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肩“永樂大典”的國寶藏書：“趙城金藏”（組圖）

趙城金藏·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  金天眷二年至大定十八年(1139年—1178年)刻

　在北京國家圖書館新館的一間藏書庫裏，一排排書櫃比肩而立，裏麵的卷軸碼放齊整。不論春夏秋冬，室內溫度始終保持在20攝氏度，淡淡的書香彌漫。

    這裏珍藏的是一部長達4813卷的金代漢文大藏經《趙城金藏》，它名列國圖四大鎮館之寶，與之比肩的是《永樂大典》、《敦煌遺書》和《四庫全書》。但與後三者相比，《趙城金藏》現於亂世，經曆過更多的顛沛流離。從它被發現那天起，就注定了一段頗不平靜的身世傳奇。

    佛經現世

    1933年，山西平勝府趙城縣廣勝寺迎來一位風塵仆仆的高僧。來人在佛教界素有名望，人稱範成法師。此時，範成法師已經在陝西、山西兩地的名山古刹間往來數月有餘。

    範成法師不辭辛勞徒步行腳，是受了上海的影印藏經會所托，查訪藏經舊本，好為即將付梓開印的宋版藏經補全殘卷。就在地僻人稀的廣勝寺裏，範成法師意外地找到了12個藏經櫃，裏麵竟然珍藏著5000多卷漢文經卷。

    雖然紙卷泛黃、塵穢封積，但字跡清晰可辨。範成法師查點發現，這些經卷每版一麵二十三行，每行十四字，字體極為古樸。其中印有宋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的跋文，捐資刻印的信士。刻版之始，或為五代末年，而刻竣印經，極可能是在金代。

    範成法師喜出望外，他精通佛家典籍，但這種版本卻從未見過，甚至在各種記載中也未見端倪。由於不為世人所知，這部藏經反倒較為完整地保存下來。範成法師從中找到了不少元明以前佚失的經論原文。

    消息很快傳開，引起不小轟動，津滬各報將此事稱為“向所未知，而近日始發現”，“中外人士連袂攝履往趙城探討者不絕”。小小的廣勝寺名噪一時。

    其實，這部佛經隻是長期未被外人所知而已，在當地流傳的民間故事裏很容易找到它的蹤影。

    相傳，金代潞州長子縣百姓崔法珍，自幼眼疾，父親崔進帶她四處求醫不成。一天，父女兩人來到廣勝寺，住持和尚給了一些藥丸，讓回去之後，每天吃一粒，連吃14天，到了第15天，崔法珍的眼疾痊愈。從此，崔法珍便立下宏誌、許下心願：一定要為佛門做出貢獻，哪怕窮盡畢生力量。

    崔法珍長大成人以後，便開始“還願”——用畢生精力為佛門做事。她“斷臂化緣”，用自殘的方式來感動善男信女，先後在山西、陝西等地化緣籌措資金，然後以北宋《開寶大藏經》為底本，雕刻佛經，前後曆時30年。

    據史書記載，《開寶大藏經》正是我國第一部木刻大藏經，刻印於北宋時期，內中收錄了唐僧玄奘法師從印度取回的佛經。然而歲月滄桑，千百年後，流傳下來的大藏經多有殘缺，難窺原貌。廣勝寺保存的這部大藏經便成了稀世孤本，自然異常珍貴。

    範成法師在廣勝寺呆了5個多月，才將所存經卷基本整理完畢。他還遍訪附近村落，購回300多軸散失在民間的散卷。因為這部佛經雕刻於金代，藏於山西省趙城縣廣勝寺內，世人稱為《趙城金藏》。

    範成法師離開之後，我國著名佛學家歐陽竟無於1934年遣弟子蔣唯心前往廣勝寺進一步考察。蔣唯心經過40多天的研究，編定《趙城金藏》簡目，寫成一萬五千多字的《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蔣文刊發以後，廣勝寺珍藏的《趙城金藏》更加受到國內外學術界和佛教界的高度重視，也由此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佛經爭奪戰。

　日寇覬覦

    2009年1月，記者來到廣勝寺。

    這是一座千年古寺，據傳始建於東漢建和元年，距今1862年。廣勝寺位於霍山南麓，又分為上寺和下寺，下寺位於霍山腳下，上寺則在半山腰上，各自獨立，自成一體，通過盤山公路相連。從下寺出發，大約三四分鍾車程，可以到達上寺。歲末隆冬，山間的遊人和香客寥寥無幾，但這無妨名刹古寺的肅穆莊嚴。

