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聞橫生，細細品嚐，回味無窮。
播出《告各族人民書》第三遍時，在哀樂之後突然播出了“周恩來同誌治喪委員會……”，造成了嚴重的重大差錯。這突如其來的事故，如雷轟頂，使在場的人驚呆了，大家驚恐地站在那裏不知所措。
我主持中央電台毛主席治喪活動的宣傳，所有節目必須全部更換，下午4點播出了《告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書》，震驚國內外，“似乎地球停止了轉動”。悲痛中又發生了把“毛澤東主席治喪委員會名單”錯播成“周恩來同誌治喪委員會”的大差錯，無疑是雪上加霜，悔恨與壓力到了難以承受的地步。18日中央電台向全國、全世界轉播“追悼大會”實況，更是“前無古人”，緊張得令人窒息，我站在話筒前雙腿瑟瑟發抖。
1976年9月9日零時10分，毛澤東主席逝世。一顆巨星隕落了!
從此，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開始了毛澤東主席治喪活動的宣傳報道。這是我從未遇到過的一次重大宣傳報道，是中央電台曆史上一次空前的重大宣傳，也是一段曆史。把這一曆史性的治喪活動廣播宣傳報道的過程和細節如實地詳細地記載下來，並借此讓我們的讀者從中了解中央電台工作的某些情況，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淩晨噩耗傳來
9月9日淩晨5點多鍾，急促的電話鈴聲把我從睡夢中驚醒，我急忙抓起話筒，傳來了中央廣播事業局總編室值班員的聲音：“有急事，請你馬上到局長辦公室!”
放下話筒，我的心怦怦直跳，有一種不祥之兆襲來：又發生了什麽大事，竟然等不到天亮呢 這種閃念並非偶然，1976年突然發生的大事也太多了：1月8 日周恩來總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員長逝世，7月28日發生唐山大地震……一件接一件，今年以來，中央電台的領導白天黑夜沒有離開過辦公室。這一次會是什麽事呢?
我急匆匆地到了局長辦公室，局長鄧崗不在，有幾位副局長坐在那裏，低著頭一言不發，見此情景，我怔住了，目光掃著每個人的臉，想竭力尋找出某種答案。過了一會兒，一位副局長抬起頭來，聲音低沉而沙啞地說：“告訴你一個極其不幸的消息，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去世了!”他說不下去了，一陣沉默，沉默中有啜泣聲。
“啊!”我不由自主地“啊”了一聲，周身的血液像凝固了似的，木然地站在那裏，淚水順著麵頰流下來，直接的感覺是天塌地陷，全國的混亂局麵誰來收拾？中國的未來……。腦子裏又快速地回顧過去：聽說“九一三”林彪叛逃以後，毛主席幾天幾夜沒合過眼，得了一場重病。從那以後，看得出毛主席明顯衰老了；1972年2月21日，毛主席會見來訪的美國總統尼克鬆時，起坐要有人攙扶著，他說自己老了，腿腳不方便了，快去見馬克思了。叫人聽了心酸的這類話後來又說過多次；1973年，聽說毛主席有眼病，周總理再三叮囑攝影記者拍片時燈光不要太強，不要衝著主席打燈光，為此還專門成立了拍攝毛主席活動的攝製組；不久，又內部正式傳達，以後毛主席不再出麵會見外賓了。我記得，1976年1月15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周恩來總理追悼大會時，大家盼望著毛主席能突然出現，向親密的戰友告別。追悼大會推遲了近10分鍾，卻沒有見到毛主席的高大身影。這些不祥之兆曾經不斷浮現出來，但總不敢多想，不敢深想，隻是暗暗擔心，萬一……誰想到，這可怕的“萬一”成了現實。
“毛主席是今天淩晨去世的，”那位副局長說，“中央已發了內部通知，先給各地和一些單位打招呼。你知道就行了，先不要往下傳達，要絕對保密，但要做好報道的準備工作。鄧崗同誌到中南海開會去了，具體安排等他回來再布置。”
我走出局長辦公室，緊張思索著：“這事情太大了，又要做好台內的工作，又要準備報道，這怎麽辦 不能隻有我一個人知道。”回到辦公室，我坐立不安，還是打電話把副台長張冬興叫來了。台長楊祚銘因患眼疾在家休息，當時台裏隻有我們兩位副台長主持工作。我們二人商議，必須盡快告訴台長，請他來主持工作。在等待台長時，看到了中央的通知。通知中說，毛澤東主席是因心髒病醫治無效，於9月9日零時10分去世的。通知要求各級領導堅守崗位，堅定沉著，不要驚慌失措，要化悲痛為力量，做好工作。
保密關起門來做預案
保密，必須絕對保密，如果走漏風聲，不僅讓他人搶發了消息，也許會帶來難以預料的後果。保密，又必須爭取時間做好播出前的準備工作，怎麽辦 隻好由我們三人關起門來製訂宣傳的預案。
也許有的聽眾和讀者對中央電台的工作還不了解，有的人認為電台的工作很簡單：一個男播音員，一個女播音員，念念稿子就行了。至今有的聽眾，甚至某些領導還持這種看法。其實，這並不奇怪，隔行如隔山，我在未接觸廣播之前，也是這麽想的。就是電台的工作人員，熟悉其中的一部分工作，也未必知道全貌、全過程。
電台的工作頭緒繁雜、緊張，但有規律。多年來，在實踐中摸索、積累、總結、提高，許多方麵逐步形成了一套切實可行、成文或不成文的規定，如遇有重大節目、重要活動和會議等，雖然還沒有上級的布置和要求，但有以前的經驗可借鑒，有過去的規章可遵循。當然每一次都不是簡單的重複，又必須依據實際情況而變動。關於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逝世以後治喪活動的報道，都有一定的規格要求。但這一次是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自然是最高規格、特高規格，高到什麽程度 無先例可借鑒，無規定可遵循，隻能參照過去的某些做法，盡可能以最高規格來安排。那麽，應該如何安排，應該處理好哪些關係呢 我們三人冥思苦想。
播好訃告。訃告即是報喪的信息。這是首要的，如何播好 過去凡重要文章的播出，大體經過這麽幾步：拿到稿子後，領導和播音員一起領會文章的內容和精神，明確重點和新的內容；分析段落之間的內在聯係和邏輯關係；確定播音基調，不同內容、不同對象的重要文章，播音的基調、語氣、速度是不同的；然後進播音室錄音，安排播出。播出訃告則更為複雜，難度更大。訃告的內容由中央定，我們的任務是播好、錄好、安排好播出。說來簡單，做好不易。就播音基調而言，這是訃告，又是毛澤東主席逝世的訃告，不同於播出大文章，也不同於其他訃告的播出，要悲痛、莊重、深沉。悲痛，極其悲痛，這是播音員、電台工作人員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情感，但又不同於個人情感的宣泄，不能悲悲切切、哭哭啼啼，這是國家電台代表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鄭重向全國人民宣布這一沉痛消息，悲痛中透著內在的莊重、深沉。播音的調子不能高，也不能過低；播音的速度放緩，但也不能太慢，應恰當地表達出全國人民對毛主席的沉痛哀悼和深切懷念之情。對播音員提出這樣那樣的要求是不難的，但要他把這種種要求和情感通過聲音確切表達出來，是多麽不容易，何況播音員又有著自己的理解和情感呢!
