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聞橫生，細細品嚐，回味無窮。
一直紮著頭巾的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
世界上唯一的半文盲國家副總理陳永貴，出生於人口不多的山西省昔陽縣，昔陽縣曆史上雖窮，卻是一個重讀書的地方。
到了現代， 這裏出了一個更大的官，宰相級的大官，卻是個半文盲，這就是昔陽縣大寨大隊(現在叫“行政村”)黨支部書記陳永貴。有人說他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位“文盲宰相”。
陳永貴是在1975年1月中旬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的，1980年9月的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他被解除了副總理職務 （自己要求）。一共當了5年零8個月副總理。
說陳永貴是半文盲， 真的就是指他識字很少。
1964年3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在河北邯鄲向毛澤東匯報大寨情況時，毛澤東問:“陳永貴識不識字呀?”
陶魯笳說:“不識字，這些年掃盲，還能看報紙，是個‘大老粗’。”
陳永貴從小窮，沒有上學讀書的機會，1974年5月，有記者寫了一篇稿子，請陳永貴審查。他當然無法讀下去，記者念給他聽，他聽了表示同意 。
辦公方式世界一絕
記者說:“這是專門給《人民日報》寫的，你光口頭說‘同意’不行，你得寫上‘同意’兩個字。”他一筆一筆地畫，第一次寫錯了，“意”字多寫了一橫。第二次又多了一橫。對他來說，握筆遠不如握鋤頭輕鬆。
他勉強能看報，不少字不認得，能大概知道意思。能寫一兩句話的條子，兩百字的信。信都是由他口授，秘書記下來，或由秘書按他的意思寫。他會寫的漢字，超不過四五百個，認得但不會寫的也超不過1000個。
他不識多少字，書本知識十分缺乏，但不能因此說他沒有工作能力。他是個善於向社會實踐學習的人，這方麵的悟性很高，記者稱他為“農民政治家”，他有某些政治家的素質。
國務院副總理是一個實職，不是擺樣子的，陳永貴分工管全國的農業，天天要看文件，要做指示，還要經常做報告。他每天要批閱的材料很多，這些材料都由他從昔陽縣帶到北京的秘書先看，然後挑重要的向他說說，或把最重要的地方劃出來給他看，認不得的地方給他念念。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劃個圈，或寫個“同意”。好多事，他弄不懂，但劃圈卻劃得很快。這是怎麽回事呢?他的親密戰友張懷英曾問過他:“你怎麽劃圈這麽快?”他說，他看華國鋒、李先念劃圈，他也就劃圈。他信得過他們。
他口才很好，講話有點辯證法，經常有實際生活裏總結出來的新見解，言之有物，敢講一些別人不敢講的大實話，語言生動、通俗、幽默，沒有官氣。隻要是講農村生產工作的，在內部作報告，他從不用講稿，隨口說去，還很有點吸引力，也不亂。到正正規規的公開大會上作報告，他可苦了。他怕講走火，就讓秀才先按他的意思寫出講稿來，由他到會上去念。
這種書麵講稿，按我們的寫法，他是沒法念的。昔陰縣專門為他印了一種稿紙，一個格子抵得上普通稿紙的4個格子大，行與行之間也空得寬，一頁隻有100個字左右。縣裏有那麽幾個熟悉他認字習慣的秀才，把他的講稿用正楷抄在這種稿紙上，他不認得的字，要在空行裏注上他認得的同音別字。
這樣的講稿，他才能念。他對念這種講稿頭痛得很，覺得是活受罪。
周總理、陳永貴與外賓
陳永貴當上了副總理，他是可以把自己農村戶口遷到太原或北京來的，是應該拿國家工資的。但是他沒遷戶口，不拿工資，仍然保持農民身份。這表示他永不脫離勞動人民，永遠是一個農民官員。他身上仍然穿著對襟扣的中式農民裝，頭上仍然包著一條白毛巾。他從不穿皮鞋、涼鞋，隻穿自己妻子做的老農民布鞋。他不要“鐵飯碗”，不拿國家工資，平時也不讓家屬來北京住。他既然還是大寨公社的社員，回到大寨，還和社員一起下地勞動。
