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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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時期，他曾多次提出要加入中國國籍，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人”，可當時不少政府機關陷於癱瘓狀態，有關部門一直沒有作出回應，時間久了，他想加入中國國籍的事也就放下來了。
抗美援朝時期，中國人民誌願軍入朝作戰後不久，就俘獲了成千上萬的“聯合國軍”。於是，誌願軍在朝鮮北部的碧洞建起一個較大規模的戰俘營。
1953年7月27日，朝鮮戰爭結束，美國總統杜魯門發布一項新政策，允許戰俘在“90天的冷卻期”裏自己作決定，可以選擇回國，也可以選擇留在戰爭所在國，還可以選擇去某一個交戰國。有21名被中國軍隊俘獲的美軍戰俘和1名英軍戰俘宣布拒絕遣返回國，而是選擇到中國生活居住，這件事一時間在世界上引起轟動，當時許多美國人指責這22名戰俘是被共產黨“洗腦”的叛國者。
以後，這22名戰俘有的先後回國，有的移居到了其他國家，隻有一名叫詹姆斯·喬治·溫納瑞斯的美軍戰俘一直留在了中國，在山東省濟南市生活了50年，人們都習慣稱他為“老溫”。2004年，溫納瑞斯在山東省濟南市去世。
溫納瑞斯第一次當兵，在戰場上同日本法西斯作戰；而他第二次當兵，卻被送到了朝鮮戰場
詹姆斯·喬治·溫納瑞斯，1922年3月出生於美國賓西法尼亞州匹茲堡一個叫範德格裏夫特的小鎮上的工人家庭。他的祖父早年從希臘移民到美國，父親當過煤礦工人和清潔工。溫納瑞斯兄妹4人，他在家排行老大，下麵有3個妹妹。1929年，美國發生了經濟危機，全家人僅靠他父親一個人的工資維持生活。經濟上就更加困難了，作為家中長子的溫納瑞斯也不得不在上中學時就開始打工以貼補家用。中學畢業後，為減輕家庭負擔，溫納瑞斯跑了好幾個州，還是沒找到工作，萬般無奈之下，他報名參了軍。
1940年8月，溫納瑞斯當了美國陸軍的一名步兵，先在巴拿馬、哥倫比亞等中美洲國家駐紮，“珍珠港事件”爆發後，他跟隨部隊先後到過新幾內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在戰場上同日本法西斯正麵作戰。特別在南太平洋美軍駐紮的一些小島上，麵對日本飛機連續18個月的狂轟濫炸，身為炮兵的溫納瑞斯英勇作戰，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二戰結束後，溫納瑞斯複員回到了美國，先後在幾家工廠做工。不料美國又爆發了經濟危機，在生活極為困難的情況下，1950年9月，溫納瑞斯隻得第二次報名去當兵。兩個月後他去了朝鮮，這年他28歲。溫納瑞斯同大批的美軍一起，被派到38度線以北的平壤地區。1950年11月28日，美軍發動“聖誕節結束朝鮮戰爭的總攻勢”。中國人民誌願軍將“聯合國軍”和南朝鮮李承晚軍隊引誘到預定地區後，發起了第二次戰役，“聯合國軍”和南朝鮮軍隊戰敗四處潰逃。一天深夜，溫納瑞斯被四麵突發的陣陣槍炮聲驚醒，還沒等他反應過來就做了誌願軍的俘虜，被送到朝鮮碧洞第5戰俘營。此時，溫納瑞斯來到朝鮮才一個多月。
在誌願軍戰俘營的兩年半時間裏，溫納瑞斯等戰俘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轉變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誌願軍俘虜管理人員發揚我軍優待俘虜的傳統，嚴格執行《日內瓦戰俘公約》，待戰俘如兄弟一般，感化了無數敵軍戰俘，在世界麵前展現了中國人民講和平、講人道的博大胸懷。
