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恩伯與“京滬之戰”

自從1949年4月，蔣家王朝的最後一縷殘陽從金陵城頭消失，40年過去了。當年人民解放軍揮戈江南的雄壯腳步聲，至今仍如動地鼙鼓，在人們耳畔回響，而昔日的敗將、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如今安在？

台北一家雜誌曾透露湯恩伯病死日本的淒慘情景：1954年，湯恩伯去日本施行腹部手術。目擊者說，他雖已上了麻藥，但不知何故依然極端痛苦而不斷掙紮，日本醫官用力撳住他的身體，使他不能動彈，直至力竭而逝。台灣一名高級官員懷疑湯恩伯是被害死的。這位知名度頗高的官員說，湯恩伯是抗日名將，他的死很可能是被報複的結果。

真相究若如何，未見下文，而蔣介石卻在湯恩伯死後第七天，對他施行“暴屍鞭骨”。蔣在一次黨、政、軍高級幹部會議上說：“照我個人看法，假使湯同誌當時在上海保衛戰中犧牲殉職，將是何等光耀；他在日本最後彌留之際，一定非常難過，回憶前塵，定會無限懊悔，抱恨終天。所以也值得我們檢討、痛惜與警惕。”這一番話，說得國民黨官員如一股涼氣襲上心頭。這意味著忠於蔣介石，隻能死於丘穀，而下許善終床第，否則他便要“檢討”，便會讓人“痛惜”並引起“警惕”！在南京、上海的最後之戰中為蔣介石盡忠效力的湯恩怕，絕想不到自己竟落個如此結局！

拒絕光明

本來，湯恩伯除了戰死上海或慘死異邦以外，還可以有另一個結局，一個光明的結局。在1949年初，南京政府已如汪洋中的一葉扁舟。中國共產黨為了盡早結束戰爭，曾通過多種渠道，爭取湯恩伯起義。湯恩伯觀望過，猶豫過，但最終被愚忠思想所征服，以致失去良機。

第一個試圖對湯恩伯施加影響的，是當時的浙江省主席陳儀。陳儀與湯恩伯，有著特殊的情誼。早年，湯恩伯在患難中，曾得到陳儀的關懷，從此兩人情同父子。陳儀畢生無子嗣，視湯恩伯如己出。以後，湯恩伯得到蔣介石的賞識，迅速發跡，地位甚至在陳儀之上，但兩人關係不變。在蔣介石政權將要崩潰的前夕，陳儀受到在身邊工作的共產黨人的影響，想為人民做好事，便想與湯恩伯共同起事。

1949年1月底，陳儀派他的外甥、地下革命者丁名楠去上海見湯恩伯，帶去陳儀的一封親筆信。信的內容很簡單，全文如下：

“恩伯弟台如握：茲丁名楠來滬麵陳一切，請與洽談。再舊屬胡邦憲，擬來晉謁，請予延見，至胡君經曆，囑由名楠奉告，並希台洽為荷。順頌刻安。儀手啟1月30日夜再為辦事順利計，請由弟處於丁名楠以秘書名義。”

信中所說的胡邦憲，即共產黨人胡允恭，長期為陳的僚屬，陳亦清楚地知道胡的政治身份，隻是彼此都沒有明說。予丁名楠以秘書名義，是便於丁有一個公開身份進行湯、陳間的聯絡。湯恩伯與丁名楠見麵後，當即表示同意委任丁為秘書，並說胡邦憲先生要來，隨時都歡迎。湯還說，過不幾天他將去杭州麵見陳儀。由於不見湯恩伯來杭，陳儀便又一次派丁名楠至上海，帶去一份囑湯恩伯起義的條款，分甲、乙兩款，甲款是湯應當做到的，乙款是解放軍方麵將要做到的，全文如下：

