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尋找中國寶

2005年紐約嘉士得春季中國藝術品拍賣會上，第334號拍品是一件清朝“康熙青花動物紋觀音瓶”。拍賣師從1萬美金開始叫價，不過幾個回合，就叫到了4萬多，但台下競拍人們的熱情卻絲毫未減，至少還有7、8個人在舉牌。 

一名場外買家通過電話委托競拍，將價格抬到5萬5千。 

“6萬。”拍賣師又一次提高了價格。 

顧長安這才第一次舉起了手裏的牌子。在拍賣會開始之前的拍品預展上，顧長安就看中了這件“觀音瓶”。他對多維記者說，康熙年間的青花最有名。所謂青花，就是在白色的瓷器上用鈷青料繪上花，然後再在坯件上罩了一層白釉。這樣，就形成了比以往的印刻花更鮮明的“青花”。而在各種器型中，瓶的檔次又是最高的。嘉士得拍賣的這件青花觀音瓶：顏色翠藍，形狀像一座觀音像一樣，瓶身上麵繪有5種動物圖案，分別是龍、鳳、虎、龜、麒麟。 

顧長安事先做過一番調查，了解到“觀音瓶”上圖案的繪畫技法是明代陳老蓮的畫法，而一件瓶子上有五種動物，可算是觀音瓶中非常少見的，因而非常珍貴。瓶上麵有“大明成化年”製作的印章，不是清朝康熙年間的嗎？他解釋說，“這個，行話叫做‘官（窯）仿官（窯）’，江西景德鎮的督燒官擔心有康熙印的東西製作時被打壞，會招致殺身之禍，所以就刻了大明成化的款。”他一邊描述這個觀音瓶的形狀，一邊用手比劃著說，“漂亮的瓶就像古典美人一樣，溜肩收腰,難得一見”。 

“6萬5。”叫價並沒有停止。 

場外買家毫不遲疑地舉了牌。在嘉士得拍賣品的印刷圖錄上，這件觀音瓶的估價是1萬5千美元左右。顧長安從側麵了解到，有幾個中國同胞也想買下這件東西，有人競爭，就意味著成交價格一定會往上走，5萬美金以下不可能買得到。他為自己定出了一個8萬元的底價，隻要低於8萬，他一定要出價。 

顧長安用“激動人心”來形容他當時的心情。嘉士得的拍賣室裏，不但座位都坐滿了，站著的買主更圍成了三、四層，他有些擔心自己花8萬都買不下來這個觀音瓶。 

“7萬。”拍賣師又叫到。 

顧長安毫不猶豫地就舉起了手中的牌。“拍賣場像戰場，容不得猶豫，想買到好東西，就要有三力，眼力、財力和魄力”，顧長安對記者說。 

拍賣師連著叫了5遍，還遲遲不落捶，詢問是不是有人出更高的價格，顧長安有些急不可耐，“通常他隻叫三遍就落捶了，我急著給他打手勢，讓他落捶。”

終於，在漫長的幾秒鍾之後，拍賣師一錘定音。顧長安懸在心裏一塊石頭這才落了地，他終於如願以償地得到了這件讓他心儀的寶物。 

數日後，顧長安紐約的亞洲文化節上見到了赫赫有名的古玩商Martrant，才知道，當時那個現場打電話的經紀正是受到這位古玩交易商的委托。Martrant得知是他買走了觀音瓶時，連連恭喜他說，“我本來是要出10萬的，可惜比你慢了一步。”

對於顧長安來說，在嘉士得成功競拍這個觀音瓶的經曆讓他永遠難忘。他說，“買到一件東西特別開心，這輩子可能就這麽一次機會。”

 老祖宗的東西應該回歸 

顧長安今年49歲，北京人，從5年前開始收藏中國文物，自言對中國曆史和文化一直有著濃厚興趣，對古玩字畫更是像著了迷一樣。 

在他看來，收藏文物不僅僅可以得到審美的享受，還是一種頗具回報的投資行為，比起買股票和投資房地產，更有吸引力。他說，“金融不景氣，房市不穩定，隻要沒有大的戰爭，藝術品一定是保值的”。 

顧長安開過影視公司，後來又從事中美進出口貿易行業，最終把文物收藏和交易當成了自己的事業，而這個決定卻從根本上改變了他的生活方式，顧長安成了“空中飛人”。他把家安在紐約和北京，一年中，要在中美之間往返數次，有時他還會去歐洲，參加法國和德國的中國藝術品拍賣會。  

