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末日中的“崇禎死彎”

吳思

一、致命的U形彎

崇禎十七年（1644年）農曆三月十九日，是明朝最後一個皇帝朱由檢上吊自殺的日子。在此二十多天前，內閣大學士（類似現在的副總理或政治局委員）蔣德璟和皇上頂嘴，說了幾段為時已晚，但在我看來仍然非常要緊的話，惹得皇上大怒，蔣德璟也因此丟了官。

這次頂嘴起源於對加稅的不同看法。五年前，崇禎十二年春，皇上在全國範圍內加派730萬兩白銀，作為練兵費用，叫做練餉。這是崇禎即位之後的第四次大規模加稅，全國人民的納稅總額至此幾乎翻了一番。皇上加稅確實也是出於無奈。中原一帶的農民造反還沒有平息，滿州又鬧翻了天。就在決定加稅的一個多月前，清兵在河北山東一帶縱橫蹂躪二千裏，擄掠人口牲畜五十餘萬，還在濟南殺了一個德王。人家大搖大擺地殺了進來，又大搖大擺地滿載而歸，明朝的官軍竟然縮做一團不敢跟人家交手。這樣的兵豈能不練？練兵又怎能不花錢？不過皇上也覺得心虛，稅費一加再加，老百姓方麵會不會出什麽問題？楊嗣昌是當時的兵部尚書，類似現在的國防部長，他辦事認真，聰明幹練，替皇上做了一番階級分析。

楊嗣昌說：加稅不會造成傷害，因為這筆錢是加在土地上的，而土地都在豪強手裏。楊嗣昌以上次加征的剿餉為例，一百畝地征三四錢銀子，這不但沒有壞處，還能讓豪強增加點負擔，免得他們錢多了搞土地兼並。這種分析聽起來頗有道理。

皇上還聽過另外一種支持加稅的分析。崇禎十一年考試選拔禦史，一位來自基層的名叫曾就義的知縣也說可以加稅。他說關鍵的問題在於地方官不廉潔，如果他們都廉潔了，再加派一些也未嚐不可。皇上覺得這種觀點很對心思，便將他的考試名次定為第一，又升了他的官（注1）。據說曾知縣為政廉潔，他的見解想必是有感而發，在邏輯上也絕對正確。從百姓負擔的角度看，腐敗等於一筆額外的重稅。假設真能減去這筆“腐敗稅”，多派一些軍餉當然無妨。

有了這些分析的支持，皇上又征求了另外兩位內閣大學士的意見。這二位也讚成加稅。於是皇上拍板定案，加征練餉（注2）。假如是現在，決策者大概需要追問一些數字，譬如腐敗造成的額外負擔究竟有多重，有把握消除多少？究竟有百分之幾的土地在豪強手裏，又有百分之幾的土地在自耕農手裏？豪強們的佃戶負擔如何？等等。奈何帝國的最高決策者和他的顧問都不擅長定量分析。

一晃練餉征了五年，原來企圖解決的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加重了。官軍照樣不靈；清兵還在鬧著；李自成更由戰略性流竄轉為戰略性進攻，從西安向北京進軍，已經走到了大同一帶；楊嗣昌本人也在與張獻忠的作戰中失利自殺。這到底是怎麽回事？是不是需要檢討一下大政策了？這時一位叫光時亨的給事中（近似總統辦公室負責監察工作的秘書）給皇上寫了份奏疏，他認為，加征練餉的政策是禍國殃民的政策，應該追究倡議者的責任。

按照規矩，這份奏疏先由內閣大學士過目，替皇上草擬一份處理意見，再交皇上最後定奪。於是內閣大學士蔣德璟就替皇上草擬了一段話，大意是：以前的聚斂小人，倡議征收練餉，搜刮百姓，導致人民貧窮，種下了禍根......。皇上看到這段話很不高興，這練餉明明是他拍板征收的，蔣德璟卻說什麽“聚斂小人”，誰是小人？皇上把蔣德璟叫來，當麵問道：聚斂小人指的是誰？

蔣德璟心裏想的小人是楊嗣昌，但楊嗣昌死在崗位上，皇上對他一直心存好感，蔣德璟不敢直說。皇上心裏想的小人是他自己，他懷疑蔣德璟在指桑罵槐，非要問個明白。於是蔣德璟就拉出一隻替罪羊來，說他指的是前任財政部長。皇上不信，為自己辯護道：朕不是聚斂，隻想練兵。

蔣德璟道：皇上當然不肯聚斂。不過那些部長的責任卻不可推卸。他點出了一連串征稅的數字，任何人聽了都會感到這是搜刮百姓；同時他還點出了一連串兵馬的數字，任何人聽了都會明白練兵毫無成績。搜刮了巨量的銀子，卻沒有練出兵來，這究竟應該算聚斂還應該算練兵，已經不言自明了。

後邊的話還長。總之是蔣德璟頂嘴，皇上震怒，蔣德璟又為自己申辯，諸位大臣替他講情。最後財政部長主動站了出來，說本部門的工作沒有做好，把責任都攬到了自己頭上。皇上聽了這話，火氣才消了一點。

這位蔣閣老是福建人，說話口音重，不擅長爭辯，但是文章典雅，極其博學。蔣德璟回家後便給皇上寫了一份奏疏，進一步解釋自己的思想。奏疏的大意是：現在地方官以各種名義征稅，追討拷打，鬧得百姓困苦，遇到賊反而歡迎，甚至賊沒有到就先去歡迎了。結果，兵沒有練出來，民已經喪失了，最後餉還是征不上來。因此我想追究倡議練餉者的責任。我這樣做很冒昧，我又傻又直，罪該萬死。隨後引罪辭職。（注3）