甲：一、盡先釋放政治犯。二、保護區內武器軍需及重要物資。

乙：一、約定○地區，在區外停止，暫不前進。二、依民主主義原則，於X月內改編原有部隊。三、取消○○○（按：即取消湯恩伯戰犯名義之意），給予相當職位。

此外，還提出了八條準備事項，此處略。湯恩伯依然沒有拒絕的意思，隻說他左右蔣介石耳目很多，時機尚未成熟。不料，湯恩伯一邊在作敷衍，一邊卻告訴了國防部保密局特務頭目毛森。據1987年毛森在美國寫的一篇文章證實，上述事件是在保密局並未察覺情況下，湯恩伯主動告訴他的。在這同時，湯恩伯又親自向蔣介石告發，以致陳儀的計劃敗露，被撤去浙江省主席職務，並由湯恩伯予以關押。在這以前，胡邦憲在上海已發覺湯恩伯態度有變，兩次緊急建議陳儀速作安全打算，陳儀卻說：“我同湯恩伯的關係你是了解的，他不會出賣我。”

陳儀失去自由後，中國共產黨通過另一渠道對湯恩伯再次進行策反。承擔這一艱險任務的要角之一是傳奇性人物陸久之。陸久之的夫人是蔣介石第三個妻子陳潔如的養女，所以他被視作蔣介石的“駙馬”，其實陸久之早在30年代便從事秘密革命活動，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和自己的才幹，活躍在國民黨上層人士之間，並與湯恩伯結成至交。

陸久之接受了策反湯恩伯的任務後，與湯恩伯作了幾次試探性的談話，發覺湯對在北平起義後的傅作義將軍的處境極為注意，便詳盡介紹了傅作義目前處境良好，有充分自由，勸湯恩伯以傅作義為榜樣，早下決心。正當湯恩伯情緒動蕩時，忽然，蔣介石親自從奉化跑到上海來布置作戰，湯恩伯情緒突然一震，便借口蔣緯國要住到他家來，阻止陸久之再來他私宅走動。策反又未成功。

湯恩伯兩次拒絕選擇光明之路，剩下的便隻有戰爭一途了。由此，六朝繁華之地，被投入戰火；無數士兵的生命，被湯恩伯用作絕望的一搏。那些被遺忘在江南原野上的亡靈們，鳴聲啾啾，控訴著對於沒落王朝的無限怨憤。在兩“君”相爭中南京、上海之戰開始之前，國民黨最高統治集團內部發生尖銳矛盾，並由此出現了兩種作戰方針。受到美國支持的桂係領袖李宗仁，逼蔣介石交出權力。蔣介石由於在1948年11月美國總統大選中“押”錯了“寶”，支持了社威，以致引起連選連任的杜魯門總統的怨恨。蔣介石得不到美國政府的援助，隻得於1949年1月宣布下野，黯然離京，由副總統李宗仁任代總統。

蔣介石下台後，表麵上徜徉於溪口山水之間，似閑雲野鶴，實際上依然牢牢控製著南京。他在下台前夕，已將湯恩伯從衢州綏靖主任（主管閩浙軍務）調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回溪口不久，即於25日召見湯恩伯，同時去溪口的還有國防部長何應欽、參謀總長顧祝同等；指示關於長江布防問題，決定劃江防為兩大戰區，以江西湖口為界，湖口以西至宜昌歸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指揮，兵力40個師，25萬人；以東直到長江口由湯恩伯負責，兵力75個師，45萬人。白崇禧沒有被召來開會，隻在會後把上述決定通知了他。

蔣介石關於京滬杭戰區作戰的方針大致力：以長江防線為外圍，滬杭三角地帶為重點，淞滬為核心，台灣為最後基地，依靠台灣優勢海空軍的支援，堅守淞滬六個月以上，等待國際形勢大的變化。顯然，在這一方針中，並不作堅守南京的打算。李宗仁、白崇禧對這一方針並不知悉。李宗仁另有一套方略，其基本內容是通過和平談判，實現南北分治；如果和談破裂，作戰重點應放在南京及其以西地區；萬一江防被突破，軍隊應及時向皖南轉移，與白崇禧靠攏，以湖南、廣西為廣大後方，海南島為最後基地。顯然在這一方針中，並不打算固守上海。

這是兩條截然不同的作戰方針。湯恩伯作為蔣介石的親信將領，毫無疑問堅決執行前一條方針。湯恩伯是從擔任蔣介石的參謀起家的，在新軍閥混戰時，他多次參與戎機，極為蔣介石賞識。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介石高興得在湯恩伯這個下級軍官麵前唱起了寧波灘簧，這種“榮幸”不是其他下級所能得到的。舊中國流傳著兩句話：“蔣家天下陳家黨，孔宋財團浙江軍”，所謂“浙江軍”就是指蔣介石最寵信浙江籍的三將領，一些阿諛的人稱之為“軍中三傑”，即浙江青田縣的陳誠、浙江鎮海縣的胡宗南與浙江武義縣的湯恩伯。

