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英語水平到底怎麽樣？你可能想像不到。

　　很多人認為毛澤東是在晚年開始學英語，其中一個原因是毛澤東自己曾經這樣說過。1968年7月28日淩晨，毛澤東主席召見紅衛兵“五大領袖”（聶元梓、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蒯大富）長達五個半小時。

　　根據韓愛晶的記錄，毛澤東在談話中提到《孫子兵法》，然後出人意料地自問自答：“什麽叫兵法，誰學英語，阿特密爾就是兵法，阿達密爾孫子就是《孫子兵法》，還是學英語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虧，學外文要趕快，年輕時學好。”實際上，《孫子兵法》的英文是Art of War，譯音應該是“阿特奧夫沃爾”，而不會是“阿特米爾”，不是韓愛晶紀錄有誤，就是毛澤東發音不準。

　　但是，毛澤東說自己學外文 “半路出家”不完全準確，他接觸英文實際上是很早的。美國學者羅斯·特裏爾（Ross Terrill）寫的《毛澤東傳》中提到，1910年毛澤東離開韶山老家，進入湘鄉縣城新式學堂——東山小學堂讀書，那裏有一個從日本留學回來的老師，教英語和音樂。所以，毛澤東最早是在17歲那年開始學習英語的。從17歲開始接觸英語一直到晚年，毛澤東的英語水平究竟達到了什麽程度呢？周恩來的英語水平是公認的（斯諾1936年采訪周恩來的時候就注意到他的英語口語雖然很慢，但是“相當準確”），他曾對毛澤東的英語水平有過這麽一個評價：“毛主席所知道的英語單詞比我多得多呢。”周恩來這麽說，倒不完全是恭維和客套，我們有例為證。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七周年大會，由副統帥林彪發表講話。林彪在講話中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當時“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是一個新提法，陳伯達在起草講話稿時本來寫的是“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但是當時的“第四號人物”陶鑄（排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後）看了講話稿，覺得“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用詞太凶，容易把執行“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人等同於“反革命”，擴大打擊麵，於是向毛澤東建議加一個“對”字，變成“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毛澤東同意了。但是，舞文弄墨出身的張春橋認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在語法上不通，念起來也拗口。聽了張春橋的話，毛澤東就說：“以後就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過程中周恩來不在場，也不知道，所以周恩來曾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詞，向毛澤東提出異議。周恩來說：“‘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提法合適嗎？黨內曆來提路線問題都是提左傾、右傾，沒有反動路線這個提法，這樣提合適嗎？”這時候，毛澤東用英語作了回答，說原來用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線），後來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對革命路線），最後還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動路線）好。周恩來當下便說：“我懂了。” 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舉行“九大”時，一批各個語種的翻譯事先翻譯“九大”文件。在翻譯中遇到了如何把“毛澤東思想”這個關鍵的詞翻譯準、翻譯好的問題，因為“思想”這個詞在外文裏有多種理解和表達方式。有的人還主張翻譯成Maoism。有關領導不敢作主，於是請示周恩來，周恩來又請示毛澤東。毛澤東經過認真慎重的研究，最後確定了“Mao Zedong Thought”的譯法，而不用“Mao Zedong Idea”或者Maoism等譯法。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與英語有關的軼事，還有一次。1974年12月23日，周恩來抱病飛赴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四屆人大籌備工作的情況。毛澤東在與周恩來談話時，指著在場的王洪文說，鄧小平“Politics比他強”，確立了鄧小平的地位，史稱“長沙決策”。

　　毛澤東在文革以後雖然沒有再學英語，但是卻常常在接見外賓談話中摻入幾個英語單詞。1975年4月18日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抵達北京，毛澤東當天便在中南海會見了他。兩個老友見麵寒暄，毛澤東居然說了一句英語：“Welcome （歡迎）！”可能是因為L、N不分，毛澤東自我解嘲地說：“我發音不好，講外國語。” 當雙方談完了共同關心的國際大事，金日成起身告辭，毛澤東卻要金日成“等一下”，然後出人意表地問：“你們吃飯還用筷子嗎？Two sticks（兩根棍子）？”