陳永貴當副總理，不拿國家工資，靠什麽生活? 開始，山西每月補貼給他60元，後來漲到100元，在北京每天由國家再給他1.20元的夥食補助，到年底，大寨每年給他記一個中等男勞動力的一年的平均工分(實際上他也仍然在領導著大寨)。分配時，社員一個勞動日分多少錢，他也分多少錢。他的夥食比不上當時江浙和珠江三角洲一帶中等農民的水平，當了副總理，要見外賓，要視察工作，他不能脖子上再掛個旱煙袋，這一點，改成了吸香煙。他走到哪裏，人家都把“中華”、“牡丹”放在他麵前。他一生在錢財上公私分得很清，大概在吸煙這一點上有點私吸公煙。
陳永貴當了一場10億人口大國的副總理，最後是個窮人，算得上是一個“布衣宰相”。
陳永貴不當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以後，在中央的安排下，把他和家屬的戶口轉到北京。他被安排在北京東郊農場當顧問，成了國家正式職工，據說是胡耀邦親自發話，說陳永貴年紀不小了，就不讓他回山西老家去了，就留在北京住下來，按行政13級（當時的高級幹部最低一級）發工資，保留汽車、警衛員、司機、炊事員都繼續為他服務。陳永貴本人落戶北京，並把他和夫人及未成年的幼子陳明亮的戶口轉來北京。每月工資150元，同時每月給他50元保姆費。原來住在東城區副總理院讓了出來，搬進了西城區木樨地的高幹樓。他工資低，物價又年年漲，據說國家給他免除了房租水電費。他很自覺，不輕易坐國家給他保留的專用小汽車。他妻子是農村婦女，沒有工作，廚師撤走了，由她做飯。
陳永貴自從當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後來又成為國務院副總理以後，就成了世界上過去沒有、大概以後也不會再有的特殊官。
他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又是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又是中共晉中地委書記、中共昔陽縣縣委書記。大寨黨支部的日常事他顧不上，讓郭鳳蓮接替他當了黨支部書記，他仍掛著個大寨黨支部委員的頭銜，大寨的重要事情要請示他。
他同時是一品官、三品官、五品官、七品官，還是村裏沒品的小官。古今中外，這種怪現象，大概陳永貴是唯一的一人。
山西省裏的日常工作，他不怎麽管。晉中地委他是一把手，他安排自己信得過的人去當第一副書記，昔陽縣他是一把手，也是安排了一個副書記替他管日常工作。
到了這個份上，誰是上級，誰是下級呢?從縣委、地委來說，省委是上級，可是從陳永貴是政治局委員、副總理來說，省委又是下級。誰再敢管大寨的事?後來山西省、晉中地區向大寨發獎旗，不寫“獎給”二字，寫的是“贈給”，以表示發獎者的謙虛態度。
陳永貴到北京當大官，開始住在釣魚台，江青等“四人幫”四處樹敵，天天心驚肉跳。大寨、昔陽的幹部來看老陳，還得費一番周折。陳永貴和昔陽帶來的一名秘書、一名貼身警衛3個人住在一幢空大的房子裏，老婆、孩子都不在，除了中央叫他去開會，他就得在這個家裏泡著，他好多文件看不懂，又不會看小說。他也不能老在院子裏閑逛。服務員進房搞衛生，有紀律，隻幹活，不講話。
隻有到晚上，大家休息了，警衛、服務員來看電視，陳永貴有了說話的對象，這才有了活氣。這種生活對陳永貴來說，憋死人。他也不能隨便出去。據說有一次他想去王府井的東安市場，秘書請示保衛部門，說沒法保衛，不能去。他還曾提出乾脆去北京郊區的中阿公社勞動，因沒法保衛，也不能去。他接近不了群眾，聽不到社會的各種聲音，了解不到真情實事，又看不了許多材料，這樣下去，時間長了，他覺得非變成個什麽都不知道的傻子不可。他就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釣魚台，實行三三製:三分之一時間在北京，三分之一時間在大寨，三分之一時間跑全國。毛主席馬上批準了陳永貴的要求，並讚揚了他。陳永貴就搬到了東城區交道口四條一個老四合院裏。他爭到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大寨，這是他能真正自由自在的地方。他回大寨，不讓北京的警衛戰士同行，他說:“我是個農民，回家勞動，你們還能給全國農民都派上警衛戰士嗎?”
