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臨終遺言”偽造事件內幕（圖）

1976年的“總理遺言案”曾經轟動全國

文革十年間，這是最大的一起“反革命謠言”案件。這起利用偽造周恩來“臨終遺言”的事件看似荒誕，卻折射出風雨飄搖的國家裏那些惴惴不安的人們的心情。

23歲的杭州汽輪機廠學徒工“蛐蛐兒”手裏拿著兩份自己編造出來的“總理遺言”給他的父親看，一份是周恩來寫給“主席、中央並政治局諸同誌”的，一份是寫給“小超”的。“蛐蛐兒”問父親，“像不像真的”？他的父親，杭州第一人民醫院院長李容認真地看完後，說：“像是真的”。但馬上叮囑他“不要外傳”。

時間是1976年2月中旬。周恩來去世一個月之後。轟轟烈烈的“文革”進行到第10年，中國人對各種傳單和各種真假難分的消息習以為常的時代。但是這位年輕人並沒有聽父親的話，這份手寫的兩則“總理遺言”依舊被他拿出去傳播。

■傳播

“蛐蛐兒”先把這遺言拿給他前幾天一起聚會的朋友們看，“瓜子”、晨光、“大耳朵”等，2月5日的那次聚會上，大家還討論過一番，總理在這個多事之時離世，臨走前最放心不下的是什麽？會不會留下遺言？如果有遺言，將會是什麽？

現在，“蛐蛐兒”拿來的正是他們這些天來一直惦記的東西，這群青年人中最有政治頭腦的綽號“瓜子”，也是23歲，他和朋友們討論了一下，像不像真的？得出結論，像真的。於是分頭抄寫起來。沒有人問一句：“蛐蛐兒”，你個小學徒，從哪兒弄來這樣的“國家機密”？

看到朋友們專心致誌地抄寫他拿來的“總理遺言”，知道這些手抄本很快就要一傳十、十傳百地傳抄下去。“蛐蛐兒”知道，自己成功了——為了寫好這份“總理遺言”，他這幾天大量研讀了周恩來講話、報告，在晨光家裏看到的任弼時追悼會紀念冊，也給了他很大啟發。

離開自己這群最要好的哥們兒後，“蛐蛐兒”把“總理遺言”又拿到廠裏給工友們傳看，就像他曾經看到的情景一樣，工友們也不問來源，低頭就抄。

“蛐蛐兒”還把“總理遺言”和其他學習資料通過郵局寄給了遠在陝西戶縣工作的姐姐。他姐姐的同事“一轟而上搶著看，當時沒有看到的隻好排隊預約。”

“蛐蛐兒”偽造的“遺言”開始隻是通過人際傳播，他沒有像別人傳謠言那樣，把傳單偷偷一撒，來個查無實據。看到“總理遺言”的人都視若珍寶，偷偷傳抄和轉送。但是，當有人把“蛐蛐兒”的手抄本變成油印件以後，傳播的速度就大大加快了。

兩個月後，除了新疆等少數幾個邊遠省份，全國各地都知道了周恩來總理在逝世前有這麽兩份遺言。

“總理遺言”還隨著這個年代一些偷渡客到了香港，即便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此案不再被大陸人提起，香港傳記作家協會會長韓文甫在他的《鄧小平傳》中還是記下了這一事件。(韓文甫《鄧小平傳·治國篇》)

■出籠

1975年周恩來沉屙已深。從8月到10月進行過三次癌症手術，但並不成功。進入12月，他時時處於昏迷狀態。這一年1月，鄧小平重新恢複了工作，國內形勢剛剛得到一定程度的緩和，而周恩來病情的加重，又一下子使得中國政治走向撲朔迷離起來。

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此時，“文革”已經進行了十年。十年狂熱和洪荒之後，是大廈將傾的局麵，這場運動始終停留在“天下大亂”的程度，而沒有朝毛澤東預定的“天下大治”轉變，社會矛盾越來越多、經濟業已到了崩潰的邊緣。

1976年2月5日，也就是周恩來去世後的第28天，幾位青年來到杭州市延齡路延齡坊2弄14號——回城知青“大耳朵”的家聚會。

這群朋友中，有半山發電廠工人“瓜子”、建設兵團的“阿鬥”、知青晨光。最後來到的是剛剛失戀的汽輪機廠學徒“蛐蛐兒”，他進門時眼睛還紅著。這天，“大耳朵”從鄉下帶來一塊鄉親送他的狗肉，加上一軍壺黃酒，算是開宴了。

