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作戰中的史迪威將軍（組圖）

史迪威將軍

    1941年12月8日（東京時間），日本偷襲珍珠港後，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邱吉爾在華盛頓舉行代號為“阿卡迪亞”的首腦會議，決定設立中國戰區，推舉蔣介石為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並委派美國陸軍第3軍軍長史迪威來華，出任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兼中國戰區總司令蔣介石的參謀長，參與組織指揮了緬甸作戰。在此期間，我任史迪威的聯絡參謀，親曆了緬甸作戰先敗後勝的曆史過程。在此，我把這段曆史內幕披露出來，以作為對這段曆史的補遺。 

    “韋維爾事件”使《中英聯軍緬南會戰計劃》擱淺，並為史迪威來華創造了起契機 

    緬甸位於東南亞半島西部，麵積達67萬平方公裏，東北與我國雲南接壤，西北同印度、孟加拉國毗鄰，東南和老撾、泰國交界，南部及西南分別瀕臨安達曼海和孟加拉灣，戰略地位非常重要。特別是日軍侵占越南切斷滇越交通後，緬甸不但是中國在西南方麵的天然屏障，而且是中國唯一的國際通道，滇緬公路已成為中國抗戰的“生命線”。同時，緬甸還控製著經安達曼海入印度洋的要衝，既是英軍在馬來亞作戰的後方基地，又是印度的前哨，是敵我必爭的戰略要地。

    1941年12月8日，在珍珠港事件爆發的同一天，日軍第15軍侵入泰國，隨即集結在泰緬邊境塔念塔翁山脈東麓、麥索、達府等地區，並征集民工，日夜搶築入緬公路，其進攻緬南重鎮毛淡棉（Moulmein也稱穆爾門），進而襲取仰光的戰略企圖顯然可見。然而，此時的緬甸英軍隻有一個師約1.8萬人，飛機37架，另有美國空軍誌願隊飛機25架。以這麽一點陸空軍力，顯然不足以同日軍第15軍（擁有第33、第55師團和坦克，重炮聯隊及第3飛行集團協力）相抗衡，緬甸局勢危急，已昭然若揭，而英軍當局卻未對緬甸采取增強防禦的有效措施。

    蔣介石鑒於緬甸英軍力薄弱，日軍侵緬日亟，而保住緬甸不但是中國的需要，更是盟國對日作戰的共同需要。在珍珠港事件爆發的第二天，即1941年12月9日，便指令在昆明西山的軍事委員會駐滇參謀團（以下簡稱參謀團）在1941年9月《確保滇緬路作戰計劃》的基礎上，擬定了《中英聯軍緬南會戰計劃》（也簡稱為“一二·九”計劃）。當時，我在參謀團擔任林蔚團長的機要參謀，參與這個會戰計劃的草擬全過程。計劃規定：集中英軍3個旅，中國5個師和中英兩軍的坦克、炮兵（約7至8萬人），在毛淡棉、巴安地區布防，乘日軍攀越塔念塔翁崇山峻嶺，兵力分散之機，適時進攻，予以各個擊破；如未奏效，則誘敵至西唐河我二線陣地前圍而殲之。另以中英軍各一部固守撣邦方麵的緬泰邊境，再調華軍一個軍來緬保持機動。按照這個計劃，中英聯軍不但在兵力和火力上對日軍占壓倒優勢，而且在地勢方麵也居於十分有利的地位。這個計劃擬定後，得到英國武官丹尼斯少將和美國軍事代表團長馬格魯德準將讚同，經軍令部報請蔣介石認可。蔣介石當時在這個計劃上的親筆批示：“殲滅侵緬之敵，確保仰光港口和緬甸安全，重挫敵焰，揚我國威，振奮盟國的民心士氣”，便成為緬南戰役的指導方針。隨後，蔣介石任命參謀團參謀處副處長侯騰任中國駐印緬軍事代表，在丹尼斯的陪同下出使緬甸，將《中英聯軍緬南會戰計劃》麵致駐緬英軍總司令胡敦中將。