“有一段時間，我和我的合夥人幾乎是全世界哪裏有拍賣會，就到哪裏去”，希望能買到中國文物的精品。顧長安坦言，他到海外購買中國藝術品的另外一個目的就是，把屬於中國的文物帶回中國。他告訴多維記者，“好東西應該留在中國，過去是被列強搶過去的，現在中國強大了，老祖宗的東西應該回歸，畢竟在中國真正會欣賞的人多，在歐美了解中國藝術品的人少，我真是這麽想的。”

每年春秋兩季，紐約兩家最著名的藝術品拍賣行--蘇富比和嘉士得--都會舉行規模盛大的中國藝術品拍賣會。春季拍賣會的捶聲剛一落定，為期一周的亞洲文化節就在4月初在紐約拉開帷幕。期間，全球頂尖級的藝術品收藏家和古玩商都會雲集紐約，無論是在拍賣行的現場，還是在亞洲文化節的展台前，美輪美奐的中國古代藝術品令人歎為觀止，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則是活躍在紐約文物藝術品市場上的不少操著各地方言的中國人。近年來，中國海外尋寶軍團的出手闊綽、氣勢逼人，和對中國文物“眾裏尋她千百度”的執著專一，早已引起了海外媒體的關注。 

多維記者從全球最大規模的拍賣行蘇富比了解到，2001年，來自中國大陸和香港的買主從全球各地的蘇富比拍賣分行買走的中國藝術品，總值為1千220萬美元，到2004年，這個數字已經翻了一番還要多，達到2千830萬美元。中國人的購買力占蘇富比全球中國藝術品拍賣總額的八成多。 

嘉士得駐中國代表江炳強透露，從1999年到2004年，中國藏家到海外購買中國藝術品的增長幅度，高達200％。而根據以往幾年德國納高拍賣公司的成交記錄，中國藝術品的買家結構大致是：40％來自歐洲，10％來自美國，其餘50％來自中國。中國人的購買力占拍賣總額的近三成。 

顧長安形容，當他3、4年前參加紐約的中國藝術品拍賣會時，隻有寥寥幾個中國人，還都是香港、台灣來的大買家。而現在，“中國買家的數字每年都在增加，每年都有新麵孔出現”。就在2005年4月初剛剛結束的紐約兩大中國藝術品拍賣會上，顧長安仔細一數，來自中國大陸的買家就有30多個。他們大多來自北京，其次是包括上海在內的江浙地區，還有幾個來自山西的買主。 

出手闊綽令外界不可思議 

當多維記者第二次訪問顧長安時，他已經回到了北京的家中，觀音瓶也隨身帶回了中國。被問道是否會把觀音瓶轉手賣出時，顧長安回答說，“會先收藏一段時間，有合適的機會時再說。”他補充說，即使有朝一日要出售這個觀音瓶，也一定會讓這件寶物留在中國。 

按照中國的規定，從海外帶回中國的文物要加蓋文物管理部門打上的標記，才能通過海關帶出中國。顧長安並不打算找文物局辦這樣的手續。 

他說，他和自己的合夥人也屬於海外尋寶兵團中的一員。5、6年前，自己做生意賺了錢之後，就想去海外買中國文物，帶回中國，和許多海外尋寶兵團中財力雄厚的商賈相比，他強調，自己的財力有限，也不可能把買到的文物都無償捐助給政府或者博物館，購買文物是希望將來可以找到合適的機會轉手以得到回報。 

但他認為，自己通過競拍的方式把中國的文物買回來，就是一種自己力所能及的愛國行為，是一件既有經濟回報，也很有意義的事情，“作為炎黃子孫，既然能為國家做點事情，還能掙點錢。”

顧長安曾經和幾個朋友一起，從日本買回了國畫大師傅抱石的代表作――“憑欄仕女圖”，他告訴記者說，“我也一定要把這件東西留在中國，因為她太珍貴了”。他如數家珍地告訴記者自己的珍藏，去年從巴黎買的趙無極的油畫、從日本買回的山水大師陸儼少的畫作、從嘉士得競拍得到的雍正年間扇形戧金添漆盒、從紐約多也（Doyle）拍賣行拍得的鐫刻有唐詩的清朝年間象牙筆筒，等等。 

