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臨陳毅追悼會——毛澤東開始糾正自己的一些錯誤（組圖）

病中毛澤東著睡衣參加陳毅追悼會

　　“九.一三事件”後，在苦苦思索文化大革命以來曆史的過程中，毛澤東終於下決心對自己的錯誤有所表示。以批判林彪為形式，他多次有保留地承認並糾正了自己的一些錯誤，作出自我批評，指示糾正了文革前期製造的“二月逆流”、鄧小平等冤假錯案，並支持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

　　毛澤東糾正部分冤假錯案

　　林彪叛國出逃的“九.一三事件”，給毛澤東以很大的刺激，使他半個月中衰老了很多，像是變了一個人。從1971年9月到1972年2月，他兩次重病發作。起初是大葉性肺炎，不停地咳嗽，坐在沙發上，夜不能寐，終於發展到肺心病，甚至出現缺氧昏迷。

　　親臨陳毅追悼會

　　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負責人，談話中反映了他“猶抱琵琶半遮麵”的矛盾心態。

　　毛澤東（指著葉劍英說）：你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麽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那個王關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那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王關戚還沒有暴露出來。有些問題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雖然曆史證明，林彪與“五一六兵團”毫無幹係，“二月逆流”事件也主要是江青一夥搞的，但重要的是，毛澤東以這個方式間接宣布了為文革前期蒙冤的老帥們平反，原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政委廖漢生也從關押中被釋放。

　　由於尚摸不清毛澤東這一表態的真實意圖，葉劍英一直沒有向曾被誣蔑為“二月逆流黑幹將”、身患癌症的陳毅傳達毛澤東的這些意見。直到1972年1月6 日，毛澤東再次對前來商談工作的周恩來、葉劍英說：“‘二月逆流’經過時間的考驗，根本沒有這個事，今後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請你們去向陳毅同誌傳達一下。”葉劍英才匆匆趕到病床前告知病危彌留之際的陳毅。然而，陳毅已經不省人事，幾個小時後便與世長辭了。

　　陳毅去世後，按照周恩來與幾位老帥商議的意見，治喪程序與隻是上將和副總參謀長、比陳毅的元帥軍銜和軍委副主席均低兩級的李天佑相同，規格略高。1月 10日中午，毛澤東突然臨時改變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定的較低追悼會規格，隻在睡衣外罩著大衣就冒著嚴寒親自出席了北京八寶山陳毅追悼會。與兩個月後的3月 26日逝世的謝富治相比，已經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陳毅之死雖然沒有獲得天安門、新華門、外交部等地降半旗的禮節，卻得到了更重要的毛澤東親自出席追悼會的殊榮——從1950年任弼時逝世後，毛澤東出席的追悼會惟有這一次。這是一個重要信號，表明了毛澤東對他昔年戰友的重新認可。他對張茜流著淚說：“陳毅同誌是一個好人，立了功勞的”，“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為鄧小平複出造輿論

　　在八寶山這次談話裏，毛澤東還當眾提到了鄧小平，把鄧和當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劉伯承相提並論，說鄧小平和劉少奇是有區別的，是“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個更為重要的信號。在場的周恩來立即暗示陳毅的親屬把這個評價傳播出去，為鄧小平的複出製造輿論。

　　從1969年被“戰備疏散”到江西，鄧小平一直很謹慎地潛居鄉下。和同時被打倒的劉少奇不同，他通過汪東興實際上和毛澤東保持著間接的聯係。這種狀況當然是按毛澤東的意圖安排的，他在那裏埋下了一個可以起用製約林彪的棋子。