陳永貴解甲以後，中央大員的頭銜沒有了，他可以一個人上街跟老百姓聊天了。年輕人、小孩子見了他，叫他“永貴大叔”，他又可以聽到各種各樣的聲音了。他終於又獲得了多年前的那種自由。
他生從大寨來，回大寨去，真實地向後代說明我們國家曆史上曾經有過那麽一個後人不太容易理解的時代。陳永貴於1986年3月26日在北京醫院去世。
陳永貴頗有政治頭腦：與"四人幫"周旋有辦法
1974年12月23日下午，陳永貴應韋國清之邀飛抵南寧，參加廣西的貧下中農代表大會。一年前調任廣州軍區司令員的許世友專程乘飛機到南寧機場迎接。許世友與陳永貴的關係很好。同為政治局裏的大老粗，許世友專愛跟陳永貴往一塊坐。許世友開會每每遲到，大大咧咧地進了門，“喲，我又晚了！”說著便往陳永貴跟前湊。
曾經有一次開會，許世友閑著沒事捅了陳永貴一指頭。這位少林寺出身的將軍一身好武功，一指頭下去陳永貴便疼得大叫一聲。結果政治局裏全看陳永貴一個人了。有了這次經驗，陳永貴就擺手趕許世友：“去去去。”許世友笑道：“不啦不啦，不捅還不行麽？”說著就嬉皮笑臉地挨著陳永貴坐下，不時還跟他說幾句話。許世友一開口唾沫星子亂飛，陳永貴不住地抹臉。
聽說陳永貴和張春橋吵了一架，許世友特別高興。他親親熱熱地拉著陳永貴坐進自己的小車，一塊去找韋國清。韋國清生了場病。到了晚上，在為陳永貴一行組織的文藝演出開始前，韋國清露麵了。這三位老頭坐在小休息廳裏高聲談笑，當著服務員的麵大罵張春橋。許世友橫豎看不上張春橋。當南京軍區司令的時候，聽說張春橋當了軍區政委來走馬上任，許世友稱病，提上衝鋒槍進山打獵玩去了。硬是把這位初次上任的大軍區政委晾了一回。陳永貴受到鼓舞，眉飛色舞地把他和張春橋吵架的經過描述了一番，痛痛快快地罵了他一通。三位正罵得興起，服務員進來提醒說，節目開演的時間已經過了45分腫，老將軍一揮手說：“叫他們等著！”
陳永貴申請搬出釣魚台
三個老頭又痛痛快快地笑罵了半個多鍾頭才高高興興地去看節目。許世友回去後便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告張春橋訓陳永貴。他說張春橋動不動就訓人，口頭上說支持工農幹部。實際上根本不讓人家講話，講話就挨訓。
陳永貴與張春橋的別扭還沒了結，周恩來召見陳永貴。
陳永貴到了北京醫院，隻見總理又瘦了一圈，不過精神還好。他問了問總理的病情，知道又動了手術。周恩來很快就談起了正事。他說：“這次找你，就是安排四屆人大的事，你要有所準備，當國務院副總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國。”說完問陳永貴有什麽想法。陳永貴也是亦喜亦憂。他說：“總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實在是當不了。我不當這個副總理，”周恩來正色道：“看你永貴，你是不是黨員？是黨員就得接受黨的安排。現在，中央的鬥爭這麽激烈，你不參加別人也得參加，你還是幹吧。這事主席同意，政治局其他同誌也同意。你是個農民代表。”
陳永貴明白這些話的含義。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涉及到一串，關係重大的要職，各派的勢力都在忙，總理這裏常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人出入，江青集團則三天兩頭地在釣魚台裏謀劃著什麽。陳永貴也搬進了釣魚台，他聞也聞出味道來了。周恩來又給陳永貴講起了李闖王。人才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群眾中湧現的。誰相信李自成能打進北京，推翻明朝？時勢造英雄嘛。沒過幾天，陳永貴即將出任副總理的消息就在上層傳開了，倪誌福見了陳永貴笑道：“以後該叫你陳副總理了，”紀登奎幹脆半開玩笑地就叫他陳副總理。