《華爾街日報》曾在去年用頭版篇幅報道過海外尋寶軍團中的領軍人物――浙江商人陸漢振和徐其明等人。不會說國語，更不懂英語的陸漢振這樣對英文媒體的記者說，“我恐怕是第一個在嘉士得、蘇富比操著寧波腔買東西的人”。陸漢振的“金輪集團”雇傭了上萬名員工，擁有著亞洲最大的電單車車胎原料廉子布生產基地，年銷售額超過10億元。從2000年起，陸漢振在出國考察時，開始對文物收藏產生興趣。他每次參加拍賣會，都會帶上助手姚海芳和外語翻譯，姚海芳是他專職的古董研究與購買顧問。在倫敦、東京以及紐約，陸漢振和他的助手們看到了他在國內從未見過的中國古代文物精品，“那種感覺很奇怪，有點像在別人家看到自家的好東西”。 

2001年10月香港蘇富比中國藝術品拍賣會，陸漢振購得元釉裏紅玉壺春瓶；2001年10月香港嘉士德中國藝術品拍賣會，購得元青花魚藻紋罐；2002 年6月英國倫敦索斯比中國藝術品拍賣會，購得商代晚期獸麵紋鼎；2003年10月香港索斯比中國藝術品拍賣會，購得明嘉靖魚藻紋罐……　 

2003年10月，在香港的一次藝術品拍賣會上，陸漢振以150萬美元競得一件清代官窯瓷器，他最終的報價是預估價格的10倍。這個人立即引起香港及海外媒體的關注，《華爾街日報》描述那次的情景，“45歲的陸漢振戴著一個大型的玉指環和鑽石手鐲”，“以驚人的報價購得一個裝飾有蝴蝶的清朝陶瓷花瓶”。 

金輪集團總部大樓的三樓，就是陸漢振保存和展覽藏品的地方。這個超過1500平方米的大型展覽廳被命名為金輪藝術館，由姚海芳擔任館長。1000餘件從宋代官窯到清代後期官窯時期的瓷器，被按照年代順序和工藝種類，放置在一個個單獨的玻璃展櫃裏。他至今已經收藏了上千件價值連城的中國古代瓷器、青銅器與玉器。 

在海外的拍賣會上，陸漢振並不是惟一的浙江人。據業內人士透露，最近幾年，幾乎每年10月前後，江浙滬的一些大型旅行社便要組織特殊的赴歐美旅行團，旅行團的成員基本上是一些藝術品收藏者，他們到歐美的目的並非欣賞異域風情，而是去當地的拍賣場與古玩店采購中國藝術品。 

慈溪徐龍鰻業集團的老板徐其明也是一個倍受媒體關注的大買家。徐龍鰻業集團的水產品主要供出口，2004年出口逾5000萬美元。他對收藏的興趣始於 1994年，當年慈溪周邊高速公路開通，大量瓷器隨著施工的進行而出土，徐其明從此對古董尤其是瓷器產生了興趣。1995年，他開始涉足海外頂級拍賣會。 2003年香港蘇富比中國藝術品拍賣會上，徐其明對一件明朝宮廷用的陶瓷茶杯報價112萬美元，未能競得。翌日，他從一位日本收藏家手裏收購了一隻有 300年曆史的綠色六邊形花瓶，出價19萬4千美元，是拍賣前預估價的兩倍。 

中國競拍者購買文物的數量和對高價的承受能力，讓國際拍賣界感到“不可思議”。徐其明在拍賣會上的表現同樣引起了海外媒體的注意，《華爾街日報》把徐其明形容為一個“穿著並不合體的藍西裝，戴著鑲鑽金表”的中國暴發戶，“每一次競價都興奮地揮舞手中的塑膠牌”。徐其明目前的藏品大約在百件以上，他的收藏原則是“寧契鮮桃一口，不契爛桃一筐”，他偏愛古代皇室使用過的瓷器，認為“這樣的東西才是精品，有品質，合身份”。 

英文媒體認為：中國人海外尋寶熱的出現，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代表了中國經濟的複蘇和興起。倫敦一位著名東方藝術品交易商則透過媒體向同行們報喜說：中國這些新出現的藝術品收藏者已開始拜訪倫敦和紐約等地的私人交易商了。他評價說，“這種情況和上世紀80年代日本成為全球經濟大國時出現的情景完全一致”。 

