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儀與他的兄弟姐妹們（圖）

    在1963～1967年溥儀和他的兄弟姐妹聯係一直十分頻繁，兄弟姐妹經常去看望他。從他第一次被弟妹喊“大哥”到最後在兄弟姐妹的照顧中安享晚年，這一切發生了巨大改變。 

    帝王兄弟姐妹情有著不同尋常的地方，皇帝和兄弟姐妹之間不僅僅是親情關係，更是君臣關係，在君臣關係下的親情往往受到諸多等級的限製，甚至被湮沒。 

    然而，從第一次見麵親兄妹行君臣大禮到最後昔日的皇帝被人第一次喊“大哥”，四個“第一次”的曆史變遷，讓人們清楚的看到：隨著時代的更替，帝王兄弟姐妹之間的關係也發生著微妙而又巨大的變化。 

    2006年7月31日，本刊記者有幸拜訪末代皇帝惟一健在的“皇弟”——愛新覺羅·溥任，老先生今年88歲高齡，現任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市文史館館員。由於年歲已高，雙耳失聰，記者不能和老先生長聊，隻能用寫字板溝通隻言片語。有關溥任先生個人以及他家族的一些情況，記者更多的是從溥任老先生的朋友李輝那兒獲悉。

第一次見麵：親兄妹行君臣大禮 

    溥儀和他的兄弟姐妹第一次見麵大約是1917年。那年溥儀才11歲。 

    皇宮裏麵出生的小孩不像今天出生的小孩，兄弟姐妹同吃同住，親密無間。皇子出生之後，母親並不親自撫養，而是有人專門負責，一般會有看媽、奶媽、水媽、小丫頭等40多人組成的小組負責皇子的衣食起居。 

    曆史記載，1917年，根據太妃們的決定，溥儀的祖母和母親開始進宮“會親”，全府上下做了若幹套新衣服，各色佳肴美酒擺了一裏地。 

    據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介紹，故宮會親那天，溥儀的二弟溥傑和大妹也跟著進宮來陪溥儀玩了幾天。《我的前半生》對此有一段比較精彩的描寫： 

    他們第一次來的那天，開頭非常無味。我和祖母坐在炕上，祖母看著我在炕桌上擺骨牌，二弟和大妹規規矩矩地站在地上，一動不動地瞅著，就像衙門裏站班的一樣。後來，我想起個辦法，把弟弟和妹妹帶到我住的養心殿，我就問溥傑：“你們在家裏玩什麽？” 

    “溥傑會玩捉迷藏。”小我一歲的二弟恭恭敬敬地說。 

    “你們也玩捉迷藏呀？那太好玩了！”我很高興。我和太監們玩過，還沒跟比我小的孩子玩過呢。於是我們就在養心殿玩起捉迷藏來。越玩越高興，二弟和大妹也忘掉了拘束。後來我們索性把外麵的簾子都放下來，把屋子弄得很暗。比我小兩歲的大妹又樂又害怕，我和二弟就嚇唬她，高興得我們又笑又嚷。捉迷藏玩得累了，我們就爬到炕上來喘氣，我又叫他們想個新鮮遊戲。溥傑想了一陣，沒說話，光瞅著我傻笑。 

    “你想什麽？” 

    他還是便笑。 

    “說，說！”我著急地催促他，以為他一定想出新鮮的遊戲了，誰知他說： 

    “我想的，噢，溥傑想的是，皇上一定很不一樣，就像戲台上那樣有老長的胡子，……” 

    說著，他抬手做了一個持胡子的動作。誰知這個動作給他惹了禍，因為我一眼看見他的袖口裏的衣裏，很像那個熟悉的顏色。我立刻沉下臉來： 

    “溥傑，這是什麽顏色，你也能使？” 

    “這，這這是杏黃的吧？” 

    “瞎說！這不是明黃嗎？” 

    “，……”溥傑忙垂手在一邊。大妹溜到他身邊，嚇得快哭出來了。我還沒完：“這是明黃！不該你使的！” 

    “嗻！” 

