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朝鑄回憶錄08】中國駐美聯絡處的設立

前往華盛頓設立駐美聯絡處的先頭部隊，由外交部聯絡處的副主任韓敘率領。韓的仕途這幾年拾級而上，從一個禮賓部的官員開始，現在已經是大使級人員了。我們先頭部隊的任務是，為駐美聯絡處的工作人員和家眷尋找合適的工作地點和住所。一切妥當後，黃鎮大使便和其餘的人員和家屬來美。

1973年4月，在我們出發前幾天，周總理邀請代表團各成員到他家吃餃子。他就我們在美國的工作作出訓示。完了之後，他突然說出了驚人的說話：「這是我最後一次見你們了，也是最後一次跟你們吃飯了。」這有如晴天霹靂。我聽到有人在飲泣，有人在用紙巾抹淚。我則心潮洶湧澎湃，並混著恐懼。總理近來變得消瘦憔悴，他是不是病了呢？還是他在江青那一幫人的圍攻下，將被清算呢？他的宣布對我和對中國有什麽意義呢？

總理最近宴請了一些在華工作的西方人士。這些人都是共產黨人，不少更在中共政府工作，主要是翻譯和編輯宣傳文件。1960年初，當我翻譯毛澤東的著作時，我曾和他們合作過，其中包括美國人愛德樂（Sol Ader） 和柯弗蘭 （Frank Coe）。柯是馬克思經濟學家，曾在美國財政部工作。他在麥卡錫時代逃往中國。愛德樂則是在英國出生的美籍人士，也是經濟學家，曾與柯弗蘭共事。

周總理熱情地和這些外國朋友擁抱，並對他們在中國所受到的不公待遇表示歉意。那時，我覺得周的表現意味中國往好的方麵轉變。現在，我結合周的說話看起來，這無疑是一個人在利用他餘下的時間，解決他心中尚存的問題。

總理沒有向我們解釋他為什麽說這樣的話，我們也不好意思去追問。而正正因為總理說得這樣簡短，意味可能將有大事發生。我們同事間經常談到總理這些話，但沒有人知道它具體的意義。我們知道和看到的是，周總理老得很快。他不抽煙，但他看起來非常疲倦，就像一棵老樹將要枯萎一樣。

一個春暖花開的日子，早上的時候，中國代表團起程前往美國。途中我們在日本東京過了一個晚上。翌天下午，我們換乘一架波音747客機。這是我首次乘搭這種龐然巨物在空中飛行。我們雖然是下級幹部，卻被帶到客機上層的頭等艙裏，這無疑是航空公司給我們的特殊款待，像皇室成員一樣。我們的成員中包括了大使的司機。他也跟我們先頭出發以熟悉美國的交通法例及考取駕駛執照。他並會協助購買一部房車，以供大使之用。這位司機屬中年年紀，個性隨和，略肥。由於是高幹的侍從，他看起來頗有尊嚴。客機的機艙服務員見到他這個派頭，以為他便是中國大使了。她稱呼他為「大使先生」，殷勤款待。這位司機不懂英語，隻是微笑，許多時候莊嚴地點點頭。所以，每次服務員來的時候，我們都好容易才不笑出來。

我們的目的地是洛杉磯。我最後見它的時候，是二十三年前了，當時我正乘坐輪船來美國。現在再來的時候，我已經是飽經憂患的中年漢了。在機上用過晚餐後不久，播音器突然傳來了機長的聲音：「各位乘客，我是機長。你們有些人可能已留意到，飛機的一個引擎正發生火警。請不要過份驚恐。747客機的設計，是隻有兩隻引擎也可以正常飛行。同時這種飛機的設計，可以在空中把引擎除掉。我現在正準備這樣做。當我把引擎拋掉的時候，你們會感覺到飛機有輕微的震動和搖擺。請不要擔心。並請留在座位上，扣緊安全帶。客機將會在夏威夷緊急降落，乘客可轉乘另一班機繼續前往目的地。」

幾分鍾後，飛機果然搖了一下。從我的座位，我看不到什麽景象，但我可以想象到一個著火的引擎，從機翼脫離出來，跌向下麵的茫茫大海。我見到我的同僚有些滿頭冷汗，眼睛睜得有如銅鈴大。至於頭等機艙那位服務員，她是震顫得這樣厲害，竟把一杯橙汁倒在我新造的西服上。

我經常坐飛機陪同總理東征西走，「身經百戰」，對飛機發生事故並不害怕。我憐惜的反然是我的新西服。到了夏威夷檀香山機場後，美國國務院從洛杉磯趕來的人員以及本地的官員非常驚惶失措地向我們表示歉意。我可以想象到當他們收到載著中國第一批使館人員的飛機機件出了問題，可能掉進太平洋的消息時，麵上會是怎樣的惶恐。如果我們真正沒入太平洋，我想飛機失事的陰謀理論會成為人們的千古話題。