聊天從“大耳朵”反映農村饑荒開始，說到“中央一號”文件高層人事變動中沒有了鄧小平的名字。對時局的憂慮、國運的擔心，讓這幫青年有了一種“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使命感。(袁敏《重返1976：我親曆的總理遺言案》)最後一個話題擺到眼前：總理會不會留下遺言？如果有遺言總理會提到哪些內容？

突然，一直被同伴們以為還沉浸在失戀痛苦中的“蛐蛐兒”踱到窗前，已然滿臉通紅，揮舞著手臂，仿佛在演講：“劉胡蘭犧牲的時候才幾歲？而我們現在又幾歲？我們不能等待，我們要積極去鬥爭！”“瓜子”接著他的話：民眾現在已經是一點即燃的幹柴，缺的是點燃幹柴的火星，我們是可以做火星的。(袁敏《重返1976：我親曆的總理遺言案》)

聚會結束後，“蛐蛐兒”回家偷偷地模仿周恩來的口吻起草了兩份遺言。

在給“主席、中央並政治局諸同誌”的“遺言”中，“蛐蛐兒”這樣寫道，“小平同誌一年來幾方麵工作都很好，特別是貫徹主席的三項指示抓得比較堅決，這充分證明了主席判斷的正確。要保持那麽一股勁，要多請示主席，多關心同誌，多承擔責任。今後小平同誌的壓力更大，但隻要路線正確，什麽困難都會克服。”

“春橋同誌能力強，國務院的工作，小平、春橋要多商量。”

“追悼會主席不要參加，會應力求簡單，請洪文同誌主持，小平同誌致悼詞。”

而在另一份“遺言”中，“周恩來”囑托說，“要向蔡大姐學習，要教育孩子當好普通一兵”、“將我的病情發展告訴全國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測”，最後一句則是“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逼真的周氏語氣、憂國憂民的心態以及恰當的政治邏輯，混合著當時一種莫名的社會情緒，使得這兩份遺言迅速傳播開來。

所有傳抄的人，都沒有仔細去追問這兩份遺言從何而來，是否屬實？在習慣了文革十年中，大多數重大的真實消息都是以小道消息的形式傳播開來的方式後，人們更有理由相信這兩份遺言的可靠性。

■追查

那些被“文革”的政治風暴鍛煉得異常敏銳的人們，很快就咀嚼出這份來路不明的遺言中所蘊藏的政治深意。在極力“挺鄧”的後麵，是對時局的深深憂慮，擔心張、王隨時會清除鄧小平，於是，先安撫張、王，再肯定鄧，並要他們配合工作。就是在追悼會的安排上，這份遺言也極盡心思，讓王洪文做主持人，而由鄧小平來致悼詞，這種平衡顯然是為了不傷及王洪文的麵子，又能鞏固鄧小平的地位。

在大批民眾瘋狂傳抄這兩份遺言之時。北京高層很快就注意到了這股異乎尋常的風潮。事情很快被定性為有蓄謀的“反革命謠言”。從北京向各地發的緊急電話通知說，要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徹底的追查。

很快，“謠言”的中心被鎖定在了杭州。王洪文派公安部副部長祝家耀親自坐鎮杭州，直接領導“四人幫”在浙江的代理人賴可可、羅毅追查“總理遺言”案。

上海造反派祝家耀是王洪文一手提拔到公安部的，在他的督陣下，不到一周時間，5月5日遺言製造者“蛐蛐兒”就進了公安局，與其炮製“遺言”的深思熟慮風格相反，這名單純的青年四下讓人傳抄的行為表現得幾乎沒有任何政治敏感性。

所以，被一百瓦大燈照了幾天腦袋之後，他就意誌瓦解、精神崩潰，把2月5日聚會上的人撂了出來。專案組在審查了所有搜繳的日記、筆記後得出結論：“總理遺言”是“瓜子的腦子”，“蛐蛐兒”的筆。

5月9日，23歲的“瓜子”在北京參加過清明節悼念總理的天安門活動後，來到上海親戚家。這天晚上七點多，他回到姨媽家，發現樓梯旁蹲著兩個生人，他的第一反應是，怎麽小流氓蹲這兒了。