播出《告各族人民書》第三遍時，在哀樂之後突然播出了“周恩來同誌治喪委員會……”，造成了嚴重的重大差錯。這突如其來的事故，如雷轟頂，使在場的人驚呆了，大家驚恐地站在那裏不知所措。
選定哀樂。根據過去治喪活動的宣傳安排，播出訃告之後是哀樂，然後是治喪委員會名單、公告、《國際歌》。哀樂，用還是不用，用多長時間，都是按照治喪規格規定的。一般說來，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去世，如黨中央主席、總書記、國家主席、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國務院總理等，還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幾位老帥和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誌去世時用哀樂。有時候也有例外，所以，特殊情況下要請示。事實上，聽眾也摸到了規律，凡聽到廣播哀樂，馬上會意識到可能某位高級領導人去世了。治喪規格不同，用哀樂的長短亦有區別，有的用30多秒，有的用1分多鍾，毛主席去世自然要用最長的哀樂，最長是多少 初定為6分鍾。
播放《國際歌》。一般用不帶歌詞的吹奏樂，莊重，有氣勢。由於各個樂團演奏《國際歌》的速度和處理不同，有好幾個版本，聽起來效果不大一樣。周總理在世時，曾經審定過一個版本，中央電台一直使用，演奏三遍共5分52秒鍾。
並機播出。這是遇有重大宣傳報道時，中央電台經常采用的做法。什麽叫並機 當時，中央電台有4套節目(對全國廣播的兩套，對少數民族廣播的一套，對台灣廣播的一套)，全天播音70多個小時，這4套節目的播出，各自按照自己的節目時間表運行，自成係統。並機，就是把其中的兩套或三套節目聯通，在同一時間播出一樣的內容。除了中央電台的節目外，有時還與北京人民廣播電台並機播出。它的好處是，不管聽眾正在收聽哪一套節目，都能同時收聽到重要廣播，盡快知道最新消息；從電台內部工作來說，這樣便於安排節目，隻發播好一套節目就行了，防止在交叉安排的忙亂中出差錯。播出毛澤東主席逝世的消息，既要保證萬無一失安全播出，又要讓全國人民盡快收聽到，自然應該並機廣播。
隨時準備處理好播出訃告前後的節目。什麽時候播出訃告，由中央決定，但我們必須做好隨時播出的準備，保證準確及時。為此，精神一直處在高度緊張之中，播出時間一旦確定，必須做過細的工作。比如，臨近播出訃告前的節目，不能太高亢、歡快，不能是打鬥或輕鬆的文藝節目，要與將播出的訃告氣氛相協調。雖然聽眾不知道將要播出什麽，我們自己是清楚的，不能沒有過渡，不然，聽眾在事後會提出強烈批評的。但是，訃告播出前的節目又不能太低沉，讓聽眾預感到發生了什麽事。如何恰到好處地把握住這個“度”，叫人左右為難。與此同時，必須研究如何處理好播出訃告以後的節目。將全部取消文藝節目，文字節目的內容、播音基調必須與整個氣氛一致，有些常用語要取消，如“毛主席萬歲”、“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等，而這些用語到處都有。去掉舊的節目，又必須用大量新節目來填補出現的空白。須知，這幾十個小時的節目，在事先毫無準備、也不可能讓大家事先準備的情況下，臨時選編、播音、錄音、製作、發播，工作量之大不言自明，隻能采取過渡措施，盡可能爭取時間。
停播一切文藝節目。這既是一種需要，又是一種規格。保留文藝節目與治喪氣氛不協調，跟人們的悲痛心情相悖。在以往一些領導人去世後的治喪活動中，對此有幾種做法：不停播文藝節目；在追悼大會那天停播文藝節目；在播出訃告和追悼大會時，也就是治喪活動的開始和最後停播文藝節目；整個治喪活動期間全部停播文藝節目。周總理逝世時，“四人幫”下令照常播出文藝節目，遭到全國人民和中央電台職工的強烈反對。毛澤東主席逝世，毫無疑問應該全部停播文藝節目。不僅如此，大部分節目停止使用“開始曲”，隻保留全台四套節目全天開始播音用的《東方紅》樂曲和全天播音結束時用的《國際歌》樂曲，保留中央電台《新聞報摘》、《全國聯播》節目的開始曲。
重新安排節目時間表。事實上，一旦播出訃告，無論從治喪宣傳的安排、聽眾的要求，還是從內部的工作程序，都不可能再按照原來的節目時間表運行。過去遇有重大宣傳，也時常這樣做，問題是必須有專人負責安排節目，使節目內容得當、運行有序，絕不能出現空播。
我們三人連續幾小時的緊張運籌，這還隻是計劃中的事，實踐中能否行得通 如何才能落實 中央會有什麽安排和要求呢?
緊張一切準備搶在播出前
上午8點，中央廣播事業局局長鄧崗從治喪委員會開會回來。他說，中央已決定今天下午6點鍾播出《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以下簡稱《告各族人民書》)、《毛澤東主席治喪委員會名單》(以下簡稱《治喪委員會名單》)、《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公告》(以下簡稱《公告》)。
鄧崗聽取了中央電台的匯報後，同意中央電台提出的播出方案。
經請示，直到上午11點，才允許向中央電台直接參與播出的有關部門和人員傳達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大家都極其震驚，有的泣不成聲。在作了布置之後，我就安全播出問題提出了具體要求。首先要絕對保證準確、及時、安全播音，必須鎮定而有秩序地工作。另外，除了思想上的動員和要求以外，針對過去容易出現的問題采取了措施：為了防止誤播、錯播，把過去用過的稿件、節目全部清理、封存；所有播出的節目，重新選編、審定、製作，掌握統一提法和口徑；過去用過的哀樂錄音帶一律封存，這次用的6分鍾哀樂全部重新製作，發往有播出任務的新聞部、對少數民族廣播部、對台灣廣播部。為保證工作的正常運行，臨時成立了錄製組，負責播音、錄音、複製節目；節目審查組，負責審聽、發播和安排節目的播出。
大家立即分頭去準備，誰也沒有心思吃午飯。
正在這時候，接到中央的通知，將播出《告各族人民書》的時間由下午6點提前到下午4點，而且中央已經發電將中央電台廣播的時間通知了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時間提前了2小時，本來的緊張更緊張了，又要打亂原來的部署，重新做出安排，一切都要提前，包括播出《告各族人民書》前的節目處理，需要立即動手。
還有預告。過去有重要廣播，經過請示同意，一般情況下事先發預告，讓各地電台轉播，便於聽眾收聽。如何預告 有幾種不同的處理方式：直接告訴聽眾將播出什麽，這屬於機密性、新聞性不強的內容，播出前可以讓國內外知道，因為預告本身就是一條重要的簡明新聞；機密性、新聞性強的內容，一般采用“將有重要廣播，歡迎大家到時收聽”的說法，事先不透露內容。這次預告，自然屬於後者。
經請示批準，下午3點，中央電台開始預告：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各位聽眾，本台今天下午4點鍾有重要廣播，請注意收聽。
多年來已經形成這樣的做法：凡國內外大事的消息，先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首發。這次預告的密度是少有的，為了讓全國聽眾及時收聽，在距離播出《告各族人民書》前一小時內，連續預告6次，每次播兩遍，共播出12遍，除了1970年4月27日為了讓人們觀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預告以外，這種密集程度還沒有過。
