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晚,星海音樂廳的1400多個座位座無虛席,就連增加在走廊過道上的加座也被搶購一空。觀眾涵蓋年僅5歲的懵懂小孩,到古稀之年步履蹣跚的老人。音樂會當晚,俞麗拿把自己對《梁祝》的理解和演繹,毫無
保留地拿出來與觀眾分享。這首20多分鍾的協奏曲,她花了兩倍於作品的時間來分析講解。
打報告入實驗小組
一身黑色晚禮服打扮的俞麗拿攜著那把與她相伴相隨的小提琴,邊彈邊講,把大家帶入了1957年……
周總理請我跳舞
“最初的實驗,是從民族音樂裏選擇一些耳熟能詳的曲目用小提琴演奏,像廣東音樂的《步步高》、西北民謠《四季調》、二胡名曲《二泉映月》(俞麗拿邊講邊演,每奏完一曲,就要觀眾說出樂曲名)。但我們依然很迷惘。有一次我到北京演出,在舞會上,周恩來總理請我跳舞。我不會跳,但總理說沒關係,你跟著我的腳步就行,於是我就不斷地踩到他的腳。跳舞的時候,我向總理吐露了我們小組的苦惱,總理說,你們年輕人敢想敢做,一定能解決問題的。一年以後,總理到上海來,我們就用小提琴給他演奏那幾首民族音樂。總理聽完對我說:‘俞麗拿,你提的問題現在不是解決得很好嗎?’我一聽就愣住了,我一個小小的演奏員一年以前向總理提的問題,他居然還記得!我們由此也得到啟發,小提琴這件西洋樂器400 多年了,傳到中國不受歡迎,樂器本身並沒有責任。我們要做的是給它增加一個說‘中國話’的功能,但是我們演的民族樂曲都太短了。”
創作《梁祝》獻禮國慶
“轉眼到了1958年的下半年,我們管弦係開始準備1959年國慶10周年的獻禮,大家商定要創作一首小提琴協奏曲。至於題材,當時正值‘大躍進’,所以想了好多革命口號的題材,比如‘全民皆兵’、‘大煉鋼鐵’,最後才把最適合小提琴特點的‘梁祝’作為備選題目列上去。但是恰恰就是這個題目,被獨具慧眼的黨委書記選中了。就這麽確定了曲式和題材,但我們是管弦係的,不是作曲係,創作起來有難度。後來領導從作曲係五年級調來一位高才生幫助我們,他就是陳鋼。陳鋼和何占豪兩個人真的是缺一不可,陳鋼有作曲的功底,何占豪熟悉產生《梁祝》的土壤——越劇。他是進修生,來自浙江越劇團樂隊,受越劇的影響很深,我們開玩笑說,他的骨髓裏都有越劇的味道。所以《梁祝》是集體創作的結晶,可能也隻有那個年代,人人不為私,才會有那樣的成果。”
首演熱烈拉兩遍
“1959年5月4日前,作品定稿了。5月4日以後,整個樂隊開始手抄樂譜,進行排練。5月27日,我們帶著這個節目參加了在上海蘭心大劇院舉行的新作品音樂會。這也是《梁祝》這部新作首次公演,但我們心裏真的沒底。我們8個女生站在樂隊的最前麵,穿著白襯衫、黑皮鞋、短襪子,拉小提琴。當我演完最後一個音符,台下靜靜的,沒有掌聲,我的心撲撲地直跳。就在這個時候,掌聲雷鳴,而且一直止不住,我們謝幕謝了很多次,把陳鋼、何占豪也拉上來了,掌聲還是響個不停。因為是新作品音樂會,我們根本就沒有準備返場曲目,最後沒轍了,隻好把整首曲子從頭到尾再來一遍。兩遍加起來,一共拉了50分鍾。我拉了40年琴,每一次都是這樣的轟動,這樣的掌聲,但隻有那天,我真的拉了兩遍,今生今世再沒有過……”
文革成“放毒者”
《梁祝》就這麽流傳開了。有人評價:俞麗拿獨奏的《梁祝》不僅僅是一首小提琴協奏曲,而且是中國音樂史上一個裏程碑式的符號,滿載著中國數代人的深刻情感體驗。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梁祝》被批成“大毒草”,俞麗拿成了“放毒者”,要接受“消毒”改造。但即使是在那樣的年月裏,還有很多人關起門來,偷偷地聽這部作品。
