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五次選擇接班人的沉重教訓

毛澤東的五個接班人：一個被監禁病死，一個叛逃摔死，一個一直被打壓直到文革結束，一個被逮捕，最後一個成了過度。

遵義會議後，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擔任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長達41年。在此期間，為了中國革命的順利發展和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長治久安，苦心孤詣，反複思考，多次選擇接班人。在這個曆史過程中，既有豐富的經驗，也有沉重的教訓。毛澤東選擇接班人的實踐，為中國共產黨曆史、中國革命史、中國現代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留下了諸多發人深省、引人反思的經驗與教訓。

抗戰時期和新中國建國初期選擇了劉少奇

在遵義會議以前，中國共產黨曾經頻繁地更換中央主要負責人。這與中國共產黨在幼年時期尚未成熟有直接的關係。一直到了遵義會議後，經過10多年的反複考驗和鍛煉，中國共產黨才終於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中國革命也由此走上順利發展的道路。

毛澤東擔任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以後，最早選擇了政治上高度成熟、具有豐富實踐經驗和深厚理論修養的劉少奇作為接班人。

劉少奇早年投身中國革命，曾在蘇聯學習革命理論。回國後，劉少奇長期從事工人運動，是中國大革命時期的著名工人運動領袖之一。大革命失敗後，劉少奇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地下工作。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他經受了遵義會議、長征、白區工作會議、瓦窯堡會議、從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轉變、開辟華北和華中抗日戰爭局麵等重大曆史關頭的考驗。

1942年，毛澤東領導全黨開展整風運動，以徹底肅清中國共產黨內曆次“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的影響，特別是肅清“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影響，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水平，為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做好充分的理論準備、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為此，毛澤東調具有深厚理論修養、正在華中擔任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兼新四軍政治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華中軍事分會書記的劉少奇返回延安。在劉少奇返回延安的路上，毛澤東多次給沿途黨政軍負責人發電報，嚴令務必確保劉少奇一行的安全，表示了對劉少奇安危的極大關注。

劉少奇抵達延安後，毛澤東立即提議由劉少奇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六大至中共八大以前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相當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組織委員會書記，表示了對劉少奇的高度信任和極大期望。從這時起，劉少奇已經成為毛澤東主持中央黨政軍工作的重要助手。

在中共七大上，劉少奇作了《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第一次全麵地係統地科學地對毛澤東思想作了完整概括和論述，為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做出了重要貢獻。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劉少奇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在實際上已經居於僅次於毛澤東的中共中央第二號人物的地位，成為毛澤東被確立為中國共產黨領袖以後選擇的第一個接班人。

全國抗日戰爭勝利後，劉少奇在毛澤東赴重慶參加國共兩黨重慶談判期間、重慶談判結束後毛澤東返回延安休假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毛澤東訪問蘇聯期間，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多次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代理主席。以後，每當毛澤東休假、離京或出國訪問，一直由劉少奇代理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在中共八大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並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劉少奇接替毛澤東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這些，都進一步確立和鞏固了劉少奇作為毛澤東接班人的中共中央第二號人物的地位。

20世紀50年代末，劉少奇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期間，為挽救“大躍進”造成的國民經濟困難局麵，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力挽狂瀾，采取非常措施，迅速解決當時麵臨的嚴峻問題，充分顯示了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克服困難、掌握全局的大智大勇。

新中國建國初期同時選擇了鄧小平

新中國成立初期，擔任中共中央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政治委員兼西南軍區政治委員、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財經委員會主席，主持西南地區黨政軍全麵工作的鄧小平被毛澤東調到中央工作，賦予重任。根據毛澤東的推薦，鄧小平很快擔任了中共中央秘書長兼組織部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等黨政軍重要領導職務，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和毛澤東選擇的又一個接班人。

鄧小平早年曾在歐洲勤工儉學，又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係統學習過馬克思主義和革命理論。在中國革命實踐中，曾經擔任過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政治委員兼第八軍政治委員、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委員、晉冀魯豫軍區政治委員、中原野戰軍政治委員，德才兼備，軍政皆優，是一位能夠“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的非凡帥才。就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而言，鄧小平具有早年在法國和蘇聯奠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起草文件、工作報告、講話稿等，都是自己動手，一氣嗬成，且言簡意賅，觀點鮮明，深得毛澤東的好評。鄧小平起草的給中央的報告，曾多次被毛澤東視為有創見而批轉給各中央局、各解放區參照執行。就經邦治國而言，從抗日戰爭時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鄧小平先後主持過太行分局、北方局、晉冀魯豫中央局、中原局、華東局和西南局的工作，長期擔任一個大戰略區的主要負責人，獨當一麵，積累了豐富的多方麵的領導工作經驗。就帶兵打仗而言，鄧小平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已經統兵一方，任紅七軍、紅八軍政治委員。從1938年開始，相繼擔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委員和一個大野戰軍的政治委員，領導過華北抗日戰爭，與劉伯承一起指揮過上黨戰役、平漢戰役、挺進大別山、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和解放大西南等重要的戰役戰鬥。