錄音是播出前的重要環節。“文革”中，中央電台的全部節目都是錄音播出，重要廣播的錄音各級領導都很重視，要求嚴而挑剔。上午11點30分才拿到《告各族人民書》的定稿。隻有定稿後才能夠播錄。稍作備稿後，12點開始錄音，由夏青播音，他的聲音莊重、渾厚、邏輯感強。所以提前4個小時錄音，一是難度大，二是留有餘地。正式錄音前要試音。試音，是為了調試機器，調試到適合某個播音員的最佳狀態；是為了讓播音員找準感覺，確定播音基調。這項工作往往占去大部分時間，猶如彈琴、寫文章定調子和找感覺一般。許多領導、專家在場，品頭論足，眾說不一，能做到大多數人認可實屬不易。2560字的稿子，錄音用了兩個多小時才錄完。按照正常的播音速度，那時是一分鍾180字上下，這次錄音長23分鍾，平均每分鍾約111字，其中原因是不宜快，也有感情因素。
局領導審聽了錄音，不太滿意，讓重錄。這時，夏青已近乎精疲力竭，況且時間已不從容，再錄以後誰能保證比這一次更好 即使能通過，還須複製合成，還要為中央電台的對台灣廣播、北京電台(即現在的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的對華僑廣播、北京電視台(即今中央電視台)複製錄音帶(那時北京電視台用中央電台的錄音)。為保證萬無一失，在第二次錄音時，我決定保留第一次錄音，並著手複製，有備無患。果然，第二次錄音一直到下午3點30分才錄完，審聽後一致認為不如第一次好。由於事先有準備，而贏得了下午4點鍾按時播出的主動權。
在首播之後，又由女播音員趙培錄了《告各族人民書》。
這樣，首次播出的內容是：《告各族人民書》23分鍾，哀樂6分鍾，《國際歌》5分52秒，加上報時、台號，合成後共36分鍾。
播出《告各族人民書》第三遍時，在哀樂之後突然播出了“周恩來同誌治喪委員會……”，造成了嚴重的重大差錯。這突如其來的事故，如雷轟頂，使在場的人驚呆了，大家驚恐地站在那裏不知所措。
下午4時播出“地球停止了轉動”
9月9日下午4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準時向全國、也是向全世界廣播了《告各族人民書》，沉痛地宣布了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逝世的消息!全國人民震驚了！8億人民為失去自己敬愛的偉大領袖極其悲痛!還沒有收聽完第一遍廣播，便紛紛打來電話，傾訴悲痛之情，寄托哀思。全世界震驚了!開動一切宣傳機器，作為特大新聞紛紛報道，一些國家和政府的首腦、政黨領導人、社會團體和知名人士接連發表談話、打來唁電表示極其沉痛的哀悼。有的外國記者寫道：“9月 9日下午4時這一悲痛時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轉動。”
據《參考消息》載，中央電台廣播之後，世界幾大通訊社以最快的速度報道了“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報道的具體時間分別是：
路透社：下午4點零6分；
美聯社(東京電)：下午4點零7分；
路透社(香港電)：下午4點零9分；
合眾社(東京電)：下午4點10分；
法新社(香港電)：下午4點15分。
它們都采取連續報道的方式，先以最快的速度報道主要事實，然後不斷深化、完善。下午4點28分，路透社向駐北京和各大國的分社發出內部通報，要記者趕快補發各方麵，特別是政要對毛澤東逝世的反應；其他通訊社也發出了類似的“內部通報”。
《告各族人民書》等首播之後，接著又播出了第二遍，一切都按照預先的安排有秩序地進行著。全國的聽眾守候在收音機旁，聽了一遍又一遍。可是，萬萬沒有料到，竟會在播出第三遍時發生了嚴重的播出差錯：竟然在哀樂之後播出了“現在廣播周恩來同誌治喪委員會……”。在場的人驚呆了!大家木然地站在那裏不知出了什麽事，不知所措。中央電台的領導和職工湧到節目傳送室，急切詢問“是怎麽回事”；全國各地聽眾紛紛打來電話質問、抗議、譴責，強烈要求追查事故的責任者，這就是中央電台的“九九”事故。事過幾年、十幾年之後，仍然有聽眾記憶猶新，詢問事故的原因。“九九”事故是怎樣發生的以及發生後的情況，三言兩語說不清，我將在最後部分向讀者作詳細說明。
在第二遍播出《告各族人民書》的過程中，上級通知下午6時播出《公告》，這就忙著錄音、合成節目，重新安排播出時間。接著，上級又通知下午8點播出《治喪委員會名單》，又重新忙碌一番。9月9日從淩晨到晚間一直處在高度緊張之中。並機播出從下午4點直到晚上10點零2分。
播出次序是：《告各族人民書》、哀樂、《治喪委員會名單》、《公告》、《國際歌》，總共59分50秒，正好每個小時播一遍。
當天播出的次數是：《告各族人民書》13次，《治喪委員會名單》6次，《公告》9次。中央電台第二套節目，用記錄新聞速度各播出一次，供各地抄收刊用。
9月9日夜，全台職工通宵未眠。
空前絕後25天的治喪報道
從9日下午4點開始，中央電台開始了治喪活動的宣傳。原來準備的其他內容的稿件和節目根本無法再安排，事實上不可能再播出其他內容的節目，聽眾也不允許。除了反複播出《告各族人民書》、《治喪委員會名單》和《公告》以外，要播出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發來的唁電，播出中央機關、國務院機關、軍委各總部各兵種的悼念活動，采寫和播出首都黨政軍民以及全國各地人民的悼念活動及先進單位、英雄部隊的悼念文章，綜合報道瞻仰毛主席遺容，播發“兩報一刊 ”(《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的社論，介紹各報刊登的毛主席生平照片，播發世界各國政府、政黨和知名人士的唁電等。來多少播多少，幾乎都是全文照播。
為此，中央電台專門成立了采訪首都群眾瞻仰毛主席遺容的報道小組，這個小組從采訪、編輯、審定稿件、錄音製作，直到合成節目，把成品交給台宣傳辦公室(總編室)安排播出。全台節目統一安排，許多節目不掛牌子。
播出《告各族人民書》第三遍時，在哀樂之後突然播出了“周恩來同誌治喪委員會……”，造成了嚴重的重大差錯。這突如其來的事故，如雷轟頂，使在場的人驚呆了，大家驚恐地站在那裏不知所措。
為此，節目時間可以隨意延長。一次節目有多長 拿每天早晨半個小時的《新聞報摘》節目為例，9月10日為65分鍾；11日為5小時20分鍾；以後也常在四五個小時之間，而最長的是12日的《新聞報摘》節目，從早晨6點30分，一直延長到中午1點鍾，共長達6小時30分，創下《新聞報摘》節目一次播音的最長記錄！早晨的安排可以延長，可是晚上8點的《全國聯播》節目如果照此安排，一直要播到第二天淩晨2點30分，而實際上全天播音是在淩晨1點35 分結束。在這種情況下，隻好把原來的節目分成幾次節目，化整為零播出。
這麽大的工作量，對台灣廣播容納不下，尤其是對少數民族廣播，每種語言一天隻有45分鍾的節目(重播一次)，無論如何是容納不了的，隻能選其重要稿件播出，隻能摘要播出，有的唁電隻能點到為止或綜合編輯播出。
在處理唁電和悼念文章中遇到了新問題：過去凡是發表毛主席的談話、題詞、文章等都是極其嚴格的，必須經過中央批準。可是大量的唁電和文章中談到毛主席到此視察、題詞、談話，對此無法、也來不及調查核實，更無法送審。對此各新聞單位掌握標準不一致，隨意刪節也易造成嚴重政治問題。為此，中央電台歸納整理，提出了對播出這些內容幾項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經上級認可後照此辦理：過去已報過的主席的活動，這次進一步報道了細節，未涉及到具體談話內容，可用；過去未報道過的主席視察、接見等，未談及具體內容，可用；過去發表過的語錄，未談到毛主席在什麽時候、針對什麽問題講的，這次交代了背景和細節，可用；談到過去主席作過批示，未涉及具體內容，又確有此事，可用；談到過去毛主席的複信、題詞，有具體內容的，不用原話，可用轉述的方式表述。