小休之後，我們繼續旅程。這次安然無事抵達洛杉磯。我們被送往機場附近一所酒店。人人都顯得疲憊異常，一早睡覺，但我卻不能入寐。如果給我選擇的話，我非常渴望在外麵走一下。但我們的紀律非常嚴格，在國外旅行時，一個人不準出外，更何況這裏是美國呢。因此，我隻能困坐在房間裏，遙望外麵城市的燈光，回憶過去一切。

第二天，我們飛往華盛頓，由兩國美國國務院的人員伴隨我們。他們並對各種安排給我們作了一般的介紹。飛機在杜勒斯國際機場降落。在走出機場出口時，我一眼便看到我的哈佛宿舍房友黎赫白（Herb Levin）。我們熱烈握手，歡暢地交換笑容。能夠和一個青年時代的朋友再見麵，像往日一樣互相取笑，這感覺是蠻好的。

我們住在五月花酒店，距離白宮僅五個路口。在我們這個小群體中，隻有我一個人是感覺到回到家裏一樣。黎赫白和國務院的其他同僚也協助我們物色聯絡處地址。我們來自中央的指示是，要找一座獨立的屋宇，以免「隔牆有耳」，給人偷聽。由於我的英語能力，以及我對美國文化的熟悉，我成為我的同僚的顧問。他們總是問：「朝鑄，你覺得怎樣？」

一天，我們駕車外出，正要駛過石溪橋（在華盛頓西北方）的時候，我瞥見一座叫溫莎公園（Windsor Park）的古老而別致的、維多利亞建築式樣的酒店正在出售。這酒店附近有幾個使館，我認為正合我們之用。黃鎮大使也同意了，於是我們用略為超過五百萬美元的價錢買下了。地產經紀告訴我們，日後我們把它出售時，將會賺大錢。除此之外，我們還在附近購買了兩個物業，其中一個附有遊泳池和網球場，準備給高級官員之用。

雖然美國國務院的官員熱誠地幫助我們，但我們抵達華府的時候，正值美國出現自從南北戰爭以來總統最大的危機—水門事件。我們到達華盛頓之前的一天，尼克鬆總統公開承認，政府中可能有人涉及用不法手段針對他的政治對手。我們的新朋友遇上了麻煩了。而當我為我的同僚翻譯電視報導的時候，我見到他們都甚為擔心。「他會被清算嗎？」他們問。我盡力回憶我讀過的美國憲政史，但卻不記得美國總統在什麽情況下會被轟下台。我把我們的憂慮告訴黎赫白，他著我們不必擔心：「告訴你們的同誌放心。政府的對華政策不是讓尼克鬆卷入麻煩的原因。你們不必作任何表示。」雖然如此，我們還是憂心忡忡地看著水門事件的逐步發展，而幾個月之後副總統艾格紐也因貪汙醜聞而宣告辭職了。

黃鎮大使於五月來美就任。他來的時候穿著毛裝，戴起平頭軟帽。我們在機場迎接他。他是一個資深的外交家，政治上算是一個「好人」，我在他手下幹事感覺十分放心，也感到受尊重。他曾駐節印尼和法國。他之前在軍隊中是個將軍，曾參與長征，和日本、蔣介石打過仗。他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藝術天份，長征中留下了好幾幅素描畫。他是唯一有中央委員身份的外交人員。

由於黃鎮上任時，我們的住所和辦公室仍未裝修好，因此我們仍然在五月花酒店住宿和辦公。為了工作需要，我們與白宮之間安裝了熱線電話，以便韓敘和我可以和基辛格的副手史高哥羅夫將軍 （Gen. Scowcroft）直接聯係。在最初的幾個月裏，我們和美方人員開會是很多的。到後來我們搬到溫莎公園後，我和韓敘的辦公室都各自安了熱線。

像周總理一樣，黃鎮大使對我非常信任，鼓勵我在美國體製內認識多些朋友。我被任命為政治部聯絡處的副主任，主要對手是美國國務院中國部的人員。除此之外，黃鎮大使也著我廣泛結交眾議員和參議員。我和大使有許多次的談話，研究誰是有影響力的國會議員，並起草名單，以決定誰應該拜訪，誰應該邀請吃晚飯。自從49年解放及美國決定支持台灣後，國民黨在美國國會中已建立起強大的遊說團。黃鎮大使明白我們應該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我們和好些政治人物會麵。黃鎮認為我們的一些規矩，例如不能和外國人單獨會麵，荒謬不當，因為這會使外國人不能暢所欲言。他運用他的權力著我們和某些人士單獨會麵，例如他派我接受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賴斯頓（J. Reston） 的訪問。而我也乘機刺探水門事件的進展及不公開的內情。

聯絡處的第二號人物韓敘，則非常注意和遵守一對一的禁條。我時常陪同他參加聚會，他永遠不會離開我的身邊。有時我走開同其他人握手，他也不滿意。1974年，中國國內的政治氣氛又再熾熱起來，人人自危。聯絡處的左派也開始批評黃鎮。而由於我的美國背景和與美國官員的良好關係，我亦難免受到懷疑。

