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家庭的秘密

   胡耀邦夫妻及孩子
    
    結婚前，他們立下“約法三章”。
    
    她無端受到審查。
    
    他們一家三姓。
    
    他拒絕在誣陷結論上簽字，拒絕和康生握手。
    
    他揭開思想解放的序幕，她成了服裝專家。
    
    李昭原名李淑秀，1921年生於湖南寧鄉，她是中國共產黨的同齡人。還在牙牙學語的孩提年歲，母親就和父親離異了。從小失去母愛，她是父親一手帶大的，父親帶她離開故鄉，輾轉來到安徽省宿縣，她在這裏讀完了小學、初中。她聰慧好學，成績總是名列前茅，又尊敬師長，團結學友，老師同學都喜歡她，稱她是“小天使”。1937年，李昭年方16，正念高中一年級的時候，神州大地，燃燒起抗日的烽火。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巾幗不讓須眉。李昭愛國心切，毅然放棄學業，投身宿縣戰地服務團，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或上街演出，或張貼抗日標語，積極宣傳抗戰愛國思想。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後，國民黨頑固派開始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針，不斷製造反共摩擦。耳聞目睹，李昭感到真正的民族救星是共產黨，而不是國民黨。她於1939年元宵佳節這一天，毅然離開宿縣，衝破層層險阻，奔赴延安，進入中國女子大學深造。這時，她將原名李淑秀改為李昭。
    
    在大學裏，她潛心攻讀馬克思主義，認真學習文化科學知識，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活動，成為一名品學兼優的女大高級班學員，並於194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她轉入延安大學學習俄語。延大的對麵，就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王家坪。當時，耀邦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常來延大作報告，參加學員的一些社會活動，他倆從此相識了。
    
    “紅小鬼”出身的胡耀邦1915年生於湖南省瀏陽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從小就受到革命的影響。1927年9月，他正在文家市裏仁學校讀高小。毛澤東率秋收起義部隊來到文家市，在裏仁學校操場上集合隊伍講話。12歲的胡耀邦和姨表弟楊勇趴在學校的圍牆上聽，這是他第一次見到毛澤東，第一次知道紅軍是窮人的隊伍，他開始喜歡紅軍。
    
    1929年，胡耀邦進入瀏陽中學讀書，他秘密加入共青團。次年，紅三軍團攻入長沙，胡耀邦就和一個同學離校到長沙去找紅軍。當時他才十四五歲，恰好被一個堂叔看見了，把他倆送回瀏陽。這時，瀏陽來了黃公略率領的紅軍，胡耀邦受黨組織的派遣，回鄉擔任團支部書記。當時具有初中文化的學生在鄉村很少，鄉蘇維埃開大會，文化水平很低的幹部們往往請胡耀邦出麵講話。少年胡耀邦喜歡講演，也很擅長講演，講得激昂慷慨，有聲有色，感染力強。
    
    局麵一天天擴大，中共湘東特委急需大批幹部，年僅15歲的胡耀邦由鄉蘇維埃選送，到湘東特委做少共工作。1933年1月，胡耀邦來到中央革命根據地，由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任少共中央局秘書長。
    
    耀邦隨紅軍長征到達陝北，抗日軍政大學成立，他擔任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副主任、瓦窯堡一大隊政委。1939年，23歲的胡耀邦調到中央軍委，任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
    
    胡耀邦和李昭認識後，共同的革命理想和追求，像一根無形的紐帶，把他倆緊緊地聯係在一起。每次相見，他們相互傾談對革命的認識，對人生的見解。隨著時間的推移，兩人情深意篤，心心相印，真誠相愛。在他倆看來，相愛，意味著隨時可以進行感情、精神上的互補和內心秘密的相互托付，意味著隨時可以卸下心靈的重負，因而激起雙方生活的勇氣和對事業的執著追求。
    
    一個月明風輕的夜晚，胡耀邦和李昭在延安郊外暢談心曲。
    
    “李昭同誌，我們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來到革命聖地延安，共同的理想和事業，是建立家庭的基礎，你說對嗎?”胡耀邦富於哲理的傾吐，打破夜晚的沉寂。
    
    李昭那白皙的麵龐上，霎時泛起一抹紅暈，她羞澀地微低著頭，兩手不自然地放在膝上，沉默片刻，她才鼓起勇氣道出了自己的心聲：“耀邦，我了解你，你才華橫溢，作報告生動感人，對事業執著追求，對黨無限忠誠，襟懷坦白，你是一名年輕有為的高級幹部，可我———”她的話似清清涓泉，戛然而止。

  “你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負的女大學生，來到延安，剛到入黨年齡，就成為黨的一員，在漫長的革命征途上，讓我們攜手共進吧。”耀邦坦誠的話語，在李昭心靈深處激起幸福的波瀾。
    