一提起戰俘營，人們往往會想到惡劣的生活條件，陰森寒冷的牢房，戰俘們在看守的皮鞭和刺刀監督下從事著沉重的勞役，稍有不順從等待著他們的將是打罵刑罰甚至於被殺害。
虐殺戰俘，可以說是人類自有戰爭以來的伴生物，一直被視為戰勝者理應享有的特權，是向交戰對手報複泄憤的一種本能行為和消滅後患的特殊手段，也是各國人民和新聞媒體關注的熱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有大量身為戰俘的官兵慘死在虐待、苦役、酷刑、大批活埋和集體槍殺的暴力之下。比如臭名昭著的奧斯威辛集中營、紮達鮑斯捷爾集中營、聖費南多俘虜營和奉天俘虜收容所，都是戰俘的屠宰場。就連前蘇共中央政治局也曾集體作出決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製造過血腥屠殺21800多名被俘波蘭軍官的“卡廷森林慘案”的血案。
然而回憶起在戰俘營的那些日子，溫納瑞斯則說，他的戰俘生活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充滿了恥辱、打罵和體罰；相反，而是充滿了快樂和友愛：誌願軍不讓戰俘幹活，也不搜他們的口袋。至於金表等貴重物品，則由管理人員統一登記、管理，等遣返時還給他們。對那些犯了錯誤的戰俘，管理人員也從不打罵，而是采用教育溝通的方法，最多關關禁閉，但決不超過一周。俘虜營沒有鐵絲網，更沒有當時美國一些媒體說的“密布的電網”。昔日戰場上的敵人變成了朋友，因此溫納瑞斯認為，他的被俘對他來說並不是一種恥辱，而是他人生中的“解放”，是在戰俘營中的兩年半時光，使他逐漸獲得了真理，有了真正的人生理想。
誌願軍戰俘營是在極端艱苦的環境裏、冒著美軍飛機不斷轟炸襲擾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盡管供應補給緊張,前方戰士一把炒米一把雪,但在誌願軍戰俘營裏,戰俘們的生活仍然不斷得到改善。生活步入正軌後,誌願軍俘管當局定出了俘虜的夥食標準:每人每天糧食875克,白麵、大米取代了初期的玉米、高粱,食油50克,肉50克,魚50克,蛋50克,白糖25克。普通灶每人每天夥食費1545元(人民幣舊幣),輕病號灶2313元,重病號灶3634元。俘虜的這個夥食標準相當於誌願軍團以上幹部的中、小灶標準,比誌願軍一般幹部、戰士的夥食標準高出很多。為了照顧俘虜們的生活習慣,特地從中國運去麵包烤箱。信奉伊斯蘭教的俘虜,還在生活上另有特別的照顧。
長期的戰地生活和因為想家帶來的思想壓力，使不少戰俘的健康出現了問題。這一情況經過層層上報，最後到了周恩來總理那裏。周總理親自批示：要加強戰俘的營養，采取急救措施。於是，一批高水平的醫生從中國各地來到碧洞，在這裏建起了專門的戰俘總醫院。
談起俘虜營的那段生活，溫納瑞斯說：“我在戰俘營度過了兩年零8個月的時間。在這些日子裏，深深為中國人民誌願軍的行動、言論所感動。記得到了戰俘營後，由於美軍實施空中‘絞殺戰’封鎖誌願軍交通運輸線，企圖阻止中朝軍隊的反擊，這給前線部隊和對戰俘的物資供應都帶來極大的困難，誌願軍戰士每天都在吃玉米、高粱、鹹菜。我們這些吃慣了牛肉、麵包、奶酪、巧克力的美國戰俘，開始都擔心會受罪。然而，我們的擔心是多餘的，在俘虜營我們生活得非常好。誌願軍組織車輛冒著美國飛機的轟炸，從國內運來大米、麵粉、肉類為我們改善生活。誌願軍還組織我們開展文體活動，為我們建立了俱樂部、圖書閱覽室，買來薩克斯管、吉他、鋼琴等樂器以及國際象棋、籃球和橄欖球等體育用品。每半月都有機動放映組為我們放演中國或朝鮮拍攝的電影。幾乎每個星期六，我們都會組織長達兩小時的晚會，演出我們自己排練的節目。豐富多彩的生活，使我們淡化了想家的念頭。記得有一個荷蘭戰俘是個文盲，別人都給家寫信他不會寫，時常抹眼淚。一位會荷蘭語的誌願軍軍官當了他半年的老師，使他不僅會寫信，而且還能寫文章。