    76歲高齡的扈石祥老人退休前曾在洪洞縣宗教局工作，因工作需要，他長期關注並研究《趙城金藏》，對《趙城金藏》的身世如數家珍。

    老人介紹說，《趙城金藏》原本存放在廣勝寺下寺。在它被範成法師發現以前，曾遭受過一定程度的破壞。當時，下寺的僧人不理佛事，寺院荒蕪，少人管理，廟產遭劫。附近村民、遊人隨便出入，藏經櫃子也經常敞開，想取者自由取用。有些人拿了經卷回去糊窗戶和貼牆壁，也有些人拿了經卷掛在家門口“辟邪”，還有些人因家人生病，拿了經卷回家燒了做“藥引子”，更有甚者拿了經卷去賣錢。寺院一位得道高僧聞知此事，趕緊把《趙城金藏》搬到廣勝寺上寺的彌陀殿，加以保護。範成法師發現經藏時，經藏尚存5000餘卷。而事實上，全版應該將近7000卷。

    1936年，趙城縣裏來了一位不速之客。來人隸屬日本東方文化研究所，借著考察的名義直奔廣勝寺而來。麵對僧眾，此人倒也爽快，三言兩語直奔主題。他提出收買《金藏》，開價22萬銀元。結果遭到了廣勝寺僧人以及護法居士的斷然拒絕。

    日本人賊心不死。過了一陣子，又有日本僧人專程來拜訪廣勝寺，目的當然還是《金藏》。這一回，開出的價碼更是高得嚇人：每市尺1銀元。5000多卷經文，全部鋪開，那該有多少尺呀。不過，當時也沒有機會測量，因為廣勝寺根本不願賣。人們已經了解到了經藏無法估量的價值，況且，將國寶賣給日本人，豈不是成了民族罪人？

    但是，情勢急轉直下。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兩個月後，山西雁北地區淪陷於日寇的鐵蹄之下。半年後，日軍已經占領了趙城、洪洞等縣。

    廣勝寺正處於日軍占領區。日軍的一個中隊在趙城縣城駐紮，距離寺院西北15公裏，而寺院西南15公裏外的洪洞縣則駐紮著一個日軍大隊。南麵的蘇堡鋪也有日本兵，那裏距離廣勝寺有7公裏。霍山腳下的道覺村一個日軍駐點離寺院更隻有2公裏。

    虎狼環伺。僧人們深知，日本方麵對《金藏》覬覦已久，國寶命運堪憂。

    那個時候，廣勝寺的住持是一位得道高僧，人稱力空法師。當初，力主把《金藏》從下寺轉移到上寺看護的人，正是這位力空法師。在日後發生的故事裏，他是最關鍵的人物。

    力空法師的孫子任小德老人，今年72歲，在洪洞縣趙城鎮許村開藥鋪。“我這點看病、抓藥的本領還是跟爺爺學的呢。”說起爺爺力空法師，老人操著晉南口音，話立馬兒多了起來。

    老人說，力空法師1891年生於山西省趙城縣許村，俗姓任，名重，後來改名為重遠，字毅儒。6歲入私塾，13歲入趙城縣簡城書院學習，21歲當選縣議員。1918年4月，任重遠考入山西省行政研究所，以優異成績畢業後，被任命為安澤縣第三區區長兼警佐，從此步入政界，先後擔任過河北省行唐縣、靈壽縣和山西省定襄縣縣長。

    任重遠33歲那年大病一場，有人說他是奔波政界所累，建議他學點佛學。隨後，他結識了一位高僧。在接受了佛教思想之後，更覺仕途險惡，任重遠初步有了皈依佛門的想法。

    1931年，任重遠最心愛的第4個兒子突然暴病身亡。在任重遠心中，這個兒子最聰明，學業最好。他把對下一代的希望，幾乎全都傾注在這個兒子身上。然而，命運卻如此作弄人，使他對未來的一切都徹底失去了信心。於是，任重遠扔下官位、名利，於1932年8月2日在太原城南雙塔寺剃度為僧，法號力空，受戒完畢即隨妙舫法師回到趙城縣興唐寺，開始佛門生涯。1933年11月，力空法師當了太原崇善寺的住持；1936年，他又回到趙城老家，隱居於廣勝寺；1937年2月，廣勝寺住持波羅法師圓寂，力空被公推為廣勝寺住持。