    遙望皎潔的明月，麵對無垠的蒼穹，他倆盡情傾吐相互愛慕之情。
    
    建立婚姻家庭，要靠男女雙方不懈的努力。有些人朝三暮四，高興時卿卿我我，不順心時喜新厭舊。對愛情是否忠誠，不是掛在口頭上，而是看他(她)的為人和品德。隻有品德高尚，情操純美，愛情才具有生命力。耀邦發自內心的表白，是為自己立下海誓山盟，他一生都實踐著自己的誓言，始終堅貞不渝。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1941年冬，胡耀邦和李昭喜結良緣，終成伉儷。一年後，他們有了第一個孩子。婚後，他倆一直遵循婚前的約法三章：首先是誌同道合的同誌，然後才是伴侶；建立小家庭後，不忘共同的事業，不忘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大方向；能經受住各種嚴峻的考驗，在任何情況下，都互相幫助，互相鼓勵，攜手共進。
    
    冬去春來，鬥轉星移，48年的風風雨雨，無論在硝煙彌漫的戰鬥歲月裏，還是身處逆境的淒風苦雨中，他倆一直風雨同舟，榮辱與共，相攜同行，譜寫了一曲動人的愛情之歌。
    
    一天夜晚，殘月如鉤，他來到李昭居住的招待所，情真意切地說：“李昭，我了解你，你參加革命早，天真無邪，對共產主義事業充滿堅定的信念。我相信你能經受住各種考驗，黨組織審查你，這就是一種最實際的考驗，你應實事求是，是則是，非則非，不說違心的話，要相信黨，相信同誌。”一席肺腑言，使李昭增添了無窮的勇氣和膽識，她終於經受了嚴格的審查，黨組織給她作出了正確的結論。
    
    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李昭懷上了第二個孩子。胡耀邦出席黨的“七大”後不久，擔任冀熱遼軍區政治部主任，將赴前線參加殊死的戰鬥，李昭也要求同往。
    
    “耀邦，我不願因孩子拖累革命，準備實行人工流產，我身體不好，萬一流產不成，孩子生下來我也帶不了，你看怎麽辦?”李昭用征詢的眼光望著丈夫，訴說著自己的意願和苦衷。
    
    “還是克服一切困難，將孩子留下來吧。”胡耀邦深情地望著妻子，愛撫地說。
    
    “我不具備帶孩子的條件，我要與你同上前線，經受血與火的考驗。”李昭語意堅決，句句叩擊著丈夫的心弦。
    
    “怎麽辦?”夫妻倆經過再三協商，決定將生下來的孩子送給別人扶養。不久，老二呱呱墜地，又是一個男孩，幸好李昭在中央黨校學習時的一個陝北同學，為他們找到南區合作社副主任劉世昌，他隻有一個女兒，正好想要一個男孩，欣然答應收養他們的孩子。
    
    胡耀邦深情地對劉世昌說：“從現在起，老二就是老區人民和劉家的孩子了，一定要姓劉，名字也由你取。”
    
    劉世昌沉思片刻，興奮地說：“那就叫他劉胡吧。”
    
    胡耀邦拍著劉世昌的肩膀，笑著說：“那好，不過‘胡’要加三點水，‘湖’水的‘湖’。”
    
    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劉湖在陝北黃土地上茁壯成長。一晃13個春秋過去，劉老漢才把劉湖送回北京胡家。從此，胡耀邦一家三個姓。
    
    胡耀邦夫婦反複叮囑兒子：“你永遠是世昌的兒子，是老區人民的兒子，不要忘記養育之恩。”劉湖不忘黨的培育和嚴格的家教，現在已成為對外經濟貿易部的司局長，為我國的外貿工作默默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
    
    1945年冬，胡耀邦夫婦將赴解放戰爭前線。其時，他任冀察遼軍區第四縱隊(後改為晉察冀野戰軍第三縱隊)政委，參加指揮保衛張家口戰役。出發前，他們夫婦商量，決定將年僅3歲的老大德平留在後方。
    
    可憐天下父母心，每當前線有人去後方，李昭總要給孩子捎去衛生衣之類的物品，胡耀邦對子女要求特別嚴格，任何時候都不允許有丁點兒特殊化，他嚴肅地對李昭說：“現在延安還很困難，不能讓兒子比別人的孩子穿得好些，一定要顧全大局，對別人的孩子要一視同仁，孟子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們是黨的幹部，理應比古人做得更好。”

  李昭連連點頭稱是，身體力行。每次給兒子捎去的東西，都同別人一樣，甚至自己掏錢，買同樣的東西，分送給其他留在後方的孩子。
    
    在硝煙彌漫的歲月，胡耀邦夫婦相依為命，甘苦共嚐。
    
    1947年4月7日，晉察冀野戰軍接連舉行正太、青滄、保北3次戰役。作為縱隊政 委的胡耀邦，在指揮戰鬥中立下了赫赫戰功。1948年8月，胡耀邦升任十八兵團政治部主任，領導了解放太原、寶雞的戰鬥。
    
    在緊急關頭，胡耀邦置生死於度外，深入連、排前線指揮，率部連續苦戰，身陷重圍，他隨身攜帶的文件和香煙全被敵人的子彈打掉，連身上的衣服也被打了幾個窟窿，險些喪生。麵對連天的炮火和如雨的槍彈，他隨時準備以身殉職。他在炮火連天的前沿寫信給愛侶：“李昭，戰爭是殘酷的，作為一個軍人，隨時要準備流盡最後一滴血。假若我犧牲在戰場上，你千萬要堅定、鎮靜，永遠做一個生活的強者。”
    
    捧讀沾滿硝煙的家書，李昭淚眼模糊，心潮翻滾，思緒萬千：難道這是他陣亡前的先兆?難道這是他用血與淚寫成的遺書?
    