“時間長了，我們和誌願軍戰士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次，朝鮮群眾給看管我們的一位誌願軍戰士送了一個紅蘋果，這位戰士見我目不轉睛地盯著蘋果，知道我想吃水果，便把這個蘋果送到了我手中。還有一名誌願軍戰士領到了一支鋼筆，他舍不得用，得知我喜歡鋼筆時，便送給了我。這支鋼筆至今我還保存著。我抽煙很厲害，不少誌願軍戰士把自己節省下來的煙送給我抽。可以說，我在俘虜營的那段生活，是非常快樂的，我深信這支軍隊是一支文明的軍隊，是一支仁慈的軍隊，是一支得人心的軍隊。”
誌願軍還特別尊重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宗教習慣，使戰俘們能過基督教的聖誕節、感恩節，伊斯蘭教的古爾邦節、開齋節等。尤其是過聖誕節和春節的時候，一連幾天戰俘營都處在節日氣氛之中。在俘管人員的悉心照料下，戰俘們精神狀態很好。有的俘虜還非常調皮和風趣，他們見了從戰俘營邊走過的朝鮮村婦就大喊“阿媽妮！阿媽妮！”讓人哭笑不得。
1952年11月15日至11月26日，在管理人員的精心安排下，在碧洞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麵的“戰俘奧運會”，選手來自北朝鮮各地戰俘營的500多名戰俘，他們身著統一的服裝，扛著各種旗幟，排著整齊的隊伍走進運動場，“奧運聖火”點燃之後，各種比賽激烈角逐。比賽項目很豐富，跨欄、跳高、籃球、排球、足球、拳擊、遊泳、跳水等一應俱全。在戰俘營內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堪稱世界戰俘史上的奇跡。
從誌願軍戰俘營成立之日起,就不斷有國際知名人士、外國社會團體的領導人和新聞記者參觀訪問。他們親眼看到,在誌願軍戰俘營,沒有鐵絲網,沒有狼狗,沒有炮樓碉堡,除了戰俘營大門口有兩個衛兵站崗值勤外,沒有大批荷槍實彈的軍警到處巡查監視。這裏不分國籍,不分種族,不分膚色,不分宗教信仰,誌願軍對所有戰俘均一視同仁,平等對待。1952年5月，著名的國際和平人士、斯大林獎金獲得者、英國的莫妮卡·費爾頓夫人，在廖承誌的陪同下到戰俘營考察，並多次同戰俘座談。她感歎地說:“簡直是奇跡!這哪裏是戰俘營,分明是一所國際大學校!” 她回國後，著文盛讚誌願軍對戰俘的人道主義精神。
溫納瑞斯和另外21名戰俘選擇了到中國定居，一時間在國際上引起轟動
1953年7月27日，朝鮮戰爭停戰談判在曆時兩年後終於達成停戰協定。根據《日內瓦公約》，戰爭結束後，交戰各方應遣返所有戰俘，但作為《日內瓦公約》簽約國之一的美國卻破壞公約，執行所謂“自願遣返”的政策,即允許戰俘在90天的“冷卻期”裏作出自己的決定，可以選擇回國，也可以選擇留在戰爭所在國，還可以選擇到某一個交戰國。
當美國總統杜魯門發布“自願遣返”政策的時候，他怎麽也不會想到這項處心積慮針對中國誌願軍戰俘的政策，竟催生了本國21名“叛國者”，由於怕歸國後受到政治迫害，也為了探求真理和維護世界和平，當時共有21名美國戰俘和1名英國戰俘拒絕遣返回國，而是選擇了到中國定居，其中就有溫納瑞斯。
當時，朝中方麵共直接遣返了“聯合國軍”方麵被俘人員12773人（其中南朝鮮軍被俘人員7860人，“聯合國軍”被俘人員4913人）。在4300名美軍戰俘中，有23人決定到中國去，另外還有1名英國人、幾名比利時人以及350名南朝鮮人也選擇到共產主義國家去。這些想去中國的戰俘並沒有馬上被送到中國，而是給了他們90天的“冷卻期”進行最後的思考，在此期間，美國派出了牧師和神甫來做說服美軍戰俘的工作。牧師和神甫們磨破了嘴皮，甚至播放他們父母的錄音勸他們回國。其間，美軍戰俘愛德華·狄更生和克勞德·貝奇樂改變了主意，決定回美國。然而等待愛德華和克勞德的並不是兩邊鮮花的夾道歡迎，而是冷酷的軍事法庭的審判。愛德華被判刑10年，他的罪名是“私通敵人”以及作為戰俘行為不當；而克勞德則因“私通敵人”罪被判終身監禁，後來刑期減到20年。雖然他們服刑3年後都被釋放了，但這兩位美軍戰俘的命運讓其他人更加堅定了去中國的決心，他們向中國紅十字會申請，最終獲得批準留在了中國。