　　1971年11月6日，鄧小平獲準第一次聽傳達中央文件，就是關於林彪出逃一事。兩天後，他又提筆給毛澤東寫信，對林彪“那些罪該萬死的罪惡行動” “感到十分的震驚和憤慨”，表示“如果不是由於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領導和及早地察覺，並且及時地加以解決，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我們社會主義祖國會遭到多少曲折和災難。”他借此機會，再次申明在江西“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過勞動和學習自我改造，絕對遵守我向黨作的保證，除自己的親屬外，沒同任何人有來往。”在多事之秋，這種“守規矩”的表態是鄧小平爭取複出的最好方式。他最後寫道：“我個人沒有什麽要求，隻希望有一天還能為黨做點工作，當然是做一點技術性質的工作。……使我有機會能在努力工作中補過於萬一。”這封信也是林彪事件後正在孤寂中的毛澤東很願意看到的，雖然現在的中央領導層在林彪事件後一再表示擁護毛澤東，但他仍然懷疑究竟哪些人還與林彪有暗中的聯係，或是準備利用這一事件向他發難，他需要一個徹底與這一事件毫無關係的人。因此，鄧小平的信很快得到了良性反應。毛澤東質問汪東興：“你怎麽不管人家啦？”指示：“他的事還要汪東興管。”並且把鄧小平來信批印中央政治局。往來的鴻雁傳情，終於在第二年有了結果。

　　1972年8月1日，鄧小平聽了第四次傳達林彪事件的報告後，又提筆給毛澤東寫信。信中說：“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還可以為黨、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補過於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澤東對鄧小平揭發批判林彪的來信作出批示，予以肯定：

　　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誌。鄧小平同誌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

　　當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了毛澤東的批示。鄧小平複出指日可待。

　　恢複老領導職位

　　從1972年起，毛澤東先後在一批受到誣陷和打擊的老幹部及家屬的來信上分別作出批示，同意陳雲回北京，指示對譚震林、羅瑞卿、譚政、楊成武、李一氓、蘇振華、林楓、葉飛、吳冷西、舒同、郭化若、李卓然、何長工、白堅、李克如、賀誠、許滌新、範長江、江一真、李一夫、柴沫、林鐵、陳丕顯、劉景範等人或予以釋放，或解放恢複工作，或按照人民內部矛盾性質酌情做出安排。他在批示中做自我批評說：“當時聽了林彪一麵之詞”，“有些證據不足，辦案人員似有一些逼供信。”還特別批準了陳雲、王稼祥要求進行經濟和外事調查工作的來信，又專門指示周恩來，譚震林“還是好同誌，應當讓他回來”。

　　1973年12月12日至2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次肯定朱德是“紅司令”，並作了自我批評。他說：“我看賀龍同誌搞錯了，我要負責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賀龍不好呢。楊、餘、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聽了林彪一麵之詞，所以我犯了錯誤。小平講，在上海的時候，對羅瑞卿搞突然襲擊，他不滿意。我讚成他。也是聽了林彪的話，整了羅瑞卿呢。”“有幾次聽一麵之詞，就是不好呢。向同誌們做點自我批評呢。”

　　盡管毛澤東的這些自我批評和指示並沒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整體錯誤方針上作出根本性的改變，但毛澤東的這些表態，確實使周恩來在一定時期內掌握了否定文革的主動權。

　　周恩來為眾多老幹部平反

　　林彪事件後，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著手準備全麵恢複、落實文革前的政策。

　　1971年11月，周恩來派人到貴州找到賀龍夫人薛明，要她將賀龍被迫害致死前的情況寫報告給中央，準備為賀龍的冤案平反。

　　翌年4月24日，經周恩來指示和親自閱改，《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恢複和落實黨的幹部政策的社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社論把文革中對幹部“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情況歸結為劉少奇一類騙子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求：“除了極少數混進革命隊伍的階級敵人和屢教不改、不可救藥的分子外，對一切犯錯誤的同誌，不論老幹部、新幹部，黨內的同誌、黨外的同誌”，都要“采取教育為主的方針”。社論特別指出：“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煉的老幹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新幹部，都是黨的寶貴財富”。這一評價是文革以來罕見的，為解放那些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黨和國家領導幹部，起到了促進作用。

　　同月，周恩來抓住老幹部陳正人、曾山因在受審查中缺少醫治、患病去世一事，指示衛生部要盡快解決老幹部的醫療問題，並親自安排衛生部組織北京10大醫院為約500名副部長以上幹部做了體檢。許多在外地被審查的老幹部借此機會回到北京，重新安排了工作。