    待到戰役結束，夫妻相見，喜悅之情難以言狀。談到那封李昭曾懷疑為遺書的信，胡耀邦風趣地說：“打仗難免要流血犧牲，敵人的子彈從我身上擦過，把衣服打了個大洞，就是打不進我的骨肉，看來洪福非淺，馬克思不讓我去報到啊!”
    
    李昭欣慰地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胡耀邦工作時間最長的就是團中央，從1952年起，他擔任團中央書記，第一書記，一幹就是10年，這顯然和他在戰爭年代長期在少共中央工作有關。在他主持團中央工作期間，青年團的工作是有聲有色的。李昭則幾十年在北京市工作，擔任北京市紡織局局長兼黨委書記。
    
    李昭的平易謙和，是有口皆碑的。胡耀邦曾顯赫一時，從1981年起，任中共中央主席、總書記達6年之久，李昭始終沒有“第一夫人”的頤指氣使，她也從不在公眾場合露麵，隻默默幹著自己的工作。
    
    李昭和胡耀邦有共同的情趣：讀書。48年的夫妻生活中，他們習慣於各幹各的。讀書也一樣，胡耀邦喜讀中外曆史、馬列理論。他列舉了許多書目，總起來有5000萬字。他說，每天堅持1萬字，14年，可以成為一個學者了。胡耀邦書海行舟，早已在黨內、軍內傳為佳話，在戎馬倥傯的戰爭年代，無論在馬背上，在帳篷裏，隻要有點滴空閑時間，他總是孜孜不倦地讀書，在和平環境的工作之餘，他總是如饑似渴地學習著。他記憶力驚人，對一些佳作警句，常能背誦如流。如司馬遷的《報任安書》，他誦讀幾遍，便能全文背下來。因此，他知識非常淵博，作報告，或與人交談，常能引經據典，出口成章，令人驚羨。李昭則讀經濟類和技術類書籍。李昭離休前長期擔任紡織部門的領導工作，所以，對服裝設計之類的書籍興趣尤濃。
    
    他們還愛好書法，胡耀邦在任時日理萬機，但總要擠出時間揮毫練字。李昭工作再忙，也往往和丈夫一道揮毫。當他們賦閑在家，練字便成了常事。
    
    夫妻倆對老年健身法也有所講究：李昭學會打太極拳，每天或早或晚，總要練上一陣，她還在庭院散步，觀賞各種花卉盆景，以修身養性。
    
    胡耀邦每天堅持走一萬步，腰間係著一個計步器，準確地記錄著他步行的次數，天天如此，從不間斷。他當總書記時到西藏考察，海拔3000多米，隨行人員都氣喘籲籲，頭腦發漲，他仍然堅持每天走一萬步。
    
    胡耀邦夫婦對子女的教育特別嚴格，並共同製定了許多家規、戒律。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出現了經商熱、出國熱。然而，這些“熱潮”與胡耀邦夫婦家庭無緣。在胡耀邦擔任總書記不久，夫妻倆專門召開了家庭會議，胡耀邦嚴肅地指出：誰要是利用他的招牌和地位，在外麵謀取私利，做了錯事、壞事，誰自己負責，他是毫不留情的。
    
    胡耀邦曾經說過令人深省的格言：“公則明，廉則威，正人先正己。”否則，上梁不正下梁歪嗬!他為政清廉，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光明磊落，為子女們和各級幹部做出了光輝的榜樣。
    
    他們共有4個孩子。

  長子胡德平，次子劉湖，三子胡德華，女兒李恒，一家三姓。
    
    “文化大革命”中，他們一家人曾有一段時間分居五處，胡耀邦隨團中央機關和直屬單位兩千餘人到河南省潢川縣黃湖農場勞動。長子、三子均在部隊鍛煉，女兒在一家偏遠的工廠勞動，二兒子則往返於北京、延安之間，隻有李昭一人“留守”家中，每一周，李昭都分別寫信給丈夫和子女，傾吐衷曲，寄托祝願和期望。殷殷賢妻情，拳拳慈母心。
    