    在“嗻嗻聲”中，溥儀與兄弟溥傑恢複了臣仆的身份。 

    “帝王家族的兄妹情不同於常人。溥儀和溥傑，一方麵他們是親兄弟，另一方麵他們更是君臣關係，在君臣關係下的親情往往受到諸多等級的限製。《我的前半生》這段描寫讓人清楚地看到什麽叫做‘等級森嚴’”，李輝告訴記者，“自從那次會親之後，就再沒有這麽大型的會親活動了，之後他們兄弟姐妹就各自在屬於自己的小家庭裏生活。”

1945年抗戰結束：成年後的第一次分離 

    1911年12月6日載灃辭去監國攝政王位，退歸王府。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1912年2月12日皇太後隆裕率宣統皇帝退位，至此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綿延268年的大清帝國結束。 

    對於那段曆史，已經失聰的溥任先生似乎還記憶憂新。溥任先生告訴記者：“我記得1931年，日本把東北占領了，之後報上也登著，恭王府的溥偉打算上東北去。溥儀說，‘溥偉都上東北了’。我父親跟溥儀說，他(溥偉)也是做皇帝夢，他要鬧由他鬧去，咱們不要管他。溥儀當時就不太高興。溥儀說不願談就不談了。後來溥儀對父親說，現在時局不太好，今晚別走住我這裏得了，父親答應了跟他住。到了夜裏聽到槍響，我父親問怎麽回事，他要找溥儀，傭人說溥儀睡覺了，明兒再說。第二天中午，傭人拿來了一封信，是溥儀寫給我父親的，信中大致說他到東北去了，讓我父親一切放心。我父親一著急說，壞了，這是讓日本人給弄走了。這樣，我父親就病了，從此不能走路。” 

    “父親可以自己去看望‘皇帝’兒子，這在等級森嚴的清朝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對曆史頗有研究的李輝看到了微妙的變化。 

    溥儀兄弟姐妹一共11個，為兩個母親所生。其中有兩個夭折，所以最後剩下9個。溥儀去東北之後，二妹、三妹、四妹、五妹也跟著去了東北，“而載灃對溥儀所為一直持反對態度，他堅持把最小的兒子溥任，最小的女兒韞娛(溥儀六妹)、韞歡(溥儀七妹)留在身邊不放。”李輝告訴記者。 

    溥儀到東北之後，建立偽滿洲國，在偽滿洲國當了11年皇帝。 

    “9·18”以後，溥任曾陪同父親以私人身份去過一次東北，看溥儀和溥傑。親眼看見他們處處受製於日本人和任憑關東軍飛揚跋扈的樣子，載灃很痛心。後來載灃裝病不吃東西，溥儀怕出事，隻得讓他們回北京。 

    這段曆史還有一個有趣的細節，李輝笑著告訴記者：“醇親王裝病了連日不能進食其中是有玄機的，那就是溥任每天暗地裏拿餅幹給父親吃。因此，他們父子和兩個最小的妹妹，才得以逃離了日本人的魔爪。一個16歲的少年，在麵臨重大危機時，能不動聲色地配合父親，是多麽穩重啊。”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溥儀、溥傑，溥儀的三妹夫、五妹夫和3個侄子被帶到蘇聯改造，從這時起，溥儀的兄弟姐妹們開始了成年之後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分離。

分離後第一次見麵：溥儀萬分震驚 

    溥儀、溥傑在看守所裏與兄弟姐妹之間的通信，從1955年夏天就開始了。1956年3月10日，看守所通知溥儀、溥傑，還有三妹夫、五妹夫和3個侄子，一起到所長那裏去。在那裏他們出乎意料地見到了別離了十多年的七叔載濤和三妹、五妹。 

    “看著健壯如昔的胞叔和穿著棉製服的妹妹們，我好象走進了夢境。我親眼看到妹妹們身上的變化。”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寫道，“我做了俘虜之後，曾擔心過這些妹妹會因漢奸家屬的身份而受到歧視。這幾個妹夫不是偽滿的軍官，就是偽政權的官吏，隻有六妹夫和七妹夫是兩個規規矩矩的讀書人，不過她們會不會被漢奸頭子的哥哥牽累上呢？我心裏也沒有底。這類的顧慮是同犯們共有的，我的顧慮比他們更大。” 