    同年12月15日，我作為中國駐印緬軍事代表團成員隨侯騰到達仰光。當日，侯騰團長向胡敦提交了《中英聯軍緬南會戰計劃》，從當時我方的戰略態勢來講，這項計劃所策定的會戰指導方針和實施要領，不但切實可行，而且具有穩操勝券的可靠前景。

    可是，隨後發生的“韋維爾事件”卻為《中英聯軍緬南會戰計劃》蒙上了陰影。韋維爾是當時英國的印度總司令，頑固地堅持英國老牌殖民主義的立場，繼續對中國采取輕視、歧視的態度。特別是在日軍強大的進攻兵團逼近緬甸，一場爭奪緬甸的惡戰已迫在眉睫的情況下，仍然一意孤行，拒絕中國選派精銳部隊赴緬援英參戰，認為“讓中國出兵來幫助英國人是大英帝國的恥辱”。12月23日，中英兩國在重慶簽訂《中英共同防禦滇緬路協定》的墨跡未幹，韋維爾便公開製造中英衝突，借口補給不濟，拒絕中國軍隊入緬作戰，並蠻橫無理地要求駐緬英軍奪取中國儲存在仰光待運的全部軍需物資和駐在緬甸東籲屬於中國空軍序列的陳納德空軍誌願隊，這就不能不激起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憤怒。迫使何應欽向韋維爾提出抗議：“停止中英在緬甸的一切合作，撤回在緬機構和人員，所有存儲在緬的軍需物資全部退還美國。”這便是“韋維爾事件”的簡要經過。

    “韋維爾事件”發生後，使正在華盛頓參加“阿卡迪亞”會議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邱吉爾都大為震驚。羅斯福當即向邱吉爾表示不滿：從盟國的利益出發，我不能不為“韋維爾事件”感到遺憾和擔心，韋維爾引發的這場大大不利於盟國、卻大大裨益日本的中英衝突，有可能導致中國放棄抗戰，從而使整個亞洲向日本屈服，後果極其危險。立即決定委派第3軍軍長史迪威來華，出任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兼中國戰區總司令蔣介石的參謀長，並協調美英中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
    由於韋維爾等人的從中作梗和英國政府的默許，1942年初緬甸作戰已經開始後，英方既沒有采納《中英聯軍緬南會戰計劃》，又沒有製定出英軍在緬甸的作戰計劃，適時讓中國軍隊入緬作戰，使英軍（包括後來的中英聯軍）在緬甸作戰的全過程都處於被動挨打的困境中。

史迪威與部屬談話

    1941年12月底，當我隨侯騰到仰光後，經胡敦的同意，被派往毛淡棉、土瓦、高加力等地，組建緬甸華僑抗日誌願隊，協助英軍作戰。在其後曆時兩個多月的激烈戰鬥中，我同英17師裝甲營長派生少校，朝夕相處，生死與共，情誼彌篤。尤其在2月23日英軍被困西唐河時，我二人親率裝甲車和緬甸華僑抗日誌願隊衝擊日軍，終於打開缺口，使英17師師長斯邁思將軍得以率殘部3328人泅水生還。為此，我二人曾獲英國政府嘉獎。

    英軍在緬南作戰失敗後，邱吉爾為了遮人耳目，掩蓋緬戰失敗的真相，回避英國對緬戰敗績應承擔的責任，采取了轉移視線的手法，將罪責推給斯邁思和胡敦身上，分別給予撤職和降職處分。誠然，斯邁思和胡敦在指揮緬南的作戰表現不佳，這對緬甸戰局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十分不利的作用，最後終致敗績。但是，造成緬戰失敗的根源卻應該是韋維爾和“韋維爾事件”。