    和大多數高幹夫人一樣，文革中，李昭也受胡耀邦的牽連，受到迫害和折磨。浩劫一起，共青團中央首當其衝。當時胡耀邦已不在團中央工作，他調到西安，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陝西省省委第一書記。但因他在團中央工作了10年，仍被當做團中央“第一號走資派”揪回北京，被狂熱的紅衛兵關押，被“左”傾狂熱煽動起來的各大中學校的紅衛兵每隔一段時間就擁到團中央機關來“聲討黑幫”一次，胡耀邦便一天數次地被押上批鬥台，抵頭彎腰做“噴氣式”，接受“無產階級專政”。有時一曬就是幾個小時，耳邊是嘈雜的、無休止的謾罵和侮辱。
    
    但無論“造反派”怎樣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胡耀邦就是巋然不動，從不說一句違心的話。於是，他被軟禁在一間小平房裏，一連批鬥十幾天不讓他回家。李昭當時是北京市紡織局局長兼黨委書記，也遭批鬥，失去了人身自由。“造反派”不讓她回家。她心急如焚，日夜思念著胡耀邦的安危。胡耀邦也惦念著遭受磨難的妻子，夫妻在浩劫中度日如年。
    
    一天夜晚，月牙斜掛，星鬥寥寂，李昭回到家裏，胡耀邦因痔瘡複發也在家養病，隻見他麵容憔悴，臉色蠟黃，兩人相對無言，痛心不已。
    
    “李昭，你受苦了!”胡耀邦用愛撫的話語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
    
    “耀邦，你受的人身侮辱和折磨我早有所聞。”李昭哽咽語塞，心潮翻滾，任淚水在瘦削的麵龐上流淌。胡耀邦憤怒地在室內疾走，他在自尊心被強烈扭曲、無情踐踏之後，用流血的靈魂怒吼：“‘文化大革命’，究竟革誰的命?”
    
    中國共產黨內，彭德懷的剛直不阿，是人人皆知的，其實，胡耀邦也頗有風骨。幾件事，可見其為人。
    
    1952年胡耀邦調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他襟懷坦白，坦坦蕩蕩，宣布施政綱領時講：“我的工作要是幹得不好，你們就到黨中央告狀!”
    
    胡耀邦早就對康生極“左”那一套很反感，早在延安時期胡耀邦就不和康生交往。尤其通過“搶救運動”，胡耀邦對康生的冷酷、凶狠有很深的了解。
    
    1966年8月31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到團中央宣布罷一大批人的官。
    
    黨的“九大”前夕，胡耀邦作為“走資派”正接受批鬥，周恩來請示毛澤東，要找幾個年輕的“八大”中央委員進入“九大”中央，目標是胡耀邦和譚啟龍兩個“紅小鬼”。胡耀邦由此獲得解放，參加了中共“九大”。
    
    至於胡耀邦在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中頂住“兩個凡是”的壓力，在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影響深遠的思想解放運動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更是有口皆碑，家喻戶曉。
    
    開明、務實、勤業、敬民，是胡耀邦為政的最大特點，他是真正的人民公仆。
    
    胡耀邦主持撥亂反正和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數以百萬計的冤案得以昭雪。
    
    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辭去了總書記的職務。
    
    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時，突發大麵積急性心肌梗塞，一位政治局委員當即抱住他連喊：“別動!別動!”給他服了硝酸甘油，15分鍾後，幾十名醫護人員進入會場搶救，至當日下午4時，病情緩和，轉入北京醫院，國務院總理李鵬等高層領導人去醫院探視。9日、10日，病情繼續好轉，直到14日，長子胡德平答複友人詢問時說：“情況穩定一些了，但不夠好。”不料僅過了一天，病情突然惡化。15日晨7時，胡耀邦喝了水，吃了西瓜，正準備接受上午的專家治療時，又一次出現大麵積心肌梗塞，當時三子胡德華及二兒媳在場。7時45分，夫人李昭趕到醫院，見了丈夫最後一麵，8分鍾後，胡耀邦停止了呼吸。
    
    風雨同舟48載的結發妻子李昭，凝視著胡耀邦那安詳得似回故裏的遺容，不禁心碎欲絕，喪魂落魄，頭昏目眩，全身顫栗，悲傷的淚水沿著她清臒的雙頰簌簌而下，她要讓辛酸的淚水洗去心頭的悲哀。然而，任淚水流幹，也流不盡無盡的情愛、永遠的思念，耀邦，你走得太突然，走得太早了!

   1990年12月5日，胡耀邦逝世一年又八個月之後，中國人民的偉大兒子的骨灰運離北京，由妻子李昭率子女們陪伴著登機南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喬石來到機場，為當年的總書記送行；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副主任楊德中，與胡耀邦的家屬一起扶靈到共青城參加骨灰安葬儀式。
    
    李昭的心情隨著機身起伏，卷起層層波瀾，48年的夫妻恩愛，化作感情的風暴，在廣漠天宇飄蕩，催人淚下，感人肺腑。
    
    李昭非常感謝墓碑建造者的匠心獨具、設計精巧，巨大的墓碑形似紅旗的一角，上方刻著胡耀邦雕像，旁邊依次排列著中國共產黨黨旗、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徽和中國少先隊隊徽，象征著墓碑的主人與這三個政治團體的特殊關係和他生前在不同時期所作的永不磨滅的卓越貢獻。
    
    “旗角”直刺廣袤無垠的蒼穹，“旗子”下麵還有一塊引人注目的黑色大理石墓碑，橫跨陵墓的底部，用金色的字體鐫刻著中共中央委員會撰寫的胡耀邦的生平簡介和對他的公正評價。
    
    莊重的安葬儀式結束後，李昭佇立在墓前，久久不忍離去。她鞠躬默念：耀邦，你已回到你生前熱愛的地方，永遠安息吧!你的光輝業績，彪炳日月，永垂青史!
    