在80年代和90年代末期，日本企業家也建立私人博物館，並且和今天的中國企業家一樣，他們也囤積中國的藝術品和古董。而目前，日本經濟正力爭從長達13 年的經濟蕭條中複蘇，中國人成為了最熱心的買家。《華爾街日報》還評價說，中國購買者正在世界各地對中國藝術品提出高額報價，並因此拉高了中國古代藝術品市場的價格。海外媒體在注意到中國的民間收藏家們的同時，也注意到了這些中國收藏家非同尋常的另一麵：與1980年代日本投資者蜂擁進入國際藝術品市場搜集凡高的作品及其他西方藝術品不同，中國許多收藏家對本國的文物更感興趣。由於眾多國寶從中國流失海外，因此，讓國寶重返祖國被看作是恢複民族自尊心的方式之一。海外媒體還特別強調，當中國買家們從日本人手裏買回中國文物的時候，“民族自尊心”似乎更加彰顯。 

大陸拍賣市場問題重重 

中國大陸的文物拍賣活動開始於1992年，顧長安親身經曆了中國文物拍賣行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的變化過程。 

對於現今中國文物拍賣市場的混亂狀態，顧長安頗有微辭，他說，外國的古玩市場由四個層次組成，最高檔的是拍賣行，其次是古玩商，再次之的是古玩交易中心，最後就是古玩跳蚤市場。像蘇富比和嘉士得都有兩百多年的曆史，除了法律健全之外，拍賣行都有一套嚴格的製度，在徵集拍品的時候，隻徵集來源明確，傳承有序的藝術品。比如說，從宮裏帶出來的有文件可考的東西，英法聯軍搶的東西，後代拿出證據來證明的。元代以前的文物很難用肉眼來斷定真偽，則要依靠化驗報告來確定年代，像宋代的五大官窯，唐代的陶器，鎮木獸等。歐美國家的拍賣行的拍品都要經過拍賣行文物專家們的鑒定。因此，從大拍賣行裏出來的東西，就好像有了合法的出生紙。而從大交易商處買來的文物，如果證明是贗品，也可以原物退回。 

用顧長安的話來說，他買東西之前，一定會仔細去做研究，特別是要注意這個文物的由來，“傳承有序的東西一般不會是贗品”。 

相比之下，中國最早的文物拍賣行成立也不過十幾年，而有些拍賣行拍的東西居然有八、九成都是贗品，顧長安說，“把跳蚤市場的東西都拿出來拍，簡直是胡來了。”

官民分頭海外“奪寶”

大陸的中文媒體也曾發表文章，揭露中國文物拍賣的重重黑幕，文章中說，“由於缺乏科學的鑒定製度和鑒定規範，國內藝術品市場至今沒有基本的價格和價値評估體係，人情鑒定、虛假鑒定時常出現，各種鑒定爭議和鑒定官司層不出窮。”

對國內藝術品市場的不滿也是引發國內富豪要到海外購寶的原因，“我們已經很少國內買東西了”，金輪集團藝術部經理姚海芳曾對媒體說，經過超過百年的動蕩，再加上這十多年來收集古董風潮的興起，市麵上有價値的古董早就各歸其主。“現在是媒體鑒寶，大家找寶，藏家憋寶，我們買不到寶。”姚海芳指著國內一家拍賣行玉器拍賣專場的拍品圖冊，説，“你看看，我們仔細硏究過了，整個圖冊，沒有一件東西是眞的，這樣的拍賣我們怎麽敢去？”

據北京市文物局2004年的統計數據，1999年，北京文物拍賣拍到一個億，2003年大幅度增長，拍到了12億。2004年文物藝術品拍賣成交額達到39.35億元人民幣。 

2005年年初，剛剛成立的北京紅太陽拍賣有限公司的第一場拍賣，就刷新了兩項世界紀錄。拍賣會上，被認為是國寶級的兩件文物分別被以天價拍出。其中，乾隆銅胎萬福吉祥燈拍得6600萬元人民幣；宋徽宗《桃竹黃鶯卷》拍得6116萬元人民幣(均為落槌價+10%傭金)。而此前，中國清朝工藝品拍賣世界紀錄是在2003年蘇富比秋季藝術品拍賣會上，由一套清乾隆帝禦寶組璽以2918.24萬港元創下的，中國傳統繪畫作品拍賣紀錄則是2530萬元，由宋徽宗的另一幅畫作《寫生珍禽圖》創下。創出這兩項世界紀錄的北京紅太陽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是一家去年4月新注冊的拍賣公司，注冊地點為北京市順義區後沙峪鎮吉祥工業區，此前，在拍賣界並無聲名。在外界的質疑和調查下，這場拍賣會顯得疑點重重。在媒體相繼對兩幅作品的眞偽提出質疑後，《北京晨報》發文稱，競得宋徽宗《桃竹黃鶯卷》的上海一家收藏機構僅向紅太陽匯出了1500萬元匯票。 