四月中旬，顧祝同主持江防作戰會議，親桂係的國防部作戰廳廳長蔡文治，認為解放軍最有可能從南京以西地段渡江，直下浙贛線，將京滬杭地區的國民黨軍孤立於東海之隅，而華南腹地則大門洞開。這一結果十分危險，因而他主張應根據這一形勢，將兵力配置的重點放在南京以西地段。湯恩伯對這一主張根本不加理睬，會上他一言不發，會後卻根據蔣介石的方針，作固守上海的準備，在上海外圍構築了大量鋼筋混凝土的永久工事，甚至秘密將江陰要塞的大炮拆運至上海，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也由南京移滬。就在蔣桂兩方各敲各的鑼的情形下，江防之戰開始了。由於南京政府拒絕在和平談判協定上簽字，人民解放軍發起了強大的渡江戰役。

上海“三劍客”

4月20日晚，人民解放軍中路軍首先在蕪湖、銅陵間發起強渡，次日晨一舉占領南岸的萩港。湯恩伯急忙飛到蕪湖坐鎮指揮，命第二十軍軍長楊幹才堵住缺口，並當麵許楊為兵團司令，同時急令駐龍潭的九十九軍（欠第九十九師）馳援。但這一切均無濟於事，援軍尚未趕到，萩港等地守軍已望風潰逃。當天下午，解放軍東路軍也在江陰、揚中渡江成功，江陰要塞在地下共產黨員領導下舉行起義，大口徑的要塞炮掉轉炮口猛轟國民黨軍脊背，寧滬鐵路隨即被解放軍切斷。與此同時，解放軍西路軍亦突破國民黨江防，占領馬當、貴池，湯恩伯的長江防線僅一天便全線崩潰，沿江各守軍展開了一次逃跑比賽，但由於解放軍進展神速，國民黨第四軍、二十軍、二十八軍、四十五軍、六十六軍、八十八軍、九十九軍（欠一個師）及其他雜牌部隊共約30萬人被殲滅於逃跑途中。23日，南京解放，延續22年的國民黨南京政府的統治，至此覆滅。

驚魂未定的湯恩伯，又急忙部署固守上海。上海的巨大財富、方便的海上通道以及有力的海空軍支援，都使湯恩伯以為是用來守上海的有利條件，此外他還有“上海三劍客”的支持。這“三劍客”，便是穀正綱，方治與潘發展。

穀正綱原是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社會部長，堅定的擁蔣反共派。當蔣介石宣布下野時，他當場痛哭流涕，自命“孤臣孽子”，當即辭去行政院一切職務，跑到上海，以在野身份協助湯恩伯的反共軍事與政務。湯恩伯亦視穀正綱為患難至交。穀正綱自己就說過：“湯恩伯警備京滬，堅決反共，與我誌趣相投，於是我便隻身離京到滬，與他朝夕相處，代他主持政務，甚至參預軍事機密。”

方治係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從黨務、民眾、勞軍等方麵竭力支持湯恩伯固守上海待援。當上海戰局緊張時，方治幾乎天天在廣播電台發表講話，大喊大叫“保衛大上海”，吹噓“陸海空三軍總司令坐鎮上海，國軍必勝”。

潘公展，CC老牌骨幹，這時為申報館董事長兼社長，上海市參議會議長。他操縱參議會，助湯恩伯控製輿論。也有人說，湯恩伯的“三劍客”另有其人，即陳大慶、石覺和毛森。

陳大慶，淞滬警備司令。他是湯恩伯嫡係將領中的“江西幫”首領，長期作湯恩伯的副手。抗戰時期，湯任第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時，薦陳為副司令。戰後，湯曾先後擔任首都衛戍司令、第一綏靖主任及衢州綏靖主任，陳為副司令或副主任。湯調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後，陳又為副司令兼淞滬警備司令，兩人一直如影隨形。