在近半世紀的時間裏,《梁祝》久演不衰,在眾多《梁祝》的演奏者中,首席小提琴手俞麗拿地位超然。經過幾十年的錘煉,俞麗拿的琴音宏大,堅實有力,刻畫了一個愛憎分明、落落大方、充滿自信的“祝英台”形象。
作為《梁祝》的首演者,俞麗拿對這一作品有著深厚的感情和深刻的理解,更有普及和推廣的自覺。當晚,她的小提琴一會兒模仿樂隊,一會兒模仿大提琴,她自己也扮演了多重角色,一會兒是祝英台,一會兒是梁山伯,仿佛她不是在講一首樂曲,而是在講一個千古流傳的故事,她惟妙惟肖的模仿把小孩逗得咯咯直笑,但她直抵人心的琴聲卻讓觀眾不自覺地潸然淚下。
為籌比賽基金厚臉皮到處求人
音樂會上,俞麗拿帶給觀眾的是一副精力充沛的形象,但就在演出前的一天,俞麗拿腰痛得厲害,還躺在醫院的病床上。盡管已經很忙很累,俞麗拿還是在演出前的用餐時間,接受了記者的專訪。
出唱片200多萬張稿酬不到1500元
話題就從當晚要舉行的簽名售書說起——這本名為《永遠的祝英台——紀實俞麗拿》的傳記。雖然書是寫她的,但書的版權並不歸她。很多人都犯了像記者一樣的常識錯誤,開口問她要書。對此俞麗拿並不急於澄清什麽,直到後來談到《梁祝》的唱片,她才解釋:“我一輩子走到哪裏,都有人開口問她要唱片,不得已的時候,我隻能掏錢自己買來送給人家,就連用在音樂會上播放的CD,也是我自己買來的。”原來,由於中國唱片版權製度存在漏洞,雖然俞麗拿演奏的小提琴協奏曲《梁祝》正版唱片發行量已高達200多萬張,但她前後從中獲得的稿酬,卻不到1500元。不僅稿酬拿不到,連自己版本的CD還要自己掏錢買。
俞麗拿打趣說:“文革時批評我‘三名三高’(文藝界名人、名專家、名教授;高級別、高工資、高待遇),我怎麽也想不明白,名嘛,小名氣是有點,高呢?高工資高稿酬高什麽?那時候我拿到的工資跟大家一樣,稿酬就100元。現在‘三高’倒是有了,高血壓高血質高血糖。”
請國外小提琴大師連經濟倉都付不起
1993年,俞麗拿成立了中國第一個以藝術家名字命名的“俞麗拿小提琴藝術基金”,“我最初的設想是這樣的,隻要有100個《梁祝》的知音每人可以捐1萬,我就有100萬了。十幾年過去,這個基金還從來沒有超出過100萬,曾麵臨停止運作的困境。”
拿著印有‘俞麗拿小提琴藝術基金’董事長頭銜的名片到處募集基金,從沒求過人的俞麗拿覺得自己的臉皮好像掉到地上了,”有一次,人家說好了給十萬元,但遲遲不給,我上門討,那人暗示我給回扣,磨了好久,才要到錢。“
俞麗拿說,平時邀請國外小提琴大師來講學,她連經濟倉都付不起,每次向他們發出邀請,隻能兜個圈子,問他們什麽時候到亞洲來講學,等他們到了韓國、日本再順道把他們請過來。
今日俞麗拿
人物檔案俞麗拿,67歲,小提琴家
1940年出生於上海,1962年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管弦係小提琴專業;
1959年小提琴協奏曲《梁祝》首演,俞麗拿擔任小提琴獨奏,一舉成名;
1960年,在上海女子弦樂四重奏中擔任第一小提琴,參加在柏林舉行的第二屆舒曼國際弦樂四重奏比賽並獲獎。這是中國首次在國際弦樂大賽中獲得成功;
1993年,她成立了中國第一個以藝術家名字命名的“俞麗拿小提琴藝術基金”;
現任上海音樂學院小提琴、中提琴教研室主任,是第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