請注意這幾句話。蔣德璟向皇帝描繪了一種反向的關係：你不是想加餉平賊麽？偏偏你籌餉的規模和努力越大，百姓迎“賊”就越踴躍，“賊”也就越多。百姓投了賊，餉更沒處征了。這意味著一個空頭政策換來了更多的敵人和稅基的永久消失。為了表達這個意思，內閣最博學的蔣閣老惹怒了皇上，並且引罪辭職。

崇禎很要麵子，心裏卻不糊塗。與這種矛盾的心理一致，他容許蔣德璟辭了官，但不久也取消了練餉。清朝的史學家趙翼推測崇禎罷練餉的心理，說了一句很簡明的話：“蓋帝亦知民窮財盡，困於催科，益起而為盜賊，故罷之也。”（注4）用現代漢語更簡明地表達，就是：皇帝也知道征稅越多盜賊越多。

說到這裏，我們清楚地看到皇上轉了一個彎。皇上的思維原來似乎是直線的，他想多斂錢，多練兵，從而消滅反叛者。在斂第一個、第二個、甚至第七八個一百萬的時候，這種思維似乎還對頭，銀子多了，兵也多了，叛亂也開始平息了。但是這條路越往前走越不對勁。斂錢斂到第十幾個一百萬的時候，老百姓加入叛亂隊伍速度和規模陡然上升。皇上新斂到的那些軍費，新增加的兵力，還不足以鎮壓新製造的反叛。如此描述這個轉彎，帶了點現代邊際分析的味道，明朝人確實沒有如此清晰地講出來。不過他們顯然意識麵前存在一個致命的拐彎。這個死彎在我們兩千多年帝國的曆史上反複出現，要過無數人的性命，現在又來要崇禎的命了。

我們可以想象一個U形山穀，從側麵看，崇禎率領著官府的大隊人馬一路壓將下去，擠壓出更多的錢糧和兵員，鎮壓各地的叛亂，並且取得了一些成績。不過越往後越費勁，最後他撞到了穀底。這時候，他的努力便造成了完全相反的後果。沉重的賦稅壓垮了更多的農民，逼出了更多的土匪和造反者，叛亂的規模和強度反而開始上升了。

總而言之，征稅的壓力越大，反叛的規模越大，帝國新增的暴力敵不過新生的反叛暴力。全國形勢到了這種地步，崇禎便走投無路了。在我看來，崇禎和明朝就是被這個U形彎勒死的，故稱其為崇禎死彎。

二、李自成：穀底的硬石

在不同的地區，對不同的社會集團來說，崇禎死彎的穀底是在不同的時刻出現的。陝西是明末最早露出穀底地方。至於確切時間，如果以推翻明朝的核心人物李自成的反叛為標誌，這個穀底出現在崇禎三年（1630年）夏季的一天。在那天，一路壓榨下來的官府，碰上了李自成這塊硬石頭。

關於發生在這一天的故事，我看到過三種說法。其中與政府催糧派款聯係最為直接的說法，出自毛奇齡的《後鑒錄》卷五。毛奇齡是《明史·流寇傳》的撰寫人，算得權威人物了。他說“自成......相推為裏長”。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李自成被村民推選為行政村的村長。明末征收稅費的途徑和現在差不多，也是通過村幹部進行的。錢糧交不齊，拿村幹部是問。毛奇齡說：“值催科急，縣官笞臂，枷於市。”明朝有一套固定的催糧派款的辦法，這裏記載的“笞”——打板子，“枷”——戴上木枷在大街上示眾，都是“催科”的常規程序。按照這種程序，逾期未完稅的，每隔五天十天便要打一頓或者枷上示眾一回，直到你完成政府分派的交納任務為止。如果李自成在村子裏收不齊錢糧，自己又賠不起，隻好逃到一個政府逮不著的地方去。李自成正是如此。

與政府催糧派款的聯係稍微間接一點的說法，是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四十二的記載：“李自成，陝西米脂縣雙泉堡人。......因負本邑艾同知應甲之債，逼勒為寇。”

按照這種說法，李自成也是被政府的賦稅逼反的，不過中間經了當地一個叫艾同知的鄉紳之手。所謂鄉紳，大體是指那些退休或養病在家，有幹部身份或者叫幹部任職資格的地主。所謂“應甲之債”，是在支應政府派到村裏的差役時欠下的債務。大概李自成為了支應官府，找艾同知借了債，恰好趕上災年，一時還不起，被有權勢的財主往死路上逼，於是反了。

從名義上說，萬曆年間實行一條鞭法之後，所有的亂收費亂攤派都並入了一個總數，不應該再有什麽額外的支應了。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方官總有辦法征收額外的錢糧，更何況中央政府也沒有起到好的帶頭作用。在偏僻一些的地方，地方政府竟敢公然簽派各種額外的追索，連借口都懶得找。

關於那個穀底的故事的第三種版本，是說李自成的祖父和父親那輩人，已經在為政府驛站養馬的差役中賠累破產，李自成自幼貧窮，吃不飽穿不暖，出家當了小和尚，俗名黃來僧。稍大又給一戶姓姬的人家放羊，二十歲便到驛站當了驛卒（近似郵遞員）。崇禎二年，因為財政困難，中央政府背不起驛站這個郵局兼招待所的巨額虧損，便下決心大規模裁減驛站。次年，二十四歲的李自成下崗失業。

