，八路軍當時為何要發動這樣一次戰爭呢？八路軍總部在醞釀此次戰爭時是如何考慮的？在百團大戰正式打響之前又是如何稱呼此次交通破襲戰的呢？要弄清這些問題，我們首先得回顧一下當年的那段曆史。
1940年春，中國的全國抗戰已進入到第四個年頭。四五月間，世界形勢風雲突變。納粹德國在很短的時間內便席卷了半個歐洲，氣焰甚是囂張。歐洲戰局的急劇變化，大大刺激了日本帝國主義爭奪亞洲、太平洋地區霸權的欲望。為迫使蔣介石屈服，盡早結束中國戰事，日本帝國主義一邊加緊對蔣介石進行政治誘降，一邊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的封鎖和軍事壓力。
日本趁法、英兩國無暇東顧之機，迫使其關閉滇越、滇緬公路，切斷了中國的國際交通線。五六月間，日軍還在中國正麵戰場發動了大規模的棗（陽）宜（昌）戰爭。同時，日軍的航空部隊對重慶、成都等中國內地進行狂轟濫炸，還揚言要在8月份南進昆明，北攻西安。另一方麵，日軍為達到徹底摧毀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鞏固其占領區的目的，進一步加強了對華北交通線的控製，同時整治運河，增設據點、碉堡、封鎖溝、封鎖牆，開始推行其“以鐵路為柱，以公路為鏈，以碉堡為鎖”的“囚籠政策”。在日軍的“囚籠政策”蠶食下，華北抗日根據地日益縮小，許多根據地變為遊擊區。根據地的人民深受其害，迫切要求痛擊日本侵略者，以擺脫抗戰困境。
國際形勢的變化，日本的全麵施壓，使國內―部分人發生了恐慌，對抗戰前途更加悲觀。非常是在國民黨統治區，妥協投降的空氣日益嚴重，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暗流不斷湧動。在這期間，蔣介石的代表與日方代表在香港、澳門進行了多次秘密接觸和會談。有的國民黨軍隊甚至打著“曲線救國”的幌子投靠日軍。此外，日偽頑還在華北地區到處散布八路軍“是搞亂的軍隊”，八路軍“專打友軍、不打日軍”，八路軍“遊而不擊、隻吃飯不打仗”等眾多謠言來迷惑群眾。
一直身處華北敵後的八路軍正、副總司令朱德、彭德懷及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對全國抗戰局勢、尤其是華北抗戰局勢的發展深感不安。他們決心在華北敵後發動一次較大規模的交通破襲戰，打斷日軍的“柱子”，搗碎日軍的“鏈子”，毀掉日軍的“鎖子”，從而打破其“囚籠政策”。1940年4月下旬朱德離開八路軍總部後，彭德懷與左權繼續就開展交通破襲戰問題進行研究，並先後同第129師師長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參謀長李達，第385旅旅長陳錫聯、第386旅旅長陳賡，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聶榮臻，八路軍第3縱隊兼冀中軍區司令員呂正操等人進行過多次討論。
最後眾人一致同意在華北敵後進行一次交通破襲戰，並把作戰的主要目標放在正太路上，同時對平漢、同蒲、白晉、平綏等華北各主要鐵路及其他主要的公路線也展開破襲，以配合正太線的作戰行動；除第115師和山東縱隊不參戰外，第120師、第129師及歸其指揮的決死隊，另外還有晉察冀軍區部隊都將參加此次戰爭。隨後，八路軍總部即開始起草戰爭的預備命令。
1940年7月22日，由朱德、彭德懷、左權聯名簽署的破擊正太鐵路的《戰爭預備命令》由八路軍總部正式下發到晉察冀軍區、第120師及第129師，同時上報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該命令首先簡要分析了當時國內的抗戰形勢及對華北敵情的判定，闡述了破擊正太鐵路的理由，繼而明確指出，此次戰爭“以徹底破壞正太線若幹要隘，消滅部分敵人，收複若幹重要名勝關隘據點，較長期截斷該線交通，並乘勝擴大拔除該線南北地區若幹據點，開展該路沿線兩側工作，基本是截斷該線交通為目的”。該命令還要求對其他各重要鐵道線，非常是平漢、同蒲線，應同時組織有計劃之總破襲，以配合“正太鐵道戰爭之成功”。從該項命令可以看出，八路軍總部當時稱此次戰爭為“正太鐵道戰爭”。
7月23日，八路軍總部又下發了由朱德、彭德懷、左權聯名簽署的關於進行正太戰爭中偵察重點與注重事項的指示，電文中將此次戰爭稱為“正太戰爭”。8 月8日，八路軍總部正式發出《戰爭行動命令》，命令“限8月20日開始戰鬥”。在同日發出的關於破壞戰術之一般指示及8月18日發出的為達成正太戰爭應連續破路的指示中，八路軍總部都稱此次戰爭為“正太戰爭”。“百團大戰”這一名詞在當時還沒有出現。