溫納瑞斯以後回憶起這段經曆時說：“在板門店，美國當局為了說服我，就以各種優惠條件拉攏我。一個美國軍官送給我好多書籍和大量的禮物，說回到美國後可以給我安排年薪70萬美元的工作，並幫我找一個美麗的姑娘做妻子。我經過反複考慮，終於頂住了這些‘糖衣炮彈’，我下決心到中國去，同中國人民一道去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今天，我仍認為我當時的這種選擇是正確的！”
21名美軍戰俘和1名英軍戰俘宣布拒絕回國,選擇在中國生活和工作,當時震驚了西方世界。西方國家輿論認定這是共產黨對這些戰俘進行“洗腦”的結果,而社會主義國家則宣稱,這些戰俘選擇了和平,選擇了社會主義製度。毫無疑問的是，這22名戰俘的選擇是中國軍隊俘虜政策的勝利。對於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勝利在精神層麵上的價值是難以估量的。
由於有許多美國人指責他們這些戰俘叛國，還有些美國人認為在被關押期間，中國軍隊對他們進行了“洗腦”。溫納瑞斯曾就此說：“我在朝鮮兩年零10個月,有兩年零8個月的時間是同誌願軍生活在一起的。我在美國時過著不能溫飽的生活，但在誌願軍的戰俘營裏，我卻生活得很好，受到人道的待遇，幾乎每頓飯都可以吃到肉類和蔬菜。我和同伴們能和誌願軍從戰場上你死我活的敵人變為朋友，首先是因為我們從內心裏佩服誌願軍，感到誌願軍確把我們當作朋友對待，是誌願軍用實際行動感化了我們。我們就想，中國政府對待我們這些敵對國家的戰俘都能這麽好，對待本國人民就會更加好了，生活在這個國家的老百姓是多麽幸福啊！因此我不願遣返，想去這個國家開始一種新的生活。進入誌願軍戰俘營,是我一生中的新起點。我選擇中國,不是一時的衝動,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我希望進一步了解中國,尋求真理。”
溫納瑞斯被保送上了中國人民大學。文革時期，周總理親自出麵保護他
1954年2月，溫納瑞斯和另外20名美國戰俘和1名英國戰俘一同來到中國，中國政府在北京召開大會，授予他們“國際和平戰士”稱號。他們隨後被送到山西太原集中學習，學習中國曆史、社會情況、經濟建設、生活習俗,以及相關的政策、法規，學習共產主義理論。一年之後，他們又回到北京中國紅十字會，中國紅十字會給了他們上大學、去工廠、下農場或閑住的4種選擇。溫納瑞斯選擇了到工廠工作，他被安排在了山東濟南造紙西廠當工人。
當時雖然一提起“美帝國主義”，工友們都憎恨不已，但當工友們得知溫納瑞斯拒絕遣返回美國的有關事跡後，非但沒有因為他曾經是一名參加過侵朝戰爭的美國兵而憎恨歧視他，反而很尊重照顧他這位“美帝國主義的背叛者”。特別是那些和他年齡相仿的年輕人，更是喜歡接近他，和他這個性格開朗幽默的“美國大個子”交朋友。工作之餘，溫納瑞斯也喜歡和工友們聚在一起喝酒、聊天、打撲克，工友們嫌叫他的中國名字“溫納瑞斯”拗口，幹脆都叫他“老溫”，溫納瑞斯也喜歡大家這樣稱呼他。在工作之餘，溫納瑞斯堅持每天至少學習兩三個漢字的發音和拚寫，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後，他的漢語也說得越來越好了。
剛到中國的新奇感過後，由於語言不通，以及家庭、戀愛、婚姻、生活習慣、懷鄉思親等多種原因,到中國的21名美英戰俘（當時已有1名戰俘因病死亡）中有的人開始想家，並通過各種途徑回到美國。從1955年至1966年的11年間,先後有18人申請離開中國。中國政府的原則是,尊重本人意願,來去自由。他們有的返回美國、英國,有的去第三國定居。而溫納瑞斯則喜歡上了中國，一直留在了中國。