鄭廉在《豫變紀略》卷一中記載了李自成失業後的遭遇。他說，李自成在當驛卒的時候人緣很好，那年饑荒，姓艾的鄉紳放貸，李自成還不起欠款，被艾家的奴仆戴上木枷，在大街上暴曬。他的驛卒哥們兒想把他移到蔭涼地方，給他點水喝，艾家的人不許。李自成也不肯屈服求情。他的哥們兒按捺不住憤慨，幹脆毀了木枷，擁著李自成出走城外。饑民們跟著入夥，於是就成了一支隊伍。《豫變紀略》的作者鄭廉被李自成的軍隊俘虜，在農民軍中多年，這套說法可以看作造反隊伍中的流行版本。

我羅羅嗦嗦地羅列了三種版本，是因為這三種版本涉及到的所有因素都對崇禎死彎的形狀和穀底的位置有重要影響。譬如天災的影響，地主的影響，政府的賦稅和額外攤派的影響，嚴厲的追逼手段的影響，失業下崗的影響等等。

地主的影響就不必細說了，我們受共產黨教育多年，聽過許多地主壓榨農民的故事。中國曆代的田租確實很高，常規是產量的百分之五十。如果佃戶拖欠，政府也會動用專政工具幫助地主，因為田租中含著皇糧。我們已經看到李自成被枷在大街上暴曬，而“枷”是政府專用的刑具，枷的出現是官府介入的標誌。在勾結官府失去約束的狀態中，土豪劣紳是將全社會壓向崇禎死彎穀底的一股重要力量。

天災的影響也不可忽視。明末的大亂從陝西開始，這一點很有自然地理方麵的道理。據說中國氣候在明末進入了一個小冰河期，想必降雨區域普遍南移。從氣象記載來看，就表現為陝西一帶連續多年的大旱，動輒七八個月不下雨。在陝西那個靠天吃飯的地方，這意味著大麵積的饑荒。明朝曾有人觀察到一個現象：江南的米價從每石四五錢銀子漲到每石一兩五到二兩銀子的時候，路上就可以看到餓殍了。而在李自成造反前後，陝北的米價在每石六兩到八兩銀子的超高價位徘徊不落，與此相應的就是餓殍遍地和大量的人相食的記載。更何況陝西不比江南，底子本來就很薄，哪裏架得住這樣連年的天災。

到了這種關頭，官府應該做的是救濟和賑災，絕不應該繼續加稅壓榨。而崇禎所做的正是加稅，而且催逼嚴厲。《明史·流賊列傳》記載說：當時陝西所征的名目有新餉、間架、均輸，名目恨不得每天都有增加，而且腐敗的吏胥們因緣為奸，民大困。李自成在造反的第一個版本中挨縣官的板子，戴枷示眾，就很好地體現了官府火上澆油的作用。

按照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規定，各地遭災，地方官一定要及時報告，隱瞞不報者死。如果情況緊急，地方官有權直接開倉放糧，事後補報戶部批準備案。中央政府自然更有賑災的責任。這是合乎儒家治國理論的正式規定，但不過是一紙規定而已。據《明史·流賊列傳》記載，李自成造反的那一年，兵部郎中（近似國防部裏的局長）李繼貞曾經上奏崇禎，說延安一帶饑荒，眼看老百姓都要當強盜了，他請求國庫發放十萬兩銀子賑濟饑民。結果“帝不聽”。皇上不聽，你又能拿他怎麽樣？對明朝的皇帝來說，朱元璋是他們的祖宗，祖訓的地位相當於如今的憲法，但皇上就是違憲了，誰又敢拿他怎麽樣？

話又說回來，各地的糧倉裏也未必有多少糧，好多地方賬麵上有，實際已被那些冗官冗兵偷偷吃了黑了，或者換成糟朽了。李自成圍困開封的時候，開封的糧倉就露出了這樣的黑餡，結果開封大饑，一個人單身走路經常失蹤，被人像偷雞摸狗一樣悄悄殺了吃掉。我國糧食部門的黑暗有上千年的悠久傳統，難道崇禎就能找到根治的靈丹妙藥？

李繼貞申請賑災的十萬兩銀子並不是大數，大體相當於皇室三四個月的夥食費。再說，那幾年僅僅加征遼餉這一項，陝西百姓就多掏了26萬兩銀子。比起每年數以千萬計的軍餉來，比起即將發生的許多轟轟烈烈的大規模戰役和高級將領的勝利或者自殺來，這些錢糧方麵的小數字不過是一些沒有多少人注意的零碎，但是就在這些零碎中，在人們無可奈何的官府腐敗和官家冷漠中，崇禎死彎已經已經逼近了的穀底。

我看到過一句崇禎元年農民造反前的動員口號：餓死也是死，當強盜也是死，坐等餓死，還不如當強盜死！（注5）這是非常現實的利害計算。當良民和當強盜的風險已經相等了，而當強盜活下去的希望卻大得多，這就是崇禎死彎的穀底。