三、百團大戰並非背著中共中央軍委擅自發動的
自20世紀50年代末起，由於彭德懷在一段時間內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發動百團大戰也成了其一條“罪狀”，其中理由之一就是百團大戰是彭德懷背著中共中央軍委擅自發動的，事前沒有向中共中央軍委報告。對這一指責，彭德懷曾作過專門的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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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壞日軍鐵路 |
事實也的確如彭德懷所說的那樣。八路軍總部在1940年7月22日發出《戰爭預備命令》的同時，向中共中央軍委作了報告。延安方麵收到該電文後，當日即抄呈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王稼祥及張聞天、王明、康生、陳雲、鄧子恢、任弼時、譚啟龍等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領導人或有關方麵的負責人了，延安收文原件在案。另外，彭德懷和左權於1940年8月22日午後發出的那份為百團大戰定名的電報也上報了中共中央軍委。延安方麵在收到這份文電後，即送呈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張聞天、王明、康生、陳雲、任弼時等人收閱。當年的收文送閱單仍完好無缺。這再次說明彭德懷背著中共中央軍委擅自發動百團大戰的指責是站不住腳的。對此，聶榮臻也曾指出:“百團大戰，並非偶然。它不是出於個別人的主觀願望，而是我黨我軍根據當時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願望而發動的。”
至於此次戰爭沒有等到中共中央軍委批準的問題，彭德懷認為“這是不對的”。但聶榮臻後來對此問題作過這樣的說明。他說:“有種傳說，說這個戰爭事先沒有向中央軍委報告。經過查對，在進行這次戰爭之前，八路軍總部向中心報告過一個作戰計劃，那個報告上講，要兩麵破襲正太路。破襲正太路，或者破襲平漢路，這是遊擊戰爭中經常搞的事情，可以說，這是我們的一種日常工作，不涉及什麽戰略問題。這樣的作戰計劃，軍委是不會反對的。”
四、百團大戰的結束時間及其戰績統計
百團大戰是何時結束的？目前的許多黨史、軍史著作中多認為是1940年12月5日結束的。其主要依據便是八路軍野戰政治部於12月10日公布的百團大戰的戰績。在這份戰績統計中，八路軍野戰政治部指出:英勇卓絕空前之百團大戰，自8月20日開始發動以來，至12月5日，連續作戰，整整3個月又15天。在這段時間內，主要戰果的統計情況是:八路軍共作戰1824次，斃傷日軍20645人、偽軍5155人，俘虜日軍281人、偽軍18407人；偽軍反正者 1845人，日軍自動攜械來投誠者47人（以上共計46380人）；消滅敵偽據點2993個；破壞鐵路948裏、公路3004裏、橋梁213座、火車站 37個、隧道11個；另外還繳獲了大量武器彈藥。據此，許多著作便將百團大戰的結束時間定在12月5日，百團大戰所取得的戰績也就是當時公布的那些數字。實際上，這種觀點是不準確的。百團大戰的結束時間不是12月5日，其戰績也並非是八路軍野戰政治部當時公布的那些統計數字。這是為什麽呢？我們不妨再來看一下百團大戰第三階段的情況。
1940年10月初，百團大戰第二階段作戰暫告一段落。隨後，八路軍參戰各部按照總部的要求進行休整，以利進行下一階段的作戰。但時間不長，敵情即發生了重大變化。華北日軍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連續兩次遭到八路軍大規模攻勢作戰的打擊後，損失慘重，深受震撼，深感八路軍力量的可怕和對其威脅的嚴重。為防止局勢繼續惡化，盡快穩住占領區，華北日軍開始在各地集結重兵，預備對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進行報複性地“掃蕩”。自10月6日起，日軍先後對太行、晉察冀、太嶽和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展開了瘋狂的大“掃蕩”。
