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元梓和王榕楓——兩個女人，兩個文革（組圖）

聶元梓曾經是個野心勃勃的大學教師，她在北京大學貼出的大字報，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燎原烈火，迅速燃遍全中國。相反的例子乃是王榕楓（譯音）。她當時是北京外語學院的德籍學生。因為大膽上書毛澤東，針對瘋狂的毛式衝鋒隊般的紅衛兵組織，向毛澤東提出質疑，王女士被捕入獄，成為階下囚。

上述兩位女士所扮演的不同曆史角色及其不同的個人經曆，互相對照著折射出那個災難性的年代。當時，成千上萬的中國民眾遭受迫害和被殺害，國民經濟停滯不前。四十年過去之後，今天的中國當局又將這段曆史置入無聲的黑暗角落裏，既不作進一步的真相探究，也沒有公開的紀念活動，對那場人為的災難保持著可怕的沉默。

相比之下，紐約時報記者哈沃德.弗蘭契（Howard French）發自上海的報道，這兩位女士說起文革，與中國官方的沉默態度完全不同。她們兩位，用王榕楓的話來說，可謂“大膽無畏、直截了當”。

在一篇批評毛澤東政敵的文章公開發表之後，北大哲學係黨總支書記的聶元梓，馬上貼出了她的大字報。她在大字報上宣告，無產階級占領了北大。毛澤東從廣播裏聽到了這張大字報，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以此鼓勵中國民眾向黨內當權派開火。

文革風雲人物聶元梓　

聶元梓能夠做出那樣的“先鋒”舉動，並非偶然。查一下聶元梓履曆，便可知道，她有著相當悠久的革命經曆。聶元梓1921年出生於河北省滑縣。1934年就讀於開封市北倉女子中學。其兄聶真為中共滑縣組織創始人之一。受其影響，聶元梓1937年到太原市國民師範學校接受了“犧盟會”主辦的軍訓，1938年1 月在晉城華北軍政幹校學習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到延安學習和工作。1946年2月調任哈爾濱區委宣傳部長、市委理論處處長。1953年定為行政 12級，進入中共高級幹部行列。1963年調任北京大學經濟係副主任，1964年調任哲學係黨總支書記。

聶元梓當上紅衛兵領袖，隻不過風光了一年。因為意識到運動有些過份，不願繼續為虎作倀，她遭到了拘留，然後坐了17年的牢房。

如今，聶元梓已是85歲高齡，靠著朋友的接濟過活。回首往事，她堅持她並不知道當初那張大字報，會給她帶來如此一番人生。她說：“我全然不知我們其時正在走向一場災難。”她說，她隻是作為一個忠誠的黨員，執行了黨的命令。“一旦我意識到不該那麽盲從，不再緊跟黨，甚至反對他們，馬上就遭到了他們的懲罰。”

圖：紐約時報有關聶元梓和王榕楓的采訪報道　

王榕楓文革時才20歲。她參加了最早的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集會。當時，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正在走向瘋狂。她在廣場上聽到的演說，讓她想起了納粹第三帝國的種種話語。看著那樣的場麵，她感到非常恐怖。在接踵而止的幾個星期裏，教師相繼自殺，學生之間互相告發，她的母親被指令強迫勞動。她說：“我想到了納粹掌權的時代。”

王榕楓鼓起勇氣，給毛主席寫了一封署名信。那是一次頗具命運意味的上書。她在信中問毛：“你在幹什麽？你正在把中國引起何處去？”此信的結論基於這麽一個判斷：這個國家的領導人應該為整個國家走向史無前例的瘋狂而感到羞恥。她在信中寫道：“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而是一個人持槍操縱全體人民的惡行。”

這封信雖然一直沒有公開發表，但也給她帶來了長達12年半的徒刑，直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還沒有結束。毛的去世，使文化大革命走向終結，卻並沒有馬上給王女士帶來新生。