一般說來，賦稅加重意味著皇上豢養的專政工具更加強大，老百姓造反的風險也應該隨之加大。盡管從錢糧變成威懾的轉化渠道腐敗朽壞，嚴重滲漏，那一大筆錢糧總要變出一些軍隊和刀槍，明晃晃地逼到造反者麵前，並且在心懷不滿的百姓麵前晃動，構成冷颼颼的威脅。可是，如果壓榨過度，老百姓到了橫豎也是一死的地步，風險就無法繼續加大了，上述道理就失靈了。萬一官府的鎮壓力量跟不上勁，或者外強中幹，或者可以收買，讓老百姓看出犯上作亂倒是一條活路，這時候，崇禎死彎就見了底。在這塊地方，造反有收益，當良民卻沒有。造反有風險，但良民同樣有，說不定還更大。這就是崇禎死彎形成的微觀基礎。

三、更深廣的背景

李自成造反並非偶然。他不過是一場在時間和空間上更為深廣的政府與民間衝突的一部分。統治集團壟斷了所有權力，壓榨老百姓，這本來是沒有辦法的事情——老百姓一盤散沙，根本抵擋不住，這個社會遲早要沉落到崇禎死彎的穀底。而李自成不過是一波又一波的穀底中的一塊硬石頭，他既不是開始，也不是結束。

秦二世元年七月，農民陳勝吳廣和九百戍卒到現在的北京一帶服役，大雨路斷，不能按期趕到，依法當斬。這二位商量如何是好，商量的內容就是如何對付政府，不同的對策有什麽樣的風險和前景。繼續趕路無疑是自己送死，而逃亡與造反比起來，吳廣認為二者的風險差不多，仍是一個死。陳勝說天下苦於秦朝的統治已經很久了，造反倒有可能成功。於是決定造反。通過這個我們已經熟悉的計算，可以斷定陳勝吳廣正處於標準的崇禎死彎的穀底。而“天下苦秦久矣”，則意味著全國人民的處境離崇禎死彎的穀底不遠了，這確實是造反成功的絕好條件。後來陳勝吳廣對同夥做了一個的動員報告，大講眾人的“穀底”處境。這大概是中國曆史所記載的最早的造反動員報告。

動員報告說：大家遇雨，全都不能按期趕到了。誤期就要砍頭。就算不砍頭，戍邊的死亡率通常也有十之六七。壯士不死則已，死就要幹大事出大名，“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注6）眾人讚成這個結論，於是造反，天下大亂，秦朝由此滅亡。

這是公元前209年發生的事情，但這類事情在隨後的兩千多年中不斷重複著。政府和百姓的這種致命的衝突，一直沒有得到徹底的體製性的解決。我們的祖先竟好像記吃不記打一樣，總在同一個問題上犯錯誤。

元朝的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陳勝吳廣造反的1560年之後，李自成造反的278年之前，明朝創始人朱元璋25歲，正在安徽鳳陽的一座寺院裏當和尚。和李自成一樣，他也是因為家裏太窮才出家當和尚的。當時元朝已經用沉重的徭役和赤裸裸的腐敗逼出了紅巾軍，官兵和造反者殺來殺去，天下已亂，官兵經常捕殺良民冒充戰功。這時候朱元璋開始計算凶吉。他想入夥造反，又怕風險大。留在寺院裏，又遲早要給官軍捆去請賞。正在計算不清的時候，同村的哥們兒湯和托人帶給他一封信。信中說，他投奔了紅巾軍，已經當到千戶（類似現在的團長）了，勸朱元璋也去入夥。朱元璋燒掉信，猶豫了好幾天，同屋的師兄悄悄告訴他，前天那信有人知道了，要向官府告發。（注7）

我們知道，這時候的朱元璋已經走投無路，接近崇禎死彎的穀底了。但是朱元璋辦事很慎重，他拿不定主意，就回到村裏和另外一個哥們兒商量。他的問題是：是在廟裏等著人家抓呢，還是起來跟他們拚了？（注8）那位哥們兒認為還是投紅巾軍好，但又不敢肯定，就勸他回去向菩薩討一卦，聽菩薩的。朱元璋回到寺院，發現寺院被燒光了，和尚們也跑光了。據說官軍認為紅巾軍供奉彌勒佛，和尚也供奉彌勒佛，怕和尚給紅巾軍當間諜，就挨著班燒寺院。這天正好燒了朱元璋的安身之處，他沒了吃飯的地方。穀底到了。

朱元璋還是討了一卦。結果，留下是凶，逃走也是凶。和吳廣當年分析的結果一樣，風險相同。投紅巾軍呢？答案是吉。於是，這位即將埋葬元朝的人上路了，投奔紅巾軍去了。

還不到三百年，世道又轉了一個圈，輪到朱元璋的子孫麵對當年明太祖一流的人物了。

明末陝西農民造反的第一人是白水王二，時間是天啟六年（1627年），比朱元璋晚275年，比李自成早三年。

那年三月，澄城知縣張鬥耀在大旱之年仍然催征不已，而且手段殘酷，老百姓受不住了。有個叫王二的人，在山上糾集了數百人，都用墨塗黑了臉。王二高叫道：“誰敢殺張知縣？”眾人齊聲回答：“我敢！”當時的口語與現在非常接近，這敢不敢的問答是史書記錄的原話，並不是我的翻譯。問答之後，這夥黑麵人下山，擁入縣城，守門者嚇得躲在一旁。眾人徑直闖入縣政府大院，而此時的張知縣正在“坐堂比糧”——按照條文規定，坐在大堂上用刑，催逼百姓完糧納稅。黑麵人各持兵器擁上公堂，張知縣逃到自己在縣政府大院後麵的住宅裏，亂民直入私宅，將張知縣亂刀砍死。然後，王二等人退聚山中（注9）。明末陝西農民起義從此開幕。

