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付謠言,“四人幫”早有一套成功經驗。1966年秋天的“梅花黨案”同樣是民間傳出並在幾個月裏傳遍全國,但很快就被“中央文革小組”領導成員江青、康生、陳伯達利用,把一樁由境外傳入的謠言變成“文革期間”牽扯高層幹部最多的政治案件。借台灣國民黨軍情局離間中共與李宗仁、郭德潔夫婦關係,製造了“文革”初期上千起政治冤獄,打倒了一大批幹部。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聽取“總理遺言”案追查情況匯報會上,王洪文和張春橋分別做了指示,王洪文說:眼睛不要光是盯著麵上的幾個毛孩子,要挖出長胡子的老家夥!張春橋的指示更深遠:兒子背後有老子,司機背後有首長。一定要把隱藏在幕後的策劃者揪出來!(袁敏《重返1976:我親曆的總理遺言案》)
王洪文發布了一係列揪走資派的言論:“現在的革命對象,就是舊社會裏吃過糠、抗日戰爭負過傷、解放戰爭扛過槍、抗美援朝渡過江的民主派。現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過草地的走資派,戴紅領章紅帽徽的走資派,就是勤勤懇懇、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務,不搞貪汙腐化的走資派!”(葉永烈《“四人幫”興亡》)
現在已經抓到了黑線的一端,正好可以沿著黑線向上查、查到北京的好機會——“瓜子”的社會調查日記正好給他們提供條件——“瓜子”按著父親在京老戰友名單裏的地址一一登門,這些老幹部普遍對“四人幫”不滿,又對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憂心忡忡。“瓜子”把他對社會的考察和人們對時局的不滿詳細地寫在日記裏,沒想到這個日記本卻給這些人帶來了災禍。
杭州的公安們通過“蛐蛐兒”,查到了他身為杭州市第一人民醫院院長的父親,這是一個解放前就回國的高級知識分子,但高知並不是上麵要的結果。當時中央內部鬥爭激烈,“四人幫”一派認為,這樣大的政治案件一定有幹部階層的介入,他們要挖出更深更高層有政治能量的人。
於是,“瓜子”的父親、“阿鬥”的父親、“蛐蛐兒”前女友的父親,這些文革中正在靠邊站的老幹部,順理成章地被列入黑手名單;在“瓜子”家中搜到了一位叫“阿胖”的男青年給“瓜子”的姐姐曉燕的來信,這位來信者的父親是浙江省赴京參加周總理追悼會並麵見鄧穎超的三位省委領導之一。當黑手被查到省級幹部時,這個案子,仍沒有結案,這些“黑手”以及他們的孩子,統統被抓捕。
■結案
除了被押解進京的這批人,杭州還有一批“蛐蛐兒”的朋友被押解到臨安西天目山的留椿屋。
在北京長安街邊上,全國總工會對麵一個胡同裏的中央政法幹校,關押著從杭州解來的7名政治犯,“瓜子”一家三口(“瓜子”及其父親、姐姐)、阿鬥父子、“蛐蛐兒”父子——但是,這一行人並不知道自己的“同案犯”親友就押在旁邊的某一間房子裏。無論是他們自己還是他們的家人,都還在“相信群眾相信黨,沒有事情總歸沒有事情”(瓜子母親語)。
這裏的政治犯在唐山地震後,每天有半小時放風時光,“瓜子”從不放過任何一個尋找的機會,他不停地掃射目力所及的每一分每一寸。有一天,突然看到一個牆角磚壁上刻著:“小弟,對不起!”——隻有家人和“蛐蛐兒”才這麽叫他。但是他們在關押此地18個月間,從未見過麵,隻是在意識中,感覺到親友就關在附近。
而在浙江省臨安縣西天目山,有5人被押在1939年3月中共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曾經住過的留椿屋,當年周恩來到這來,是為了敦促國民黨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抗日。
當年周恩來在一樓宣講抗日的會客廳,1976年變成了一間審訓室。被審訓的5個人分別是阿鬥的母親、“蛐蛐兒”前女友的父親,“大耳朵”、晨光和毛寧。他們不知道自己是為什麽被關押至此。
“大耳朵”每天麵對的審問離不開“狗肉聚會”這一“反革命預謀會議”,以及如何炮製“總理遺言”,某月某日幾點幾分和誰在一起、幹什麽,誰做證。問了一遍又一遍,不僅令被審訓者神經幾近崩潰,連看管他們的毛排長都說:你們能熬過來真不容易,要我早瘋了!
幾個月後的一天,“大耳朵”突然聽到遠處青龍山腳下哀樂和國際歌交互播放,隱隱約約中聽到廣播裏一個沉重的男中音: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
誰都沒有想到,毛澤東在這樣的多事之秋,不再統帥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了,三零一醫院的醫生,不是在1967年還給他做過體檢,後來傳出的小道消息說他能活到150歲,是全黨全國人民最大的幸福嗎?當時全國人民聽到這個消息,是怎樣的激動和歡慶啊!
“大耳朵”知道:毛主席逝世了,陰謀家馬上就要動手,一切都沒有希望了。
於是,他決定:與其被拉出去審判槍斃,不如自己結束生命!(袁敏《重返1976:我所經曆的“總理遺言”案》)
他在黑夜中摔破了小鏡子,劃破右手腕,當警衛在淩晨發現這位強壯的體育老師躺在血泊中時,一聲慘叫,驚醒了所有在押犯。
萬幸的是“大耳朵”雖失血過多,但還是撿回一條命。不到一個月,山下又傳來廣播聲: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幫”!
粉碎“四人幫”以後,除了“蛐蛐兒”和“瓜子”,北京和留椿屋的在押人員都被釋放回家——此前北京的7人已被判處死刑,隻是“四人幫”倒台來得更早一些,他們才得以生還。而另兩位青年人一直被關押到1977年11月。
1977年11月,“蛐蛐兒”帶著這樣的審查結論回家:他造的謠言“流傳全國,政治影響極壞,並有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言論。”直到兩年之後的1979年12月,一份複查結論上,才認定他積極反“四人幫”,並撤消了1977年的審查結論。
另一位被“四人幫”認為在遺言案中用“腦”的“瓜子”,拒絕在釋放他的審查結論上簽字,這份結論上說他“和製造總理遺言無關,但是在‘四人幫’搞亂浙江的很複雜的情況下,也說了一些損害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屬於嚴重的政治錯誤。”
“瓜子”不簽字,案子就結不了,誰都回不了家。在專案組的勸說下,“瓜子”簽下:“這個結論我本人不同意,我保留向華主席、黨中央直接反映情況的權利。”
麵對這位想把牢底坐穿的青年,專案組成員勸他“你們是路線鬥爭的犧牲品,我黨曆史上每次路線鬥爭總有一批人要犧牲,這是革命需要付出的代價。現在“四人幫”粉碎了,鄧小平已經出來工作了,你們的目標也已經達到了,雖然坐了牢,但到底沒死人,你們還算是幸運的。”
“瓜子”就這樣回了家,但是文革末期最大的謠言案並未真正了結。
1978年底,一份平反通知發到他的手中。又過了一年,在1979年複查結論中,認定“瓜子”是積極反對“四人幫”,並和偽造“總理遺言”毫無關係。
至此,這起由民間自發反對“四人幫”,旋即就被“四人幫”利用,打壓政治反對者的謠言案,劃上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