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裏長子萬伯翱憶舊：“鄧樸方是我的同學”（圖）

萬裏和夫人邊濤與五個子女合影。後排左起：萬季飛、萬仲翔、萬伯翱、萬淑鵬、萬曉武

　　萬伯翱的名片上，印了十多種頭銜，除了他的主業國家體育總局人力資源中心主任之外，他還擔任大學的客座教授、協會理事、作協會員、報紙評論員等。他還有一個沒印在名片上，卻被人提到最多的稱謂：萬裏長子。“我不喜歡被人這麽稱呼，非常不喜歡。誰也不能靠老子一輩子。”萬伯翱說。但是，媒體在報道他的時候，萬裏的名字總會一同出現。在朋友圈子裏，他的綽號是“萬老大”。提到父親萬裏時，萬伯翱最常用的稱呼是“老爺子”，有時候也會叫“委員長”。萬裏如今已經年近九旬，萬伯翱也已步入花甲之年。

　　建國初期，他曾在為幹部子女設立的西南軍政人民小學讀過書，“當時學校的校長是鄧小平的夫人卓琳同誌，鄧樸方是我的同學”。這個喜歡搗蛋的孩子給卓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若幹年後，他在北戴河再次見到鄧小平一家時，卓琳開口便說：“萬伯翱，不調皮了吧？是少先隊員了，該變成好孩子了。”

　　無論多調皮，萬伯翱對父親還是畏懼的，而萬裏對子女的要求也很嚴格。“他那時一再教育我們不要搞特殊化。我從來沒有用過他的紅色電話，他的專用汽車我都沒坐過。老爺子當鐵道部部長時，有一節火車專用車，我家的一個親戚為占便宜，想直接上這節車，就不用買票了。但老爺子說：‘這節車叫公務車，公務車是給部長做公務用的。私人不可以用公家的車。’”

　　18歲時，萬伯翱沒有考上大學。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北京市常務副市長的萬裏，決意送這位長子到河南省西華縣黃泛區農場進行鍛煉。“那是1962年9月6日，距今整整42年了。”萬伯翱對這件改變了他一生的事記憶猶新，“當時家裏人基本上都不同意，媽媽和奶奶認為我年齡還小，而且猛然從一個高高在上、沒經過風雨的學生，突然要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一個人到那種環境裏去，肯定吃不消。到底行不行，我自己當時也不知道，既然父親已經決定了，就闖一闖吧。”回憶起那段往事，萬伯翱對父親表示理解。“知識青年下鄉是中央的決定，他就是中央的一員。”1963年春節前，他給父親寫了一封信，表達了自己想回家過年的心願。萬裏在回信中說：“中國的傳統節日春節快要到了，你來信問是否能回北京來探望親人。我同你媽媽商量後，覺得全家雖然都很想念你，都想見到你，但為了你更好地進步，更好地鍛煉，你還是不回北京的好。”這封信被《中國青年報》全文刊登。當年9月，該報又以頭版頭條刊發了《市委書記的兒子在鄉下安家落戶》為題，報道了萬伯翱的事跡。他成了那個時代的典型，得到了周恩來的表揚。

　　到黃泛區的第4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了。萬裏被打倒了，關押在秦城監獄。伴隨父親的命運起伏，萬伯翱一下子從下鄉知青的典型，變成了修正主義的苗子，戴上了“劉少奇的黑樣板，資本主義的小黑瓜”等帽子，被“監督勞動”。

　　在黃泛區一呆10年。1972年，萬裏的問題被定性為“內部問題”，萬伯翱也隨後作為工農兵大學生被保送到河南大學英語係。畢業後，萬伯翱被分配到總參炮兵學院工作，雖然當時英語人才稀缺，但他穿上了軍裝卻遲遲戴不上領章和帽徽，因為當時萬裏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再次被打倒。“四人幫”垮台後，萬伯翱很快就得到了遲來的領章和帽徽，並晉升為連級軍官。隨後萬裏再次複出，出任安徽省委書記，在那裏拉開了農村改革的序幕。此後官至國務院副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伯翱的仕途和生活也開始順風順水。他調入北京武警總隊九支隊，從基層幹部幹起。1986年轉業時，已經是武警部隊某部的團政委了。萬家四兄弟都當過兵，老大的軍銜是最高的。1987年，轉業後的萬伯翱被派往國家體育總局任對外宣傳處處長，後又調到中國體育雜誌社任社長、總編輯，現為國家體育總局人力開發資源中心主任，正局級。在萬家的子女中，老四萬季飛的職位最高，現任中國貿促會會長，正部級。

　　作為高幹子弟，是否會得承父蔭，萬伯翱坦承“不能說沒受益”。“這得分兩方麵講。一方麵耳聞目睹，受到革命傳統教育熏陶，這肯定是有利的；也有不利的，反倒因為是高幹子弟，就像劉少奇的女兒要入黨，劉少奇一句她不夠格，她就入不了。我也碰到過這種情況，老爺子一句讓我好好鍛煉，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我這一去就是10年。”

　　與回憶舊事相比，萬伯翱更願意提及現在從事的工作，他喜歡說自己“推動了體育總局的一項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是組織中國的優秀教練員援外，目的地大都是第三世界國家。

　　萬伯翱為自己推行的這個援外計劃興奮不已，並坦承60歲的自己“還是有一些改革的觀念和勇氣”。

　　（《時代人物周報》作者薛京、馬昌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