　　毛澤東與美國人會麵的時候更喜歡“秀”一把英語。1970年12月18日淩晨，毛澤東身著睡衣，膝蓋上蓋著一條毛毯，在中南海住處與美國記者斯諾海闊天空的談話持續了整整5個小時，一直到午後1時。

　　吃早飯的時候，毛澤東宴請斯諾，王海容、唐聞生一個作為記錄、一個作為翻譯作陪。賓主入座，毛澤東起立與斯諾熱情碰杯。斯諾用中文祝酒：“毛主席萬歲！”毛澤東則用英語回應：“Long live Snow (斯諾萬歲)！”毛澤東接著又跟坐在自己身旁的王海容、唐聞生碰杯，然後幽了斯諾一默：“我看你這個說了半天woman（婦女）解放的人就是不尊重 woman，你都不跟她們碰杯……”。毛澤東向斯諾介紹文化大革命，“我就早讓你來看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麵內戰，all－round civil war，我也學了這句話，到處打、分兩派。”談到1967年7月和8月的外交部奪權，毛澤東還使用了July（7月）和August（8月）這兩個英文詞。 談到“四個偉大”的時候，毛澤東準確地說出了“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的英文表達式：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然後加上一句：“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隻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曆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說到中國盛行個人崇拜，毛澤東說：“（現在）沒有什麽用人名來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種形式，就是標語、畫像、石膏像。就是這幾年搞的，紅衛兵一鬧、一衝，你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說你反毛，anti－Mao！” 毛澤東還說：“你們的尼克鬆總統不是喜歡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嗎？他是喜歡那個law（法律），是喜歡那個order（秩序）的。我們現在的憲法要有罷工這一條，‘四大’的自由之外，還要加上罷工，這樣可以整官僚主義，整官僚主義要用這一條。” 話題轉到中美關係的時候，斯諾問：“你看中美會不會建交？” 毛澤東回答說：“總要建交的。中國和美國難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們又沒有占領你們那個Long Island（長島）”。這一段談話，毛澤東一共使用了20個英文單詞，尤其是All-around civil war（全麵內戰）這個詞用的很地道，顯示了毛澤東的英文詞匯功底。

　　果然，僅僅在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半年之後，美國總統尼克鬆派遣基辛格秘密訪華，開始了中美建交和關係正常化的進程。基辛格先後五次見到毛澤東，其中兩次是先後陪同尼克鬆總統和福特總統覲見，還有三次是基辛格單獨與毛澤東晤麵。美國政府最近解密了這幾次會見的談話記錄，人們得以了解冷戰時期大國之間的合縱連橫的往事，也使我們對毛澤東的對於學習英文的心態略見端倪。1973年2月17日晚上11點半毛澤東會見基辛格，王海容作為記錄在座，翻譯除了唐聞生以外，還有一位沈若雲。毛澤東顯然對這位翻譯不大熟悉，談話間他當著客人的麵問周恩來：“這個中國人的英文能力很好。她是誰？”周恩來回答以後，毛澤東感慨地說：“我們的翻譯實在太少了……我們現在的翻譯現在隻有二、三十歲，如果他們老了以後，就無法翻譯像現在這麽好了。”睿智的周恩來不失時機地進言：“我們應該送一些人出國”，毛澤東當即首肯：“我們應該送一些像這樣高的小孩（用手比了一下）出國，年齡不要太大。”（順便說一句，就在毛澤東這次談話後不久，1974年暮春，外交部報經毛澤東主席批準，派遣５名中、小學生去美國學習英語。這就是新中國政府公派的第一批赴美求學的小留學生。在這５名少年留學生中，後來有兩位頗具知名度：一個叫洪晃，是章含之的女兒，另一個叫章啟月，是中國駐聯合國政務參讚章曙的女兒）。在毛澤東與基辛格的談話中，毛澤東還對中國人學外語發表了驚人之語：“假如蘇聯丟了炸彈並殺死三十歲以上的中國人，那將會幫我們解決問題，因為像我一樣的老人不會學英文，我們隻會讀中文，我大部分的書是中文，隻有少數的字典是外文，其他大部分的書是中文。”基辛格不知如何應對，隻好問道：“主席現在正在學英文嗎？”不料，毛澤東卻予以否認： “我聽說外麵傳說我正在學英文，我不在意這些傳聞，它們都是假的，我認識幾個英文單字，但不懂文法。”基辛格也不放過任何一個恭維的機會：“主席發明了一個英文字。”對此毛澤東爽快地承認了：“是的，我發明了一個英文辭匯－paper tiger。”基辛格馬上對號入座：“紙老虎。對了，那是指我們。”賓主大笑。1975年10月21日晚，毛澤東再度與基辛格會晤。在這次會談中，基辛格說“我們有一些共同的敵人”，毛澤東用英語回答“Yes”，並且寫在了紙上。基辛格馬上恭維毛澤東“我看主席學習英文大有進步”，並要求毛澤東把這個字條送給他，毛澤東馬上爽快地答應了。這張小小的紙條應該是毛澤東流傳於世的唯一英文手跡，而且目前存在美國人手中。