雖然身體相當虛弱，但聶元梓依然鬥誌不減。她最近在香港出版了一本自傳。她手持一張紅色的名片迎客，上麵印有她的像片。她拿著一個小巧玲瓏的手機，在書桌上每隔幾分鍾接聽一次電話。

被問及文革留下什麽教訓時，她說，“文革的教訓在於，民主應該得到真正的推進，讓每一個人都可以表達他們的意見，有關國家事務和其它方麵的工作。即使那意見是不對的，也必須允許表達出來，允許他人反駁。即使是今天，大字報依然應該得到允許。”

聶元梓坦承，她願意幫助和造訪文革受難者，比如當年的北大校長，她那張大字報的攻擊對象。那位校長當年曾經在校園裏被戴著高帽子遊街。其他還有一些被紅衛兵毒打和折磨過的所謂反動分子。

她說，那個更大的罪犯，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應該是國家製度。“想當年，我們相信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你必須無條件地服從黨。你無論走到哪裏，黨都在指引著你。”

後來運動失控，變成越來越混亂時，聶元梓開始後悔自己的角色了。據紐約時報記者哈沃德.弗蘭契的報道，在1967年8月與黨的高級領導人的一次會見中，聶元梓試圖辭去紅衛兵的領導職務。可是，她的要求被毛那位權力在握的妻子，江青，給拒絕了。數月之後，她幫助師生避免了學校裏反對派組織之間的一場槍戰。不久，她被捕入獄。

經記者核實，紐約時報的這一報道有誤。據維基百科的記載，聶元梓當時並沒有被捕。時至1969年，聶元梓依然當紅，出席了該年11月召開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並當選為中央委員咐候補委員。在這之後，才被安排到江西的北大分校農場勞動。直到1971年，聶才被隔離審查。1973年被安排到北京新華印刷廠勞動。聶元梓是在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被捕入獄的。1983年，時年57歲的聶元梓被判處17年徒刑。

紐約時報的報道還說，雖然被剝奪了退休金（直到最近才解凍），並且始終受著嚴密的監控，還不能在國內出書，但聶女士依然為打破官方對文革的沉默而努力著。她說，領導階層掩埋那段時期的記憶，是因為他們“害怕喪失權力。他們寧可讓文革被徹底遺忘。”

與聶元梓老說自己是盲從者不同，王榕楓說她從不懷疑她在信中所指出的文革後果。她也知道自己除了挺身而出別無選擇。

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抗議者遭到鎮壓的幾天之後，王女士離開了中國。此後，她在德國生活，做了一個小說家和國家官員。直至今日，說起因為她而受到牽累的人們，她依然會淚流不止。她那封信牽累了許多人，從她的家人到她所在的整個學校，都有人受株連，成為階級鬥爭所要清洗的對象。

因為自己的勇氣，王女士備受苦難。在1968年，她當時隻要認錯，就可能被釋放。但出乎那些審訊者的意料，她告訴他們說，他們給她準備的認錯書的紙太小了。他們問她，她需要什麽樣的紙。她回答說，“大到足以寫大字報的紙。”她當時準備向毛再度重申她的批評。

在短短數分鍾的電話采訪中，她被直截了當地問及，1966年，她在北京的蘇聯大使館台階上被捕的當口，曾經喝下4瓶敵敵畏試圖自殺。她引用她當時在信中所說的話回答說：“可憐的祖國，你變成了什麽？”

雖然彼此站在政治棋盤上對弈的兩邊，並且從未謀麵，但王女士向聶女士表達了她的同情，說聶女士：“是一個被人利用的悲劇人物。聶女士隻是走紅了一、二年，在隨後的十多年裏，活在一種非人的境遇裏。我很高興她依然活著，可以將自己的故事公之於世。”

王女士的怨恨僅僅針對毛澤東。她至今依然如此怨恨。針對中國官方對毛澤東7分功勞3分錯誤的說法，王女士表示，“要我來說，是3分功勞，7分罪惡。那場清洗把中國帶向崩潰的邊緣。死了那麽眾多的無辜民眾。這是不可饒恕的。他們不是犯錯，而是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