1963年，經過工廠推薦，中國紅十字會保送他上了中國人民大學，學習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馬列主義理論等課程。在北京4年的大學生活中，溫納瑞斯虛心好學，最終獲得了中國人民大學的結業證書。
畢業後，他要求仍回到濟南造紙西廠工作。回到工廠後，不少工友評價他說：“老溫真和咱們一條心，沒有忘了咱們！”和他的感情更近了。
溫納瑞斯28歲了還沒有結婚，他來到濟南後,很快就建立起了一個美滿、幸福的家庭
老溫曾娶過兩個中國妻子，他的第一個妻子是位山東姑娘，結婚10年後妻子患肺病去世，兩人沒有孩子。1966年，熱心的工友又給老溫介紹了一位名叫白錫榮的離婚的32歲的山東姑娘，兩人都比較滿意，一年後造紙西廠的工友們按照中國人的習俗，為他們熱熱鬧鬧操辦了婚禮，工友們送給他們的結婚賀禮是每人一套毛主席像章。1970年6月，他們的大女兒溫紹霞出生了；1972年，他們又喜得一子，取名溫紹磊。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溫納瑞斯自然也逃不過造反派的“專政”。北京的紅衛兵說他是美國特務，曾派人專程到濟南來抓他，準備把他帶到北京去批鬥。和他相處了10多年的工友們一麵想辦法把他藏起來，一麵和北京來人周旋。後來周恩來總理知道了，出麵說溫納瑞斯是“國際和平戰士”，任何人都不能動他的一根毫毛。造反派雖然悻悻然，卻也無可奈何。文革十年，溫納瑞斯基本上沒受到什麽衝擊。
從1977年開始，溫納瑞斯先後被山東大學等高校聘任教授，講授英語口語課程，他居住在中國紅十字會為他提供的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裏，享受著教授級的待遇和公費醫療，國家每4年為他提供一次去美國的往返機票。老伴白錫榮帶來的4個孩子都已成家立業，視溫納瑞斯如親生父親，經常買來溫納瑞斯喜歡的煙酒來看望他。他與白錫榮生的一雙子女也已結婚，小外孫女也已上小學二年級了，溫納瑞斯盡享著天倫之樂。
回美國探親演講，掀起一股“溫納瑞斯熱”，他“比尼克鬆更榮耀”
自從1950年離開美國以後，溫納瑞斯曾3次回美探親，第一次探親時是在1976年，他本來打算呆半年，結果美國許多組織和團體紛紛邀請他作演講介紹他在中國的生活和經曆，延長到11個月。在這11個月裏，他的足跡遍及美國47個州的大中城市和小城鎮，以自己的親身經曆向聽眾介紹新中國的建設成就，傳播和平思想和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以及自己幾十年來在中國的親身經曆和感受。當時美國的200多家新聞媒體對他進行過追蹤報道，形成一股風靡全美的“溫納瑞斯熱”。美國的《美中通訊》在介紹溫納瑞斯時說:“他的家鄉把他當英雄來接待。”“美中人民友好協會” 還贈送給他一幅萬人簽名、長達4米的條幅, 以表揚他對美、 中兩國人民的友誼所作的貢獻。
談到自己回美國受到大家關注的原因，溫納瑞斯介紹說，“當時，雖然尼克鬆總統已經來訪過中國，但中美尚未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美國人民對中國的情況還很陌生，他們對中國感興趣，也對中國人民感興趣，他們想更多地了解中國。更多的華僑則是心係祖國，想多了解一些來自中國的真實情況，因此，他們都對我在中國的經曆和生活深表關注。”
溫納瑞斯在美國四處作演講，介紹他在中國的經曆和生活，引起了美國一些右翼團體的反感及聯邦調查局的注意。他在洛杉磯母親家中居住時，聯邦調查局就曾準備在鄰居家中安裝竊聽器對他進行監控，遭到了鄰居的拒絕。他在各地作演講時，也經常有聯邦調查局工作人員在場。看到聽眾那期待的目光，他毫不畏懼地繼續演講了下去，因為一些聽眾對他說：“隻要你說的都是你的親身經曆，又是有利於發展中美友誼的，誰也不敢出來幹涉你！”