雖然中國的文物拍賣行業存在不少問題，但沒有影響海外文物回流，業界人士普遍認為，海外文物回流現象，與中國經濟高速持續發展，而世界經濟疲軟有著極大的關係。“盛事興收藏”，這使得國內文物市場行情逐年看漲，許多關於中國文物的國際最高成交價格都在中國誕生。“水往低處流，貨向高處走”，這是導致海外的中國文物藝術品紛紛回流的最直接和最根本的原因。 

據統計，海外回流文物目前已經占國內拍賣行拍品數量的50％以上，回流文物成交額超過拍品成交總額的60％。截止2005年1月，共拍賣回流文物近4萬件。有業者指出，這些年來，回流的文物中罕見精品，精品數量僅僅占全部回流文物的5％到10％，好的東西根本沒有回來，之所以回來的好東西少是因國內藏家出不起國外藏家給的價。盡管現在國內藝術品交易市場行情好了，但是國內藏家的財力與國外藏家相比，還差有一個檔次。 

民間首次大規模追寶 

2005年4月11日，中國民間組織“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宣布，將開始啟動大規模討還流失國寶工作。成立於2002年的這個基金，是由中華社會文化發展基金會與中國文博界專家、社會知名人士等共同成立的一個公益性社會團體，該組織一直從事調查和硏究流失海外文物，希望通過多種途徑促進流失文物回到祖國。 

在已經回歸的文物中，有政府追索和夠買回來的，有愛國人士捐贈回來的，有企業在拍賣會上買回來的，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也曾通過公益方式實現了圓明園豬首銅像回歸，但今年這次民間大規模討還流失文物活動所造的聲勢之宏大，在中國還是第一次。 

據悉，“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基金會”在對中國流失海外的文物進行了2年專門統計後提出：要追討的“流失文物”主要包括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這100餘年間，因戰爭搶掠、盜鑿、盜掘等不道德的和非法手段而流失到海外的中國文物。不包括很多是通過古代正常貿易、贈送等正當途徑到海外的，這是討還的基本依據。 

根據這個原則，基金會將討還兩類文物：一類是戰爭中被搶掠的文物。如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掠走的大量文物。另一類是不可移動文物，如雕刻、壁畫、建築構件等。由於在搶掠、盜鑿過程中，文物脫離了原有環境，最終導致了文物所代表的特有的曆史延續性和文化藝術完整性遭受不可挽回的損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包括被盜鑿的龍門石窟《帝後禮佛圖》和昭陵《二駿》等。 

圓明園四大銅雕獸首之戰 

圓明園四大銅雕獸首的回歸，堪稱是中國近年興起民間討回文物熱的代表事件。圓明園西洋樓建於清朝乾隆12年至24年（公元1747年至1759年），由郞世寧、蔣友仁、王致成等歐洲傳敎士設計監造，由中國工匠施工營建。西洋樓吸收了歐洲巴洛克建築形式，建成“大水法”十景，海晏堂是西洋樓中最大的一幢建築物，樓前的扇形水池正中，設一座噴水台，南北兩岸則設12石台，台上各坐表示十二時辰的十二生肖像。其中，南岸分別為子鼠、寅虎、辰龍、午馬、申猴、戌狗；北岸則分別為醜牛、卯兔、巳蛇、未羊、酉雞、亥豬。這些肖像皆獸首人身，頭部為銅質，身軀為石質，中空連接噴水管，每隔一個時辰（兩小時），代表該時辰的生肖像，便從口中噴水；正午時分，十二生肖像口中同時湧射噴泉，蔚為奇觀。 

1860年英法聯軍劫掠、焚燒了圓明園後，與眾多的國寶一道，十二生肖獸頭也被劫掠到海外，140年間，杳無音信。 

2000年4月，香港蘇富比拍賣行和嘉士德拍賣行宣布即將在香港公開拍賣1860年被英法聯軍掠奪出境的圓明園文物，四件中有三件為西洋樓前大水法的遺物--乾隆禦製鏨花銅虎首、猴首和牛首，另一件乾隆款醬地描金粉彩鏤空六方套瓶，原是圓明園的陳設品。 