    就在力空法師為日軍包圍下《趙城金藏》的安危而憂心忡忡的時候，一個名叫張奇玉的人跑來給他傳了一個口訊。

    兩拒轉移

    這個張奇玉其實是趙城縣的一位紳士，在當地頗有名望。他也希望力空法師把經卷交出來，但不是交給他，而是交給國民黨軍第14軍軍長李默庵。

    當時，國民黨軍第14軍奉命駐防晉南，而軍長李默庵就住在張奇玉的家裏。

    張奇玉所轉達的，其實是國民黨方麵的意思。他對力空說，李默庵軍長奉蔣委員長之命，為了保護好經卷，準備將經卷運往西安，而李軍長已經準備好火車車皮，要求寺院方麵盡快整理、轉運。

    按理說，這是中央政府的命令，理由出自民族大義，聽上去也言之鑿鑿。但是，力空法師卻猶豫了。

    據長期關注《趙城金藏》的學者介子平介紹，民國初期，一些僧侶勾結不法之徒，將廣勝寺的一幅元代壁畫盜賣給美國商人，曾在社會上引起較大反響，寺院當家人也遭到過來自各方的詬病。而這次李默庵突然提出要將寺院的經卷運走，力空法師必然心有顧慮，而且他從心眼兒裏也不信任蔣介石及其軍隊。

    但又不好正麵拒絕李默庵，於是力空法師找了個理由說：經卷屬於趙城縣保存的中華瑰寶、佛教經典，不是某個人私物，不能作主。

    但李默庵不甘心，既然力空法師說自己做不了主，他便召集了趙城地方官員、當地紳士、寺院住持等人再次商議經卷轉運事宜。

    誰知，眾人並不配合，反而直言不諱地提出了一個讓李軍長難於回答的難題——如果西安淪陷，能確保經卷無虞嗎？

    李默庵隻好說，如果西安緊急，經卷再往後方轉移，可運往重慶。話裏話外，毫無底氣。

    當地官員、紳士、寺院僧人見狀，進一步緊逼，要求李軍長打出保票——中央軍是否能夠保證經卷安全。

    麵對守護國寶的重任，李默庵不敢信口開河亂拍胸脯，他自然無法做出任何確保經卷安全的承諾，此事隻好作罷。

    第二天，力空法師便立刻將幾千卷擺在彌陀殿明處的經卷全部轉移到上寺塔院的飛虹塔內，放置在塔內三四層暗藏起來，然後用磚將上塔通道門砌死，封存起來。對外宣稱《趙城金藏》已經被李默庵軍長運走了。

    但支走一個蔣介石，又來一個閻錫山。1938年2月7日，83師師長馮欽哉根據閻錫山的旨意，派人來到廣勝寺和力空又一次商談起經卷轉運的事情。

    據說，力空法師向來人一連提出了好幾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往哪兒運？藏什麽地方？是否安全可靠？

    來人告知，將把經卷轉移到吉縣的大山裏去，那裏是閻錫山的“克難城”，地勢險要，能攻能守，安全可靠，萬無一失。

    力空法師本來就對把經卷讓閻錫山保管不太信任，更對路途上的運輸安全顧慮重重。因為當時日本人占領了洪洞、趙城，封鎖了南同蒲沿線各縣，根本無法將經卷安全運送到閻錫山的“克難城”。

    力空最後說，萬一在路上遇到不測，這種損失永遠都無法彌補。這句話終於嚇退了來人。

    閻錫山轉移《趙城金藏》的動議也擱淺了。

    “力空法師是舊官場的過來人，對蔣、閻的本質看得很清楚，不但信不過蔣介石，同樣也信不過閻錫山。”學者介子平分析認為。

　  十萬火急

    拒絕了蔣介石和閻錫山的要求，力空法師又陷入了另一層擔憂，怎麽對付日本人。

    廣勝寺早已故意放出風去，說《趙城金藏》已經被國民黨的李默庵軍長運走了。但顯然沒有騙過狡猾的日本人，力空法師聽到風聲，說日本方麵仍然在探詢佛經的下落，而道覺村據點的日軍小隊長小野時不時地上山來，參觀寺廟，四處打探，總被眾僧含糊過去。