1974年1月，我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和來自中國的同事一起辦公，他們告訴我鄧小平複出和恢複政治局委員地位的消息，我高興得在房間裏跳起舞來。鄧小平是好人，他是周恩來的盟友。然而，即使如此，隨著毛澤東健康的惡化，中國政局愈來愈不穩定。周恩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最重要的人物，也似乎在褪色中。江青利用毛澤東的病情為所欲為。她力圖壓製周恩來，大力鼓吹「不破不立、先破後立」。一班老革命家被有計劃地清算、流放，有些更被殺或自殺。彭德懷元帥，韓戰我軍的最高統帥，被紅衛兵毒打，受盡折磨而死，時間是1974年11月。我的妻子向同也因為她和台灣的關係，（她的父親49年去了台灣）而遲遲不被批準來美和我相聚。

還有一事，也是荒謬得可以。文化部派遣一個代表團訪問上紐約州的康寧玻璃器皿公司，目的是商量合作生產電視。這是江青的意思，她希望透過電視把她的革命樣板戲向全國傳播。訪問結束的時候，康寧公司致送一個紀念品給客人--一個手工製作的水晶蝸牛。代表團返回北京後，外交部一個極左派給江青寫了一封信，控訴代表團團長接受這個禮物是賣國行為。

信中說這是對中國的一個侮辱，譏笑中國的進步像蝸牛那樣緩慢。

江青把憤怒發泄到總理身上，因為總理批準這個訪問。她要求駐美聯絡處發出正式聲明，抗議此事。然而，在這個問題上，連聯絡處的左派也不同意。結果我們發回一封長長的電報，解釋情況，最後「蝸牛事件」不了了之。

1974年年初，我的好朋友黎赫白已經離開國務院，回到哈佛任教。我們兩人安排黃鎮大使和聯絡處一些人員訪問哈佛。黎赫白從哈佛所在的波士頓劍橋區飛來華盛頓陪我們到哈佛。我們在國家機場會合。在登機前接受行李檢查的當兒，黃鎮大使對黎赫白說：「我不要檢查行李。」

黎赫白向他解釋：「大使先生，你是享有外交轄免權，但這隻限於小袋子，至於帶上飛機的手提行李，是要接受武器和爆炸品檢查的，每人都要這樣，這是為了大家的安全。」但黃鎮大使，一個不習慣接受命令的將軍，有點猶疑不決。他不滿地說：「我看不出有什麽理由。我沒有武器，也沒有炸彈。」

「這個自然，」黎赫白說。「但即使這樣，我們仍然要接受檢查。沒有人可以例外。」僵持了一會之後，黃鎮大使最後交出他的行李，讓X光機檢查。檢查員停了他的輸送帶，指著熒光幕。黎赫白探頭一望：「這好像一把長刀。」黃鎮大使交代說：「自從對日抗戰開始，我便隨身攜帶這刀。睡覺的時候，我把這刀放在我的枕頭下麵。這是我的習慣。」

我嚇了一跳，我曾經和他同一個房間睡覺!

我完全不知他枕頭下麵有一把刀。後來我發覺他的妻子也不知道這事。他為什麽這樣做呢？我隻能猜測，這可能是迷信或作為一個吉祥物。

黎赫白安慰黃鎮大使說，他會把這刀交給機長保管，旅程完畢後再交回給他。大使沒有辦法，唯有接受。我有興趣知道這把刀背後的故事，以及有多少日本人的血在這刀上流過。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原文如此——雕塑佛注）

我在駐美聯絡處的生活，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愈來愈不愉快和失落。因為雖然周總理已經發出指令，而毛主席也批準了有關名單，可是我的妻子向同仍然不能夠來美。經過了兩年，我的頭發已白了很多，我的健康也因壓力和心情鬱悶而日走下坡。

接著是更加令人不愉快的消息。韓敘探親後自北京回來，他私下告訴我周總理患了癌病，而且正在尿血。我最擔心的事情最後發生了。韓敘告訴我不必太擔心，因為病情「不嚴重」。我不相信他，也不信任他。我非常疲倦、苦悶和寂寞。我告訴他我應該回國了。他大為驚奇，問：「你怎麽知道？不久你便會收到回國的通知了。」黃鎮大使反對我回國，但是沒有辦法。

基辛格聽到我快要回國的消息，邀請我到他的辦公室一敘。他說他聽到周恩來總理患癌病的消息：「如果你們接受的話，我可以安排美國最好的癌病專家到中國給周總理治病。」我覺得這真是一個大幫忙，而且也可以回答總理這麽多年對外的照顧。我把基辛格的好意電告北京，可是毫無回音。於是我隻好悵然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後，我聽到總理病得很重，看來我沒有機會再見到他了，就像他兩年前說過一樣。而且，我也被委派負責其他工作，再不過問任何與中美關係有關的事情。在我離開中國的兩年期間，外交部的兩個女人盤踞了外交部。她們利用可以上通天庭（即毛澤東）的關係，代毛起草外交指示，而這些指示必須照實執行。我已經47歲了，我看不到自己有什麽前途，無論在外交部，或在其他地方。我就像一隻待宰的羔羊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