“臨終囑咐”播出“按既定方針辦”
9月16日中央電台《新聞報摘》節目中，播出了“兩報一刊”社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第一次用了毛主席的“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
驚悉毛主席逝世以後，沉痛之中，人們自然在思考和急切關注著毛主席有沒有留下遺囑 會留下什麽樣的遺囑 稍有曆史常識的人都會知道，如果有遺囑將會意味著什麽。這是關係著中國未來命運的大事啊！7天過去了，毫無信息，現在突然發表了毛主席的“臨終囑咐”，石破天驚，也就不難理解了。但當時我暗自思忖：為什麽不說是“遺囑” 這算不算“遺囑” 如果是遺囑，誰敢更改、隱瞞，為什麽在《告各族人民書》中沒有公布？況且“永遠按既定方針辦”，這符合毛主席一貫倡導的唯物辯證法對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嗎？
當時，姚文元對播出這篇社論費盡了心機，14日就向新聞界打招呼，16日要發一篇約有2000字的重要社論。可見是早有預謀的。社論的播出時間，最初是定在15日晚上10點，中央電台的記錄新聞已經作了預告，讓各地到時抄收。後來，姚文元直接打電話，變動了三次播出時間，最後還是選擇在第二天的《新聞報摘》中播出。對此大家有議論。姚文元打電話說：“深夜廣播大家都休息了，聽不好”，“社論還是要明天早晨廣播。我這樣決定是正確的”。當時，對姚文元為什麽非要安排在早晨聽眾最多的“黃金”時間，搶在追悼大會的前兩天播出“按既定方針辦”的用心並不清楚，直到粉碎“四人幫”後，才真相大白。
這一社論，在當天播出15次，17日播出6次，18日播出3次，三天共播出24次。
從此，張春橋、姚文元反複強調要多宣傳“按既定方針辦”。18日他們說：“國慶報道要強調主席指示我們的‘按既定方針辦’。”19日他們說：“處理各省市區追悼會上負責人的講話、表態，不要怕重複，重複的都要寫進去，‘按既定方針辦’，凡有這句話的都要摘入新聞，沒有的要有類似的話。”30日姚文元在天安門城樓國慶座談會上對新聞界的領導人說：“摘發言內容時，要把‘一定要按既定方針辦’摘進去。”30日張春橋說：“告人民書、社論、悼詞等一係列文件，對當前國內外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都已經說清楚了，簡單地說就是‘按既定方針辦’。”
從此，“按既定方針辦”頻頻出現在各類稿件和節目中。
播出《告各族人民書》第三遍時，在哀樂之後突然播出了“周恩來同誌治喪委員會……”，造成了嚴重的重大差錯。這突如其來的事故，如雷轟頂，使在場的人驚呆了，大家驚恐地站在那裏不知所措。
中央公告：中央電台轉播追悼大會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公告》中說：“9月18日北京時間下午3時，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
《公告》明確規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北京電視台轉播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追悼大會的實況，全國各機關、部隊、廠礦、企業、商店、人民公社、學校、街道等一切基層單位，都要組織群眾收聽、收看，進行追悼。”
《公告》說：“全國縣以上地區，要在9月18日下午3時召開有工農兵以及其他各界代表參加的追悼會，先收聽北京追悼大會的實況，然後，由本地區黨政軍主要負責人致悼詞。”
轉播追悼大會，這是中央交給中央電台的任務，是全國人民的心願，是中央電台義不容辭的責任，毫無疑問，必須千方百計轉播好追悼大會的實況。
我從上小學時就喊“毛主席萬歲”，哪裏想到，組織和指揮這場轉播的重任竟落在了我的肩上，台領導讓我全麵負責。一方麵要組織安排好治喪活動的宣傳報道，又必須集中精力準備追悼大會的轉播。過去，我雖然多次組織指揮過重大會議、節日遊行、文體活動的實況轉播，可這種轉播卻從未有過，我深知這副擔子的分量，深知如果稍有差遲意味著什麽，何況又剛剛發生了播出的嚴重差錯呢!如果……悲痛、緊張、擔心，讓人透不過氣來。
必須全力以赴轉播好，必須萬無一失轉播好!準備工作的每一環節都是細而又細的，幾種設想，幾套方案，幾手準備，必須考慮到種種可能出現的情況而采取相應的對策。從開始製定預案到最後定案，這中間的變化與反複就不說了，隻是記錄下最後確定的方案。
一、轉播時間、並機與報時
18日下午3時舉行追悼大會，中央電台、北京電視台提前10分鍾轉播，於2點50分開始。
中央電台第一、二套節目和對台灣廣播並機轉播。為確保準時安全播出，避免臨時並機出故障，留了一個非常大的安全係數，第一、二套節目於中午12點開始並機，對台灣廣播下午2點並機，對並機後的播出時間精心計算、精心安排，到3點以前的50分鍾節目隻能安排49分30秒，轉播開始前靜場30秒，形成一種氣氛。
報時，在平時不成什麽問題，這一次卻成了一件大事，非常棘手。《公告》中明確規定“北京時間下午3時”舉行追悼大會，屆時全國各地的群眾默哀3分鍾，有汽笛的工廠、單位鳴笛3分鍾致哀。這個下午3時，是以中央電台的報時為準的，準確報時有著特殊的重要意義，絲毫疏忽不得。
各位聽眾和讀者都很熟悉，平時中央電台的報時是這樣的：提前10秒鍾響報時訊號，共響6下，以最後一響為準，接著出播音員的聲音：“剛才最後一響是北京時間×點整”。若是過了12點，例如下午3點鍾，就報“15點整”。為保持與《公告》“下午3時”的提法一致，使大家聽了好記，這一天中央電台的報時從中午以後便改為“剛才最後一響是北京時間下午一點整”，那麽原來“15點”也就是“下午3點整”了。
不隻如此，過去報時訊號播音員的聲音比較高亢，為了與整個治喪氣氛和群眾情緒相協調，改為低沉的男聲，專門反複錄音、製作。當錄製完後，又提出了新的問題：播音員的報時是在最後一響之後，當最後一響響過之後，宣布追悼大會開始，各地開始默哀、鳴笛，這會使播音員的聲音與之相重疊，氣氛不和諧，也不夠嚴肅。怎麽辦 最後請示決定隻出訊號，取消了播音員報時聲音。
事情到此並未結束。在舉行追悼會的前一天，突然聽到了北京電報大樓在追悼大會這一天也要報時的消息，也是為了執行《公告》的規定，可是與中央電台的報時發生了矛盾。為什麽 如上所述，中央電台的報時是以最後一響為準，細心者可能注意到，北京電報大樓的報時是以“第一響”為準的，第一響之後還有一段《東方紅》樂曲。兩種報時訊號之間的時間差，外地聽眾不知曉，可北京市內清晰可聞，以誰家為準 麵對這種情況，自然中央電台不能也無權說隻準自己報，不讓電報大樓報。一紙緊急報告送到中央主管領導汪東興的手中，他決定並通知電報大樓停止下午3時的報時，以中央電台報時為準。
更難的問題是報時訊號會不會與宣布追悼大會開始相重疊。追悼大會下午3時開始，而宣布開始必須是緊接報時訊號的最後一響之後，宣布早或晚了都會引起全國行動的不統一。可是，中央電台不能指揮大會主持人，如何能取得聯係，達成默契 後來找到一種辦法，中央電台借一台收音機給大會主持人，讓他聽到報時訊號最後一響後再宣布追悼會開始。大會主持人是王洪文，追悼大會以後，他沒有及時送還借走的收音機，粉碎“四人幫”之後在清理王洪文的辦公室時，發現了這台收音機，因此中央電台借收音機一事被當做與“四人幫”有關的人和事進行了清查，中央電台說明了事情的經過。這是後話。