    此後兩三年，力空法師一步也不敢離開廣勝寺。

    1942年春天，道覺村據點駐紮的日軍通知力空法師，說日本東方文化考察團要到廣勝寺考察，並特意提出要上飛虹塔觀光遊覽，日子特意選擇在農曆三月十八。

    法師一聽，心急如焚。

    自從僧人們將《趙城金藏》藏於塔內之後，力空法師便以戰亂為由，宣布飛虹塔不再向遊人開放，更不得上塔觀光。

    但農曆三月十八這天是個特例，因為從每年的這天開始，廣勝寺都要舉辦為期十來天的大型廟會，廟會規模甚大，附近的政學工商各界以及村民都將雲集此地。更關鍵之處在於，按照舊例，廟會期間，飛虹塔要對外開放，遊人可以登塔參觀。所以希望在這個特殊日子裏登塔參觀的要求不算過分。

    這一招可謂老謀深算。顯而易見，日本人很可能已經打聽到佛經就藏在飛虹塔裏的消息了。

    情況十萬火急，萬分凶險。力空法師曾在多年後所寫的回憶手記裏這樣寫道：“聞知此息，日夜焦急，坐臥不安，數夜不能成眠”。危機時刻，力空法師想到了一個人。

    這人名叫楊澤生，時常到廣勝寺來拜望力空法師，因此結緣。力空法師知道，這位楊澤生正是趙城縣共產黨領導的抗日縣政府縣長。

    力空法師“想來想去，隻有請八路軍運走此經，而有保存之希望。但是，運走之後，日軍知情定要興師來山問罪，必有性命之虞”，但他又想到：“我既誓願在先，為法舍身，要我性命，這不是要我早離娑婆苦地麽？”

    於是力空法師最後拿定主意，請八路軍來保護《金藏》。事不宜遲，他沿著崎嶇山路連夜趕往10多裏以外的趙城抗日縣政府所在地——興旺峪。

    在自己所住的窯洞裏見到力空法師，這讓縣長楊澤生覺得很意外，因為他知道力空法師一般不會離開廣勝寺半步，一定是有什麽重要事情。

    力空法師詳細報告了日本人要上飛虹塔意在奪經的情況。楊澤生一聽，感覺事關重大，立即向縣委書記吳辰、太嶽二地委匯報。二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史健當即向太嶽區報告。當時，在霍山附近活躍著一支八路軍隊伍，叫太嶽軍區，這支隊伍的領導人正是陳賡、薄一波等人。

    太嶽區黨委迅速將此事上報中央。黨中央回電指示全力搶救《趙城金藏》，並要求嚴格保密，限期完成任務。二地委書記史健命趙城縣委負責人和力空法師共同研究轉移、護送經卷的行動方案。

    經卷不比一般的物品，力空法師一口氣提出了三個條件：一、經卷要裝入布口袋；二、搬運時要裝箱；三、盡量爭取轉運到延安，以防敵人掃蕩時丟失。

    對力空法師所提條件，楊澤生在日後的回憶中這樣記錄：“我們都答應了，當時的想法就是先搶救出來再說。……期間往返商談聯絡人是石門峪教員楊百順。”

    經過秘密商談，確定了搶運時間必須在農曆三月十八日以前，最後定在4月27日(農曆三月十三)夜裏行動。

    做回唐僧

    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時任太嶽軍區二分區基幹營一連指導員的王萬榮被緊急召喚到軍分區。

    一見麵，司令員李明如就問他們：是否知道唐僧到西天取經的故事？連同先一步到達的基幹營教導員劉一新、副營長羅誌友都一頭霧水，他們隻是使勁地點頭。

    李明如詼諧地說，這次任務是當一回唐僧——取經：急行軍170裏山路，務必在4月27日到達霍山，轉移《趙城金藏》。

    為了這次行動，軍分區派出了基幹營一個連的兵力，帶隊的是副營長羅誌友和王萬榮。縣遊擊大隊作配合，負責搶運現場和周邊對敵警戒。縣長楊澤生坐鎮郭家節村轉運站統一指揮。

    任務布置完畢，連隊馬上集合出發。

    經過一天一夜的急行軍，27日下午4時左右到達一片桃樹林駐紮，這裏距廣勝寺隻有20多公裏。部隊就地休息，一是等待偵察員回來報告情況，二是等待天黑執行任務。

    戰士們靠著樹幹小憩。一個名叫陳宗文的安徽籍小戰士好奇地問王萬榮，《趙城金藏》是金銀財寶還是珍珠瑪瑙？旁邊的一個老兵告訴小戰士，《趙城金藏》是和尚念的經書。小戰士當時就糊塗了，疑惑不解地問，八路軍不信佛，為什麽非要把它弄出來不可呢？王萬榮解釋說，《趙城金藏》可不是一般的經書，而是國寶。