    李昭於胡耀邦逝世前6年就已從北京紡織局的領導崗位上離休。但她並沒有把自己關在那座四合院裏，她比過去更多地出現在一些社交場合，尤其與時裝有關的社會活動，她立誌要把中國的婦女打扮得更漂亮。
    
    她做了北京服裝協會的會長，這個協會因連續舉辦了幾屆群眾性的服裝展銷和評比，知名度很高。她還樂於在中外服裝界之間當“紅娘”。由於協會牽線搭橋，王府井大街上的雷蒙服裝店和日本著名服裝設計師小筱順子已攜手合營。
    
    李昭比京城裏眾多的高幹夫人更早地穿起了裙服，她很有幾套顏色雅致、款式新穎的時裝。不過，她不讚成中國的服裝過分歐化，對北京少女一度流行黑色緊身褲，她更是明確地表示“實在不好看”，哪怕被人戲稱為“保守的老太太”，她也不肯苟同。
    
    她最喜歡的時裝設計師或許是李豔萍，因為她常常向別人介紹李豔萍設計的由旗袍演繹出的多種美妙時裝，她多次表示：“我的思路是用我們自己的原料，開拓既有中國特色又符合國際潮流的服飾產品。”
    
    北京門頭溝以及昌平、密雲、懷柔等縣的農民比城裏人還熟悉李昭。從1985年開始，她經常下鄉，幫助這些地方發展養羊、養兔、養蠶。農民們為賣羊絨、兔毛、蠶繭賺回大把鈔票開心，李昭則有更深一層的考慮：如此發展下去，北京的紡織業才會有源源不絕的天然纖維原料。
    
    無論胡耀邦在台上還是賦閑在家中，李昭待人始終平易謙和，絲毫沒有“官太太”的頤指氣使，她頗有威望，胡耀邦逝世不久她再度當選為北京市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她退而不休，每周有一半時間忙公務的狀況將長期繼續下去了。
    
    胡耀邦和哥哥胡耀福
    
    ■　錢　江
    
    １９８４年的一天，從與北京中南海一牆之隔的一個古老院落裏，突然傳出了激烈的吵架聲。人們不會想到，吵架的人，一方是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另一方則是他的哥哥胡耀福。這年，胡耀邦６９歲，胡耀福７３歲。人們不禁納悶：這兄弟二人哪來那麽大火氣吵起架了呢？
    
    投身革命的同胞兄弟
    
    胡耀邦，１９１５年生於湖南瀏陽縣中和鄉蒼坊村。哥哥胡耀福本名胡耀馥，比他大４歲，生於１９１１年。湖南山鄉之間，農民文化水平普遍較低，為便於認寫，許多人將“馥”字寫成“福”。久而久之，胡耀福的名字反倒通行起來。
    
    胡耀邦家境清貧，父親靠務農、挑腳維持全家人最低水平的生活。１９２９年１１月，中共湖南省委派王首道回瀏陽秘密恢複和發展黨團組織。１２月，夏明瀚到瀏陽恢複中共瀏陽縣委，逐漸在瀏陽全縣建立了１３個區委，有黨員２４００人。胡耀邦的家鄉處於革命中心地帶，他的父母親以及哥哥姐姐都參加了革命。父親胡祖侖是鄉蘇維埃政府的土地委員，母親劉明倫雖然是小腳，也當上了鄉婦聯主任。哥哥胡耀福早在１９２７年秋收暴動後就當上了鄉裏的“勞動童子團”團長（相當於後來解放區的兒童團團長），１９３０年２月入團，５月任鄉團支部書記。他與譚震林、毛澤民等中共早期重要領導人很熟悉。

 胡耀邦入團比胡耀福還早些。他是１９２９年１２月由瀏陽一中回家度寒假時，由時任鄉少共書記的楊貴英介紹秘密加入青年團的。胡耀邦回到家鄉後當上了鄉少年先鋒隊隊長兼兒童團團長。而這時，晚兩個月入團的哥哥胡耀福已經是團支部書記了。胡耀福很快自由戀愛了，對象是家住文家市的姑娘劉清華。他們兩人都投身農民運動，由此相識。
    
    當年的瀏陽農村，絕大多數婚姻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看到哥哥胡耀福自由戀愛，胡耀邦真心誠意地支持。１９３０年９月，胡耀福和劉清華結婚時，弟弟胡耀邦當主婚人，這在瀏陽鄉間是破天荒頭一遭的事情。
    