播出《告各族人民書》第三遍時，在哀樂之後突然播出了“周恩來同誌治喪委員會……”，造成了嚴重的重大差錯。這突如其來的事故，如雷轟頂，使在場的人驚呆了，大家驚恐地站在那裏不知所措。
在討論報時的過程中，也曾經考慮過是否取消下午3時的報時，以宣布追悼大會開始為準。但這樣做各地掌握不一致，也會有人問“中央電台為什麽偏偏在這個時候不報時呢”。須知，那是個容易上綱的年代，稍有不慎不周，都是政治問題。故將取消報時的建議作罷。
誰能想到這一司空見慣的“報時”竟引發出來這麽多問題、這麽多難題，帶來這麽多複雜的關係。
二、如何報領導人名單
許多聽眾和讀者可能不太注意這件事，可這是件大事，是件政治敏感度極高的事，也是件困難而複雜的事，時政記者最為此傷腦筋，尤其是在動亂的“文革”之中，名單是政治人物沉浮和政治氣候的晴雨表。
報名單常有兩種做法：一曰小名單，二曰大名單。小名單，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通常還包括幾高幾副，人員和排列次序都比較穩定。大名單也有一定的界限，比如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人大常委會委員、各部委主要領導人、社會知名人士等，有時候視需要有所變動或增減。大名單很大，常有幾百人之多。報大名單表明規模大、規格高、隆重，象征大團結，具有廣泛性等意義。也有時候，為了報道人事的變動、增減，或有的人重新露麵而其規格又不在小名單之內，更不便於單獨報道，特意安排出大名單，把其包括在內，借此公示於眾。是播小名單，還是播大名單，都要請示決定。
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毫無疑問應該報大名單。但是，從開始轉播到大會開始中間的10分鍾內報道，顯然不可能，一是容納不下，二是人員到會有先後，也可能有人臨時來不了，很難一一核準，隻能先報小名單。小名單也有39人(大名單近700人)，到下午3時前，來了的就報，未來的不報，等大會結束時再完整地報一遍小名單，大名單留待後來播出大會消息時再報。上級批準了這個方案。
三、預告
《公告》中已宣布中央電台轉播追悼大會實況，還要不要預告，如何預告 按說不成什麽問題，可中間在操作上遇到了問題。
中央電台決定還是預告，從17日晚上的《全國聯播》節目開始預告，北京電視台在17日全天節目結束前預告。
預告稿有幾種方案，今天看來其中沒什麽分歧，可在當時卻爭論不休，字字斟酌。稿中的主要分歧在於要不要在“舉行”二字之前加上“隆重”二字，讚成者認為這是“規格”問題；否定者認為追悼大會本身就是隆重的，無需多說，最後未加。另一分歧是要不要說明追悼大會的地點“在天安門廣場”，讚成者認為《公告》是這麽說的，要一致起來，也說明規模之大；否定者認為已廣播幾十遍，大家都知道了，最後未加。播出的預告稿是：
同誌們!
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將在明(今)天下午3點舉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北京電視台從明(今)天下午2點50分開始，轉播追悼大會的實況。
預告在重點新聞節目《全國聯播》、《新聞報摘》中的次序如何安排 新聞的次序常表明其重要程度，把“預告”放在節目的第一條，不合適；放在節目的中間，字數太少，一聽而過，不易引起聽眾的注意；放在節目的最後，分量太輕，也不合適。究竟如何安排才好 絞盡腦汁想出一條妙計：放在節目內容提要的最後一條播出，去掉“同誌們”三個字，改為“現在播送一件預告”，然後播出預告的全文，本文即是一條重要簡訊。但是，那時候的節目是視內容任意延長的，所以在提要的最後總有一句話，“大約需要多少分鍾”。顯然，預告之後緊接這句話不妥，容易被誤解為“預告”需要多少分鍾。為了區別開來，特意改為“這一節目大約需要多少分鍾”，可見設計之周密，用心之良苦。除了提要中播預告外，在節目的最後再播一遍，因為已“有言在先”，就不會因放在最後被指責為“規格有問題了 ”。
播出《告各族人民書》第三遍時，在哀樂之後突然播出了“周恩來同誌治喪委員會……”，造成了嚴重的重大差錯。這突如其來的事故，如雷轟頂，使在場的人驚呆了，大家驚恐地站在那裏不知所措。
四、精心撰寫轉播稿，精心設計播音
一切都要精心。轉播的技術準備由廣播局技術機要處負責。機房設在天安門城樓前的西耳房，這是中央電台天安門轉播和廣場、東西長安街擴音的常備專用機房。他們負責把現場實況準確安全地傳送到廣播大樓，然後發射出去；他們負責大會主席台、天安門廣場和東西長安街的擴音。為此，他們白天黑夜連續幹。廣播大樓的錄音、傳送部分，由廣播局中控室負責。
中央電台的任務是采訪追悼會的安排，撰寫轉播稿件，檢查線路暢通，協調各方麵的關係，指揮轉播，設想可能發生的種種問題，做出預案和應急措施，負責現場轉播的組織指揮。
這裏我隻是談談撰寫稿件和設計播音，一斑窺豹。提前10分鍾轉播，按照正常播出速度約2000字，但在特殊情況下的播音需要多少字，心中無數，中間還必須有間隔，大約隻能播出1300字左右。這麽隆重的追悼會，要在事前說的話太多了，隻能反複篩選、提煉。轉播稿由曹仁義、劉振英和我采寫完成，真可謂“ 精心設計，字斟句酌”。例如，張掛“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等字的“橫幅”，在這種特定情況下稱作“橫幅”，顯然不恰當不莊重。應該叫什麽 沒有這方麵的知識。經反複查對，經向有關人員求教，叫“挽幛”，就寫下了“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的巨幅遺像，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中央。上方，大幅黑色挽幛橫貫天安門城樓，上麵寫著：‘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
為恰當掌握播音速度，反複試播，據我多年的記憶，過去的備稿從來沒有這麽細致過。要特別注意把握準基調，把握準速度。既有間隔又不能長，因為中間不能播放音樂，在現場那種萬籟俱寂的場合，幾秒鍾也難挨；大會開始前又必須有空場。為此，擔負這次播音任務的方明(崔明德)、常亮(侯長生)幾遍、十幾遍、幾十遍的試播，記下每段播音的時間、每一間隔的時間，記下每一段開始的時間是幾分幾秒，不管上一段播音是縮短或延長了時間，都必須保證下一段按照設計時間準時開始，隻能壓縮或延長中間的間隔。（見附件一）為防止播音員臨場緊張或發生意外，特意安排了兩位有經驗的播音員，一人播音，一人備份。
五、現場試播
試播，到天安門城樓上試播，在毛主席舉行開國大典的地方。試播是一種臨場演習，也便於及時發現問題。15日晚7時，時政記者、播音員和我登上了天安門城樓。晚9時試音，路上行人稀少，整個北京異常靜寂。當時用的是“九大式”話筒，為防止刮風時有雜音，套上了臨時趕做的黃色泡沫塑料罩，因與治喪氣氛不和諧，經我建議改成了黑色。試音不能念正式稿子，選了天安門警衛戰士寫的懷念毛主席的文章《讓五星紅旗高高飄揚》：“毛主席啊，毛主席!日夜守衛著您親手升起的第一麵五星紅旗的戰士，無限敬仰您，無限懷念您!……”這聲音在這寂靜之夜響徹了天安門廣場、東西長安街，行人駐足，昏暗的燈光中人民英雄紀念碑也在肅穆靜聽。毛主席靜靜安息在對麵人民大會堂北大廳的水晶棺中，不知是否聽到了人民這肺腑的呼喚!