眾多美國媒體在報道他的傳奇經曆和事跡時，竟站在兩種截然相反的立場上，一些媒體稱他是“民間大使”、“和平使者”；另外一些媒體在報道中則稱他是“被共產黨‘洗過腦’的變節者”、“叛徒”、“瘋子”。然而不論這些媒體的立場如何，在他們的報道中卻都沒有回避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溫納瑞斯作為一名前美軍戰俘，在中國定居後不但沒有遭到迫害，反而受到了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顧，過著安定幸福的生活。
1983年，溫納瑞斯第二次飛返洛杉磯探望母親，當時他的母親已經96歲高齡了，但老人家的神智依然清醒。她聽了兒子介紹在中國的經曆和生活情況後，語重心長地對兒子說：“中國人對你這樣好，你可千萬要對得住中國人民啊！”
2000年，溫納瑞斯第三次回美國探親，然而在美國僅僅呆了不到半年他就返回了中國。也曾經有人問溫納瑞斯：“美國經濟那麽發達，現在社會上有許多人想盡一切辦法想到美國去，你怎麽沒有選擇在美國安度晚年呢？”溫納瑞斯深有感慨地說：“美國是個隻認‘錢’的國家，人情味淡薄，有不少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相當悲慘。我在中國有妻子兒女，有外孫女，還有那麽多關心過照顧過我的好朋友，中國政府每月發給我幾千元的退休工資，我的所有醫療費用,都是公家負擔。每次返美探親,工資照發,還發給出國旅費和往返機票費。我現在生活得很好，為什麽還要回美國呢？回到美國後我一無所有。至於回國探親也是應該的，因為像我這樣的年紀，再不回去看看不行了。親戚朋友一個個都沒有了。中國有句話叫‘葉落歸根’，我的根在中國，我要死在中國母親的懷抱裏，我的骨灰將來要撒在黃河裏……”
溫納瑞斯回國時，也曾經有人問他，是不是每天都有中國警察在監視他的行動？對此，溫納瑞斯感到有點好笑，他說：“我留在中國生活，是自願的，不是被迫的，我是不可能做出傷害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事的。對於中國政府來說，我是國際和平戰士，是國際友人，又不是恐怖分子，中國政府還有必要派警察監視我嗎？”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溫納瑞斯在中國生活了近50年，卻仍然是美國國籍。對此，溫納瑞斯解釋說，“文化大革命”時期，他曾多次提出要加入中國國籍，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人”，可當時不少政府機關陷於癱瘓狀態，有關部門一直沒有作出回應，時間久了，他想加入中國國籍的事也就放下來了。作為一名長期在中國生活的美國公民，溫納瑞斯每年都要到濟南市公安局的外事管理部門，辦理在中國居留的例行登記手續。
溫納瑞斯自豪地說：“我比尼克鬆總統早20年到中國，我比尼克鬆更榮耀！現在中美建交了，我和所有的中國朋友和美國朋友都很高興，偉大的中美兩國人民應該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攜起手來共同走向美好的未來。”
溫納瑞斯79歲高齡時盼望加入中國共產黨，省委書記吳官正專門作出批示
在中國度過的近半個世紀的風雨人生，使得溫納瑞斯這位地地道道的美國人，在言談舉止、生活習慣等各個方麵都已經完全“中國化”了。他喜歡喝中國的“老白幹”白酒，喜歡抽濟南當地產的“大雞”牌香煙，更喜歡喝中國的茉莉花茶，至於西方人喜歡喝的飲料咖啡，他卻很少喝。他每天吃的主食也是米飯和饅頭，很少吃黃油麵包。