    中英麵對共同的敵人，既已結成為並肩戰鬥，生死與共的盟友，就應當真誠相待，密切合作。1941年元旦發表的《聯合國家宣言》中曾明確提出“各盡其兵力與資源，以打擊共同敵人，謀求共同的勝利”，遺憾的是由於曆史的原因和韋維爾等人的從中作梗，使本已達成共識、並有求勝把握的《中英聯軍緬南會戰計劃》未能付諸實施。事後英17師裝甲營長派生少校曾坦誠地對我說：“英軍營以下軍官和士兵都很能打仗。隻是因為韋維爾沒有守住緬甸的決心，就不肯接受中國的援助。他不但怕中國軍隊會賴在緬甸不走，更不願看到中國軍隊勝過英軍，能在緬甸打敗日軍。他看到緬甸敗局已定，緊急請中國派兵入緬，目的在使中國分擔緬甸失敗的責任。”可見，“韋維爾事件”不但暴露出英國一些老牌殖民主義者的反動頑固立場，而且給英軍在緬甸作戰的全麵失敗種下了禍根。 

    麵對蔣介石的妥協和作戰指導方針的嬗變，史迪威雖然極力抗爭卻無力回天。

    早在1941年11月初，我們發現日軍由本土和中國大陸向台灣、海南島、越南的海運繁忙，軍隊調動頻繁，判斷日本即將大規模進攻南洋各地。蔣介石及時向邱吉爾、羅斯福發出警告，並籲請他們以空軍協助我國保衛滇緬路（即保衛昆明）的作戰。11月6日，美國軍事代表團長馬格魯德和英國武官丹尼斯來昆，考察滇緬路運輸狀況與防務設施。這時，蔣介石又指示參謀團團長林蔚：日軍南侵是強弩之末，對日作戰應采取積極進攻戰略，予以迎頭痛擊，挫敵氣焰，振我軍威。

史迪威在緬甸戰場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蔣介石便專心致力於確保仰光和緬甸安全，而以保衛仰光的成敗為其緬甸戰略的決心已經明確。當日軍準備侵緬尚未進攻時，他主張確保仰光，組織中英聯軍在緬南同日軍決戰，並責成參謀團於1941年12月9日製定了《中英聯軍緬南會戰計劃》，應該說這個戰略方針的還是及時可行的。但是由於英國方麵的不配合和有人從中作梗，蔣介石原定的戰略方針也不斷發生嬗變，使得這些計劃未能得以及時實施，從而貽誤了戰機。

    1942年2月底，英軍在緬南西唐河的失敗導致了仰光的陷落，可以說這是中英聯軍在緬甸作戰全麵失敗的轉折點。3月3日，蔣介石和新到任的史迪威會談時，曾問史對緬甸戰局的看法。史迪威說他雖不了解緬甸的詳細情況，尚未形成成熟的戰略構想，但他認為隻有發動進攻才能拯救緬甸。蔣介石立即表示讚同史的主張，說他兩人想到了一起。並在當日下午對杜聿明等人的訓話中，強調了進攻的方針。當英軍放棄仰光後，蔣介石隨即決定在緬甸的作戰方針由戰略進攻改為攻勢防禦，並準備在東籲至彬文那地區舉行第一次會戰（簡稱東籲會戰或東籲攻勢作戰），利用緬北走廊與密支那走廊，確保同英美的聯係。

    此時，趁日軍進占仰光立足未穩之際，在東籲、彬文那間與展開決戰，應該說不失為一條上策。然而，在此前蔣介石卻犯了一個戰略性錯誤，他違背自己決定的“中國遠征軍入緬後應作為戰略打擊力量，用於主決戰方麵，不可分割使用”的方針，順從英美的要求，將先期入緬的中國軍隊分散配置在景東、孟帕亞、孟板、孟養、畹町等地區。早在2月9日，韋維爾已到仰光向胡敦麵授機宜：1、搶修通往英帕爾公路。2、搶運仰光物資。3、避免與日軍決戰，將英軍調往西線。4、請求中國速調第5軍及第6軍主力入緬，防守仰曼鐵路以東地區，但鐵路線上的塔澤、漂背、敏鐵拉劃歸英軍控製。不難看出，韋維爾的這項戰略決策，正是他放棄仰光和緬甸，要中國軍替英軍作掩護，並分擔緬甸失敗責任的一種險惡措置。胡敦據此擬定了《對入緬中國軍隊部署意見》（簡稱《胡敦意見》），派其參謀長哈丁少將於2月25日隨侯騰赴昆，向蔣介石呈報。