    與此同時，山下正上演著一出聲東擊西的好戲。在趙城縣委、縣政府的布置下，當地民兵在山下村莊活動，造成聲勢，並故意放出風聲——遊擊隊要攻打距廣勝寺西南15華裏的明薑村日寇據點，從而轉移了敵人注意力。

    天一擦黑，連隊馬上行動，悄無聲息地來到廣勝寺周圍。這時，配合行動的遊擊大隊也部署完畢，他們埋伏在通往廣勝寺三條必經之路的兩旁，密切注視著幾公裏之外的日寇據點。

    而力空法師早已率領眾僧把經卷從飛虹塔裏傳遞出來，堆放在院子裏。

    “要在很短的時間內把5000多卷經卷從飛虹塔裏搬運出來，確實非常不容易。”專家段建鳳說。

    飛虹塔的整體造型為八角十三級，塔身通高47米，全部磚砌。塔內樓梯陡峭、狹窄，隻能容一人通行，兩人無法錯身，一至三層沒有窗戶，裏麵漆黑一片，兩旁沒有扶手，隻有每隔一定距離砌在牆壁上的凹槽供人攀爬時著力。那些愛國愛教的僧眾就是從這狹窄、陡峭、漆黑的通道裏憑著感覺手手相傳，把幾千卷經卷快速地傳遞出來的。

    夜裏10時左右，廣勝寺裏影影綽綽的一大群人緊張地忙碌起來，四五個人的小分隊一隊接一隊地出了寺院，個個貓著腰，背著沉甸甸的包袱，沿著寺院後山的羊腸小道急匆匆地往東北方向趕去……

    這群身背包袱的隊伍前往的目的地便是5公裏開外的郭家節村——這次行動的轉運站。

    而在郭家節村轉運站，等候在這裏的毛驢馱運隊也做好了一切準備。

    一隊、兩隊……小分隊源源不斷地到達這裏，大夥兒來不及歇腳，又匆匆地往回返，繼續搬運。

    每當一個小分隊到達轉運站，等候在這裏的黨員、民兵就立即迎上去，幫助卸下包袱、裝筐、掛上驢背；一些群眾忙著給走了十幾裏山路的同誌們端上茶水，遞上毛巾；也有一些群眾給等候在這裏的毛驢拿來草料。

    大約淩晨2時，原來隱蔽在廣勝寺附近交通要道旁邊的八路軍開始撤退。而在郭家節村的轉運站，最後一批物資也已抬上驢背，在夜幕的掩護下，一頭頭毛驢馱著滿筐的東西，往大山深處、往地委機關駐地——安澤縣亢驛村進發。

    原本打算一場惡戰的經卷轉移，不費一槍一彈，未傷一人一馬，在敵人不知不覺中悄然完成了。

    將經卷運走之後，縣長楊澤生還特意給力空法師寫了一個借條，借條上加蓋了趙城縣抗日政府的縣印和縣長名章，以便日軍追查時，可讓眾僧人推卸責任，保護他們的安全。

    果然不出所料，日軍聞訊後，立即到寺廟興師問罪。力空法師早已躲藏到寺東的呂祖洞裏，日軍沒有抓到力空法師，便將20多名僧人捆綁抓走了，這20多名僧人後來下落不明。

    力空法師一直在黑暗潮濕的洞裏躲藏了三個多月，後來前往興唐寺避難。

    數次轉移

    4月28日清晨，經卷安全到達地委機關所在地安澤縣亢驛村，由地委秘書長曾遠安排，暫時存放在機關院內的北房和西北房裏。

    當時正值抗戰最艱苦的時期，物資相當缺乏，紙張更為稀缺，地委機關的個別同誌不知道這些經卷的寶貴程度，將一些經卷卷頭的空白部分剪下來，裝訂成本子使用。太嶽二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史健知道後，大發雷霆，並下令誰也不許亂動那些“寶貝”。此後再沒有禍害經卷的事情發生。