對於鄧小平的文韜武略，毛澤東1951年在同一位民主人士的談話中作了高度評價：“無論是政治，還是軍事，論文論武，鄧小平都是一把好手。”除此之外，鄧小平雷厲風行、辦事果斷、知難而進、勇挑重擔、善於開創新局麵的作風，也給毛澤東留有深刻的印象。就年齡而言，1956年鄧小平才52歲，在中共第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是比較年輕的一位。

因此，在中共八大前夕，毛澤東開始考慮把鄧小平作為又一個接班人來培養。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上的一次講話中，毛澤東特別就鄧小平的情況向中央委員們作了介紹：“至於秘書長改為總書記，那隻是中國話變成外國話（鄧小平插話說：我還是比較安於擔任秘書長這個職務）。他願意當中國的秘書長，不願意當外國的總書記。其實外國的總書記就相當於中國的秘書長，中國的秘書長就相當於外國的總書記。他說不順，我可以宣傳宣傳，大家如果都讚成，就順了。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得好嗎？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比較起來，他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麽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順不順要看大家的輿論如何，我觀察是比較順的……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說他有點誠惶誠恐，他是在黨內經過鬥爭的。”在中共高級幹部中，能夠獲得毛澤東如此高度評價的，確實為數不多。

由於毛澤東的鼎力推薦，在中共八大上鄧小平順利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實際上確立了其作為毛澤東又一個接班人的地位。中共八大以後，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作為國務院副總理，協助周恩來總理處理國務院的工作；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參與中共最高領導核心對黨和國家重大事務的決策。同時，鄧小平還分管中共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方麵的重大問題的決策，工作範圍不斷擴大。

在中共八大以後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毛澤東對自己選擇的劉少奇和鄧小平這兩位接班人是滿意的，多次作出高度評價。20世紀50年代後期，毛澤東委托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線的工作。

中共八大以後，毛澤東繼續在國內外一些重大場合宣傳劉少奇和鄧小平，多次明確地透露出自己把劉少奇和鄧小平作為接班人看待的信息，力圖使國內外更多的人了解劉少奇和鄧小平。

1957年11月，毛澤東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蘇聯。在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談到他準備辭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職務時，赫魯曉夫問道：有人接替嗎？毛澤東回答說：有。我們黨裏有幾位同誌，他們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條件……第一個是劉少奇。這個人在北京和保定參加了五四運動，後來到你們這裏學習，1921年轉入共產黨，無論能力、經驗，還是聲望，都完全具備條件了。他的長處是原則性很強，弱點是靈活性不夠。第二個是鄧小平。這個人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柔中有剛，綿裏藏針，很有發展前途。

在1959年舉行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在關於工作方法的講話中，講到權力要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中央書記處時，詼諧而富有深意地說：“我這個人的名字叫毛澤東，我掛正帥，就是大元帥；鄧小平為副總司令，副元帥。我們兩個人，一正一副。”他還對鄧小平說：“你是總書記嘛！鄧小平，你掛帥了，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你敢不敢呀？你是書記處的總書記，你也是常委的總書記，你也是政治局的總書記，你也是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

1959年以後，中共中央的工作分為第一線和第二線。毛澤東退居第二線，劉少奇、鄧小平作為毛澤東的兩位接班人，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線的工作。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對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進行決策和處理；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對繁重的黨、政、軍日常工作進行決策和處理。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前期，毛澤東總的來說是滿意的。但是，隨著劉少奇、鄧小平為了恢複在“大躍進”中傷了元氣的國民經濟而采取的一係列措施的陸續出台和實施（這些措施被實踐證明是完全正確的、完全必要的），隨著劉少奇、鄧小平在實際工作中對“大躍進”以後社會主義建設中一係列“左”傾錯誤的糾正，隨著劉少奇、鄧小平在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問題上認識的深化和實踐的深入，劉少奇、鄧小平與退居第二線的毛澤東之間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分歧。這樣，就使林彪、江青有了可乘之機，他們利用“十年內亂”，把劉少奇打成“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迫害致死；把鄧小平打成“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流放江西。

“十年內亂”初期選擇了林彪

20世紀50年代後期以後，林彪的地位開始急劇上升。他先是靠毛澤東的信任和栽培，以中共中央副主席（1958年中共八屆五中全會增選）、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身份，主持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後又利用“十年內亂”，篡黨奪權，被中共九大通過的黨章確立為新的接班人。