    《胡敦意見》，不但直接違背了蔣介石派遠征軍入緬作戰的目的 ，而且違背了最基本的戰略、戰術原則，也侵犯了中國軍隊的主權，蔣介石理應給予堅決的反對。但遺憾的是，經英國武官丹尼斯少將和美國軍事代表團長馬格魯德準將的勸解，蔣介石最終還是接受了《胡敦意見》，於2月27日下令杜聿明率5、6兩軍入緬，並按照《胡敦意見》提出的要求，將入緬遠征軍第6軍以團為單位，散布於景東至毛奇間400多公裏正麵，300多公裏縱深，溝壑縱橫、交通阻塞的撣邦高原上；另將第5軍以師為單位，分置於良禮彬、東籲、東枝各地縱長400多公裏地區，成“長蛇陣”散開。如此兵力部署，必然會使我入緬遠征軍陷入難守難攻，無法發揮整體優勢，不能獨立自主地與日軍決戰的極其不利的境地，給爾後作戰造成很大困難。

史迪威與孫立人（左）、廖耀湘（右）討論作戰計劃

    針對蔣介石對緬戰方針的嬗變和對英方的妥協，史迪威提出了不同意見，1942年3月6日至10日，史迪威在重慶多次向蔣介石建議擱置《胡敦意見》，獨立自主地策劃緬甸作戰計劃，以“東籲攻勢”為首選。當時侵緬日軍隻有兩個師團，各缺三分之一兵力，仍在西唐河東岸休整中，其重武器尚在泰國，增援兵團則遠在新加坡。我遠征軍各部雖然分散在祿豐、楚雄、祥雲、保山、龍陵、芒市各地，利用西南運輸局返緬的空車和英軍派來接運的汽車，突擊搶運，可望於3月中旬前在東籲至彬文那間集中完畢，完成作戰準備，確保主動地位。另由守東籲的第200師誘敵孤軍深入，先給敵以重創，乘其頓挫，立即反攻，就不難予以包圍殲滅之。但是，蔣介石竟計不出此，反而跟著韋維爾的指揮棒——《胡敦意見》打轉，亦步亦趨。對此，史迪威極力抗爭未果，便在3月11日匆忙入緬。14日與杜聿明會談取得一致意見。15日視察第200師，確信該師能固守東籲，便私下確定了“東籲攻勢”計劃，於17日赴渝向蔣介石提出，20日獲準。21日深夜返臘戌下達作戰命令，但此時史迪威雖有發動“東籲攻勢”的堅強決心和作戰計劃，卻因大勢已去，為時過晚。28日，敵增援兵團第56師團已到東籲參加作戰。由於此時日軍已經增加到3個師團，對東籲構成了包圍態勢，形勢發生劇變，“東籲攻勢”隻好放棄了。此時，由於蔣介石極力堅持攻勢防禦，史迪威則力主積極進攻，在戰略上的分歧導致了他們倆人關係的隔閡，並最終釀成了史迪威後來被排斥回國的不幸結局。

    不容置疑，此時史迪威抓住稍縱即逝的戰機，一心想發動的“東籲攻勢”，是唯一能夠挽救緬甸戰局，使之反敗為勝的決定性一仗。這時，如果我軍在東籲發動攻勢與敵決戰，不但占有以逸待勞，以眾擊寡的絕對優勢，而且在地形和態勢上都居於十分有利的地位，足以各個擊破敵軍，很有可能從根本上扭轉緬甸戰局發展的走向。但是，此時的史迪威，雖然有挽救緬甸戰局的決心，戰略也很正確，但他無法改變英國的對華政策和蔣介石既依附英國人又不信任英軍的矛盾心態，麵對日益惡化的緬甸戰局，已經沒有扭轉乾坤的回天之力了。