    盡管《趙城金藏》順利地從廣勝寺裏搶運出來了，但在此後幾年的烽火歲月裏，抗日戰場上“掃蕩”與“反掃蕩”的鬥爭艱苦卓絕，《趙城金藏》輾轉顛沛的命運才剛剛開始。

    按照原計劃，《趙城金藏》將馬上轉送沁源縣太嶽區黨委駐地保存，然而，還沒來得及轉移，敵人就發動了“五一”大掃蕩，地委機關被迫轉移。出發之前，史健要求大家每個人都要背上幾卷經卷。同時還宣布一條紀律：“人在經卷在，要與經卷共存亡；人在而經卷不在者，回來要受紀律處分。”

    今年78歲高齡的張寶運是興旺峪村的老支書，精神矍鑠，對60多年前的往事記憶猶新。

    “那年我12歲，親眼看見八路軍把經卷背到了後山的龍王廟。兩天後，他們又把經卷往山裏運，村裏的民兵、幹部都跑去幫忙。”根據老人的講述，經卷運到興旺峪村的龍王廟，應該是敵人“五一”大掃蕩期間，地委機關轉移途中的一次臨時寄存。

    就這樣，地委機關的同誌們，在“反掃蕩”鬥爭中，背著經卷在太嶽山區的崇山峻嶺中與敵人周旋，兩個多月的時間裏，大家把經卷當自己的生命一樣地嗬護著，7月初，“反掃蕩”戰鬥結束後，經卷才終於送到沁源縣太嶽區黨委駐地。

    敵人的大規模“掃蕩”雖然暫時告一段落，但對根據地的騷擾仍然非常頻繁。太嶽區行署主任牛佩琮考慮到沁源縣是太嶽區黨委和軍區領導機關所在地，容易受到敵人的騷擾，於是又秘密地把全部經卷運到山勢更為險峻的棉上縣，藏在一座廢棄的煤窯裏。

    為了保管好經卷，棉上縣的黨政領導經常派人到窯裏檢查，由於煤窯年久失修，不但窯底積水，而且頂部滲水，窯裏的水含硫量高，對紙張損毀嚴重，檢查的同誌經常把經卷搬出來晾曬。太嶽區黨委負責人兼軍區政委薄一波對經卷十分關心，也經常派人前往煤窯檢查。一次，他的秘書劉元璋在前往煤窯檢查經卷的途中與日軍遭遇英勇犧牲。

    《趙城金藏》就這樣在棉上縣的煤窯裏存放了三年之久。抗日戰爭勝利後，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決定，將存放在棉上縣煤窯裏的經卷交北方大學保存。因為北方大學西遷，經卷運到太行山區涉縣溫村後，就地存放在該村的天主教堂內，北方大學派曆史學教師張文教負責看管。

    據張文教後來回憶，他接手時，隻有4000多卷經卷，分裝在42個大木箱裏，許多經卷因在煤窯裏存放時間過長，受潮發黴，已經糟朽不堪。他深感保管經卷之責任重大，決心想辦法好好救護。

    張文教對保護古書有一定的知識和經驗，他知道受了潮的經卷不能放在太陽底下曬幹，否則紙張容易發脆而折損，必須慢慢陰幹。可當時已是深秋季節，天氣轉冷，單靠自然陰幹，速度太慢。他惟恐經卷受損失，毅然決定用火炕來烤幹，於是跑到幾十裏外的地方挑來木柴燒炕。但木柴火焰太急，容易損壞經卷，便改用鋸末，用鋸末微火慢燒，效果很好。

    經卷烤幹以後，張文教又在長樂村一戶地主家裏，找到了一個通風、幹燥的小閣樓，把經卷由溫村的天主教堂搬到了長樂村的小閣樓裏。

    張文教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嘔心瀝血看管著經卷。因操勞過度肺病複發，他被組織上送到後方醫院治療，經卷再次由太行行署保管。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根據中央政府指令，華北局書記薄一波電令將《趙城金藏》運至北平，交北平圖書館收藏。