日軍所到之處，見人即殺，見屋即燒，見糧即搶，見女即奸，就連老百姓日常生活用的鍋、碗、瓢、盆及生產用的各種農具也未能幸免，成了其泄憤的對象，許多村莊變成了灰燼，片瓦無存。日軍企圖通過此舉將敵後抗日根據地變為焦土，使八路軍失去生存的條件。針對日軍的報複“掃蕩”，八路軍總部於10月 19日向晉察冀軍區、第120師、第129師發出了反“掃蕩”命令。命令要求在敵人對各抗日根據地采取空前毀滅政策的形勢下，各根據地黨政軍民要密切配合，廣泛開展遊擊戰，粉碎敵人的“掃蕩”。於是“掃蕩”與反“掃蕩”便成了百團大戰的第三階段。
在廣大群眾的支持下，第129師的反“掃蕩”作戰從10月6日開始，至12月5日結束，先後粉碎了日軍對太行、太嶽抗日根據地的“掃蕩”；晉察冀軍區的反“掃蕩”作戰從10月中旬起，至1941年1月4日結束，先後粉碎了日軍對平西、北嶽區的“掃蕩”；第120師的反“掃蕩”作戰從10月下旬開始，至 1941年1月24日結束，先後粉碎了日軍對興縣、保德、臨縣等地的“掃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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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呼勝利 |
至此，百團大戰的第三階段“掃蕩”與反“掃蕩”的作戰才全部結束。因此，百團大戰的結束時間不應定在1940年12月5日，因為當時除了第129師結束了反“掃蕩”作戰外，晉察冀軍區和第120師的反“掃蕩”作戰仍在進行當中，也就是說百團大戰還沒有結束。百團大戰的確切結束時間應為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取得反“掃蕩”勝利的日子，即1941年1月24日。這即是說，百團大戰共進行了5個多月，而不是3個半月。如此，八路軍野戰政治部當年公布的百團大戰的戰績也隻能說是百團大戰前3個半月的戰績，而不是整個的百團大戰的戰績。
那麽百團大戰有沒有一個完整的戰績統計呢？由於八路軍總部當年隻統計到12月5日的戰績，對以後的戰績並沒有進行過統計，因此，隻能遺憾地說百團大戰沒有一個完整的戰績統計。不過，假如我們將百團大戰前3個半月的戰績加上晉察冀軍區和第120師在1940年12月5日以後的戰績，還是能夠得到一個接近完全的戰績統計的。據晉察冀軍區統計，自1940年12月4日至1941年1月4日的反“掃蕩”作戰中，其所屬部隊共作戰150次，斃傷日偽軍2000餘人，俘日偽軍97人，爭取偽軍反正2人。據第120師統計，其所屬部隊在1940年12月14日至1941年1月24日的反“掃蕩”作戰中，共作戰約 217次，殲日偽軍約2500人。將百團大戰前3個半月的作戰次數和殲敵人數與晉察冀軍區和第120師自1940年12月5日以後的作戰次數及其殲敵人數相加，我們便能得到這樣一個大致的結果:百團大戰中八路軍共作戰2100餘次，殲日偽軍5萬餘人。
不過，在百團大戰中，八路軍也付出了重大犧牲，僅在前3個半月中即傷亡指戰員1.7萬餘人，有2萬餘人中毒。
五、關於百團大戰的功績與存在的問題
百團大戰是抗日戰爭中八路軍在華北敵後進行的一次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帶戰略性的進攻戰爭。在這次戰爭中，我華北數十萬軍民齊心協力，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充分表現了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對於百團大戰的偉大意義，國共雙方的高層領導人當時都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國內的報刊也紛紛報道並高度讚揚百團大戰所取得的巨大勝利，就連一些國際新聞媒體也對百團大戰進行了報道。那麽，百團大戰在當時究竟起到了哪些作用、產生了哪些影響呢？概括地說，大致有以下這些方麵:
第一，百團大戰沉重地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和“囚籠”政策。百團大戰共殲滅日偽軍5萬餘人，其中殲滅日軍人數至少在2.1萬人以上，日軍獨立混成第4 旅團被殲過半，日軍獨立混成第1、第2、第3、第8、第9、第15、第16旅團及第27、第36、第37、第41、第110師團等所有遭八路軍攻襲的部隊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日軍受到了極大的震感，惶惶不可終日。日軍方麵也不得不承認，百團大戰“取得了奇襲的成功”，“給了華北方麵軍以極大打擊”。為此，日軍把這次戰爭稱為“挖心戰”，並將每年的8月20日定為“挖心戰”紀念日。
百團大戰破壞了華北各地主要的鐵路、公路交通，拔除了交通線上及其兩側大批日偽軍據點，平毀了許多封鎖溝、牆，給日軍的“囚籠政策”以沉重打擊。百團大戰還破壞了日本侵略者對華北的“經濟開發”，沉重打擊了日軍“以戰養戰”和把華北變成其擴大侵略戰爭基地的企圖。據《日軍華北方麵軍作戰記錄》載:百團大戰中，共軍向我交通線及生產地區（主要為礦山）進行奇襲。非常是山西，其勢更猛，在襲擊正太路及同蒲路北段警備隊的同時，並炸毀和破壞鐵路、橋梁及通信設施，使井陘煤礦等的設備，遭到徹底破壞。此次襲擊，損失甚大，需要長時期和巨款方能恢複。
第二，百團大戰打亂了日本法西斯的政略戰略。1940年春夏，日本法西斯原欲乘德國軍隊席卷歐洲之際推行其“南進”戰略，發動太平洋戰爭。為了早日解決中國問題以使其能騰出手來為“南進”作預備，日本法西斯加緊了對蔣介石的政治誘降的“桐工作”。然而正當其雙方在秘密和談時，八路軍發動的百團大戰如晴空霹靂，令日本侵略者措手不及，其政治誘降及預備“南進”的美夢就此化成泡影。日本法西斯不得不回過頭來重新審閱中國的戰局，非常是華北地區“治安”的惡化，令其痛心疾首。為此，日本法西斯不得不暫時取消“南進”計劃，而將恢複華北的“治安”作為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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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將帥 |
第三，百團大戰有力地駁斥了國民黨頑固派散布的反共謠言，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聲望，鼓舞了全國軍民抗戰勝利的信心。毛澤東在看到八路軍總部發往延安的關於百團大戰的第一批戰報後，很快就致電彭德懷:“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以組織一兩次？”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分別發出《中心關於時局趨向的指示》和《中心關於“擊敵和友”的軍事行動總方針的指示》，充分肯定百團大戰“給了日寇以沉重的打擊，給了全國人民無窮的希望”，並要求八路軍、新四軍仿照百團大戰先例，在山東及華中組織一次至幾次有計劃的大規模的對敵進攻行動，在華北之八路軍則應擴大百團戰爭行動，以給予 200萬友軍及國民黨大後方與敵占區內千百萬人民以良好之影響，延緩日軍向重慶等地的進攻計劃。
國民黨方麵，何應欽、衛立煌、閻錫山等軍政長官先後致電八路軍總部，盛讚百團大戰“不惟予敵寇以致命之打擊，且予友軍以精神上之鼓舞”，並表示 “嘉慰實深”。就連蔣介石也向朱德、彭德懷發來了嘉勉電:“貴部窺此良機，斷然出擊，予敵甚大打擊，特電嘉獎。”百團大戰的發動，令那些誣蔑八路軍“遊而不擊”之類的謠言不攻自破，共產黨、八路軍的聲望隨著百團大戰的進行而不斷提高。不論是延安、大後方還是淪陷區的人民，甚至是海外僑胞，在聽到百團大戰勝利出擊的消息後，群情振奮，紛紛以各種方式對八路軍表示敬佩和慰問。
《新華日報》、《大公報》、《新蜀報》、《新民報》、《力報》、《國民公論》等報刊競相刊載百團大戰的消息，紛紛發表社論。《新蜀報》1940年9月20日社論中說:我們天天看到如雪片飛來的條條捷報，真是興奮感動得流淚。就連遠在西北邊陲的《新疆日報》也在社論中寫道:在全國各戰場相當沉寂的今天，華北出擊勝利是有著重要意義的，它提高了抗日根據地與遊擊戰的地位，粉碎了誣蔑八路軍遊而不擊的種種濫調。正是看到了百團大戰巨大的政治意義，1940年12月22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彭德懷:“百團大戰對外不要宣告結束，蔣介石正發動反共新高潮，我們尚須利用百團大戰的聲勢去反對他。”