令人感到驚奇的是，溫納瑞斯具有較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20世紀60年代他在中國人民大學上學期間，學習的主課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馬列主義理論等課程。大學畢業後，他又多次研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方麵的書籍，他的書桌上擺放著翻舊了的《毛澤東選集》、《鄧小平文選》、《周恩來選集》和《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等書籍，他還作了大量的讀書筆記。他對中國各種社會現象的深刻認識和對各種社會主義理論學說的熟稔，完全可以去做一名社會學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授。
2001年8月，在《齊魯晚報》任記者的筆者偶然得知溫納瑞斯的情況後，對他進入了深入采訪，寫成了長篇通訊《一位選擇了中國的美國老兵》，發表在了2001年8月24日《齊魯晚報》上，筆者在文章中提到了溫納瑞斯的一個心願：他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這篇報道引起了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吳官正的重視，當即在報紙上作出批示，要求組織部門研究溫納瑞斯的入黨問題。山東省委組織部的兩位領導同誌隨後和筆者一起來到溫納瑞斯家中，對溫納瑞斯入黨問題進行考察。由於溫納瑞斯當時仍是美國國籍，而他要加入中國共產黨則首先要加入中國國籍。有關部門認為溫納瑞斯保留美國國籍對國家和社會更有利，溫納瑞斯要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這一願望沒能實現。隨後，報社領導又安排筆者寫出了報道《一個美國老兵的追求》，刊登在了2001年8月30日的《齊魯晚報》上。
多次接觸後，溫納瑞斯和筆者結成了忘年交，他和筆者一起喝茉莉花茶、喝老白幹酒，抽濟南產的“大雞”牌香煙，他直呼筆者的名字，筆者也毫不客氣地喊他“老溫”。筆者還先後以《一位美軍戰俘在中國50年的傳奇人生》等為題，寫出報道刊發在《檢察日報》、《中華新聞報》、《當代生活報》、《金劍》、《傳奇傳記文學選刊》等多家報刊上。
在此之後，日本、美國等國家的多家通訊社和電視台也對溫納瑞斯進行了專訪。山東人民出版社的兩位女編輯隨後找到筆者，說出版社的領導對溫納瑞斯的傳奇經曆很感興趣，準備由筆者執筆把溫納瑞斯的傳奇經曆寫成一部書，作為紀念抗美援朝戰爭勝利50周年的賀禮，然而當筆者和這兩位女編輯找到溫納瑞斯時，卻遭到了溫納瑞斯的婉拒。原來，不久前，中央電視台的一位編導在采訪溫納瑞斯時，曾向溫納瑞斯提出把他的經曆整理成書的想法，溫納瑞斯當時很爽快地答應了。“既然答應了別人，我再答應你們，那不就成言而無信了嗎？”出版社的兩位女編輯極力勸說溫納瑞斯，想促成為他出書這件事，溫納瑞斯雖一再向筆者和兩位女編輯表示歉意，卻仍不答應讓我們為他出書，理由是：“我已經答應人家了，事後再反悔我成什麽人了？除非那位編導不準備為我出書了，我才能答應你們。”以後溫納瑞斯去世後，他的妻子白錫榮找到筆者，說中央電視台的那位編導因病一直沒能對“老溫”進行采訪，出書的事也就沒有影了，希望筆者能整理一下老溫留下的資料，看看能不能寫成一本書以作留念。然而溫納瑞斯已逝，離開了他這位當事人，僅憑著他留下的一些有關他的新聞報道和零星資料，就想出本紀實書籍，實在是不太可能，筆者也就隻能作罷了。
2004年，身體狀況一向比較好的溫納瑞斯因腿部摔傷住進了醫院，在住院期間，他突發疾病經搶救無效去世。家人按照他的意願，把他葬在了濟南的一個公墓裏，中國紅十字會等單位先後給他敬獻了花圈。
摘自：《文史精華》2008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