    誠然，中英聯軍在緬甸作戰的失敗，是英國政府錯誤的對華政策和忠實執行這項錯誤政策的韋維爾種下的禍根，而《胡敦意見》則是“有意誤我”的行為，它束縛了中國遠征軍的手腳並予以肢解，使之喪失了戰場主動權和機動性，不能形成戰略打擊力量，既未能適時發動“東籲攻勢”，又不得不中途放棄彬文那會戰，遂導致全麵崩潰，釀成終於退出緬甸的悲慘結局。事實表明，蔣介石違心地屈從英方的作法，這實在是一大錯誤。東籲和彬文那兩次攻勢的夭折，直至退出緬甸，實肇端於此。 

    史迪威提出“安納吉姆”的作戰計劃屢屢受挫，是造成緬甸作戰勝利姍姍來遲的主要原因 

    緬甸的淪陷，使美國盡力保衛中印緬的戰略受到了嚴重挫折，不但使中國的陸上國際交通頓遭截斷，中國戰場的局勢更趨嚴峻，而且使印度處於日軍直接進攻的嚴重威脅中。為此，史迪威在4月中旬緬甸戰局趨向逆轉之時便開始籌謀收複緬甸的作戰計劃。5月24日，他到達新德裏時就向記者宣告：“我們從緬甸逃出來，是個奇恥大辱。我們應該找出原因，然後打回去，收複緬甸。 ”5月25日，他在給美國陸軍部的電報裏再次重申說：“我堅信中國在戰略上具有決定性重要意義，我認為美國不向這一戰區派遣作戰部隊是犯了個嚴重錯誤。”同時提出他已經構想好以奪取仰光、收複緬甸，支援中國抗戰為目標的戰略計劃，經美國陸軍部的批準後，於7月18日，將此計劃呈報蔣介石。7月29日，史迪威又向蔣介石另呈以攻占仰光、泰國、越南、香港、廣州為目的的“西南太平洋攻日計劃”，隨後，史迪威還依據這項計劃，擬了一份蔣介石致辭羅斯福的信，經蔣同意署名後於8月6日上交華府，作為中國收複緬甸的戰略計劃向羅斯福提出。 

    8月25日，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將此計劃交英美聯合參謀長委員會討論，定名為“安納吉姆（ANAKIN）”計劃，並正式決定於1942年10月至1943年5月反攻緬甸 。

    10月12日，羅斯福同意“安納吉姆”計劃，10月14日，蔣介石將軍令部策定的《中美英聯合反攻緬甸全麵作戰計劃》提交史迪威，請其與英美當局商洽。10月15日，史迪威攜此計劃赴印與韋維爾麵商 。

    但是，史迪威的印度之行卻讓他大所失望，韋維爾在接見史迪威時 竟然毫不掩飾的說：英國人隻關心保衛他們具有戰略意義的殖民地，而且隻是在戰局符合英帝國最高戰略需要時才這樣做。現在英國不但無意收複緬甸，而且將盡一切辦法阻撓任何中國部隊在緬甸作戰，反對中國向印度增兵，拒絕將英帕爾為作中國駐印軍的作戰基地。總之，他不想讓中國軍隊參加收複緬甸，也不想讓中國軍隊有進入印度的途徑。正當雙方爭論不休僵持不下時，經英美聯合參謀長委員會幹預，韋維爾方同意將列多作為中國駐印軍攻緬基地，在緬北一隅發動進攻。

    按照韋維爾同意的方案，中國駐印軍從列多出發，要翻越高聳入雲，壁立千仞，人跡罕至，毒蟲遍地的那加山脈，穿過被克欽人稱為“死亡之穀”的“胡康河穀”，去奪取孟拱、密支那，並規定沿此路線修築中印公路。韋維爾之所以讓中國駐印軍穿過胡康穀地進攻孟拱、密支那、並規定中印公路也沿該線修築，那是因為他確信中國駐印軍將無法通過胡康穀地，那條公路更難以築成。但既便如此，上述行動計劃還需交付英美聯合參謀長委員會審議後方可實施。