在我看來，張知縣死得頗為冤枉。他怎麽會死呢？按照官方理論的說法，這類惡性事件根本就不可能發生。官府和百姓是一家人，他們的關係就好像父母和子女的關係，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朱元璋來自貧苦大眾，本人就是崇禎死彎的穀底中的一塊有名的石頭，很明白政府和人民的親情是怎麽回事，也很注意強調他們一家人的關係。我們知道他有賑災方麵的漂亮規定，那就是親情的證明。按照那些漂亮的規定，坐在大堂上的張知縣應該正在放糧而不是催糧。下邊應該有頌聲一片，怎麽竟冒出一群黑臉的持刀大漢呢？誰都明白，開倉放糧是一件很得人心的事情，甚至是很有油水的事情，更何況放糧又不是放他張家的糧。難道張鬥耀這家夥有毛病，不喜歡用別人的錢給自己買好，偏偏要冒險得罪人，替別人討債麽？或者他別有苦衷？

據給事中李清記載，崇禎剛即位，便嚴於征收錢糧，並且做了一些具體嚴格的規定。譬如知府不完成賦稅不能升遷，知縣等官員不完成賦稅任務幹脆就不能參加升遷前的考選。這是用胡蘿卜勾引毛驢前進的政策。同時還有大棒驅趕的政策。完不成錢糧任務要降級，還要扣罰俸祿。這可不是虛張聲勢，鬆江府和蘇州府的錢糧任務重，竟有扣罰俸祿數十次，降十級八級的情況。而且參與考成的完糧納稅指標不僅是正額遼餉，後來又加上了許多雜七雜八的項目。其內容之龐雜，連戶部（財政部）的局長們都搞不清楚了，隻能依靠具體登記辦事的書手處理。（注10）

如此說來，縣官催比錢糧，根本就是中央政府和皇上逼的。工資和烏紗帽畢竟在人家手裏，而不在老百姓手裏。在這種情況下，知縣們如何是好呢？

目前我知道的至少有三種辦法。第一個辦法，也是最老實或者叫最笨的辦法，就是拿百姓開刀。張知縣是在崇禎即位前一年被殺的，我們不好把導致張知縣死亡的責任扣到崇禎頭上，但崇禎實行的政策更加嚴厲，手段也更多，縣官和百姓身上的壓力更大。給事中李清有一次路過魯西北的恩縣（今山東平原縣一帶），親眼看到縣令催比錢糧，將老百姓打得“血流盈階”。他說，這裏本來就是窮地方，錢糧任務難以完成，但是正餉雜項無一不考成，通過了考成才有升任科道美缺的希望，於是無人不催科（注11）。中央政府設置的賞罰格局如此，張知縣們麵對的就是一個簡單問題：你自己的前程和工資重要，還是某個欠稅農民的屁股重要？

當然也有取巧的辦法。既然財政部的司局長們都搞不清楚那些苛捐雜稅的名目，便很有可能蒙混過關。明朝有一句描繪官場潛規則的行話，叫做“未去朝天子，先來謁書手”。天子本來是最大的，當然要朝拜，而且應該排在第一位。但書手是負責登記造賬的，在沒有完成錢糧任務的情況下，可以向書手行賄，讓他們在帳目上做手腳，“挪前推後，指未完作已完”。反正皇上和那些局長也搞不清楚。在這個意義上，書手比天子更能影響地方官的命運，自然要排在皇上前邊。

我在顧山貞的《客滇述》上還看到過一個知縣完成錢糧任務的高招。他說，崇禎派廖大亨當四川巡撫的時候，彭縣的欠稅很多，當地的知縣就想了一個辦法，以這些欠賬作為衙役的工資，讓衙役們自己去要。這顯然是一個調動廣大衙役追討欠款積極性的好辦法。崇禎十三年除夕前，衙役們大舉追索，鬧得民間怨聲載道。

沒想到衙役們的積極性一高，老百姓被逼到崇禎死彎的穀底了。進入正月，彭縣“豪民”王綱、仁紀敲著鑼召集群眾，發出“除衙蠹”的倡議，眾人熱烈響應，將衙役們的家全部搗毀。四川的各州各縣聞風而起，將彭縣的“除衙蠹”運動擴充為“除五蠹”運動。其中既包括了州縣的吏胥衙役，還包括了府蠹——依仗王府勢力橫行霸道者，豪蠹——民間恃強陵弱者，宦蠹——縉紳地主家的豪奴惡仆，學蠹——包攬詞訟生事害人的秀才。在這場群眾運動中，“五蠹”中被活活打死的，被扔到鍋裏燉爛的，被推入土窖活埋的，“不可勝記”。

這場運動在新繁、彭山等縣蔓延，省會成都的城門前也聚集了眾多的百姓，“呼噪城下”。官方多方撫慰，而老百姓似乎非要討個什麽說法，不肯聽政府的話。於是政府派出正規軍鎮壓，這才恢複了安定團結局麵。此事的最後處理結果，是以激起民變的罪名將四川巡撫廖大亨撤職，發配邊疆。

我不清楚廖大亨為人如何，但就事論事，他也怪倒黴的，完全給皇上當了替罪羊。民變的直接起因是追討欠稅，而這一條原因與崇禎的政策有關，廖大亨最多不過是執行者之一。在執行的過程中，衙蠹想必還有許多敲詐勒索多吃多拿的腐敗行為，但這隻能算依附性的。再說衙門中的腐敗乃是明朝二百多年深厚積累的成果，廖大亨何許人，能有清除百年腐敗的本事？