　　毛澤東到底為什麽要學習英語呢？

　　第一個原因：有興趣。毛澤東說過： “我學英語是為了研究語言，用英語和漢語比較。” 據章含之回憶，毛澤東曾對英語的組詞規律發表評論：“這個英語還蠻科學的。

　　修正主義這個詞從動詞‘修正’來的，加上‘ist’就變人，修正主義者。這個很好記，比漢語有規律。”

　　第二個原因：換腦筋。1959年1月，毛澤東接見巴西外賓說：“學外文好，當作一種消遣，換換腦筋。 ”所以，毛澤東的英文老師林克認為，學英語對毛澤東而言也是一種特殊的休息，看書、看文件看累了，會議開累了，接見外賓累了，就讓林克和他讀英文，一讀英文，腦子都鑽到單詞、句子裏去了，其他別的不想了，也就得到了休息。有時他睡不著覺，也把林克找來讀一會兒，讀著讀著打起鼾來了。這是一種特殊的休息，也可說是毛澤東式的休息。

　　第三個原因：馬克思。毛澤東學英文常常那馬列著作的英文版作教材，比如《哥達綱領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共產黨宣言》。一方麵學了英文，另一方麵也讀了馬列。據林克回憶，毛澤東對他說過，“我活一天就要學習一天，盡可能多學一點，不然，見馬克思的時候怎麽辦？”這也可說是毛澤東式的幽默，否則毛澤東見了馬克思說什麽語言、談什麽話題呢？

　　Last but not least，挑戰性。記得我在七十年代剛開始學習英語的時候，買了一本英漢小詞典，詞典的扉頁上印著這樣一條毛主席語錄：“為什麽語言要學呢？因為語言這東西，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當時我很不理解，覺得邏輯不通，難道“不好學”就一定要學嗎？但是，對於毛澤東而言，“不是隨便可以學好”、 “非下苦功不可”本身就是學習語言的理由，因為這是一種自我挑戰。1975年12月31日子夜，毛澤東會見了美國前總統尼克鬆的女兒朱莉和女婿戴維。這兩位美國年輕人注意到，他們麵前的82歲的毛澤東盡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盡，“鬥爭”的話題卻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樣興奮起來”，“他的頭腦甚至比中國的年輕一輩更充滿活力，更渴望鬥爭”。毛澤東說：“我們這裏有階級鬥爭，Class struggle！”， “八億人口，不鬥行嗎？！”

　　Class struggle這兩個英文單詞，既反映了毛澤東的英文水平，也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毛澤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