1975年1月13日，從1970年夏的廬山會議便開始了醞釀和爭奪的四屆人大終於開幕了。周恩來抱病做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在本世紀內，全麵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的宏偉目標，全中國人民深感振奮，大會任命周恩來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同時任命了12位副總理，其座次如下：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華國鋒、陳永貴、吳桂賢、王震、餘秋裏、穀牧、孫健。陳永貴排名第七。這套班子中隻有張春橋這一位四人幫成員。盡管吳桂賢與張春橋的關係挺不錯，畢竟還不能算做一夥。
而周恩來、鄧小平、李先念、王震、餘秋裏、穀牧等多人卻構成了另一派的強大陣容。陳永貴和華國鋒、紀登奎等人雖然屬於“其它”類，但他們在感情上總是背著江青集團的。四人幫在四屆人大中嚴重受挫。按江青的意思，應該由王洪文、謝靜宜當人大副委員長，喬冠華當副總理，遲群當教育部長。
上海方麵提出過一個國務院人事安排名單，四人幫方麵的要員達88人之多。可是江青托人向毛澤東提出人事安排的建議之後。毛澤東回答說：“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好自己作黨的主席。”毛澤東在江青的來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麵。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板）。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澤東屢次挫敗江青組閣的企圖，並且把去長沙找他告周恩來鄧小平的王洪文訓了一頓。毛澤東說鄧小平人才難得，政治上比王洪文強。同時又說張春橋有才幹。於是這二位就分別後任了第一和第二副總理。四屆人大組閣不成，江青火冒三丈，把許多政治局委員點著名罵了一通。毛澤東聽說了，批示道：“她看得起的沒有幾個，隻有一個，她自己。”“將來她要跟所有的人鬧翻，現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後，她會鬧事。”
陳永貴當上副總理之後也挺發愁，這畢竟是一個來來往往全憑文字的地方。他對昔陽的熟人說：“我能給人家幹得了這個？批文件咱也批不了，寫還不會寫哩。”他回了趟昔陽，在大會上就談起自己的壓力大和不適應。”我他媽的一個農民，連字還認不得哩，還得批文件！”陳永貴說，“關我在這裏，我又不是這種人。有人說這是宰相呀，我怎麽能當這個呢。這很不自由哩。”
陳永貴知道自己不是坐鎮北京批閱文件的材料，明白自己的優勢在於熟悉基層，自己的作用在於上下溝通，並在全國範圍內推動農業學大寨運動，他還知道自己是憑著大寨和昔陽這塊基地上來的，失去了這塊基地他就成了無本之木。陳永貴想出了上個揚長避短的辦法。
1975年5月初，陳永貴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請求毛主席批準他經常下去跑跑，三分之一的時間在昔陽抓點，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全國跑麵，剩下的三分之一時間在北京。他很明智她給自己這位第七號副總理設計了套史無前例的職責，一套與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職能不即不離的職責。在這封信裏，陳永貴還向毛主席申請搬出釣魚台。
1973年11月，毛澤東認為周恩來在一次外事活動中說錯了話，要求政治局開會批評周恩來。江青趁機發難，說周恩來“迫不及待”，上綱上線說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陳永貴初入政治局，眼見心目中一向神聖的周總理挨批，目睹毛主席的夫人上綱上線地訓總理，不禁心下大驚。“中央的鬥爭也很複雜哩。”陳永貴回昔陽時私下對自己的老戰友說。
過了不到一個月，毛澤東又批評了江青。“有人說錯了兩句話”，毛澤東說，“一個是講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麽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沒過幾天，毛澤東又把政治局委員們召到中南海遊泳池，討論機謀深沉的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問題。“我看到這種情況，”陳永貴一次在昔陽談起階級鬥爭的問題時說道，“過去以為是下邊的，現在看出不是那麽回事。”