    張文教再次奉命擔負起護送經卷的任務，於4月初返回長樂村，把42箱經卷用毛驢馱運至涉縣縣城，然後用小火車運往邯鄲。當時，平漢鐵路不通車，從邯鄲隻好用汽車運到北平，張文教白天黑夜守在卡車上，直到把《趙城金藏》全部安全運抵北平，交由當時的北平圖書館保管。《趙城金藏》終於告別了顛沛流離的日子。

《趙城金藏》修複前後對比照片

 
   艱難修複

    1949年5月14日，北平圖書館挑選了部分經卷展出，並邀請了社會各界人士座談，商討修複、保藏《趙城金藏》的辦法。

    “國家圖書館文獻修複組的編製還是托《趙城金藏》的福才有的呢，以前根本就沒有這麽個編製單位。”國家圖書館文獻修複組的杜偉生一見到記者就感慨，“是因為1949年，《趙城金藏》到了北平圖書館之後，大量經卷需要修複，才臨時成立了一個古籍修複組。”

    在商討修複《趙城金藏》的時候，首先遇到的問題是，缺乏一種與《趙城金藏》紙質相同、拉力和韌勁都很大、而且顏色一致的廣西棉紙。佛教協會副會長巨讚法師表示，紙張由佛教協會募化，後來兩廣佛教徒捐贈了數萬張廣西棉紙，解決了用紙問題。

    接下來便是具體而繁瑣的修複工作。杜偉生曾經師從最早參與修複《趙城金藏》工作的肖順華、韓魁占等老先生，提起師傅當年修複《趙城金藏》的工作，杜偉生說：“那可是古籍修複中難度少見的大工程。”

    入藏國家圖書館的《趙城金藏》，因在潮濕的煤窯裏存放過較長時間，有的經卷被水泡過後，緊緊粘在一起，皺縮成一根根“棒子”，幾乎無法打開；有的外表覆滿了黴菌和煤灰，完全變黑了；也有的一碰就碎。當年參與清點《趙城金藏》的國家圖書館研究員冀淑英發現，由於水浸、蟲蛀和黴菌侵蝕，已經有近一半經卷麵目全非。

    雖說解放初期民間修書傳統還很盛行，要請到手藝高強的師傅還真不容易，北京圖書館開出了每月200多斤小米的工錢才請來韓魁占等4位手藝高強的修書師傅。

    《趙城金藏》修複的難度雖然很大，但修補工藝卻相對簡單，主要任務就是要將粘連在一起的經卷揭開、裝裱。其修複工藝的主要步驟為——

    蒸：將因黴變粘在一起的經卷裹上宣紙、包上毛巾，放在特製的籠屜裏蒸。

    揭：將蒸過的經卷外麵的紙輕輕揭開，直到揭不開為止。然後再蒸，再揭，直到書葉全部揭開為止。

    托：在揭開的書葉背麵粘貼一層紙，上牆繃平。

    裁方:將托好的書葉裁成四方形。

    接紙：將書葉按順序粘連在一起。

    上褙：在書葉背麵粘上褙紙，上牆繃平。

    軋光:在褙紙上打蠟，用石頭軋光。

    裁齊：裁齊經卷的上下兩班。

    裝天地杆：在經卷首尾兩端加裝天地杆。

    而要修複這些緊緊粘連在一起的經卷，其關鍵環節就是——“蒸”。因為受損的經卷很脆，很容易將紙張弄碎了，而“蒸”的工藝，就是利用熱的水分子滲透力強的特點，浸潤到經卷紙張內部，為揭開紙張做好準備。具體的做法就是把需要修複的經卷先用宣紙包好，然後再包上毛巾，放入一個柳木做成的籠屜裏，像蒸饅頭一樣地蒸，這樣，表層的經卷紙張就可以被蒸汽慢慢潤鬆，而又不被水滴浸泡。每蒸10分鍾左右就拿出來用針或者鑷子慢慢地將表層鬆軟的部分一點點挑開，直到挑不動了，再放入籠屜蒸，這樣循環往複，直到一卷經卷全部揭開。

    “一開始，有4位師傅在從事這項工作，到1956年，因為各種原因，隻有一位師傅堅守在《趙城金藏》修複的崗位上。”杜偉生說，“就在這一年，一位政協委員在‘兩會’上就此提了一個提案，建議要加快《趙城金藏》的修複工作，得到了有關部門的重視，於是撥調人員十多名，修複進度大大加快。”經過十多年的艱苦努力， 1965年，《趙城金藏》修複全部竣工。