    哥哥結婚後１個月，胡耀邦於１０月間被調到區委做宣傳工作。他剛到區委不久，就碰上中共湘東特委派人到瀏陽來挑選青年幹部。剛開始，來人選中的是哥哥胡耀福。偏巧胡耀福剛剛結婚，有了家室拖累。加上大哥胡耀襄病逝後，他已是胡家的絕對壯勞力，頂門立戶。左思右想，胡耀福推托了。於是，距離自己的１５歲生日還差１個月的胡耀邦入選，前往江西。
    
    胡耀邦走了，胡耀福留在了家中。建國後，胡耀邦在不同場合多次說，哥哥胡耀福參加革命比我早，在革命隊伍中的相識多，他要是到了湘贛蘇區，那要比我有出息。
    
    哥哥胡耀福被卷入錯案
    
    胡耀邦先去了湘贛蘇區，後來到了中央蘇區，再以後長征去了陝北。哥哥胡耀福卻從此命運多桀。
    
    １９３１年，國民黨軍進攻瀏陽縣蘇區，白色恐怖極為嚴重。胡耀福離鄉躲避一時後又返回家鄉，被迫到文家市團防局備案登記，此後被編入鄉保安隊。在白軍向蘇區繼續進攻的時候帶過兩次路。胡耀福後來指出，這在當時是被逼無奈，他感到很內疚。與此同時，胡耀福忠誠於革命的心沒有變。在嚴峻的形勢下，他秘密地為紅軍運送過食鹽，保護過蘇維埃的幹部。
    革命陷入低潮後，胡耀福種田、當裁縫，供養父母，維持一家人的生活。
    
    抗日戰爭時期，瀏陽一帶是國統區，胡耀福曾於１９４３年集體加入國民黨。此舉為他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１９４８年冬天，中共文家市地下黨領導人陳世計秘密組織的革命武裝力量“湘贛邊區人民解放隊”進入瀏陽，胡耀福的革命熱情又一次被激發了。他於１９４９年初由陳世計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解放隊”第三大隊大隊長。在迎接湖南解放的日子裏，胡耀福率隊將國民黨的鄉保安隊槍支全部繳獲，立下功勞。解放以後，胡耀福擔任過支前主任和黨支部書記。
    
    建國後，胡耀福與弟弟胡耀邦取得了聯係。他於１９５１年春節前將父母送到四川南充，交給胡耀邦贍養，自己很快返回瀏陽老家。
    
    １９５２年，瀏陽在土改複查中發生了嚴重的“左”的錯誤。胡耀福本來在土改中被定為“中農”，這時卻被改劃為“富農”。 有人誣告胡耀福在白軍進攻時追殺革命同誌（事後查明無此事），有人認為胡耀福在解放後有雇工行為（實則是胡耀福當裁縫以工易工），又連帶提出胡耀福曾集體加入國民黨的曆史問題。結果，胡耀福被草率地定為“反革命”而投入監獄，在司法程序極不健全的情況下被定為死罪。還好，縣長趙超山在閱讀案件卷宗時發現證據不足，批示：“主要犯罪事實均缺乏證據，退回調查。”即使是這樣，胡耀福也被判處５年徒刑。
    
    此前的１９５１年，胡耀福到南充去看弟弟胡耀邦，帶去了大女兒胡素貞。也許他預感到什麽，將女兒留在了南充，由胡耀邦撫養。這年，胡素貞１６歲。
    
    胡素貞清楚地記得，她離開老家的時候，家裏的成分是中農，一年後就明顯地感到家裏出事了：叔叔胡耀邦不再主動地告訴她來自瀏陽老家的事情，父親來信也看不到了。李昭的母親對她說：“你家的事不要攙和。”
    
    胡耀邦離家日久，對家鄉的情況不了解。他認為瀏陽當地組織會實事求是地處理這個問題，因此未加過問。直到很久以後，他才向哥哥承認，這種置身事外的做法不妥，對不起兄長。這已是胡耀邦晚年的事了。
    
    胡耀福入獄之後，很快被發現定案不準，多處定案意見靠“群眾舉手”方式來通過，在司法程序上存在諸多問題，法院不予采納。結果，胡耀福隻服刑５個月就出獄回家。盡管出獄了，他還是被定為“反革命分子”，受到“管製”。

   １９６２年７月，根據中央的安排，胡耀邦保留在團中央的職務，同時擔任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兼湘潭地委第一書記，主持湘潭地委工作，並於當年１１月來到湘潭。當時，瀏陽屬於湘潭地委管轄。
    