2000年4月20日，中國國家文物局正式致函香港蘇富比拍賣行和香港嘉士德拍賣行，要求他們停止在香港公開拍賣1860年被掠奪出境的圓明園文物。國家文物局認為，這些文物在法律上的性質是“戰爭期間被掠奪的文物”。關於這一類文物的歸還，國際法上的先例在上個世紀就已出現。任何因戰爭原因而被掠奪或丟失的文物都應該歸還，沒有任何時間限製。這裏所說的“沒有任何時間限製”，一是不論戰爭何時發生，二是可以在任何時候提出歸還要求。這個原則已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讚同。香港蘇富比、嘉士德拍賣行的此次拍賣，明顯是對該原則的蔑視。 

但是，兩家拍賣行堅持如期拍賣。中國保利集團和北京市文物公司等企業遂參與競拍，並最終購回上述四件圓明園遺物。4月30日，保利集團麾下的保利藝術博物館分別以818.5萬港元和774.5萬港元從嘉士德拍下猴首和牛首。5月2日，在蘇富比拍賣會上，保利藝術博物館又以1400萬港元購得乾隆禦製鏨花銅虎首，北京市文物公司則以1900萬港元購得乾隆款醬地描金粉彩鏤空六方套瓶。嘉士德拍賣行在其拍賣會後曾發表聲明，表示該公司是國際性商業機構，有責任 “履行專業職責及和約守則”。嘉士德香港有限公司主席林華田表示，這次拍賣是按公司的業務責任進行的。 

2002年底，保利博物館和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在美國紐約尋訪到了豬首銅像的準確下落，擁有該銅像的美國收藏家同意將其轉讓。2003年春，豬首銅像在未付款的情況下被帶回北京，經專家鑒定確認為圓明園遺物後，放在保利博物館內保管。澳門著名企業家何鴻□博士親臨保利參觀，決定以600多萬元人民幣的價格，收購了十二生肖像中的豬首，並捐贈給保利藝術博物館。  

政府出麵無償追索 

然而，這種從公開市場收購國寶的行動，也遭到大陸一些人士的異議。2004年3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硏究所李健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發表文章，對保利集團重金購進被劫掠的圓明園國寶回歸持批評的態度，他在文中表示，“這種回歸的方式或途徑，無異於在豐盛的筵席上契進蒼蠅一樣的令人尷尬萬分。 1860年，英法聯軍劫掠圓明園，使中華民族蒙受巨大的屈辱與痛苦。140年後的今天，中國人又在自己的領土香港，以4893萬元的天價購回被劫掠的四件圓明園文物。這難道不是自己向尙未愈合的心靈的創口上再撒一把鹽嗎？”他認為隻有無償的追索回歸，才能眞正維護國家的尊嚴，冼雪民族的恥辱。 

中國政府也曾出麵追索過在國外拍賣的中國流失海外文物，1988年11月,中國有關方麵發現紐約蘇富比拍賣行公開拍賣的東周靑銅敦係湖北秭歸縣屈原紀念館當年6月所失，後出具完備的證明資料向美方索回。1998年5月，從英國一次追索回3000多件（套）文物，是依據法律，輔以外交手段與國際走私團夥鬥爭取得的重大勝利。1998年6月末，又通過國際刑警組織從美國追回河南鞏義宋永泰陵前的客使頭像。 

中國文物出境一般有4種途徑：一是正常貿易或者文化交流，二是華僑出國時帶出，三是戰爭情況下被掠劫或者騙取，四是盜掘後走私出境。後兩種，都是在國家和民族不自願的情況下流失海外的。僅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國門洞開，時局動蕩，百餘年戰亂歲月中，中國流失到歐美、日本等地的珍貴文物就高達數百萬件，其中國家一、二級文物達100餘萬件。  

2000年2月23日，河北省文物局獲悉，嘉士得拍賣行將於當年3月21日在美國紐約舉行“中國陶瓷、繪畫、藝術品拍賣會”，其中拍賣品209號為一件武士浮雕，似與河北省曲陽縣1994年被盜的王處直墓有關。國家文物局遂於3月2日就嘉士得在紐約拍賣中國古墓被盜文物一事照會美國駐華使館，希望在友好的基礎上，根據國際公約，采取必要的手段，阻止嘉士得對209號拍賣品的拍賣活動，並將文物返還中國。 