    1982年7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稀世國寶趙城金藏整修一新》的報道。

    對於《趙城金藏》的價值，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研究館員李際寧這樣評價：“一是《趙城金藏》保留了《開寶藏》的版式和風格；二是可以利用《趙城金藏》研究恢複《開寶藏》的目錄結構；三是《趙城金藏》本身包含和保存了很多佛教文獻中的稀寶遺珍；四是為後人研究我國金代文化保留了一些重要資料。”

    1982年，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任繼愈教授主持編輯《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以《趙城金藏》為底本的佛教文獻鴻篇巨製《中華大藏經》共107冊，於1994年編輯完成，陸續出版與世人見麵。

    1985年5月9日，《中華大藏經》編輯出版局派人專程從北京把《中華大藏經》第一冊贈送給廣勝寺，該冊佛經現供奉在廣勝寺上寺的彌勒殿，正是昔日《趙城金藏》存放的地方。

    散卷歸家

    國家圖書館目前保有《趙城金藏》4813卷，其中絕大部分是張文教受華北局書記薄一波指示運抵北平的，還有191卷是當時北平圖書館善本部保管員陳恩惠等人從北平的藏書家和古玩店裏收購所得。1952年，洪洞縣堤村鄉好義村的張筱衡將家裏收藏的152卷《趙城金藏》捐獻給國家。

    1982年8月底，山西省洪洞縣政府召開了2000多人的大會，隆重表彰了該縣馮玉璋、馮玉璽兄弟捐獻兩卷《趙城金藏》的事跡。

    馮氏兄弟的老家在當年八路軍深夜運經的必經之地——南山底村。1942年4月28日清晨，也就是八路軍運走經卷的第二天一大早，馮玉璽的父親馮俊到野外撿糞，在路邊拾得了兩卷經卷。

    “爺爺是文盲，根本不識字，但爺爺奶奶都信佛，拾得經卷的時候，也不知道是啥東西，但他發現卷頭有栩栩如生的佛像，他認為佛能保佑家人平安，於是就拿回家供起來。”馮玉璽的女兒馮建英說。

    1981年6月，新華書店總店在廣州舉辦全國省區市新華書店經理讀書班，馮玉璽和同來參加學習的中國書店經理鄭寶瑞談論起一些古籍的價值。

    學習班結束一回到太原，馮玉璽迫不及待地給遠在洪洞縣老家的哥哥馮玉璋寫信，詢問兩卷經卷的下落，並囑咐哥哥，如果經卷還在，一定要好好保管，絕對保密。當時洪洞一帶文物販子、古董盜賊活動異常猖獗，馮玉璽深怕有所閃失。

    馮玉璋很快就回信告知，佛經還在，保存得也很好。馮玉璽一顆懸著的心放了下來。

    馮玉璽與北京圖書館取得聯係，北京圖書館寄來了一封帶有調查性質的回信，要求他提供兩卷《金藏》的名稱、編號、卷次等具體信息。馮玉璽再次去信詳細回答了圖書館所提出的問題：一卷為《起世因本經》，“取”字號，第十卷；另一卷為《佛母出生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微”字號，第二卷。並告知什麽地方有殘缺部分。

    經北京圖書館的專家清理、核查，發現馮家所保存的兩卷經卷正好把現存的《趙城金藏》幾個部分連接起來，把這兩卷經卷找回來歸於整體意義重大。1982年8月北京圖書館派出薛殿璽、王玉良兩位專家專程來到太原鑒定和商談兩卷經卷事宜，馮玉璽帶領北京來的兩位專家和太原市文物局的一位專家回到洪洞老家，馮玉璋把兩卷經卷從土窯洞的神龕後麵取了出來， 3位鑒定專家頓時都驚呆了：“原來這寶貝就在家裏放著啊？”

    薛殿璽雖然很興奮，但畢竟有點奪人所愛的感覺，真誠地對馮玉璋說，要多少錢，請開個價。馮玉璋老人卻毫不猶豫地回答，國家的東西，還給國家，拿走吧！一分錢也不要！就這樣，《起世因本經》和《佛母出生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回到了《趙城金藏》的大家庭裏。

    時至今日，記者在采寫中得知，《趙城金藏》中的一些散卷至今流落民間，希望它們有朝一日能夠團圓。

編輯選自《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