    事實證明溥儀的顧慮完全是多餘。溥儀的弟弟和妹妹同別人一樣有就業機會。當時溥儀的四弟也就是溥任先生於1947年利用後海府裏的空房子，辦了個競業小學，是私立的，靠變賣家裏的東西維持。載灃是董事長，溥任是校長，老師不來他就代課，學校辦得很有起色，最多時有200多個學生。七妹是小學教師，六妹是個自由職業者——畫家，五妹自學縫紉，做了縫紉工人，三妹是個社會活動家，被街道鄰居們選做治安保衛委員。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裏有這樣的描述： 

    盡管她們(溥儀的妹妹們)自己做飯、照顧孩子，但是她們在信中流露出的情緒總是滿意的、愉快的。我放了心。現在，我看到了她們，聽著她們和自己的丈夫談起別後經過，使我聯想起了過去。我還記得五妹夫老萬睜著他那雙大眼睛問五妹：“你真會騎車了？你還會縫紉？”這是在他接到她的來信後就感到十分驚訝的問題。更令我們這位學委會主任(五妹丈夫)驚異的，是他的妻子回答得那麽自然：“那有什麽稀奇？這不比什麽都不會好嗎？” 

    要知道，假如過去的“五格格”說這樣的話，不但親戚朋友會嘲笑她，就連她自己也認為是羞恥的。那時候她隻應該會打扮，會打麻將，會按著標準行禮如儀，而現在，她拿起了剪刀，像個男子一樣騎上自行車，過自食其力的生活了。 

    溥儀三妹的經曆比五妹更多一些。日本投降以後，她沒有立刻回到北京，因為孩子生病，她和兩個保姆一起留在通化。當時沒有財產，她恐怕留下的細軟財物和自己的身份引人注意，就在通化擺香煙攤，賣舊衣。在這個期間，她幾乎被國民黨特務騙走，她上過商人的當，把劃不著的火柴批發給她。她經過這些不平常的生活，到1949年才回到北京。 

    解放後，街道上開會，她不斷去參加，因為在東北接觸過解放軍和人民政府，她知道些政府的政策，得到了鄰居們的信任，被推選出來做街道工作。她談起來最高興的一段工作，是宣傳新婚姻法…… 

    這個經曆，在別人看來也許平淡無奇，在我可是不小的驚異。她(三妹)過去的生活比五妹還要“嬌貴”，每天隻知道玩，向我撒嬌，每逢聽說我送了別人東西，總要向我打聽，討“賞”，誰料得到，這個嬌慵懶散、隻知道謝恩討賞的“三格格”竟會成了一名社會活動家？乍一聽來，真是不可思議。但這個變化是可以理解的。我理解她後來為什麽那麽積極地宣傳新婚姻法，為什麽她會在向鄰居們讀報時哭出來，因為我相信她說的這句話：“我從前是什麽？是個擺設！” 

    從前，她雖然有著一定文化水平，名義上是個“貴”婦，而實際上生活是空虛的，貧乏的。她和三妹夫在日本住著的時候，我曾去信叫她把日常生活告訴我，她回信說：“我現在坐在屋裏，下女在旁用熨鬥燙衣服，老仆在窗外澆花，小狗瞪著眼珠蹲著，看著一匣糖果……實在沒有詞兒了。”現在，生活給她打開了眼界，豐富了思想，當鄰居那樣殷切地等她讀報時，她才覺出自己有了存在的意義。 

    在溥儀會見親屬的第二天，溥儀又收到了二妹來的信，信中說，她的大女兒，一個體育學院的二年級生，已經成了業餘的優秀汽車教練員，最近駕駛著摩托車完成了天津到漢口的長途訓練。 

    “此時，溥儀發現這才是愛新覺羅的命運的真正變化。”李輝告訴記者，“這次會見親屬給溥儀的震驚不小，他已經清清楚楚看見，愛新覺羅家族的兄弟姐妹們現在過著和常人一樣的幸福美滿的生活。”

第一次被弟妹喊“大哥” 

    1959年9月14日，國慶10周年前夕，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建議：特赦一批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9月13日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發布特赦令。特赦名單的第一名就是偽滿“皇帝”溥儀。 