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正是國民經濟遇到嚴重困難，全黨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克服困難、共渡難關的時候。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卻別有用心地大肆鼓吹“個人崇拜”，宣揚“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搶占“高舉”、“緊跟”的製高點，開始了名曰樹別人、實際上樹自己的現代造神運動。1959年9月，林彪剛剛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便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講了他“創造”的所謂學習“捷徑”和“竅門”。他說：“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怎樣學呢？我向同誌們提議，主要是學習毛澤東同誌的著作。這是學習馬列主義的捷徑。”

在1960年2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提出學習毛澤東著作用不著係統地學，主要是背若幹警句，“我們不要背那麽多，背上那麽幾十句，就差不多了”。本來，中國共產黨曆來提倡和堅持理論聯係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學風，號召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係，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用以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中出現的各種新情況、新問題，並在新的實踐中繼承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不斷推向前進。而林彪宣揚的那一套“走捷徑”、“找竅門”、“背警句”的做法，完全不顧革命導師論述問題的曆史條件和客觀環境，提倡照抄照搬，割裂、曲解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思想造成了極大的損害。但是，由於林彪打著“高舉”、“緊跟”的旗幟，因而即便是對林彪的做法持不同意見的領導同誌，也不便明確地提出反對的意見。

“九一三”事件後，據中共中央組織的“林彪反黨集團專案組”從北京毛家灣林彪家中查獲的大量材料中發現，林彪、葉群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筆記、卡片和藏書中寫下了許多真實反映林彪大搞個人崇拜動機的筆記。例如：“要把大擁、大順作為總訣，要仿恩（格斯）之於馬（克思），斯（大林）之於列（寧），蔣（介石）之於孫（中山），跟著轉，乃大竅門所在。要亦步亦趨，得一人而得天下。”“三不”、“三要”原則：“（１）不幹擾人之決心（免己負責）；（２）不批評（免爭領導之嫌）；（３）不報壞消息（去影射之嫌）。”“要響應，要表揚，要報好消息。”“出主意，勿倒行逆施。”“三不主義：不負責，不建言，不得罪。”“誰不說假話，誰就得垮台。”“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才不可露盡，氣不可使盡。”從林彪這些反映內心真實動機的言論可以看出，林彪根本不是在倡導“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分明是在精心揣摩“現代登龍術”。

“十年內亂”開始後，林彪與江青合謀，打倒了劉少奇、鄧小平，整死了彭德懷、賀龍，整殘了羅瑞卿，把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聶榮臻等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幹將”，糾集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組成了一個以林彪為頭子，以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為目的的反革命集團。林彪反革命集團時而與江青反革命集團沆瀣一氣，狼狽為奸，煽動“天下大亂”，鼓吹“打倒一切、全麵內戰”；時而又與江青反革命集團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爭權奪利，上演了一幕幕既互相勾結又互相爭鬥的醜劇。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中國共產黨的一係列正確的政治原則、思想原則和組織原則遭到踐踏，黨內政治生活和民主生活極不正常的情況下，林彪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成為唯一的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在中共九大上，林彪當選為唯一的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其接班人地位被寫入黨章。中共九大以後，林彪加緊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直到密謀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陰謀敗露後，乘飛機外逃，摔死在異國。

“十年內亂”中期選擇了王洪文

“九一三”事件使毛澤東受到極大的精神打擊，大病了一場，從此身體日漸衰弱，進入了暮年。但是，愈是年老體弱，毛澤東選擇接班人的心情愈益迫切。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他又選擇了38歲的王洪文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王洪文出身農民，當過兵，務過工，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懷著個人野心扯旗造反而“嶄露頭角”，逐漸成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主要負責人。以後，又由於緊跟張春橋、姚文元發動所謂的“上海一月風暴”，搞亂上海而聞名全國。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初，本來對青年學生寄予希望，然而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原來認為“天真爛漫的紅衛兵小將”一個個成了不聽招呼、專打“派仗”的“混世魔王”，於是又寄希望於工人造反派。這樣，從上海國營第十七棉紡織工廠出來的所謂“產業工人的代表”王洪文便“脫穎而出”，受到了毛澤東的注意。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培養和鍛煉，王洪文由上海國營第十七棉紡織工廠保衛科幹事，“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主要負責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上海警備區政治委員，逐漸被提拔到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高位。