　　8月1日，由周恩來安排，經毛澤東批準，陳雲、王震、滕代遠、陳再道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前期被迫害和排擠的老幹部出席了國防部舉行的慶祝建軍45周年招待會。此後，每逢重要節日的慶祝活動，周恩來都盡可能地安排一些受迫害尚未解放的老幹部出席，為他們恢複名譽。

　　是年底，毛澤東批評監獄中搞“法西斯式審查方式”的現象後，周恩來立即要求公安部負責人與北京衛戍區徹底清查北京監獄中的違法體罰、虐待被審查幹部問題，允許被關押者申訴。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恢複鄧小平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4月12日，鄧小平在文革被打倒以來第一次公開參加了歡迎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到北京的外事活動，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

　　就在3月10日這天，周恩來還抱病致信毛澤東，建議抓緊解放幹部和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並提出了“先易後難”的具體方案，即先解放問題小的幹部。在他的督促下，中央組織部提出了一個300多名高級幹部的名單，周恩來、葉劍英又排除江青、張春橋的百般阻撓，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逐一討論、通過，為一大批被打倒和排斥的領導幹部重新安排了工作。同時，從1971年底到1972年底，周恩來主持召開了從文革以來就被中斷的全國民族、公安、衛生、科學、出版等部門工作會議，以此推動國家各個部門健全製度、恢複落實政策的工作。經過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後兩年的努力，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國混亂局麵逐步出現轉機。

　　糾“左”還是批“右”的衝突

　　周恩來領導的恢複舊秩序、批判極左派的努力，引起了江青等文革派的驚恐不安。他們擔心發展下去將不可避免地觸及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思想和組織基礎，因而極力阻撓周恩來的各項部署實行，在教育、外交和輿論宣傳領域展開了交鋒。

　　鬥爭的焦點，集中表現在主導全國走向的中央輿論宣傳領域，也就是當時中央的喉舌《人民日報》。7月至8月，周恩來多次批評姚文元分管的人民日報社和新華社說：“有些東西又臭又長，林彪就搞這一套。你們批林整風就從文風開始。”他尖銳地指出：人民日報社、新華社極左思潮沒有批透，極左就是形左實右，搞空洞的、抽象的、形式主義的東西，誇誇其談，走極端。極左的不批透，還會犯錯誤。運動就是要落實到政策上，政治掛帥就是要掛在業務上。張春橋、姚文元立即在 8月8日召見人民日報社負責人，針對周恩來的批評說：“在批林時要動腦筋，劃清界限，不要過頭”，批判“精神萬能論”、“唯意誌論”都是“過頭”的例子。同時，他們還不顧多數幹部的強烈反對，極力維護他們在人民日報社的親信魯瑛的領導地位，借此控製人民日報。9月底，周恩來主持起草國慶社論，寫道：“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傾向，特別要批判極左思潮。”姚文元審稿時刪去了這句話。

　　12月4日，王若水給毛澤東寫信，匯報了人民日報內部關於批極左還是極右的鬥爭張春橋、姚文元反對批極左的問題。

　　王若水的信把周恩來和張、姚的矛盾公開化，逼迫毛澤東攤牌。究竟林彪、江青等文革派的實質是極左還是極右？12月17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後召見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在談話中更明確地作出了結論：

　　批極左，還是批右？有人寫信給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認識此人，不很高明。也讀過一點馬克思，參加過合二而一、一分為二，《桌子的哲學》……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是極左？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

　　12月19日，周恩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在人民大會堂召集人民日報社等單位負責人開會，傳達了毛澤東講話的精神。周恩來在講話中承擔了《人民日報》發表批極左思潮文章的責任，並且委婉批評王若水是分裂中央。

　　1973年，江青等文革派利用毛澤東關於批“右”不批“左”的決策，針對周恩來的糾“左”部署，不斷製造出各種光怪陸離的事件，在文化、教育領域掀起了一場“反右傾回潮”的運動。江青等人利用毛澤東的支持而發動的這場“反右傾回潮”運動，使周恩來在文化、教育領域糾正“左”傾錯誤的努力被迫中斷，節節敗退。而外交領域裏一係列的批判，終於使重病中的周恩來退居二線，新的對壘在江青集團和複出的鄧小平之間展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