他剛剛察覺到親人臉上的反常，就聽到一陣雜遝的腳步聲，幾個男人衝上樓來，對他實施了抓捕。這天距“蛐蛐兒”被捕僅4天，最初，他以為自己被捕與“天安門事件”有關。

這一天距他離開杭州的家已經快3個月了，這3個月來，他去了青島、沈陽、大連、長春、錦州、哈爾濱、北京、上海。他想了解，在即將展開的路線鬥爭中，工農兵會站在哪一邊？作為幹部子弟反“四人幫”能否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意願？他到車間找工人溝通、甚至到全軍模範紅九連和副指導員於小平捧著高粱米飯徹夜長談，希望能得到國家機器的武裝支持。

■反製

對付謠言，“四人幫”早有一套成功經驗。1966年秋天的“梅花黨案”同樣是民間傳出並在幾個月裏傳遍全國，但很快就被“中央文革小組”領導成員江青、康生、陳伯達利用，把一樁由境外傳入的謠言變成“文革期間”牽扯高層幹部最多的政治案件。借台灣國民黨軍情局離間中共與李宗仁、郭德潔夫婦關係，製造了“文革”初期上千起政治冤獄，打倒了一大批幹部。

所以，追查“總理遺言”，迅速鏟除政治對手成為反製“總理遺言”謠言的當務之急。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聽取“總理遺言”案追查情況匯報會上，王洪文和張春橋分別做了指示，王洪文說：眼睛不要光是盯著麵上的幾個毛孩子，要挖出長胡子的老家夥！張春橋的指示更深遠：兒子背後有老子，司機背後有首長。一定要把隱藏在幕後的策劃者揪出來！(袁敏《重返1976：我親曆的總理遺言案》)

王洪文發布了一係列揪走資派的言論：“現在的革命對象，就是舊社會裏吃過糠、抗日戰爭負過傷、解放戰爭扛過槍、抗美援朝渡過江的民主派。現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過草地的走資派，戴紅領章紅帽徽的走資派，就是勤勤懇懇、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務，不搞貪汙腐化的走資派！”(葉永烈《“四人幫”興亡》)

由於“資產階級在黨內形成一股勢力，從廣度上不是一個人，是一批人”，所以，“從中央到地方，有一根又粗又長的黑線。”

現在已經抓到了黑線的一端，正好可以沿著黑線向上查、查到北京的好機會——“瓜子”的社會調查日記正好給他們提供條件——“瓜子”按著父親在京老戰友名單裏的地址一一登門，這些老幹部普遍對“四人幫”不滿，又對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憂心忡忡。“瓜子”把他對社會的考察和人們對時局的不滿詳細地寫在日記裏，沒想到這個日記本卻給這些人帶來了災禍。

杭州的公安們通過“蛐蛐兒”，查到了他身為杭州市第一人民醫院院長的父親，這是一個解放前就回國的高級知識分子，但高知並不是上麵要的結果。當時中央內部鬥爭激烈，“四人幫”一派認為，這樣大的政治案件一定有幹部階層的介入，他們要挖出更深更高層有政治能量的人。

於是，“瓜子”的父親、“阿鬥”的父親、“蛐蛐兒”前女友的父親，這些文革中正在靠邊站的老幹部，順理成章地被列入黑手名單；在“瓜子”家中搜到了一位叫“阿胖”的男青年給“瓜子”的姐姐曉燕的來信，這位來信者的父親是浙江省赴京參加周總理追悼會並麵見鄧穎超的三位省委領導之一。當黑手被查到省級幹部時，這個案子，仍沒有結案，這些“黑手”以及他們的孩子，統統被抓捕。

■結案

除了被押解進京的這批人，杭州還有一批“蛐蛐兒”的朋友被押解到臨安西天目山的留椿屋。

在北京長安街邊上，全國總工會對麵一個胡同裏的中央政法幹校，關押著從杭州解來的7名政治犯，“瓜子”一家三口(“瓜子”及其父親、姐姐)、阿鬥父子、“蛐蛐兒”父子——但是，這一行人並不知道自己的“同案犯”親友就押在旁邊的某一間房子裏。無論是他們自己還是他們的家人，都還在“相信群眾相信黨，沒有事情總歸沒有事情”(瓜子母親語)。