3月8日和11日，美國駐華使館海關處及美國海關紐約中心局分別致函國家文物局和中國駐美使館，表示為協調阻止拍賣中國文物，他們將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規定辦理，希望中方提供必要的法律文件和證據。紐約州南區美國地方法院在收到中國方麵提供的證據後，於3月21日通知嘉士得拍賣行，停止對拍賣品209 號的拍賣，並下達民事查扣令，授權美國海關總署紐約中心局查扣武士像。3月28日，幾位美國海關官員突然來到紐約嘉士得拍賣行，在出示有關證件後，他們查扣了這件中國文物。拍賣在中美兩國有關部門的共同努力下被成功阻止。此後，美國政府最終得以按照司法程序將這件文物沒收為國家財產，然後再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關公約的規定，無償歸還給中國政府。 

“流通”比“奪寶”更具意義 

“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基金會”負責人張淼對中文媒體坦言，在對待流失海外文物的問題上，僅僅依靠討還的方式交涉，這是行不通的。“中國流失出去的文物目前還保存在各大博物館中的有100多萬件，但這些文物進入博物館的背景又千差萬別，我們需要大量的證據來證明這些文物確實是通過戰爭搶掠、盜鑿、盜掘等不道德和非法的手段而流失的。”

另一位負責人張永年說，比如圓明園中的文物，當年因戰爭被搶掠一空，有些士兵拿到了文物後幾經轉手，現在保有這些文物的人可能是買來的，這樣的文物就很難討還。 

對於珍貴文物的底牌不清楚，是討還工作的第一個難題。張永年告訴記者，目前他們追討文物最大的困難就是尋找證據。“現在我們收集的基本上是現有資料和出版物中記載的信息，還沒有走出國門接觸更多的博物館，主要是涉及到的資金太龐大。我們還想過一個辦法，希望一些出去旅遊的旅客能拍回照片，不過操作上也很難，因為不是專業攝影師很難拍清。此外，許多外國博物館對很多文物不注明出自哪個國家，這也給排查工作帶來了很大困難。”

“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基金會”成立不久，中國國內就出現了反對的聲音。有關文博專家認為，雖然這項工作相對於過去的沈默是進步，但由於流失海外文物涉及數十個國家的博物館，沒有人清楚中國文物在國外究竟有多少存量，單純民間組織的聲音和力量未免太過單薄，討還國寶麵臨的巨大困難將使得這一工作遙遙無期。有人提出這樣的置疑，民間資本是否有能力、又是否有必要當此“奪寶”重任呢？ 

中國文物出境一般有4種途徑：一是正常貿易或者文化交流，二是華僑出國時帶出，三是戰爭情況下被掠劫或者騙取，四是盜掘後走私出境。後兩種，都是在國家和民族不自願的情況下流失海外的。僅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國門洞開，時局動蕩，百餘年戰亂歲月中，中國流失到歐美、日本等地的珍貴文物就高達數百萬件，其中國家一、二級文物達100餘萬件。 

國家文物局政策法規處處長何戍中對大陸媒體強調，關於“奪寶”之事，先要搞清楚概念，什麽叫“流失文物”？“‘流失’不是法律詞匯，是很模糊的一個概念。就說一個大英博物館，裏麵那麽多的中國文物，有走私出去的，有搶出去的，有我們強盛之時送出去的，也有正常的文化交流賣出去的，你怎麽‘回收’？是否連正常文化交流的文物也要買回來？”

何戍中最後強調不要將民間收購與“民族感情”連在一起，“一聯係民族感情，就容易走極端。”他說，“有民族感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把這種民族感情引導好，來把現在的文物保護好。”

何戍中認為，如果從投資收藏的角度來看，買賣是對的；但從文物保護角度來看，出錢買文物這個方向是不對的。目前除非特殊情況，中國政府極少出資回收境外的文物。“就文物保護來說，花錢的地方太多了，我們有那麽多的古跡需要保護，那麽多人員需要培訓。不能一方麵出大價錢買海外的文物，一方麵任由文物遭到破壞。”“比如說，圓明園以前遭到外國人破壞、搶劫，我們義憤填膺。可現在誰在破壞圓明園？誰在破壞長城？誰在破壞北京古城？什麽是愛國？把現在的文物保護好才是愛國。”他說，“以中華文化來說，現在你出10塊錢收藏保護一封信件，也許比花100萬買個什麽‘國寶’更重要。”