第四，百團大戰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國內的妥協投降逆流。1940年3月，汪精衛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植下在南京粉墨登場，組織了以其為首的偽國民政府。汪偽政權成立後，與日本侵略者相配合，頻頻向重慶國民政府發動“和平”攻勢，企圖與之合二為一。同年春夏，重慶國民政府的代表在香港、澳門與日、汪雙方進行了多次秘密會談，就所謂的“和平”條件討價還價，並達成了在長沙舉行由蔣介石、汪精衛和阪垣征四郎（日軍中國派遣軍參謀總長）直接對話的“高級會談”的秘密協議。這說明，中國當時確實存在著空前的妥協投降的危險。然而，隨著百團大戰的進行，重慶國民政府內的“和平”氣勢由春夏間的一度高漲開始逐漸消退，重慶國民政府對日方的“和平”條件開始采取冷淡態度，並最終拒絕了日方的政治誘降。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但八路軍在華北勝利進行的百團大戰對抑製國民政府內的妥協投降逆流無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五，百團大戰鍛煉、提高了八路軍的作戰能力，並為八路軍積累了有益的經驗。在一次戰爭中投入100多個團的兵力（另外還有20多萬民眾參戰），在廣袤的華北大地上同時向日偽軍發起忽然襲擊，並始終把握著戰爭的主動權，直至取得最後的勝利，這在人民軍隊史上是空前的。八路軍參戰各部能在統一的意旨下，根據各自當麵的敵情、我情、任務等條件，靈活運用各種戰法，連續作戰，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主動性、計劃性、協同性和堅韌性，從而使部隊得到了極大的鍛煉，部隊的戰鬥力也得到了提高。另外，通過此役八路軍還積累了大兵團作戰條件下如何做好偵察、保密、政治動員、後方保障、防空防毒、傷員救護等一係列寶貴經驗，這對八路軍以後的遊擊戰以及由遊擊戰向運動戰轉變，都有重要意義。
第六，百團大戰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並向全世界顯示了中華民族的鬥爭精神。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抗戰的形勢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密切相關。百團大戰的發動，拖住了侵華日軍的後腿，遲滯了其南進太平洋的計劃，為美英等同盟國贏得了寶貴的戰爭預備時間，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為此，它也引起了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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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戰現場 |
百團大戰的消息一經公布，美國合眾社駐北平的記者立即發出了相關電訊:“自華軍部隊在河北開始大規模進擊之後，北平四周之華軍，亦實行響應，甚為活躍。現北平日軍極為震動，平津鐵路，昨日不通。”隨後，美國聞名記者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及其他國家通訊社駐華記者也接連向國外報道百團大戰的消息。 1940年8月29日，蘇聯《紅星報》發表評論指出: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正在山西積極勇猛地作戰，河北、山東及北平四周之遊擊戰爭，亦有極大之開展。盡管日機之空襲使中國人民遭受了損失及死傷，但中國人民的情緒極高，且確信自己的力量。中國人民進行獨立戰爭至最後勝利之決心仍然強固，不可動搖。
百團大戰的功績將永載史冊！
百團大戰取得了巨大的勝利，這是我們應該充分肯定的。但百團大戰也存在著一些問題，茲列舉幾個主要的觀點如下:
早在1940年10月初百團大戰第二階段結束時，八路軍總部在下發的文電中即指出了部隊在作戰中存在的某些不足，如戰鬥發起之忽然性、運動與火力之配合及衝鋒藝術等都還有待於進一步提高。同年底，八路軍野戰政治部副主任陸定一在一次報告中也談到了百團大戰存在的缺點:軍事方麵，協同動作不好，頑強性不夠，戰鬥技術不夠，對後方指揮不夠；戰時政治工作方麵，隻有戰場鼓動，沒有後方工作，有違犯群眾紀律的現象發生；預備工作方麵，發動群眾遊擊戰爭和後方的作戰預備工作不夠，對敵人反覆“掃蕩”估計不足，空室清野不好，等等。
彭德懷後來在總結此役時曾說:我在百團大戰問題上是有錯誤的，首先是對日軍向我進攻的方向估計不對；其次，由於這次戰爭過於暴露自己的力量，震動了敵人，使敵人加強了對華北尤其是抗日根據地的進攻，人民遭受了一些可以避免的損失；再次，其本人也有些蠻幹地指揮，破襲時間約1個月，沒有爭取時間休整部隊，總想尋機殲滅敵軍一路的想法是不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使第129師傷亡多了一些。
聶榮臻後來在談及百團大戰時曾說:此役戰果是巨大的，總的來說是應該肯定的。但是勝利之中也有比較大的欠缺和問題。首先是在宣傳上出了毛病。這次戰爭本來是對正太鐵路和其他主要交通線的破襲戰，後來頭腦熱了，調動的部隊越來越多，作戰規模越來越大，作戰時間也過於集中，對外宣傳就成了百團大戰，從而引起了日軍的警覺，使日軍把主要的進攻矛頭指向了共產黨和八路軍，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另外，在戰爭的第二階段，為擴大戰果，有時就忘了在敵後作戰的方針，隻顧死啃敵人的堅固據點，這是違反遊擊戰爭作戰方針的，從而付出了較大的代價。因此，對於百團大戰，其輝煌的勝利和存在的問題都不該被我們所遺忘。
抗戰時期，毛澤東在肯定百團大戰功績的同時，也對其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批評。他非常對百團大戰的宣傳很不滿足。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批評說，這樣宣傳，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者對我們力量的重新估計，使敵人集中力量來搞我們。同時，使得蔣介石增加了對我們的警惕，你宣傳100個團參戰，蔣介石很慌。他一直有這樣一個心理――害怕我們在敵後擴大力量，在他看來，我們的發展，就是對他的威脅。
六、對百團大戰的評價及由此引發的幾點啟示
如上所述，百團大戰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同時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正是這些問題，造成了後來對其評價的分歧。60多年過去了，人們對百團大戰的評價，經曆了大起大落的幾個階段。非常是隨著這一戰爭的主要發起者和指揮者彭德懷政治上的沉浮，人們對百團大戰的評價也就褒貶不一。概括起來說，對百團大戰的評價大致經曆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是充分肯定階段。這一階段，正是百團大戰進行的時間，從中共中央到中央軍委、從八路軍總部到各戰略區領導人，紛紛發表文章和談話，盛讚百團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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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從1943年至1945年中共七大，是基本肯定階段。這段期間對於百團大戰的評價，雖然從總結教訓的角度也談到了其中的一些消極方麵的問題，但總體上還是比較客觀、有分寸的，是持基本肯定態度的；
第三階段，從1959年廬山會議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前，是全麵否定階段。由於彭德懷受到錯誤批判，百團大戰也成了其一條“罪狀”而遭到各方麵的口誅筆伐；
第四階段，從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現在，是從總體上給予基本肯定階段。隨著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恢複和對彭德懷的平反，在黨史、軍史界和當年參加作戰的一些老同誌，從總體上重新肯定了百團大戰。同時，也指出百團大戰尤其是第二階段，八路軍進行了與裝備不相適應的攻堅戰，過多地消耗了抗日軍民的力量，給爾後抗戰帶來一定的消極影響。但總體評價是基本肯定。