有意思的是，群眾運動中打出了“除五蠹”旗號，這分明是反貪官不反皇帝的表白。我們的先人隻要求除去旗杆上的蠹蟲，並不想砍倒龍旗。衙門還是好的，但裏邊的蠹蟲很壞。如此主張是出於自衛策略的考慮呢，還是我們祖先的真實想法呢？我認為這是他們的真實想法，因為我們在別處並沒有看到什麽高見。李自成似乎走得最遠，他反皇帝，但他的目標是自己當皇帝，然後再像朱元璋那樣製訂出許多漂亮的規定，再漸漸變成具文，過二三百年再重複鬧那麽一場。這算不得高見。我這麽說並沒有責備古人的意思。想想如今我們的狀況和水平，我們的祖先確實也無須慚愧，應該慚愧的倒是我們這些不長進的子孫。

四、通向穀底的路途

要把一個繁榮的社會壓榨到崇禎死彎的穀底，也是一項浩大的工程，需要有步驟分階段進行。我想用田地價格的走向作為這項工程進度的浮標。

我們知道，田地負擔越重，苛捐雜稅越多，田地就越不值錢。這就像開飯館一樣，除了交納各項稅費之外，三天兩頭來幾個穿官服的橫吃橫喝，吃完一抹嘴走了，你還得陪笑臉，不然就給你撕一張罰款單，這樣的飯館很難賺錢，自然賣不出好價錢。這就是說，皇上的好壞，貪官汙吏的多少，對土地價格影響甚大。土地價格可以近似地看作政府對百姓壓榨程度的浮標。壓榨越狠，價格越低。

元末明初天下大亂，人口銳減，地廣人稀，田地的價格很便宜，不過一二兩銀子一畝。折成當時的糧價，大約值三四百公斤大米，相當於現在的人民幣六百元左右。明朝中期，天下承平日久，人口增加，賦稅也不太重，田地的價格達到高峰，每畝能賣到五十兩到一百兩銀子。折成當時的糧價，大約值一兩萬公斤大米，相當於現在的人民幣三萬元左右。後來，富於理想的好皇上弘治死了，他的頑童兒子正德皇上即位，賦稅繁重，土地價格開始一路走低。據說，在正德和嘉靖之世，人們一度以田為大累贅，有拱手送人而人不肯要的（注12）。當然這不是常規，南方土地每畝一般還可以賣十兩八兩銀子，但是政治狀況對地價的影響已經很顯然了。

嘉靖是在頑童正德之後即位的皇帝。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以敢罵皇帝著稱，他罵嘉靖帝，說嘉靖嘉靖，就是家家皆淨。與此相近，崇禎即位後老百姓中也傳開了一句話，把崇禎稱為重征。重征能征到什麽程度呢？據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福建三》中記載：“民田一畝值銀七八兩者，納餉至十兩。”

我沒有替崇禎辯護的意思，但我得老實承認，這個數字實在太離譜了，我的第一感覺就是不可能。當時福建的糧食畝產最多三石（不到300公斤），正常年景不過賣一兩銀子。這可是白花花的銀子，不是想印多少就印多少的票子。就算福建的糧價漲瘋了，三石大米也不過賣六兩銀子，怎麽可能收十兩的餉？後來，我看到明朝刑科給事中孫承澤的一份奏疏，他向皇上描述了地方“私派”的問題。設身處地進入他所描繪的地方，我就得承認顧炎武說的十兩並非不可能。孫承澤這樣描繪地方官吏的處境：------忽然就下來了個發文，要取幾千石豆和大米，幾千束草，若幹頭健騾，若幹條口袋，若幹口銅鍋，若幹匹戰馬，送到某某部隊駐地交納。---- --州縣沒有辦法，就先借用正餉送上去。可是攤派到村子裏的，那就比比皆是了。所以，私派比正賦要多。（注13）

私派比正賦多，暗的比明的多，這才是要害。由此我也再一次長了教訓，就是我惡習不改，經常對統治者存有幻想。說到這裏，我幹脆就一並承認了吧：盡管我自稱沒有替皇上辯護的意思，但我內心深處潛伏著對崇禎的同情。這位年輕人當了十七年皇上，滿心焦慮，天天熬夜，不近女色，沒完沒了地批閱文件，處理他難以勝任、恐怕也沒人能夠勝任的天下特大號難題，動不動還要下一道罪己詔作自我批評。十七年如一日，簡直就沒有過上一天好日子。換了我當皇上，被那許多誘惑包圍著，我能像他那樣嚴格要求自己嗎？說話要憑良心，皇上可不是壞人，我願意相信皇上，也願意相信中央政府的種種明文規定。可是，我這樣是要犯錯誤的。理解中國曆史和國情的關鍵，恰恰在於搞清楚隱蔽在漂亮文章下邊的實際利害格局。沒有這種格局的保障，那些規定不過表達了政府的善良願望或者騙人唬人的企圖。

我們還是接著說稅收攤派和土地價格。公派私派和明稅暗稅征到十兩銀子的份上，地還能要麽？按照顧炎武的說法，這時候人們的反應是：“往往相率欲棄田逃走。” 這就意味著，在到達崇禎死彎的穀底之前，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現象，那就是大麵積的土地拋荒和流民的出現。流民是土匪或造反隊伍的後備軍，他們的出現又可以更多地製造荒地和流民，進一步壓低田價。據錢泳《履園叢話》記載，崇禎末年，盜賊四起，年穀屢荒，人們都以無田為幸運，每畝田價不過一二兩銀子。田的成色稍差，也有白送沒人要的（注14）。如果一個飯館白送也沒人要了，或者便宜得一塌糊塗，我們當然可以推測，這時候不會再有人開飯館了，飯館的廚師和服務員也要大規模失業了。事實上這正是明末農民的處境。我們可以看到大量戶口（納稅單位）“逃亡過半”，流民遍天下的記載。