    1959年12月9日，溥儀回到祖國的首都——北京。這是溥儀別離了35年的故鄉。在北京站站台上，溥儀看見了3年多不見的五妹和20多年不見的四弟。溥儀和他們緊緊地握著手，並聽到叫喊“大哥”的聲音。這是前半生中，妹妹弟弟們從來沒對溥儀叫過的稱呼。溥儀從這一聲稱呼中，感到了自己家族開始了新的生命。 

    當時四弟溥任幫溥儀提著唯一的行李——一隻黑皮箱，五妹和老萬走在溥儀兩旁，他們一起走出站台。 

    溥儀回來之後去看了二妹，這時她已辦起了街道托兒所，據現任郵電部門工程師的二妹夫說，二妹現在忙得連頭暈的老病也沒有了。三妹夫婦，四妹、六妹夫婦，七妹夫婦，溥儀也都看到了，三妹夫婦在區政協正參加學習，四妹在故宮檔案部門工作，六妹夫婦是一對畫家，七妹夫婦是教育工作者。 

    回到家裏沒多久，溥儀就要求溥傑與嵯峨浩離婚。溥傑苦不堪言。 

    據李輝回憶，1961年2月13日，正是春節前的臘月廿八，周總理、鄧大姐請愛新覺羅一家到中南海西花廳吃團圓餃子。周總理直截了當地說，今天請你們一起來過年，另外和你們商量一下溥傑的家庭問題。他出來了，他的夫人還在日本。要不要邀請他的夫人回來一家團聚呢？ 

    當時，大家都沒有思想準備，一時冷場。周總理請溥儀先說。他不同意嵯峨浩回來，認為這樁日本軍國主義包辦的政治婚姻，隨著日本戰敗早該解體，不應該再繼續下去了。溥儀當過皇上，他的話一錘定音，又冷了場。 

    周總理轉問溥任，“還是四弟說說吧。”溥任態度鮮明：“我歡迎嫂子回來和二哥團聚。他們夫妻是有感情的。我們不應該拆散這一對有感情的夫妻。至於兩國社會製度不同，我們大家可以幫助嫂子思想進步。”緊接著七妹韞歡發言，說夫妻團圓是人之常情，我們沒有理由不讓嫂子回來。她生活不適應，我們大家幫助她，她的思想也會進步的。這下氣氛活躍了，家裏人都讚成嵯峨浩回來，連年邁的載濤也表了態。周總理、鄧大姐很高興，當晚囑咐溥傑寫信請嵯峨浩回國團聚。這次會見從下午4時半直到晚上8時半。 

    一個在舊中國破碎的家族，在新中國破鏡重圓。 

    溥儀晚年和他的兄弟姐妹聯係十分頻繁，經常一起吃飯，看京劇，一直到他發現尿血住院，他的兄弟姐妹都是經常去醫院看望他，“溥儀晚年和任何一個尋常老人的生活一樣，享受著親情的照顧，這與皇帝時代的生活比較，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李輝對記者說，並且告訴記者：“這些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可以在1996年天津出版社出版的《溥儀日記》中得到印證。” 

    《溥儀日記》中這樣寫道： 

    (1963年)12月19日 星期四 

    下午，自習“二十五條”文章。 
    應三妹韞穎約，看東城區政協主辦京劇。 

    (1965年)5月16日 星期四 

    早，我買牛奶時打電話給溥傑，告以我和賢有病，不去了(溥傑做壽)。傑不快的答，今天他還來看我，並帶來食品。我說，不必帶食物了……我又給二妹韞和打電話，讓有時間來看。 

    5月31日 星期一 

    住院第6天。 
    下午，二妹韞和攜三秀來看(三秀帶來桔子水)。申伯純副秘書長、沈德純副主委來看。溥傑二弟來看。 

    7月7日 星期五 

    晚，到福綏境公社醫院檢查尿常規。
    晚，四弟溥任來，並帶來院中之杏。 

    記者在翻閱《溥儀日記》中發現1963～1967年溥儀和他的兄弟姐妹聯係一直十分頻繁，兄弟姐妹經常去看望他。從他第一次被弟妹喊“大哥”到最後在兄弟姐妹的照顧中安享晚年，這一切已發生了巨大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