這裏的政治犯在唐山地震後，每天有半小時放風時光，“瓜子”從不放過任何一個尋找的機會，他不停地掃射目力所及的每一分每一寸。有一天，突然看到一個牆角磚壁上刻著：“小弟，對不起！”——隻有家人和“蛐蛐兒”才這麽叫他。但是他們在關押此地18個月間，從未見過麵，隻是在意識中，感覺到親友就關在附近。

而在浙江省臨安縣西天目山，有5人被押在1939年3月中共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曾經住過的留椿屋，當年周恩來到這來，是為了敦促國民黨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抗日。

當年周恩來在一樓宣講抗日的會客廳，1976年變成了一間審訓室。被審訓的5個人分別是阿鬥的母親、“蛐蛐兒”前女友的父親，“大耳朵”、晨光和毛寧。他們不知道自己是為什麽被關押至此。

“大耳朵”每天麵對的審問離不開“狗肉聚會”這一“反革命預謀會議”，以及如何炮製“總理遺言”，某月某日幾點幾分和誰在一起、幹什麽，誰做證。問了一遍又一遍，不僅令被審訓者神經幾近崩潰，連看管他們的毛排長都說：你們能熬過來真不容易，要我早瘋了！

幾個月後的一天，“大耳朵”突然聽到遠處青龍山腳下哀樂和國際歌交互播放，隱隱約約中聽到廣播裏一個沉重的男中音：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

誰都沒有想到，毛澤東在這樣的多事之秋，不再統帥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了，三零一醫院的醫生，不是在1967年還給他做過體檢，後來傳出的小道消息說他能活到150歲，是全黨全國人民最大的幸福嗎？當時全國人民聽到這個消息，是怎樣的激動和歡慶啊！

“大耳朵”知道：毛主席逝世了，陰謀家馬上就要動手，一切都沒有希望了。

於是，他決定：與其被拉出去審判槍斃，不如自己結束生命！(袁敏《重返1976：我所經曆的“總理遺言”案》)

他在黑夜中摔破了小鏡子，劃破右手腕，當警衛在淩晨發現這位強壯的體育老師躺在血泊中時，一聲慘叫，驚醒了所有在押犯。

萬幸的是“大耳朵”雖失血過多，但還是撿回一條命。不到一個月，山下又傳來廣播聲：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幫”！

粉碎“四人幫”以後，除了“蛐蛐兒”和“瓜子”，北京和留椿屋的在押人員都被釋放回家——此前北京的7人已被判處死刑，隻是“四人幫”倒台來得更早一些，他們才得以生還。而另兩位青年人一直被關押到1977年11月。

1977年11月，“蛐蛐兒”帶著這樣的審查結論回家：他造的謠言“流傳全國，政治影響極壞，並有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言論。”直到兩年之後的1979年12月，一份複查結論上，才認定他積極反“四人幫”，並撤消了1977年的審查結論。

另一位被“四人幫”認為在遺言案中用“腦”的“瓜子”，拒絕在釋放他的審查結論上簽字，這份結論上說他“和製造總理遺言無關，但是在‘四人幫’搞亂浙江的很複雜的情況下，也說了一些損害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屬於嚴重的政治錯誤。”

“瓜子”不簽字，案子就結不了，誰都回不了家。在專案組的勸說下，“瓜子”簽下：“這個結論我本人不同意，我保留向華主席、黨中央直接反映情況的權利。”

麵對這位想把牢底坐穿的青年，專案組成員勸他“你們是路線鬥爭的犧牲品，我黨曆史上每次路線鬥爭總有一批人要犧牲，這是革命需要付出的代價。現在“四人幫”粉碎了，鄧小平已經出來工作了，你們的目標也已經達到了，雖然坐了牢，但到底沒死人，你們還算是幸運的。”

“瓜子”就這樣回了家，但是文革末期最大的謠言案並未真正了結。

1978年底，一份平反通知發到他的手中。又過了一年，在1979年複查結論中，認定“瓜子”是積極反對“四人幫”，並和偽造“總理遺言”毫無關係。

至此，這起由民間自發反對“四人幫”，旋即就被“四人幫”利用，打壓政治反對者的謠言案，劃上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