    1942年12月7日，正當中國積極地準備反攻緬甸時，韋維爾竟單方宣布“取消進攻緬北計劃 ”，從而使“安納吉姆”行動被阻。一直拖到將近一年後，在開羅會議上才被蒙巴頓重新提出。
    在“安納吉姆”作戰行動受阻期間，正是我在史迪威身邊任聯絡參謀之際（1942年3月至1944年10月）親眼看到史迪威麵對英國人的種種刁難，氣得大罵韋維爾等人“這些愚蠢英國佬，會為他們愚蠢的行為付出愚蠢的代價！”當時，我並不清楚英國人為什麽要這樣做，便向史迪威派駐韋維爾總部聯絡參謀費裏斯（也譯費爾德）問其原因，費裏斯說，這是因為“安納吉姆”計劃的實施，將會有利於中國在緬甸的作戰。但英國不願意看到中國軍隊在印度和緬甸的存在，怕日後有被取代的危險。實踐證明費裏斯的分析還是正確的。後來在整個緬戰期間，以韋維爾為代表的一些英國政客一直竭力阻撓“安納吉姆”計劃的實行。完全暴露了一些英國政客頑固地堅持殖民主義立場，這正是造成反攻緬甸戰役屢屢難產和緬甸作戰勝利姍姍來遲的主要原因。 

    史迪威“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指揮緬北攻勢作戰取得勝利後卻黯然踏上歸國之路 

    史迪威非常看重的“安納吉姆”作戰行動雖然未能及時付諸實施，但他對這一作戰方案的籌備工作卻一直沒有間斷過，並為後來的緬北反攻作戰奠定了勝利的基礎。因為史迪威一直堅信：中國是打敗日本必不可少的力量，中國軍隊有了裝備和彈藥就完全可以獨立對付日本。並堅持認為他的“安納吉姆”作戰計劃能夠把魁北克會議上製訂的時間表縮短一兩年。因此，他決定“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待英美聯合參謀長委員會對他正式授權，也不等英軍和滇西遠征軍采取攻勢，便於1943年雨季一結束就令中國駐印新編第1軍的先頭部隊打回緬北。此時，因蔣介石已同意羅斯福關於推遲反攻緬甸作戰的提議，在中國境內的遠征軍也不會如期橫渡怒江，展開反攻。這樣，駐印軍的3個師，將要麵對盤踞在緬北的日軍第15軍的主力第18、第31、第33三個師團的頑強反抗。但他確信：經過蘭姆伽嚴格訓練的駐印軍，已經是一支組織嚴密、裝備齊全、訓練有素、富有戰鬥力的精銳部隊，必能戰勝日軍。史迪威決定先以一部出敵不意，拿下印緬邊境隘路口新平洋及其附近要點，修建飛機場，接通公路，建立基地。然後利用空中優勢和空投補給，以保證後勤供應，采取遠程迂回，前後夾擊戰術，以主力向孟拱突擊，包圍日軍於胡康穀地予以殲滅；以一部奇襲密支那，切斷日軍後方交通，摧毀其兵站補給基地，為英軍和遠征軍投入作戰創造有利態勢。

    此時，日軍第15軍正準備發動進攻印度的“烏號”作戰，軍司令官牟田口即以第31師團置於親敦江方麵，將第18師團配置於北緬（胡康和密支那方麵），緬北方麵日軍兵力比較空虛，這樣就更有利於史迪威奇襲緬北作戰計劃的實施。但這時因為他專注於開羅會議的準備，便將指揮權委托給沒有實戰經驗的參謀長柏特諾準將。此人通曉中文，會說漢語，卻對中國懷有偏見，難免剛愎自用，既拒絕中方的合理意見，又懷疑中方情報的準確性，卻輕信英方那種嚴重失實的《敵情通報》，因而輕率武斷地命令已在印緬邊境南陽河掩護築路的新編第38師第112團，於1943年10月14日，分成三個縱隊，分別由唐卡家、卡拉卡、柏察海出發，孤軍深入50多公裏，去進攻新平洋、大洛和大龍河沿岸要點。該團於10月29日攻克新平洋，接著相繼攻占了拉家蘇、沙勞、寧便和於邦等要點。終因孤軍遠出，兵力分散，後援不濟，旋即被優勢日軍分別包圍在拉家蘇、於邦一帶，營長陳耐寒以下數百名官兵在血戰中壯烈犧牲。該團美軍聯絡官艾吉遜中校在一次作戰中被俘，隨後將中國駐印軍的情況和作戰計劃合盤供出，從而使日軍第18師團長田中新一掌握了我軍的作戰企圖和行動方向，決定乘我軍主力前出到印緬邊境山地之機，予以各個擊破，遂令沿胡康穀地快速前進中的師團主力迅速向孟關附近集結，預定於12月15日以師團主力向新平洋附近隘路口采取攻勢，以攔腰截斷我南北的交通要衝。這本來對我方是致命的一著險棋，但是，此作戰方案卻遭日軍司令官牟田口製止，令其“從整個戰局考慮，停止目前的攻勢，須於孟關周圍地區夾擊敵軍，即使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也應確保甘馬因一帶 ”。