    這年冬天，胡耀邦來到瀏陽。他闊別家鄉已經３２年了。１９６３年春節，胡耀邦輕車簡從，於２月６日從文家市來到故鄉蒼坊村。他先到大隊書記家，休息片刻，即讓身邊通信員將４０元錢和２斤荔枝送給哥哥胡耀福。同時，讓生產隊長通知社員前來舉行座談會。誰知與會者中有人表示了對胡耀福的不滿，說他將入社時已歸入集體的一隻糞桶、一把耙子又拿回自己家了。胡耀邦很生氣，吩咐說，不要給哥哥４０元錢了，並要隨行的瀏陽縣公安局教導員吳玉翹去胡耀福家，將胡耀福批評一頓，還將拿回家的這些東西作價１３．８元賠給生產隊。這筆錢，從胡耀邦剛剛拿給哥哥的４０元中出。
    
    當天晚上，胡耀邦回到自己的老家，在自己幼年時住過的屋子裏過夜。他看望了哥哥胡耀福，最後給了他１０元錢。此番兄弟見麵，並沒有很多話語。
    
    第二天臨走，胡耀邦對隨行人員感歎：我老兄這個人呀，參加黨組織比較早。他沒有去井岡山，留在家中，在白色恐怖中，向國民黨“悔過”，但是沒有叛變。土地改革，他被劃為富農，被抓起來，判過管製，他很少來北京。他就是這麽一個人。
    
    胡耀邦這番話說得比較含糊，與他一貫的作風不同。他帶著一番感慨離開了故鄉蒼坊村。又過了幾年，“文革”風暴刮來，胡耀邦和哥哥胡耀福將近１０年沒有見麵。
    
    哥哥的冤案平反了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文革”結束了，胡耀邦複出，赤膽忠心，以大無畏的精神平反“文革”中乃至更久時日裏積壓的冤假錯案。
    
    哥哥胡耀福遭受的錯案也平反了。不過，胡耀邦在其中沒有出過一點力，全由胡耀福本人反複申訴，最後逐步弄清事實真相。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瀏陽縣落實政策辦公室發文確定，１９５２年將胡耀福定為“反革命分子”是錯誤的，予以糾正，將胡耀福定為“起義人員”。１９８１年２月，瀏陽縣政府確定，在土改複查中將胡耀福劃為“富農”是錯誤的，予以糾正。３月３日，瀏陽縣法院重新審理舊案，撤銷１９５２年對胡耀福的判決，宣布胡耀福無罪。
    
    這年３月８日，胡耀福向縣領導寫信表示：“承上級黨委、人民法院對我原錯誤定性……現已給予落實改正，我表示衷心感謝。今我年雖七旬，也一定要以我最大的力量為四化貢獻我的一切。”他在信尾說，由於長期遭遇不公，家庭已非常困難，“今特呈報上級，看能否給予一點解決”。
    
    考慮到胡耀福的實際情況，他在這一年擔任了瀏陽縣“政協工作員”，由統戰部每月發給５０元。更為重要的是，平反使胡耀福的心氣舒張開來。他馬上就心情舒暢地前往北京看望女兒，看望弟弟胡耀邦了。從那以後，胡耀福幾乎每年都到北京去。
    
    胡耀福把改變家鄉窮困麵貌看作當務之急。１９８２年８月，他來到北京，對弟弟胡耀邦說，希望對家鄉的電網建設給予關照。他說：“耀邦，我已經老了，可能活不了多少年，我們家庭困難一點不要緊，但是看到家鄉還那麽窮、那麽落後，公路修不上，電也用不上，我心裏很不安寧。老區人為革命是流過血的，可是解放幾十年了，他們還是很窮。我們兄弟都是喝瀏陽河水長大的，如果不把家鄉建設好，怎樣向家鄉父老交代？”
    
    在這之前，胡耀福曾來北京，要為家鄉中和鄉買一些化肥。胡耀邦沒有管，要他自己解決。然而這回胡耀福說到了革命老區，一席話說得胡耀邦熱淚盈眶，當場說：“這個問題我早就向電力部門講過，適當照顧老區。中和是老區，中和的事情一定能得到解決。”
    
    當時瀏陽的電力供應還比較緊張。胡耀邦的關心起到了作用。１９８３年，水電部撥款３６０萬元，從長沙榔梨架設了一條通往瀏陽的１１萬伏的高壓電路。瀏陽革命老區，其中包括中和鄉亮起了電燈。
    
    由於胡耀福的爭取，胡耀邦給予了瀏陽革命老區這點關照。若論對自己的家鄉親屬，胡耀邦從來沒有做什麽，即使對兄長胡耀福也不例外。
    
    兄弟倆的誤解與諒解

    １９８４年的一天，嶽陽縣物資局經理胡政到中和鄉蒼坊村，並到胡耀福家看了看。他為胡家的清貧而震撼，回去向嶽陽市委領導反映了胡家的情況。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初胡耀邦在湘潭當地委書記時，時為鄉村基層幹部的一位領導見過胡耀邦，對胡耀邦十分敬佩。這位領導當時對胡政表示，在可能的範圍裏對胡耀福應該有所關照，於是胡政就幫助蒼坊村買到一些平價尿素。
    