16日晚，又在新搭起的平台上第二次試音，做到萬無一失。
9月18日麵對全中國和全世界
下午3時，在天安門廣場轉播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的實況。
“八億神州在悲痛，舉國上下齊哀悼”。中央電台對這一天的節目作了精心安排，排定了嚴格的播出時間表，內容一致，氣氛協調。（見附件二）
上午9時，劉振英、方明、常亮和我就到達了天安門。轉播點設在西觀禮台最東頭的平台上，緊挨著臨時搭起來的追悼大會的平台。建這個平台是很費心思的。原來打算在天安門城樓上開追悼會，但有許多難題不能解決：毛主席的巨幅遺像掛在什麽地方 不能掛在天安門城樓前麵，而後麵又掛不下；參加追悼會的領導人站在什麽地方 總不能站到遺像的後麵去，無法向毛主席的遺像致默哀。後來才決定在天安門城樓之前、金水橋之北建一座平台。為此，工人們連夜施工，如期建成。
9月18日的天安門廣場莊嚴肅穆。毛主席的巨幅遺像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中央。遺像下層層排列著蒼翠的鬆柏、長青樹、萬年青。各級黨政軍機關、領導人和各界人士敬獻的花圈陳放在遺像兩側，一直擺滿了整個東西觀禮台。天安門廣場中央下半旗致哀。參加追悼會的首都黨政軍機關和群眾一大早來到天安門廣場和東西長安街，一直延伸到東單、西單，100多萬人臂戴黑紗、胸佩白花，列隊肅立，除了啜泣聲，無一點響動。
下午2點30分，中央和有關方麵的領導人陸續登上平台。
我們到了現場，就忙著試話筒、試線路，同各方聯係。北京電視台的轉播是用中央電台的轉播稿、中央電台播音員的聲音，自己配畫麵，要研究協調播音與畫麵的配合，又由於電視台兩部攝像機出了故障，一時弄得很緊張。2點30分，中央電台轉播人員各就各位，等待著2點50分開始轉播。到時，轉播準時開始。下麵就把我在轉播後記錄下來的情景抄錄於下：
西觀禮台的平台上擺放著兩組話筒，用一備一，方明和常亮分列左、右，我站在他們中間，麵對著廣場和東西長安街上的上百萬群眾，不，是麵對著全國8億人民和全世界，等待著這一重要時刻的到來。廣場上靜極了，北京靜極了，隻是聽到傳來的啜泣聲，聽到自己的心髒的怦怦跳動聲。這是轉播，一切那麽靜、那麽莊嚴，當然不能用聲音指揮播音，我們三人相約，以我舉左手為信號開始播音，播一段停下來，等我再舉起左手時播下一段……具體時間由我掌握。時間過得真慢，又真快，那噠噠的響聲聽得真真切切。我緊張地盯住手表，盯住電視監視器，喘不過氣來，腿在瑟瑟抖動。我多次指揮過各種轉播，可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場麵、這種氣氛、這種情景。我看到播音員的手也在抖動，稿紙發出了響聲。我不是指揮若定的將軍，但我意識到必須馬上靜下來。轉播臨近了，我輕輕地對播音員說：“不要緊張，沉住氣，看我的手勢。”可我並不比他們輕鬆，我真怕播錯，尤其擔心方明把“永垂不朽”播成“萬歲”!試播時，他曾經兩次這樣錯播過。
時間到了，2點50分，我打手勢告訴方明“開始”!他打開了話筒的開關，停了一會兒，像是有意鎮靜了一下，長長地吸了一口氣：“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北京電視台……”這聲音立即傳遍北京、全國、全世界!啊，我們準時開始轉播了!