已故文物鑒定大師朱家□之女朱傳榮認為，目前中國企業家購買文物更多是一種投資行為，應該當作文物的正常流通看待。“流通”其實是一個比“奪寶”更強大的詞，意味著“平等的、自由的、競爭的”。能有機會參與這樣的合法競拍使文物部分回流，正是流通使然。 

中美或合作遏製盜墓潮 

美國政府已經接受中國政府的建議，考慮頒布一項禁令，限製進口一部分中國文物，並協助追查已經入境的被盜中國文物。布什政府任命了一個11人委員會，考慮頒布這項禁令，限製進口一部分中國文物。 

根據這一禁令，如果中方提供明確證據，美方有義務追回已經入境的失竊文物。中方向美國提供一份保護清單，範圍函蓋從舊石器時代至清朝的文物，包括青銅器、銀器、石器、陶器、字畫、紡織品等。 

美國蘇富比拍賣行的新聞發言人Matthew Weigman，用電子郵件就多維記者的提問回複時，這樣表示，“紐約蘇富比拍賣行正在評估美國政府一旦管製進口中國文物後，對經營中國文物拍賣業務可能產生的影響。”

就美國政府是否應該頒發禁令，美國的考古學家和文物保護方麵的學者表示支持，而博物館等文物收藏機構和古玩商們卻表示購買中國文物不應該受到限製。 

《紐約時報》2005年4月11日的報道中稱，美國海關如果發現有可能是被盜的中國文物進入國境，理應拒絕其進入美國，但是實際上卻鮮有被海關扣留的先例。中美之間一旦簽訂了雙邊協議，美國海關將會加強檢查的力度，沒有得到中國政府批準的文物將很難進入到美國。 

美國政府1983年頒布法令表示，有需要的國家，如果其嚴格遵守聯合國1970年的有關文物保護的公約，對本國文物進行妥善的保護，可以和美國簽訂雙邊協議，限製本國的文物出口到美國，以遏製盜墓現象的發生。目前已經有柬埔寨、馬裏等11個國家和美國簽訂有雙邊簽訂。 

支持中美簽訂雙邊協定的人表示，中國近年在打擊盜墓和文物走私方麵，已經取得了明顯的進步。中國一些農民把文物從地下挖出來後，賣給中間商，文物販子，通過香港、澳門等地走私，倒手以後，最終賣給美國收藏家和顧客，牟取暴利。 

波士頓大學東亞考古與文化史研究所主任慕若奇克（Robert E. Murowchick）表示，“美國是中國走私文物的主要市場，美國必須要在保護中國文物方麵提供應有的幫助。一個文化遺址一旦由於盜墓而被破壞，就再也無法還原其本來的麵目了。”

反對美國限製進口中國文物的人士認為，在美國交易的中國文物隻占到世界範圍內中國藝術品交易量的4％。也有一些大古玩商表示，即使中國文物先被賣到了其他國家，最後還是會進入美國。還有一些人認為，中國的盜墓狀況猖獗，不是靠美國限製進口就可以改觀的，主要還是因為中國政府打擊盜墓和文物走私不力所致。 

現任民間組織美國文化政策委員會主席霍金斯（Ashton Hawkins），曾擔任過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律師，他就直接了當地對《紐約時報》表示，“中國政府還不滿足可以和美國簽訂這樣的雙邊協定的條件。”

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亞洲藝術部的主任瓦特（James Watt）也曾撰文表示，“我對於中國的盜墓情況表示悲觀，看起來這不是可以遏製的，任何一個工地上蓋房的工人和在家裏種地的農民都可能隨時發現一件埋藏在地下的珍寶，而對於中國老百姓來說，把這樣的東西賣給走私文物的人會有很高的回報，使得他們禁不住誘惑。”

文物收藏家顧長安告訴多維記者，他一直關注著有關中美兩國間協商控製中國文物流入美國的消息。他認爲如果相關法令能最終通過，將會在一定程度上遏製當前日益猖獗的盜墓及中國文物走私情況。 

對於讓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回歸祖國，他願意繼續盡微薄之力。“這不是一個組織和幾個人就可以做得到的，這樣的有識之士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