    當胡政再一次來到胡耀福家的時候，他問胡耀福的兒子胡德資，把你安排到嶽陽工作怎麽樣？
    
    胡德資說，可以呀。
    
    過了不久，胡政傳來話說，已把胡德資安排到嶽陽輕化公司當副經理，妻子葉秋娥可以到嶽陽市委招待所當服務員。
    
    胡德資聽了滿心歡喜。正要辦理手續的時候，那位領導同誌的妻子去北京見到了胡耀邦。在一起吃飯的時候，她告訴胡耀邦，你哥哥家太困難了，所以給你的侄子德資安排了工作。
    
    胡耀邦一聽就震怒了。他馬上從飯桌前站了起來，打電話找到湖南省委書記毛致用，推翻全部事情，嚴令對主事的那位領導進行處分。
    
    這事剛過了幾天，胡耀福到北京去看弟弟。他壓根兒就不知道嶽陽安排胡德資工作的事。一見麵，胡耀邦滿臉怒氣地對哥哥說：“你在下麵開後門！”
    
    胡耀福被說得一頭霧水。
    
    胡耀邦怒氣未消，繼續斥責說：“誰這樣搞，我就開除誰的黨籍。你們背了我的牌子，亂搞！”
    
    看著胡耀福還不明白，胡耀邦明明白白地說：我已經批評那位領導了。
    
    胡耀福一口否認是自己去找人開後門的。當漸漸聽明白是怎麽回事的時候，胡耀福大叫冤枉，發起脾氣來了，說：“耀邦，你這個人忘恩負義。你在北京當總書記，我在家裏當農民，要是在過去，我就是皇親國戚。但是現在，我在家裏當農民，日子不寬裕，有人關心一下我家又怎麽了？難道德資一個中學生就不能當工人了？”
    
    胡耀福越說越氣，說了過頭話：“別看你是總書記，我是你哥，該教訓你照樣教訓你！”
    
    胡耀邦毫不相讓，說話聲音大了起來。
    
    警衛員在外邊聽到裏邊兄弟兩人吵架，急得要進屋拉架，被李昭製止了。她說：“人家兄弟吵架，一會兒就好，你不要去管。”
    
    果然，隻一會兒，胡耀福怒氣衝衝走出來，投奔女兒胡素貞去了。
    
    兄弟畢竟是兄弟。胡耀福說過些氣話也就算了，諒解了弟弟。胡耀邦的侄子胡德資，從此在鄉間務農，直到今天還是一個普通農民。胡德資的兒子當兵，在北京服役，幾年服役期滿，也回家鄉當了農民。
    
    胡耀福的晚年，總有一件事放心不下，就是他的黨籍問題。為此他反複申訴，要求組織調查。１９８５年前後，經過瀏陽縣委組織部調查，確認將胡耀福定為“起義有功人員”是不恰當的。胡耀福是建國前入黨的老黨員，應恢複黨籍，黨齡自１９４９年算起。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１２日，胡耀福又來到了北京。他對弟弟胡耀邦說，你是不是回老家看看呀？說著，掏出了紅色的黨證，搖晃著對胡耀邦說：“現在我已經恢複黨籍了。”
    
    胡耀邦說：“這事你怎麽現在才告訴我？”
    
    胡耀福故作生氣狀，說：“我告訴你管什麽用，你從來就不關心我。”
    
    胡耀邦說，看你說到哪裏去了，我是顧不過來呀。等到退休了我回老家，作為一個平民和鄉親在一起，和你好好地住一段時間。
    
    這句話說得胡耀福非常感動。他馬上將鄉間帶來的湖南臘肉，還有一些醃製的狗肉拿出來，說，這是你嫂子帶給你吃的。
    
    胡耀福的女婿徐海初在座。胡耀邦對他說，你到市場去看看，這些東西市場價格是多少？我是要付錢的。弟弟胡耀邦知道哥哥家裏不寬裕，他要給一點小小的補貼。
    
    徐海初說，市場裏哪有這些東西。他知道胡耀邦的規矩，揣摩著說了一個數，胡耀邦按此數把錢給了哥哥。哥哥知道弟弟的規矩，就把錢收了。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下旬，胡耀邦到長沙休養。他吩咐隨行的侄女胡素貞，回一趟瀏陽老家，將哥哥胡耀福接到長沙九所一起住幾天。
    
    這次與哥哥見麵，胡耀邦的親情、鄉情都被攪動了。他對胡耀福說：“你過去的有些情況我不了解……對不起了！”
    
    “過去的情況”是指哪些？胡耀邦沒有說，推測起來，大概也包含對哥哥關心得不夠吧，但是哥哥已經原諒了弟弟。
    
    長沙九所的綠樹鮮花，看到了胡耀福和胡耀邦兄弟最後相處的日子。誰能想到，此時的胡耀邦已經走近生命的終點。幾個月後，他去世了。
    
    又過了幾年，１９９２年９月，瀏陽農民胡耀福辭世。鄉間農民送上一幅帶著泥土氣息的挽聯傾吐心中感慨：“國中有典型，兩袖清風作赤子。天下無先例，一代‘皇兄’是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