開始，方明太緊張了(其實，我的手裏也出了汗)，一會兒就好了，但是播音速度仍然比試播時慢，我隻好臨時壓縮間隔時間。
轉播與大會的銜接恰到好處。宣布追悼大會開始後，奏起了哀樂，廣場上爆發出哭泣聲，根據上級的要求，實況中的哭泣聲要適當掌握音量，與哀樂相比不能太突出。
轉播一切按預定方案進行。當播完“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永垂不朽”而轉播順利結束時，合上了話筒的開關，我長長地吸了口氣，大家彼此默默地緊緊地握了握手，一切盡在不言中。(轉播稿見附件一)
根據事先的安排，轉播完大會後，我從收音機裏聽到了《東方紅》和《國際歌》樂曲，這是由廣播大樓裏播放的。
對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的轉播，當時新華社的報道說：“大會實況通過廣播和電視送到千家萬戶，悲壯的哀樂聲傳到祖國城鄉，傳到高山大川，傳到遼闊的邊疆，傳到全國每一個角落。偉大的祖國在靜默，8億人民含著眼淚，肅立誌哀。”
外電是這樣報道追悼大會的：
［法新社17日電］：“明天下午8億中國人民都將把眼光轉向北京的天安門，屆時要在那裏讀悼念毛主席的悼詞。”“讓全體人民都能參加的這獨一無二的活動，規模宏偉，確實是巨型的，是中國27年曆史上最大的群眾大會。”“8億中國人，不論在什麽地方，都要肅立收聽收看大會實況，這將是向一個偉人致敬的最動人的場麵之一。”
［南通社18日電］：“在這個時刻，中國，是一個悲傷哀痛的國家”，“全國都感到中國的一部分曆史將隨著他一起逝去了。”
共同社駐京記者福原寫文章說：“毛澤東在整個波瀾壯闊的中國現代史上，始終是一顆放射出強烈個性光芒的巨大紅星。”“如果說英雄就是在曆史的轉折時期在曆史的軌道上刻印下了他的思想、行動和個性的人物，毛主席確實是中華民族再生的英雄，肯定是代表動蕩的20世紀的世界英雄之一。”
追悼會後，中央電台接連播出大會實況（含華國鋒致悼詞）和由播音員播錄的悼詞。
9月18日共播出：追悼大會實況11次；追悼大會文字消息5次；單獨播出悼詞(播音員錄播)11次；《東方紅》、《國際歌》11次。
播出《告各族人民書》第三遍時，在哀樂之後突然播出了“周恩來同誌治喪委員會……”，造成了嚴重的重大差錯。這突如其來的事故，如雷轟頂，使在場的人驚呆了，大家驚恐地站在那裏不知所措。
緩慢過渡治喪宣傳的延續
追悼大會之後，毛澤東主席治喪活動的高潮已經過去，但中央電台治喪活動的宣傳遠未結束。追悼大會的實況從18日的《全國聯播》開始，連續播出3天；悼詞連續播出到25日，次數逐日減少；《新聞報摘》仍然集中報道治喪活動，隻是逐漸縮短時間，直到恢複正常。
從治喪宣傳到恢複日常宣傳必須有過渡，而且是長時間的過渡。中央電台的各專題、對象節目分三步過渡：一是先上一些與本節目有關的內容，不掛節目牌子；二是掛節目牌子，但暫不用開始曲；三是恢複正常，這已是10月4日了。
文藝節目的恢複更是個敏感的問題，持非常慎重的態度。從9月25日開始，先播出幾組經過精心審定編排的歌頌毛主席、歌頌黨、歌頌社會主義祖國的樂曲或歌曲，曲調要莊重、嚴肅；然後增播用毛主席詩詞譜寫的歌曲，輕快、歡樂的暫時不上；再次選播革命樣板戲的選段，播放一些革命文學作品；直到10月4日基本恢複文藝節目，但是對歡快的樂曲、逗樂的曲藝、大塊的文藝節目和長篇小說等，仍暫不安排。這並非隻是中央電台的慎重考慮,與治喪氣氛相適應,這一年的國慶節因此也停止了遊園等慶祝活動，改為機關單位等基層的座談活動。
至此，毛澤東主席逝世治喪活動的宣傳結束。現將這一期間主要內容播出的時間、次數做一統計，有一個總體的概念。
主要內容播出時間次數統計
《告各族人民書》9~18日(10天)96次
《公告》9~11日(3天)59次
《治喪委員會名單》9~11日(3天)47次
悼詞(單播)18~25日(8天)51次追悼大會實況18~20日(3天)20次
追悼大會預告17~18日(2天)12次
首都群眾吊唁13~18日(6天)92次
工農兵悼念文章13~25日(13天)115次
各種悼念通訊16~25日(10天)111次
國際唁電(函)11~17日(7天)70次
九一六社論16~18日(3天)23次
國際新聞報道(含外國悼念函電)27次
這一宣傳報道的聲勢和規模都是空前的，前無古人！
1976年10月4日，中央電台治喪活動的宣傳剛剛結束，10月6日又開始了粉碎“四人幫”的宣傳。曆史又翻開了新的一頁。
播出《告各族人民書》第三遍時，在哀樂之後突然播出了“周恩來同誌治喪委員會……”，造成了嚴重的重大差錯。這突如其來的事故，如雷轟頂，使在場的人驚呆了，大家驚恐地站在那裏不知所措。
“九九事故”是這樣發生的
先談一談事故發生後接連出現的情況。
正如前文所說，播出《告各族人民書》第三遍時，在哀樂之後突然播出了“周恩來同誌治喪委員會……”，造成了嚴重的重大差錯。這突如其來的事故，如雷轟頂，使在場的人驚呆了，大家驚恐地站在那裏不知所措。我在事故發生的現場，我是播出的總指揮，看到現場那種驚慌的情景，我清醒過來，必須馬上鎮靜下來，恢複秩序，還有許多的事要做，不然還會繼續出差錯。我說：“請大家冷靜下來，趕緊做好後頭的工作，千萬不要再出問題!這次事故的責任由我來負!”接著，我讓台總編室主任去向局長匯報。
因為我知道，曆史上經常有這樣的情況發生，一旦出了大事故，越是緊張，越是強調嚴格，越是接連出問題，像多米諾骨牌。我比喻為猶如學騎自行車，越怕撞人越撞人。古人雲“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就是這個道理。何況這一事故是罕見的，又發生在這樣的重要時刻，正是全國人民極其悲痛的時刻，誰能不肉顫心驚! 當時急切需要的是穩定情緒，沉著冷靜，搞好安全播音，不能也不應該停下來追查事故的原因和責任者。
刹那之間，張冬興副台長氣喘籲籲地跑來了，台裏許多人跑來了，他們急促地追問：“怎麽啦!怎麽啦!”接著，到處響起了電話鈴，應接不暇，聽眾詢問、質問、抗議、譴責，強烈要求追查事故的責任者……
等我安排完工作，我趕緊到廣播局局長那裏匯報、承擔責任和作檢討。當時局長鄧崗不在辦公室，一位主持工作的副局長說：“你趕快回去指揮，不要再出差錯，這事以後再說!”我然後向台長作了匯報。當晚鄧崗局長召開會議布置宣傳報道工作，他談到這一事故時，在辦公室踱來踱去，他提高聲音說：“今天出的亂子大極了！天大的事啊！紛紛來電話質問，說有敵人破壞!膠帶怎麽沒有卡住呢 我當時在人民大會堂聽著收音機，一下子聽到了，別人問‘怎麽回事 ’我讓家裏查，當場口頭向文元同誌匯報了，他說‘這個事情當然很大，要沉著，不要緊張，把以後的事安排好，不要再出問題’。”鄧崗又說：“造成嚴重後果，我們沒法向群眾交代!請求中央處分，我們承擔責任!”我說：“責任由我來負。”他還說，“公安部已經來人調查過，是否有壞人破壞”。當時我的心情和壓力可想而知!
當天深夜11點多，我向中央電台各部主任和支部書記痛哭流涕地做了沉痛檢查，要求立即傳達到中央電台全體，從中吸取教訓。第二天上午我向局核心小組寫了檢查報告，請求處分；隨後，中央電台核心小組也向局寫了檢查報告，局又向中央寫了檢查報告。須知，那是在“文革”中，事故發生後，電台院子裏已經貼滿了大字報，要求立即把問題追查清楚，把楊正泉從台領導的位子上撤下來，給予嚴厲的處分。我檢討後，有的人認為問題還沒有弄清楚，事故不是有意的，叫我不要背包袱；但也有些人不滿意，要求立即做出嚴肅處理。對此，我都是很理解的，也有足夠的思想準備。中央電台過去出的差錯，有哪一次不是層層檢查、層層處理的呢 尤其是當事人，總要脫幾層皮，何況是這樣嚴重的事故!
