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過日本大恩的梁啟超為何不報恩？（組圖）

很少有人知道，梁啟超有一個日本名字，叫吉田晉。這是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逃亡到日本之後起的。梁啟超在日本一住就是13年，直到辛亥革命風雲乍起，他才帶著“天若佑中國，我行豈徒然”的自信與豪情，乘坐“天草丸”返回中國。耐人尋味的是，他回國下榻的第一站，就是日本駐奉天(今沈陽)領事館。可見他與日本人的關係之厚密親近。

說起來，日本當局對梁啟超是有大恩的，而梁啟超也對日本有著特殊的感情。當慈禧太後發動政變，四處捕殺“新黨”之時，若不是日本公使林權助全力相救，梁啟超恐怕早就和譚嗣同一起到刑場高吟“有心殺賊，無力回天”了。後來他的學生蔡鍔在雲南反袁護國，梁啟超急於從上海趕赴廣西，說服“南天王”陸榮廷起兵響應，又是日本外交官和商人主動伸出援手，曆盡千難萬險，將他送到了南寧。在梁逋居日本期間，他和日本政、商界人士犬養毅、高田早苗、柏原文太郎、誌賀重昂等過從甚密。梁還很快學通了日語，然後用日語閱讀日本人譯著的政治學、資生學(經濟學)、智學(哲學)、群學(社會學)等書籍。他在《論學日本文之益》一文中形容自己的心情是“如幽室見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並主張“我國人之有誌新學者，盍亦學日本文哉”。正是在日本期間，梁啟超越出了康有為的思想框架，建立了自己獨立的思想體係。他曾不止一次地對日本友人表示：日本是我的第二故鄉！

然而，1915年，袁世凱為了換取日本支持自己一圓皇帝夢，準備接受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梁啟超在獲知“二十一條”的內容之後，義憤填膺，通過《京報》、《國民報》和《亞細亞報》等報刊，接連發表了《中日最近交涉評議》、《中日時局與鄙人之言論》、《中國地位之動搖與外交當局之責任》等8篇文章，對袁政府發出嚴厲警告，並痛斥日本的侵華罪行，尖銳指出，日本此舉是企圖趁歐美因戰爭而無暇東顧之機，“謀蹙我於死地”，這是典型的侵略！並強調日本如欲尋求中日“合邦”，同化與滅亡中國，隻能是癡心妄想。中國幾千年來素有反侵略的傳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日本必須撤回那些“傷害我主權為我所不能堪”的條款！

梁啟超的行動讓日本一些人感到了恐慌和不解。誠如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一書中所描述的那樣，日本文化非常強調“報恩”。在他們看來，“恩” 是債務，而且必須償還，“難以報恩於萬一”是日本人經常說的一句話。日本當局在派人對梁啟超進行“種種運動”遭到嚴詞拒絕之後，不由得惱羞成怒，通過其報紙汙蔑梁啟超接受了德國的賄賂(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屬於“協約國”，德國屬於“同盟國”。中國在戰爭後期加入了“協約國”，對德宣戰)，很多日本報紙也指責他“忘恩負義”。梁啟超則對此進行了坦蕩的反駁。他指出：維護國家民族的權益是我的權利和義務。我難道因為曾受日本保護十餘年，就可以放棄對國家的責任嗎？難道日本一些人要我“日思引外人以擾亂祖國而始為報恩”嗎？他正告那些日本軍國主義者：“凡以正義待我者，無論何國，吾皆友之；凡以無禮加我者，無論何國，吾皆敵之”。

作為“言論界之驕子”，梁啟超的文章引起了巨大反響。“二十一條”最終未能付諸實施，梁啟超是有很大功勞的。後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召開的“巴黎和會”期間，梁啟超又重演了這一幕。作為中國的文化名人，他受到了東道主法國方麵的熱情禮遇，在法國政要為他舉行的歡迎宴會上，梁啟超就《凡爾賽和約》中關於中國山東的不平等條款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他嚴正指出：“若有一國要承襲德人在山東的侵略主義遺產，就是為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媒，這個國家便是和平公敵！”梁啟超的演說贏得了在場各界人士的熱烈掌聲，對爭取國際輿論的支持起到了一定作用。

梁啟超還在會場內外積極活動，並與國內的“不簽字運動”相呼應。5月2日，《晨報》發表了根據他的巴黎來電撰寫的新聞《山東亡矣》，如實介紹了和會的情況，驚呼“國亡無日”，呼籲“願合四萬萬民眾誓死圖之”。這篇新聞立即引爆了北京各大學學生的遊行示威活動，“五四運動”就此爆發！從這個意義上說，梁啟超雖然沒有直接參加“五四運動”，但卻是“五四運動”的間接推動者。

梁啟超強烈的民族情感，使他超越了個人恩怨。和梁啟超同時代的那些經常“往來於中國與他國之間”(梁還在自己的長詩《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中自詡是“世界人”)的知識分子，比如康有為、陳天華、楊度等等，其實都具有強烈的民族情感。但到了當下，那些口口聲聲“世界公民”、有條件“往來於中國與他國之間” 的知識分子，卻有不少人不認同梁啟超這一代知識分子的選擇。

為什麽會這樣呢？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有一點卻很清楚：那就是盡管都能自由往來於國家之間，盡管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普世情懷”，但從前的梁、康、陳、楊那一代知識分子都是理想主義者，所以，他們往往能夠將國家民族的利益置於自身利益之上。而前麵提到的那部分當代知識分子，首先考慮的恐怕是如何能夠在資本 “全球化”的條件下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梁任公有如此優越的條件，卻不懂得如何充分利用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難怪要遭人懷疑有“精神病灶”了。隻是當時的人們如果都如懷疑者這般“精神健全”，今天我們怕是要用日語來寫文章了。每念及此，總要為梁任公等人抱屈。

梁啟超還是麻將好手，而且還振振有詞地把麻將和救國結合起來：“麻將不能不打，
要救國一定要打麻將。打麻將可以觀察人的品格，還可以鍛煉堅忍精神，
一坐下去不論勝負，一定要打完四圈。同時既使前三圈都失敗了，
還有翻本的希望，我們國家和別國競賽，
敗了也不能氣餒呀！這種精神可以在麻將桌上鍛煉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