石覺，上海防衛司令，長期追隨湯恩伯，深得湯的寵信。1942年，湯把自己賴以起家的第十三軍交給他，就表明兩人關係的不同一般，人稱他為湯的“幹兒子”。遼沈戰役中，十三軍被打光後，湯又薦石覺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副總司令兼上海防衛司令，負責上海四郊作戰指揮。

毛森，上海警察局長。此人雖屬國防部保密局（其前身為“軍統”）係統，但與湯關係密切。湯為衢州綏靖區主任時，他為湯屬下的情報處長；湯調上海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後，他亦調滬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情報處長兼上海市警察局長。兩人過從甚密，毛森本人曾說：“我們兩人間已無任何隱私”。以上一文一武的“三駕馬車”，構成了湯恩伯的主要班底，使他能獨自控製上海的一切。加上參謀總長顧祝同、陸軍總司令關麟征、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空軍總司令周至柔、聯勤總司令郭懺、裝甲兵正副司令徐庭徭與蔣緯國，這袞袞諸公、赫赫列將，坐鎮上海，確有血戰一場的架勢。

但事情並不能使湯恩伯愉快。在顧祝同召集的軍事會議上，作戰廳長蔡文治第一個起立發言，他指責湯恩伯指揮無能，不采納他在南京會議上的主張，致使江防失守，浙贛線被切斷，失去了與白崇禧之間的聯係，弄到現在幾十萬大軍困居上海，大家隻有集體跳海一條路。湯恩伯立即氣呼呼地站起，怒斥蔡文治：孩子之見，懂個屁！（蔡年紀較輕）兩人都失去控製，大吵起來。為了震懾住蔡文治，湯恩伯把蔣介石關於長江下遊的作戰計劃取了出來，說：“我執行的是總裁的指示，他要我固守上海，搶運金銀、物資去台灣，完成後準許撤至舟山，如不能完成，唯我湯恩伯是問。諸位願守上海就守，不願守的悉聽尊便！”這一番話說得大家麵麵相覷。他們就這樣迎接了上海之戰的開始。　

逃出吳淞口

當時上海守軍，除原先部署在上海的三個軍、一個師及六個交通警察總隊外，還有從長江沿線潰逃下來的八個軍、兩個師與新近從浙東調來的一個軍，共約20萬人。

在溪口的蔣介石，十分擔心失去上海。4月25日，他突然命令太康號軍艦準備起航。蔣介石上艦後，艦長請示航行目標。當蔣介石說出“上海”兩個字時，艦上的人大驚失色。26日，軍艦進入吳淞口，下午停泊於複興島江麵，當天即召湯恩伯至艦上談話，先後召見的還有顧祝同、周至柔、桂永清、穀正綱等。保密局局長毛人鳳雖已被代總統李宗仁免職，但實際仍操縱著特務機器，這次他亦被召晉見。蔣介石在滬11天，對上海軍務、黨務、特務等均作了精心策劃，5月7日乘江靜輪離滬赴定海。

5月12日，上海外圍戰打響了。解放軍以第九、十兩個兵團共八個軍兵力，對上海采取鉗形攻勢，至14日，便占領鬆江、奉賢、南匯、嘉定、昆山、太倉等縣城，完成了對上海的三麵包圍。次日，蔣介石急忙派蔣經國飛抵上海，問湯恩伯守住上海有無把握，湯恩伯回答說：“浦東方麵沒有把握，社會秩序是否將變得紊亂，亦未可預料，隻有盡力而為之。”反映了對戰局前途的悲觀。戰場上的形勢果真越來越嚴重，國民黨軍隊的防區迅速被壓縮，至16日，守浦東外圍據點的第五十一軍和守浦西外圍據點的第一二三軍，均遭殲滅性打擊。五十一軍軍長王秉鉞被俘，一二三軍軍長顧錫九躲進他的堂兄顧祝同的公館裏伺機溜走。蔣介石得知戰局危急，又一次坐飛機進入上海，直接插手指揮，但局麵已爛到不可收拾，何況蔣介石本來就不是一個高明的軍事家，東北就是在他親臨指揮的情況下丟失的，山東也是由他坐在飛機裏指揮而打了大敗仗，現在他又來到了上海，他能創造奇跡麽？19日，解放軍第九兵團攻占川沙，逼向高橋；第十兵團肅清了月浦、劉行殘敵，向吳淞推進，兩支大軍如一把鉗子，將要卡住黃浦江入海的咽喉。蔣介石見狀，急忙於20日坐兵艦逃出黃浦江，返回馬公島，從此永別了他發跡之地。