事故發生的當天晚上，接到從全國各地打來的45起電話(那時通訊很困難)，這兩天，繼續接到電話、電報，其中有公安部政治部、北京列車段、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科學院、59170部隊、清華大學、光華儀器廠、內燃機廠總廠、福建人民廣播電台、湖南湘陰廣播站等。
大部分電話詢問是否是中央電台播出的 有些人不相信是中央電台錯播，他們認為是地方台錯轉，可能是轉播了“敵台”，種種誤解讓地方台蒙受了冤屈。有的認為是由播音員過於悲痛和疲勞而造成的。更有的認為“這是有壞人破壞”，要求徹底追查。有的省革委會還專門開會做出決議向中央發電，向中央電台提出抗議，要求中央一定要追查清楚，有沒有“五一六”分子搞破壞！
播出《告各族人民書》第三遍時，在哀樂之後突然播出了“周恩來同誌治喪委員會……”，造成了嚴重的重大差錯。這突如其來的事故，如雷轟頂，使在場的人驚呆了，大家驚恐地站在那裏不知所措。
外邊的流言也很多。在河南“五七幹校”勞動鍛煉的中央電台的同事來電話，關切地詢問：“聽說楊正泉已經被捕 ”當聽到否定的回答後，他們仍不放心，堅持要我親自接電話，聽到我的聲音才相信。
毛主席逝世的悲痛，事故發生後內疚和壓力，工作的緊張和責任，我吃不下飯、睡不著覺，中央電台離我的宿舍不到5分鍾的路程，已幾天沒有回家了。我妻子也是中央電台的記者、編輯，她學廣播、辦廣播多年，自然知道廣播的重要，更知道這一差錯的嚴重性以及意味著什麽；她生活在中央電台這個環境裏，每時每刻聽到各種議論，默默地承受著難以承受的壓力，又無助無奈，甚至見到我都很困難，她擔心、焦慮，隻能暗暗地流淚。第二天晚上，妻子送來一飯盒我愛吃的麵條，望著我，要我吃下去。我著急地說：“這是什麽時候，還有心思吃飯!”妻子哭了：“我知道你忙，心裏不好受，可也不能不吃飯、不睡覺呀!”她打開飯盒，麵條上麵還有兩個荷包蛋!我的眼睛濕潤了。
事故發生後，組織上沒有對我進行處分，我依然負責毛主席治喪期間中央電台的宣傳報道工作。不久，10月6日，黨中央粉碎了“四人幫”。在後來清查與“ 四人幫”有關的人和事的時候，我成為“說清楚對象”，除了長期宣傳上存在的問題，這一事故是重要原因。當時推斷，中央電台是黨和國家新聞輿論的要害單位，“四人幫”長期抓住不放，電台一定會有他們的代理人，是誰 有些人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大字報又是接連不斷，一個“重要依據”就是過去中央電台出了播出差錯，都要嚴肅處理，“四人幫”都不放過，這次為什麽沒有這樣做 是姚文元說了“把以後的事安排好，不要再出問題”，而沒有立即采取處理措施，是“四人幫”把他保下來的!為什麽當時沒有處理？這個問題許多人的確想過，有的人問過我，我也想過。我認為，一是因為事故的發生與姚文元提出要縮短哀樂有關，不然不會出問題。二是姚文元分管宣傳，他不願意看到接連出事故。但這都不是主要的。三是他是一定要處理的，但不是在當時，而是“秋後算賬”，他耍了政治手腕。他當時說：“這個事情當然很大，要沉著，不要緊張。”“當然很大”，他不會手軟的，隻是沒有來得及，治喪活動剛剛結束，“四人幫”就垮了台。
以上是事故發生後的情況，那麽事故是怎麽發生的呢?
事故發生的情節複雜、頭緒多，而原因卻非常簡單。曆史上有許多複雜的問題，一旦弄清楚，原因常常是很簡單的。
在播完第二遍《告各族人民書》時，姚文元提出“哀樂太長了，要用短一些”，局總編室要把6分鍾的哀樂改為3分多鍾，而且要馬上改。這些是釀成後來差錯的起因。
當時正忙於《公告》的錄音、製作，第三遍播出又即將開始，要改哀樂哪裏來得及!我提出等播出進入正常、穩定下來後再改。但命令如山，有一位部主任自作主張主動地派人去取哀樂。開始已明確規定，為防止用錯哀樂，將所有過去用過的膠帶一律封存，現用哀樂必須重新複製。過去已有過多次的教訓，用錯膠帶是最容易出差錯的環節。誰知曆史在重演，事急中陰錯陽差，他們輾轉又從過去的哀樂膠帶中拿了一盤，巧中巧，這盤錄音帶又正是周總理逝世時用過的；巧中巧，這盤錄音帶又多處違背了安全播音的規定，埋藏下多處隱患。這是事故之所以發生的關鍵所在。今天說起來是這麽明白、簡單、輕鬆，弄清這個問題卻用了幾年的時間。這種隱患能成為事實，卻又是違背了一係列安全播音的規定、闖過許多關口而造成的惡果。
第一，周總理逝世時，先廣播訃告，然後播3分35秒的哀樂，再往後播治喪委員會名單。按照安全播音規定，哀樂是單獨一盤膠帶，不允許在其前後錄其他內容。而當時負責錄音的同誌，圖一時方便，把下麵將要播出的治喪委員會名單的頭子錄在了哀樂後頭。這樣做違反了規定。如果在緊急情況下這麽做了，用後銷掉還有情可原，但他沒有這樣做。
第二，按照規定，錄音完了以後，每盤錄音帶要填“卡”，記明開頭、結尾用語和時間，讓用者一目了然。而這盤錄音帶卻沒有填記錄卡，隻在膠帶盒上寫明“哀樂3分35秒”。又違反了操作規定，給人以“隻有哀樂”的錯覺。
第三，按照規定，每盤膠帶錄音後，在最後一句話後卡上紙條，傳音員放到紙條為止，提前停放或過了紙條停放，都是傳音員的責任。而這盤膠帶的紙條不是卡在哀樂之後，是卡在了“名單”之後。
第四，對這盤錄音帶的審查是嚴格而慎重的，拿到膠帶後由專人分別進行了三次審查，都認為“哀樂可用”，“隻是速度慢了點”。但是三次審聽，都隻聽到放完哀樂為止，誰也沒有聽到紙條為止，而開了“可用”的綠燈。三次都違背審聽規定。
第五，當錄音帶上了機器，開始播放時，在場的許多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思考由於縮短哀樂會不會出現空播上。放完哀樂，突然出來“現在廣播周恩來同誌治喪委員會……”時，因未到卡紙條處，傳音員不敢自行停機。在場的人驚呆了，沒反應過來。當傳音員清醒過來，急忙按住轉動的錄音帶時，隻差“名單”兩個字未播出去。
這就是事故發生的全過程。發生事故的原因是一個又一個的錯，錯，錯!責任心不強，違背了種種安全播音的規章製度，才使幾個月以前的差錯闖過了五關而釀成事實!在中央電台的曆史上，有不少差錯都是發生在“想當然”和“僥幸”的疏忽之間，主要是缺乏責任心和不執行規章製度所造成的，為此不知付出過多少沉痛的代價!
事故發生時，因為責任重大和那時的政治氣氛，中間環節又多，當事人不敢承認。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事後也並沒有認真調查。直到事過三年以後的1979 年底，在清查與“四人幫”有關的人和事時，政治氣氛已起了變化，比較寬鬆，才把事故的原因、過程和責任人調查清楚，給我做了結論，把我解脫出來。
今天談這個問題，早已不是在分清事故的責任，而是在了解那一段曆史。這是中央電台在那一特定情況下發生的事故，但不同的人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引發出值得汲取的教訓。
摘自《新聞背後的故事：我的親曆實錄》作者：楊正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