縱觀對百團大戰評價的幾個階段，我們能夠從中得到哪些有益的啟示呢？筆者認為至少有以下三點:
第一，必須堅持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來考察百團大戰。任何一個曆史事件，都是在一定曆史條件下發生、發展和變化的。隻有把百團大戰與華北敵後抗戰、敵後戰場與正麵戰場、中國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結合起來考察，才能做出正確的評價。正如彭德懷所說的那樣:“對於這次戰爭的估價，不能離開當時我們所處的環境和當時擔負的任務。”
第二，必須在動態的變化過程中來熟悉百團大戰。60餘年來，對百團大戰的評價經曆了充分肯定、基本肯定、全麵否定和重新基本肯定四個階段，全麵熟悉這樣一個動態變化過程，就能對百團大戰做出恰到好處和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評價。
第三，必須堅持用實事求是的精神來評價百團大戰。由於眾所周知的曆史原因，隨著彭德懷在政治上的大起大落，他所發起和指揮的百團大戰也隨著被貶褒不一。這樣，就從根本上違反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種做法顯然是不可取的。
拚殺刺刀
百團大戰取得了巨大的勝利，這是我們應該充分肯定的。但百團大戰也存在著一些問題，茲列舉幾個主要的觀點如下:
早在1940年10月初百團大戰第二階段結束時，八路軍總部在下發的文電中即指出了部隊在作戰中存在的某些不足，如戰鬥發起之忽然性、運動與火力之配合及衝鋒藝術等都還有待於進一步提高。同年底，八路軍野戰政治部副主任陸定一在一次報告中也談到了百團大戰存在的缺點:軍事方麵，協同動作不好，頑強性不夠，戰鬥技術不夠，對後方指揮不夠；戰時政治工作方麵，隻有戰場鼓動，沒有後方工作，有違犯群眾紀律的現象發生；預備工作方麵，發動群眾遊擊戰爭和後方的作戰預備工作不夠，對敵人反覆“掃蕩”估計不足，空室清野不好，等等。
彭德懷後來在總結此役時曾說:我在百團大戰問題上是有錯誤的，首先是對日軍向我進攻的方向估計不對；其次，由於這次戰爭過於暴露自己的力量，震動了敵人，使敵人加強了對華北尤其是抗日根據地的進攻，人民遭受了一些可以避免的損失；再次，其本人也有些蠻幹地指揮，破襲時間約1個月，沒有爭取時間休整部隊，總想尋機殲滅敵軍一路的想法是不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使第129師傷亡多了一些。
聶榮臻後來在談及百團大戰時曾說:此役戰果是巨大的，總的來說是應該肯定的。但是勝利之中也有比較大的欠缺和問題。首先是在宣傳上出了毛病。這次戰爭本來是對正太鐵路和其他主要交通線的破襲戰，後來頭腦熱了，調動的部隊越來越多，作戰規模越來越大，作戰時間也過於集中，對外宣傳就成了百團大戰，從而引起了日軍的警覺，使日軍把主要的進攻矛頭指向了共產黨和八路軍，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另外，在戰爭的第二階段，為擴大戰果，有時就忘了在敵後作戰的方針，隻顧死啃敵人的堅固據點，這是違反遊擊戰爭作戰方針的，從而付出了較大的代價。因此，對於百團大戰，其輝煌的勝利和存在的問題都不該被我們所遺忘。
抗戰時期，毛澤東在肯定百團大戰功績的同時，也對其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批評。他非常對百團大戰的宣傳很不滿足。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批評說，這樣宣傳，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者對我們力量的重新估計，使敵人集中力量來搞我們。同時，使得蔣介石增加了對我們的警惕，你宣傳100個團參戰，蔣介石很慌。他一直有這樣一個心理――害怕我們在敵後擴大力量，在他看來，我們的發展，就是對他的威脅。
（來源：人民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