人逃走了，地也荒了，官吏和軍隊的數目卻越來越大，他們總要穿衣吃飯。這就要求我們的父母官更加嚴厲地催比那些尚未逃走的農民，把他們也逼跑。（明）楊士聰在《玉堂薈記》卷四裏痛罵楊嗣昌，說他服毒自殺活該，不死也要建議砍了他的腦袋，砍了腦袋仍然死有餘辜。如此痛罵就是因為楊嗣昌建議加派。他加派的兵餉，隻能加於尚未造反的地方，湖廣、河南、陝西、四川這些已亂的地方根本就沒法加。而未亂的地方，“一日未亂，則加派一日未已。”最後鬧到天下全亂，無處加派拉倒。楊士聰描述的大體是一個惡性循環，是崇禎死彎最後階段的加速下跌。

以上說的都是農村和農業，沒有涉及工商業。實際上，工商業的財富更集中，敲詐勒索起來也比較省事，而官場與鄉紳聯係密切，與工商業的聯係卻弱得多，敲詐起來的內部阻力也小得多。所以，在農村發生危機的時候，工商業的失業大軍也出現了。據統計，在山東臨清，73家布店中的45家，33家綢緞店中的21家，都於17世紀初被迫倒閉關門。北京門頭溝的礦工曾在1603年進城示威。蘇州、鬆江、杭州、北京和所有重要的手工業中心，幾乎每年都出現市民暴動（注15）。工商業對稅率和腐敗的反應比農業敏銳得多，農民以肚子的忍耐程度為底線，工商業沒了利潤便要破產。工商業的崩潰導致農產品市場萎縮，又會加劇農村的危機。這方麵的內容講起來另是一大篇文章，在此暫且從略。

在崇禎死彎的下坡路上，明朝的官軍又狠狠地踹了社會一腳。

明朝的鄖陽巡按高鬥樞在《守鄖紀略》中記載了明末的情景和官軍的表現。他說，崇禎十四年（1641年）六月，他奉命駐守鄖陽。七月初，他從長沙動身，水路到達荊州，路經襄陽，八月初六進入鄖陽。一路數百裏的農田裏都長滿了蓬蒿，村落破敗，沒有人煙。惟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還有城裏人耕種糊口。

他說，在他抵達鄖陽前的十幾天，左良玉率領的官軍路過此地，二三萬官兵一湧入城，城中沒有一家沒有兵的。“淫汙之狀不可言”。住了幾天大軍開拔，又將城裏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後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紳和百姓見到他，無不痛哭流涕，不恨賊而恨兵。

高鬥樞不願細說官軍的“淫汙之狀”，但我們可以在別處找到補充材料。李清在《三垣筆記·下·弘光》中說：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盜，甚是淫汙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將人夾住，小火燒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們搶掠來婦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汙。將她們拉到船上搶走時，有人望著岸上的父親或丈夫哭泣，立刻被這些兵砍下腦袋來。

公平地說，左良玉的部隊在明朝官軍中並不是最壞的。他們燒殺搶掠，但是好歹還能打仗，這總比那些見到百姓如狼似虎，見到清兵和土匪便抱頭鼠竄的家夥管點用。另外，官軍搶劫百姓，明朝官府要負多一半的責任。盡管官府的稅費一征再征，仍然嚴重拖欠軍餉。士兵們被迫賣命打仗，卻又缺糧斷餉，搶劫起來自然理直氣壯，軍官們也就不敢真管——已經有許多把官兵逼反的先例。在這個意義上，官軍的搶劫等於一次刮地三尺的極其凶殘的高額征稅，過度和違法之處，則相當於政府攤派和收稅時免不了的“腐敗稅”，當時的正式稱呼叫“陋規”，或者叫“常例”，反正都是那些按規矩必定落入貪官汙吏腰包的黑錢。

明朝的官軍數以百萬計，這是橫行天下的百萬豺狼餓虎，在計算崇禎死彎及其穀底的時候無法忽略。

五、李自成可以抬高穀底

與官軍的表現相反，李自成的軍紀越來越好。高鬥樞在《守鄖紀略》中說：早先，張獻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搶掠一場。到壬午（1642）夏秋，李自成和羅汝才每得一城，則改為派“賊”防守，並且嚴禁搶掠，以籠絡民心。

馬世奇還向皇上匯報了一件意味深長的事，他說“賊”知道百姓恨什麽，專門打出了“剿兵安民”的旗號，結果百姓望風投降。而“賊”進一步發放錢糧賑饑，結果老百姓把 “賊”當成了歸宿（注16）。形勢發展到這個份上，剿匪已經沒有“剿兵”的旗號吸引人了，漂亮話的作用也就到頭了。——漂亮話本來對安撫人心大有作用：同樣是餓肚子，心裏以為餓得對，餓得公道，就可能縮在家裏等死；心裏以為不公道，就很可能罵一聲娘，拎著大棒子出門。所以林彪元帥說：“槍杆子，筆杆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杆子，鞏固政權也要靠這兩杆子。”漂亮話確實可以當槍用。