湯恩伯還想作最後掙紮。他下令征用全市機關、商家的大、小汽車，司機一律自帶鋪蓋，將車輛開到指定地點集合。隨後又下令全市三輪車、黃包車亦全部投入軍運，違者嚴懲。湯恩伯又命令在市區邊緣防禦陣地之前三——五華裏以內的建築物全部拆毀，僅這項命令，就使得近80萬人成為難民湧入市區。為給連打敗仗的軍人打氣，湯恩伯下令集中全市娼妓，供軍官和士兵消受（後未實行），又在國際飯店設立“英雄館”，讓所謂“英雄”輪流來此娛樂和休息。盡管如此，戰敗的消息依然雪片般飛來：

20日，守高橋的第十二軍大部被殲；

21日，機場進入解放軍炮火射程，空運癱瘓；

22日，浦東第三十七軍倉皇搶船，渡回楊樹浦；

23日，上海已麵臨最後決戰的前夜，這一天也就更顯得緊張而富有傳奇性。

這天，湯恩伯開始準備逃走，將指揮部移到了吳淞口外一艘兵艦上，卻又讓方治到廣播電台向全市大叫“**進攻上海失敗了”；這天，湯恩伯驅使非嫡係部隊上第一線，要他們“與上海共存亡”，卻在同時把嫡係部隊從前線後撤，準備悄悄上船；這天，代理市長陳良竟然向全市市民號召“消滅細菌”，“擴大清潔運動”，製造和平安逸氣氛，而在同時，各監獄卻開始殺害政治犯，僅南市區就殺死130餘人；也是在這一天，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總部發出了總攻上海的命令，第九、第十兵團當夜全線出擊，僅一天時間，便於25日攻入市區，進行巷戰。湯恩伯慌忙率殘部逃往舟山等地。27日，全市解放，國民黨軍被殲者共約15萬餘人。湯恩伯逃到台灣後，又遇上了新的麻煩。

不盡的煩惱

上海解放後不多天，一個形跡可疑的人搭乘一艘外國輪船前往香港並轉赴台灣，這人便是被湯恩伯遺棄在上海的第三十七軍軍長羅澤闓。三十七軍奉命在江灣待命，等待很久無人理睬，派人聯絡才知道湯恩伯等早已逃之夭夭。羅澤闓上天無路，入海無船，便換上便衣，躲到了四川路一友人家，找到了機會後逃出上海。羅澤闓一到台北，便向湯恩伯發起猛烈進攻，而石覺、陳大慶等則對羅反唇相譏，雙方越鬧越凶，迫使蔣介石下令召開上海作戰檢討會以求解決。

會議由陳誠主持。羅澤闓指責湯恩伯身為戰場最高指揮官，卻率先逃跑，棄部隊於不顧，此種行為，何以對黨國，應自殺以謝天下。幾句話罵得湯恩伯暴怒起來，指責羅澤闓作戰不力，失去陣地，也應自殺。兩人激烈對罵，別人無法插嘴。最後，會議決定交給軍事法院去解決。後來通過疏解，這樁官司不了了之。

但湯恩伯耳邊的責罵聲，仍未間斷。而更使他難堪的，還是陳儀之死。起初，在蔣介石下令逮捕陳儀時，湯恩伯曾向蔣介石提出，保陳儀一條命，據說老頭子是同意的。但1950年，蔣介石卻下令組織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同年6月，陳儀被處死。湯恩伯自知陳儀是死於自己的告密，不免良心發現，深深自責，在家中設了靈堂，晨昏祭奠。這事又被蔣介石知道了，下令撤去靈堂。據說自此以後，湯恩伯常繞室彷徨，不知所以，不久退休住到三峽鄉間，終致重疾。因無錢去美國治病，便選擇了日本。在日本住院期間。曾寫信向陳誠告貸。1954年6月29日，湯恩伯死於術中，時年54歲。台灣軍界舊人黃傑在挽詩中有“最憐墓草青還在，風雨年年愴客魂”之句，可以看作是對湯恩伯末路淒清的歎息。