    12月初，日軍第18師團進入胡康穀地孟關以北地區的兵力，已有7個步兵大隊，5個炮兵大隊，1個搜索聯隊，1個坦克大隊。其中第56聯隊和山炮第2大隊正在於邦、寧便圍攻新38師第112團第1營；第55聯隊主力及山炮第3大隊，搜索聯隊正在拉加蘇圍攻第112團第3營，均已鏖戰月餘，互有損傷。其師團戰鬥指揮所已由孟關東南的新邦推進到孟關北方的金邦卡。很顯然，正是由於柏特諾的指揮錯誤，不但使我第112團處境艱險，傷亡慘重，而且延誤了駐印軍有利的進攻時機。

    12月中旬，史迪威回到列多後，新編第38師師長孫立人即向他指控柏特諾的上述錯誤，並要求予以撤換。史迪威接受孫立人對柏特諾的指責和反攻緬甸的建議，並授權孫立人指揮新38師及新22師第65團，迅速向新平洋開進，展開反攻。12月21日第114團趕到寧便沙坎，在史迪威、孫立人的共同策劃指揮下，反攻於邦。激戰七天，殲敵逾千，首創於邦大捷。

    接著，第65團於1944年1月25日在大洛附近全殲日軍第55聯隊第3大隊，擊斃其大隊長岡田少佐以下官兵627人，再創大洛捷報。其時，新編第30師亦已抵印，史迪威決定率駐印軍主力乘勝反攻，圍殲第18師團，奪取孟拱、密支那，收複了緬北。在研究這次作戰時，他采納了我提出的：“以一部沿公路南下，從正麵壓迫日軍，主力由兩翼作遠程迂回，包圍第18師團於堅布山隘以北地區，徹底殲滅”的建議，即令孫立人帶領新編第38師攻占大奈河南岸要地太白家。

    2月18日，史迪威複令新編第38師由孟關以東向泰諾、瓦拉班迂回，斷敵退路；美軍5307團參加上述攻占泰諾、瓦拉班的行動；新編第22師以65團1營為右側支隊，由大洛直趨隆肯；第66團1營與戰車營為特遣隊，從孟關東側攻擊敵後，奪取庫寧卡、昆年卡，阻敵南逃；新編第22師主力由東西兩翼包圍攻占孟關。根據這一作戰部署，上述部隊激戰半個多月，於3月5日克複孟關。新編第22師即會同新編第38師於3月9日攻占瓦拉班，日軍第18師團長田中新一率殘部倉皇逃竄，其座車及關防印信悉被俘獲，並在瓦拉班遺屍772具。這個不可一世，曾經蹂躪過中國、馬來亞、新加坡和緬甸，被譽為“精銳之師、森林之狐”的日軍第18師團至此被徹底打敗，潰不成軍，戰力消耗殆盡。