皇上聽說了“剿兵”之類的事，會有什麽感想呢？李清記載了崇禎和蔣德璟等內閣大學士的一段對話。

皇上聽說百姓多跟著李自成跑，歎息了很久，然後說：我以前當麵對河南的督撫說過，叫他們選好將領，選好官員。有了好將領，自然兵有紀律，不敢擾民。有了好官員，自然安撫百姓。百姓視之如父母，誰還肯跟著賊跑？這是固結人心，是比剿賊還要靠前的事（注17）。

在明朝的幹部選拔機製中，崇禎想要的“巧媳婦”究竟能不能選到，選到後如何做出無米之炊，已經是另外的問題了。我在這裏想說的還是崇禎死彎，而李自成等人的出現，對崇禎死彎的穀底的高度有重大的影響。

沒有李自成，穀底會比較深，非等到“反正也是一死”的時候才算到了底。有了李自成之類的強大反對勢力，人們利害計算的結果頓時改變，崇禎死彎的穀底就要抬高了。李自成的力量正在發展壯大，不那麽容易被消滅，反過來倒有得天下的可能，這時候入夥的風險就降低了，甚至比當流民的風險還要低了。而自己當官坐天下的利益似乎也可以列入人生預算了。此外，李自成等輩將大批官軍吸引過去，鬧得全國各地兵力空虛，無論是造反起義還是當土匪搶東西，風險都大幅度降低了。到了這種時刻，當然不必等到快餓死的時候再造反。這已經不是生死之間的選擇，而是怎樣更有利的選擇，是比生死底線高出一大截的選擇。

對於一無所有，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流民來說，答案是很明白的。對於躲在城裏的良民來說，跟誰走的利弊恐怕還要算算清楚。這時候，李自成散布的歌謠給出了一個粗直的答案。歌曰：“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

對於那些饑寒交迫的人們來說，對於那些即將被苛捐雜稅和貪官汙吏逼得傾家蕩產的人們來說，痛痛快快地吃他娘幾頓飽的，穿他娘一身暖的，不再給狗日的納糧了，這是多麽美好的世界啊！

六、結局

崇禎十七年（1644）舊曆三月十二日，李自成大軍逼近北京西北一百多公裏的軍事重鎮宣府，巡撫朱之馮開會，號召誓死守城。而城中哄傳李自成免徭役、不殺人，全城喜氣洋洋，張燈結彩，點上香準備迎接。鎮守太監杜勳打算帶人去三十裏外歡迎李自成。朱之馮痛斥這位皇上的特派員沒良心，杜太監嘻嘻一笑，兀自領著人走了。李自成的隊伍到了，朱之馮無可奈何，親自登上城樓，向左右下令發炮，左右默然，誰都不動。朱之馮親自點火放炮，又被左右拉住。細看時，大炮的線孔已經被鐵釘釘死。朱之馮歎道：沒想到人心至此。然後仰天大哭，給崇禎寫了封遺書，勸皇上收拾人心。隨後上吊自殺。（注18）

五天後，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大軍抵達北京，發炮攻城。十八日，崇禎在炮聲中發出罪己詔，宣布取消所有加派的新餉舊餉。當晚，北京城破。十九日淩晨，崇禎自縊於皇宮後的景山腳下，時年三十三歲。

1999年11月18日

注1：（清）嚴有禧：《漱華隨筆》卷一。順便提一句：曾就義上任不久就病死了。嚴有禧恨恨地罵道：“夫國計民生，何等重大，而昧心妄言，以博一己之官，此天地不容。曾之死，陰禍致然也！”我覺得他罵得有點不分青紅皂白。

注2：《明史》卷二百五十二，楊嗣昌列傳

注3：（明）李清：《三垣筆記·附識》

注4：（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十六

注5：《明季北略》卷五

注6：參見《烈皇小識》卷一，《頌天臚筆》卷二十一，轉引自柳義南《李自成紀年附考》第22頁

注7：皇陵碑上這幾句話的原文是：“當此之際，逼迫而無已，試與知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亦奮臂而相戕？”

注8：參見吳晗：《朱元璋傳》第47頁

注9：《史記·陳涉世家》

注10：李清：《三垣筆記上·崇禎》。給事中的職位，近似如今總統辦公室中負責監察工作的秘書，職位不高，但有權駁回中央各部甚至皇帝本人的不合成法的決定。

注11：《三垣筆記上·崇禎》

注12：參見黃冕堂：《明史管窺》

注13：《春明夢餘錄》卷三十六

注14：這並不是天方夜譚。1999年春，我到安徽農村調查，發現那裏就有白送土地給人耕種而無人接受的現象。當地每畝土地分攤各項稅費將近二百元，扣除種子肥料等項成本後，種地隻能掙出來低廉的工錢。隻要有機會幹兩個月的臨時工，就沒有種地的道理。當地拋荒的順序，也是先從差地沒人要開始。還有一點也是有啟發性的：按照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的規定，農民負擔不能超過收入的百分之五。而那裏每畝土地的負擔竟在“減負辦（減輕農民負擔辦公室）”的眼皮下達到了百分之二三十。這也進一步證明，每畝賦稅10兩銀子，並不是顧炎武在胡說八道。盡管這等數目在名義上是不存在的。

注15：（法）謝和耐：《中國社會史》，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370頁

注16：計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

注17：李清：《三垣筆記·附識·上·崇禎》

注18：《明通鑒》卷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