王洪文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後，毛澤東曾經對他寄予厚望。從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澤東先後16次讓王洪文陪同會見來訪的外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以便在各種場合樹立他的形象，提高他的知名度，增加他的政治活動經驗。對於毛澤東的這種做法，一名英國記者作了如下評述：“38歲的上海造反領袖王洪文，已明白無疑地成為毛的繼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後每一次會見外國首腦，坐在他兩側的總是周和王。周已75歲，是毛的同輩戰友。因此，毛用這種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來的中國，是王洪文的中國。毛顯然已經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訓，不再把接班人的姓名寫入中共黨章。但是，毛仍明確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為毛畢竟已是八十老翁，隨時都可能發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時，可以使人口眾多、派係紛爭激烈的中國有一個眾所公認的領袖，避免中國的內戰和混亂。”王洪文——這個在“文化大革命”中發跡、在中共十大上騰飛的“政治明星”的崛起，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廣泛關注和評論。

然而，王洪文擅長的是“衝衝殺殺”那一套“造反派”的看家本領，靠“造反”奪權、登上領導崗位後，平日裏不讀書，不看報，不學習文件，經常和一班狐朋狗黨為伍，過著吆五喝六、呼朋喚友、吃喝玩樂、花天酒地的逍遙自在日子。初到北京時，他還能規規矩矩幾天，登上高位以後，哪裏過得慣整天開會、談話、批閱文件、一熬熬上一個通宵這種苦日子，天長日久，便耐不住寂寞，露出了“廬山真麵目”。平日裏，王洪文喜歡吸高級香煙，喝高級名酒，穿高檔衣服，坐舒適的豪華轎車，喜歡開著摩托車沿中南海兜風，晚上坐著吉普車到飛機場的草叢中去打兔子，喜歡拿著高級釣魚竿在“釣魚台”釣魚，喜歡打撲克一打就打上半個通宵，整個一副舊上海灘十裏洋場“闊少”的模樣，就是不喜歡開會，不喜歡聽匯報，不喜歡批閱文件，自稱一讀馬列著作和書報就“頭痛”。

更為嚴重的是，在政治上，王洪文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結成了“四人幫”。毛澤東多次當麵批評他們，不要搞“四人幫”，不要搞“上海幫”，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毛澤東還當麵告誡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幫’，搞宗派是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來就好”，並舉了黨史上搞宗派都沒有好下場的例子。但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王洪文陽奉陰違，執迷不悟，繼續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勾結在一起，進行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中共十大以後，王洪文曾經幾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每次時間不長就被更換下來。實踐證明，他根本不具備作為一個中共中央副主席應當具備的治國安邦的基本素質，沒有能力擔當如此大任。別看在上海灘“衝衝殺殺”可以“一呼百應”，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在一個泱泱大國負責人的位置上，便不是那麽簡單的了。1976年10月，“四人幫”被黨和人民徹底粉碎，王洪文終於被押上了曆史的審判台。

最終選擇了華國鋒

1976年初，經過反複思考，毛澤東決定把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力逐步交給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華國鋒，使華國鋒成為他最終選定的接班人。

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後，毛澤東提議由華國鋒擔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從此，華國鋒代替1975年複出的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國務院領導工作。1976年4月30日晚上，毛澤東由華國鋒等陪同，在中南海自己那放滿了中國曆代線裝書籍的書房裏，親切會見了新西蘭總理馬爾登。會見以後，送走了客人，華國鋒抓緊時間，簡明扼要地向毛澤東匯報了近段時間中央的主要工作和全國的形勢，最後說：全國總的形勢很好，也有幾個省的形勢不太好……這時，毛澤東的病情已經十分嚴重，沒有工作人員的攙扶，甚至不能自己站起來。為了表示對華國鋒的信任和支持，毛澤東拿起放在沙發旁小茶幾上的鉛筆，十分費力地用勁在白紙上寫下了：“慢慢來，不要招（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在華國鋒看來，毛澤東寫給自己的這三句話，尤其是最後一句“你辦事，我放心”，是將來毛澤東百年以後，自己正式成為毛澤東接班人的最有力最重要的依據。

1976年“天安門事件”後，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這標誌著毛澤東已經下定決心，將華國鋒確定為最後選定的接班人。毛澤東逝世後，江青反革命集團被粉碎，華國鋒正式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

毛澤東認為，華國鋒具有在縣委、地委、省委主持領導工作的豐富經驗，經受了“文化大革命”的考驗，到中央工作後在黨政軍領導工作中又積累了新的經驗，各方麵都能夠接受。因此，毛澤東最後毅然選擇了華國鋒。華國鋒接班後，立即與葉劍英等一起，依靠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體力量，代表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毅然決然的結束了“十年內亂”，為黨和人民立了大功。但是，華國鋒缺乏徹底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徹底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遠見，也缺乏解放思想、撥亂反正、革故鼎新、改革開放的大智大勇。因此，華國鋒成為結束“十年內亂”與實現當代中國曆史性偉大轉折之間的“一個過渡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