1974年上半年，中國的政壇風雲急劇變幻。先是批林批孔，後來批起了周公。6月1日，周恩來因癌症入院。7月3日，小靳莊在四人幫的吹捧下騰空而起，一時有與大寨爭春之勢。到了下半年，四人幫與周恩來在由誰組閣問題上的衝突愈發尖銳。毛澤東兩邊都用，既讓周恩來組閣，又讓王洪文安排人事，但是他逐漸轉向了周恩來。
7月17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露麵，他當眾訓斥江青，說“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總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毛澤東說：“她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陳永貴漸漸心裏有數了。原來表麵上神聖得了不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是一個成群結派鬥爭激烈的地方。他看出了上層鬥爭的複雜。不敢隨便亂講話，開政治局會也總是聽別人的，自己輕易不表態，表態也是說些擁護毛主席的指示之類的話。
關於小靳莊，他吩咐昔陽縣委的黨委們：“有人問，就說情況生，離得遠，不了解。”“你不能隨便表態度，誰知道他們搞什麽。”盡管陳永貴加了小心，他還是陷了進去。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來抱病主持國慶25周年招待會。當削瘦的周恩來站到麥克風前，清晰地向出席宴會的中外客人致辭時，坐在前邊的陳永貴站了起來，將雙手高舉過頭拚命鼓掌。陳永貴向來敬仰周恩來，又知道周恩來病重，剛動過手術不久，他不能不找個辦法把自己對總理的敬仰之情表達出來，因此他的掌聲很響，動作也很引人注目。
離他不遠的張青橋瞥了陳永貴一眼，神情很是冷漠，甚至帶了幾分輕蔑。事關周恩來，他更覺得陳永貴時時處處總想引人注目的特點格外剌眼。陳永貴能感覺到張春橋看不起自己，他看張春橋的知識分子派頭也覺得不順眼。不過張春橋是政治局常委，是毛主席器重的人，他並不願意得罪張春橋。在陳永貴引人注目地為周恩來鼓掌叫好之前，他們兩人的關係在表麵上也還說得過去。
張春橋還問過陳永貴有沒有困難需要解決。陳永貴說沒有，沒想到過了幾天昔陽化肥廠的領導找陳永貴，說擴大生產需要買高壓機，專門去了趟上海買不到。陳永貴道：“你們為什麽不早說，張春橋上次就問過，早說幾天不就辦了？”這種大麵上說得過去的關係，自國慶招待會之後就維持不住了。
一次開政治局會討論人事問題，張春橋等人讚成謝振華出任裝甲兵司令。謝振華與陳永貴多年不和，剛從山西下來又要當裝甲兵司令？陳永貴不同意。他說：“謝振華在下邊盡搞小動作，我不同意。”說著還舉出例證來，說王謙在山西怎麽被人跟蹤，文革初期造反派整的材料至今不肯銷毀等等。張春橋冷冷插言道：“有些人說別人搞小動作，他搞的那動作比別人大得多，說話也讓別人看出來，做事也讓別人看出來，拍手也讓別人看出來：“張春橋譏諷陳永貴愛出風頭，但是並沒有點名。
陳永貴頓時就翻了，瞪著張春橋問道：“你這是說誰的？”張春橋仍然以冷嘲熱諷的腔調回敬。陳永貴叫道：“黨的會不許我說話？我反映的都是事實！大不了我回去種地！哼，你也沒那個權威！”說完黑著臉一坐，再也不吭氣。
這天的政治局會議由王洪文主持。在場的政治局委員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氣氛很是緊張。鄧小平則正襟危坐，一副泰山崩於前而目不眨的神態。散會後，陳永貴大步往外走，紀登奎快步跟上來，背著四人幫伸出大拇指讚道：“老陳，夠勇敢的。”回到住處，李先念、陳錫聯也打來電話，說你老陳今天可是捅了他一下馬蜂窩，痛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