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親自批示 槍斃上海高幹子弟強奸犯(圖)

　　1986年2月17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維持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強奸罪、流氓罪判處胡曉陽、陳小蒙、葛誌文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的判決，並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權，核準對此三人的死刑。

　　當年，此案轟動全國。

　　因為案件當事人胡曉陽是時任上海市委第二書記胡立教的兒子，陳曉蒙是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陳其五的兒子，而陳其五的另一個兒子陳冰郎同時被判處無期徒刑。

　　胡立教是“紅小鬼”出身。

　　1928年，14歲的胡立教參加紅軍，走完了長征路。抗戰爆發後，他來到新四軍軍部三科工作，任三科科長。劉少奇、陳毅等新四軍領導人均以“小胡”稱之。

 

　　1953年，胡立教在李先念主持的中央財政部任副部長。其間，他被“外放”到牡丹江擔任地委第一書記。從1964年10月到“文革”開始，胡立教任人民銀行代行長，實際在職一年零八個月。

　　胡立教中年喪子，胡曉陽是胡夫人姐姐的二兒子，由胡立教夫婦領養。

　　有養子在側的胡立教，還是忘不掉他那夭折的親生兒子。他的老同事們都記得，有好多次，當別人的兒子從他身邊路過，胡立教歎口氣，對孩子的父母說：“我的兒子要是活著，也該有你們的孩子這麽大了。”

　　在胡曉陽剛滿十歲那年，“文革”降臨，胡立教夫婦飽受衝擊。缺少父母管教的胡曉陽，很快變成了花花太歲。

　　80年代初，胡立教被調到上海任市委第二書記。此時，身為深圳某報駐上海記者的胡曉陽，又和另兩位高幹子弟——陳小蒙、陳冰郎兄弟等人聚到一起，胡天胡地。他們的行為，使胡曉陽成了當時群眾對上海市委領導們的“三個意見”（陳國棟的秘書、胡立教的兒子、汪道涵的房子）之一。

　　這群公子哥兒們，利用在鬧市區深幽處的住所，組織舞會，“亂搞男女關係”。在那些被“強奸”的女子中，也不乏“主動獻身者”。他們的被抓，有其必然性，也有著偶然因素。

　　1984年10月19日，上海市公安局盧灣公安分局幹警老趙和老王收到看守所轉來在押罪犯的一份檢舉材料，全文隻有15個字：“我聽某某人說，有個女青年被輪奸了。”

　　老王和老趙費了不少周折，終於找到了那個被害的女青年。

　　她長久陷入沉思，之後，臉色漸漸地黯淡下來，淚珠在她眼眶裏開始滾動，終於，她喃喃地敘述了兩年前那個痛苦不堪的夜晚。

　　“我並不喜歡跳舞。純屬偶然，我被某某某帶到一家人家屋裏，沒有想到他們輪流汙辱了我……我叫不出他們的名字，隻記得一個是戴眼鏡的，另一個有人喊他叫‘小鴿子’……這家人家好像很僻靜。”

　　經過反複辨認，縮小了偵察範圍。裏弄幹部反映說：在這條弄裏有兩家人家經常舉行家庭舞會，一家是某號，但沒有發現什麽不正常的現象；另一家是某某號，出沒的人員頻繁，男男女女的一派烏煙瘴氣。

　　調查得知，這家人家確是高幹子弟，屋內住著兄弟兩人——《民主與法製》雜誌社記者陳小蒙、某廠工人陳冰郎。

　　老王和老趙找到那個帶被害人去跳舞的某某某，某某某如實交代了前往跳舞的經過，並說“小鴿子”叫葛誌文，是新華香料廠的工人。

　　老趙和老王收取了葛誌文的照片請那姑娘辨認，她一口咬定：“不錯，就是這個‘小鴿子’。” 經過審訊，葛誌文交代了一個又一個遭到他們摧殘的年輕婦女，同時也供出了胡曉陽、陳小蒙、陳冰郎等人。

　　一張圍捕的大網撒開了。 1985年1月24日，北風凜冽。衡山賓館的周圍靜靜地停著幾輛吉普車，深圳大學《世界建築導報》記者胡曉陽此刻正住在這裏。公安幹警在衡山賓館整整守候了10多個小時，晚上9點多鍾，老趙和老王走到賓館三樓，輕輕地敲響了胡曉陽的房門，門開了。

　　“請跟我們走一次。”老王不露聲色地說。“做啥？”胡曉陽若無其事地問。“有點事，去了你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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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6名罪犯全部落網。

　　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正要抓典型，以殺一儆百。對胡曉陽等人的流氓團夥案，他批示：“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1986年2月26日，鄧小平在一次會議上，就胡曉陽案表態：“我看了一些反映，上海判了胡曉陽案以後的反映，說這件事處理得好，敢於處理。”在同一場合，陳雲也表示：“老子要開明，兒子要管嚴一點，要依法辦事。”

　　一槌定音，胡曉陽、陳小蒙的死刑算是定了案。1986年3月，胡曉陽、陳小蒙等被槍決。

　　2006年7月3日，胡立教在上海逝世，享年92歲。

[superwii]

現在回頭看看，胡曉陽等人還是死的冤了些。要按那時的標準，我們的政府恐怕要癱瘓了。

另外，那些女青年裏好像有當時上海灘的名演員 龔雪。有知道詳情的請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