    3月6日，蒙巴頓來孟關視察，對中國軍隊在緬北作戰中英勇善戰，連戰皆捷，讚不絕口。他誇獎史迪威“是出色的老勇士”；表揚孫立人是“擅長迂回包圍的優秀指揮官，是善用奇兵的高明獵手”；稱讚廖耀湘“是無堅不摧的鐵錘”。我在他們身旁翻譯了蒙巴頓對中國軍隊說的這些由衷讚譽之詞，深感自豪，引以為榮！但也知道蒙巴頓私下裏對史迪威“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做法表示了明顯的不滿，這也是導致史迪威後來很快調離回國的主要原因。不過史迪威卻並不在意這些，當場以“勝利者是不應受到譴責”的名言做了反駁。蒙巴頓一離開，他便幽默地對孫、廖二人說：“我並不欣賞蒙巴頓對你們二位的讚揚，我看你們二位倒是很棒的漁夫，隻可惜你們的魚網太舊太破，讓田中這條魚終於逃掉了。你們準備何時將田中那個家夥再給我抓來呢？”孫、廖二將軍同聲答道：“立即行動。”

    隨後，孫、廖率所部向退踞堅布山的第18師團采用“正麵抑留、兩翼打擊”戰術，經旬日激戰，於3月29日在堅布山南方隘口沙杜渣勝利會師。而擔任迂回沙杜渣南方要地英開壙，對日軍構成第二道阻絕包圍圈的美軍5307團，卻在日軍的反擊中被衝開一麵，使田中得以第三次逃脫。

    4月3日，日軍第15軍以南北夾擊之勢猛攻英帕爾，史迪威對於英軍能否守住英帕爾，確保列多基地安全不無憂慮，他便帶著我和麥凱布上校、他兒子“小喬”前往阿薩姆空軍基地喬爾哈特，同蒙巴頓、斯利姆會談。他知道蒙巴頓和斯列姆等人對他上次“君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舉動已經心懷不滿，這次他仍采取了“以進為退”的策略，首先提出將從緬北調回新編第38師，連同即將抵印的第14、50兩師，和已在列多的新編第30師及戰車第2營，全力反攻科希馬，確保阿薩姆安全。蒙巴頓尚未作明確表態，斯列姆卻斷然拒絕此項建議。他指出：“保衛英爾帕是決定性一仗，英軍寧死不退。駐印軍能迅速攻克孟拱，就是對英軍最有力的支援 ”。史迪威聽了斯列姆的堅決表態，如同吃了“定心丸”，決定出兵奪取密支那。但是，在這次作戰行動中，史迪威沒有接受我們中方軍官的合理建議，而輕信了柏特諾的說詞：將中國軍隊第88、第150團與美軍第5307團混合編組，以美軍的營長指揮中國軍隊的團長，旨在奪取密支那西機場。但在具體的作戰行動中，卻沒有製定出奪取密支那全城的可行性作戰方案，遂導致密支那本可一戰而克，卻變成曠日持久的城市攻堅戰，前後曆時80天，使我方付出了傷亡6500餘人的沉重代價，教訓極其深刻。

    在此期間，在孟拱河穀方麵，新編第22師在取得攻克英開壙、索卡道兩次大捷後，直趨甘馬因；新編第38師第112團乘勢襲占西通，第113團攻克支遵，使潰逃到甘馬因的第18師團殘部，已成甕中之鱉。新22師在113團配合下於6月16日一舉攻占甘馬因。第114團則於6月25日攻克孟拱。隨後，史迪威組織指揮中國遠征軍又接連攻克龍陵、騰衝，取得了緬北戰役的全麵勝利，中印公路旋即通車。緬北戰役大獲全勝，是中國軍隊義援盟邦，高舉反侵略的正義旗幟，出國遠征，揚威異域的光輝曆史篇章，是中華民族的光榮，自當永垂青史。

    1944年10月20日，為緬甸作戰運籌謀略、功勳卓著的史迪威將軍，由於同蔣介石的意見屢屢相左而不能見容，竟被蔣介石在緬北捷報頻傳，黔桂一敗塗地的形勢下排斥回國。此事既暴露了蔣介石嫉賢妒能，專橫暴戾的本性，也反映了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不協調，使史迪威成了犧牲品，終其生未能實現他曾許諾的“扛起槍同朱德一道打仗”的心願，至堪痛惜。 

    (原作者：王楚英，曾任國民黨第52軍參謀長、國民黨軍總政治部第5組組長等職，1954年從香港起義回到大陸，現任南京市政協專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